摘要： 一个社会的文化变迁反映了其社会价值。通过中国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制度变迁不仅是经济的和政治的进程，而且从根本上说是文化的进程。所以，它是以价值和心态的变化为基础的。就像在化学反应中一样，我们看到，触动这场变迁的内在条件是由各种催化剂和因素综合形成的。中国的制度变迁从本质上来源于由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开放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所导致的文化震荡。同时，本文也探讨了这场变革的其他因素。
关键词： 后社会主义转型;经济改革;制度变迁;文化变迁
截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把国家推上了改革之路。这场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结果令人印象深刻。中国的案例为制度分析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主题，它所展现出来的一切促使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去思考，当然首先是探索制度的变迁之路。转轨的进程也是一种制度变迁。我们如何在这种视角下解释中国渐进改革的变化？我们的看法是：文化变迁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以中国为例，本文将试图表明，制度变迁不仅是一种政治现象、经济现象或社会现象，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更重要的是，我们将通过文化的起源阐明文化所扮演的这种角色。因此，中国的经验可以作为引起制度变迁的文化变迁的例证来说明。文化被经济学家们忽视和低估。特别是，虽然它可能对偏好形式有重要影响，但是新古典主义理论没有提及它。在这里，我们将论证，如果引入文化因素，将会显著地改善对制度变迁的研究。我们不认为中国的后社会主义转型只是文化变迁的结果，其他因素在这一进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们的影响不应该使我们忘记文化因素。
本文对变迁的结果依次进行了理论展望。当然，中国是必不可少的，只是我们强调的是阐述这种变迁的理论概括。所以，为了更好地理解变迁的进程，我们认为首先应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进行一个总体的评价。然后，我们将突出其本质。最后一部分将描述后社会主义转型的原因。
一、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总体看法
中国的改革发动于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规划的一部分。这场改革从本质上来说是包括有限的政治改革在内的政策改革。然而，我不同意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将这个规划表述为“双轨战略”。相反，我认为，最早的改革并非一个战略的结果，而是对某些紧迫问题的回应。因此，自从中国经济成为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以来，改革就开始在农业中展开，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由家庭与政府之间签订的承包合同构成。农业因此开始自由化，虽然土地仍然没有私有化。农民家庭根据合同承包并耕种一块土地。自1982年之后，农民被允许以市场价格出售余粮。
这一早期的改革是以双轨制为特征的，主要是（但不仅仅是）在价格上对某些商品实行市场价格，而对另一些商品实行计划价格。同时，也开始学习市场行为。在工业方面，就像对待农民一样，国有企业被允许以市场价格出售计划外产品。因此，国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减少了（1992—1993年，强制性计划被取消了）。至于所有权，在改革期间，我们见证了一种“自下而上的私有化”，即新的实体的产生。此外，根据开放政策，中国向世界打开了贸易大门。
最后，改革和转型的步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加速，中国正在日益形成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
二、作为文化变迁的制度变迁：变迁的本质
谈到“制度变迁”，我们要先提及（正式的或/和非正式的）规则的变迁或实施机制的变迁。[1]在中国，这一变迁构成了社会主义转型。虽然某些改革进行得很迅速，比如农业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改革进程还是渐进的。[2]理解中国经验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党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的确从内部发生了改变。它现在开始允许资本主义，鼓励积累财富。这里要阐述的是文化变迁，即价值观的转变。
1．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文化革命
制度变迁是（政治或经济意义上的）企业家们为了能够制定政策、改变体制以符合他们的利益而自愿实施的。在中国，首先，这些企业家都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企业家，它们是基于政治目的发动这次制度变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一手抓政治，一手抓经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做每一件事都要努力保持治国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又必须推动经济增长。中国共产党把经济作为掌控中国的一种方式。通过改革，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共产党所掌握的第二种工具。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共产党必然要推行实用主义的政策。改革之前，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可以说中国领导人是“正统主义者”（purists）。他们过分重视意识形态。自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经济增长的战略并把它作为维持政权稳定的目标以来，意识形态不再属于这种情况。如今发展比意识形态更为重要，而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相对来说不再重要。如果需要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进行调整，就像2007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一样。
作为一种结果，“社会主义”一词在后毛泽东时代被给予了新的界定。如今，在中国，社会主义不是一个产权问题或资源分配机制问题。因此，它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被认为是马克思的或马克思主义的界定）或福利国家都没有任何关系。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界定，即共同致富，是完全不同的。正如2005年钱颖一和吴敬琏在《中国的转型》一文中所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逐步达到共同富裕。”[3]所以，邓小平承认不平等的出现，因为它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对此作了图解。在类似于一个倒U的图表曲线中，Y轴表示不公平，X轴表示经济发展、时间或人均收入。库兹涅茨认为，发展与不公平最初是一起生长的，但是随后，不公平开始减少。[4]这种观念上的改变是一场真实的文化革命（第二次“文化革命”），是在毛泽东发动了第一次文化革命之后。这就是我们认为中国的发展进程是一种文化发展进程的原因。
2．文化变迁
我们用文化描述的是什么？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经常在很多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由于文化一词含义混乱，对文化的研究也常常令人疑惑。我们选择使用诺斯的界定：“一个社会的文化是我们从过去继承的惯例和规范（和信任）的累积结构，它构成我们的现在并影响我们的未来。”[5]这一定义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它并未把文化理解为一幅图画和一张照片，即文化不是凝固的和静止的。相反，它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此外，这一界定坚持一种信仰（比如意识形态），这种信仰是文化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大致把文化理解为“认知”（perceptions）。[6]此外，如果我们要研究制度变迁的话，文化是我们必须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7]
我们为什么强调文化？曼瑟尔·奥尔森认为，由于“搭便车”问题，共同利益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集体行动。[8]即使一个人不参与集体行动，“搭便车”也可以使他获得集体行动带来的好处。在一个大型团体里尤其是这样，而在小型团体里这种情况则比较少见。道格拉斯·诺斯给出了解决所谓的奥尔森困境的方法——意识形态。[9]如果参与者赞同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那么共同的利益就会导致共同的行动。此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适合理解变迁。为此，诺斯阐发了一种以制度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他把制度变迁解释为一种包括意识形态变迁的文化变迁。诺斯把制度变迁的进程描述为以下序列：信任→制度→政策→改变认知的现实，等等。[10]换句话说，这一进程中的关键因素是参与者的信任。他们决定这一制度矩阵（institutional matrix）[11]，而这一制度矩阵确定一种经济的激励机制（关于这一点，可参见诺斯1990年的著作《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表现》[12]）。因此，制度变迁是由信任的改变引起的。
重视文化这一点显著地改变了我们对制度变迁现象的看法和理解。文化与政体之间的联系在民主政体中是十分明显的，因为政府是通过选举被解散的。然而，即使是通常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应该认为其最重要的因素仍然是文化，因为文化是确保整个制度具有凝聚力的最重要因素。当然，如果我们考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就可以说这两种制度都有赖于文化的类型：前者是个人主义的文化，后者是集体主义的文化。换句话说，我们不认为社会主义是仅仅由共产党来管理的一种制度，但它却是由一种集体主义文化来巩固的。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以集体主义文化为特征，这是毛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集体主义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是基本一致的。在个体的层面上，现实通过马克思主义得到解剖，马克思主义就像一个文化过滤器。而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文化板块与政治板块之间的联接物。毛主义担当着政府行为的意识形态基础的重任，它广泛深入到中国的所有（至少是大多数）制度之中。因此，后社会主义转型是一种文化转型，因为制定规则的政治权力已经日益成为个人主义的或至少是日益缺少集体主义的权力。
通过“个人主义者”与“集体主义者”，我们要谈及人类各集团之间的（相对的）文化趋同，这些文化趋同可以通过某些社会文化因素得到解释。这两种文化是格瑞夫（Avner Greif）在他关于文化与制度结构之间的联系的比较性历史分析中提出的。[13]格瑞夫分析11世纪和12世纪的地中海贸易时，解释了热那亚成功的原因，他对比了马格里布商人（生活在穆斯林世界的犹太人）与热那亚商人，在这些商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更具集体主义色彩的文化。如果再次分析格瑞夫的这种观点，我们则可以说它涉及这一问题：哪一种文化能适应市场交易？格瑞夫得出的结论是：交易领域的范围越广大并且变得越与个体无关，建立在个人文化基础之上的社会组织的局限性就会越明显。按照他的说法，这就是热那亚商人之所以获得了对马格里布商人的优势的原因所在。因此，个人主义文化是一种更能与市场兼容的文化。[14]
当佩杰威齐（Svetozar Pejovich）认为中东欧的转轨是一次文化进程而不是一次技术进程时，他给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15]他认为，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必须具有一致性，以便减少转轨的交易成本。按照他的说法，资本主义的特征表现为像“可信的和稳定的私人财产权、订约自由、司法独立以及宪制”[16]等正式的规则。但是，这些制度的最终结果有赖于这个国家的文化。正如佩杰威齐所说：“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需要一种文化，这种文化鼓励个人去获取私人利益……这种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的文化、私有制经济……鼓励基于自利、自主、负责和自由市场竞争的行为。这种资本主义文化是以有没有价值为导向的，它奖励绩效，鼓励风险承担，提倡企业家精神。这种自由市场的、私有制的经济因此不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替代性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其中每一个个体都要承担他或她的决定所带来的价值后果。”[17]因此，仅有正式的规则是不够的，这些规则必须得到意识形态、文化或非正式规则的支持。所以，渐进主义通过一种文化变迁来确保中国人改变他们的价值观。
三、作为化学变化的文化变迁：变迁的原因
1．因果关系问题
我们比较了中国发生化学反应的过程。很少有仅用一种原因就能得到解释的现象。但是，所有这些原因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呢？跟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51)，我们可以洞悉来自“化学”的（各种原因的）相互作用所带来的附加影响。在第一个案例中，因果关系是机械的，就像一种物理的过程。它被称为“原因的合成”（Composition of Causes），因为这种“几种原因的联合效应等于它们的各种独立效应的总和”[18]。E.施利特（E.Schlicht）以对雨伞的需求受价格和气候的影响为例阐述了这一思想。在这一案例中，他假设，在其他情况均相同的情况下，要使价格效应不受气候效应的影响相对比较容易。但是，各种原因经常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一种结果，但这种结果的形式不能从诸原因中推断出来。例如，我们来看一下水，虽然它的分子式是H2O，但我们不能把它分离为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这个例子是穆勒给出的：“两种物质的化学作用产生……第三种物质，它的性质既不同于这两种物质中的任何一种，也不同于这两种物质的总和。氢或氧的性质在它们的混合物——水中无迹可寻，这是显而易见的。”[19]同样，当我们研究经济和社会现象时，一些主要原因经常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后果。就像水一样，它们既不能分解为两个元素，也不能分解为更多的元素。[20]
2．“文化震荡”和中国制度变迁的催化剂
当我们使用化学变化的比喻时，我们必须了解触发这种反应的初始条件、要素、催化剂和各种综合因素。通过初始条件，我们就可以了解毛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内涵。这些因素之合成就是后毛主义经济体制的新制度。现在的问题是要确定什么触发了这一进程和这些催化剂。
我们认为，中国的后社会主义转型实际上是由我们所说的“文化震荡”（cultural shock）所触发的。文化震荡并非一种“文明的冲突”，后者是埃尔曼杰拉（Mahdi Elmandjra，1991）和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96）所建立的理论。这两位学者认为，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的特征表现为文明的“冲突”，换句话说就是不同文化之间面对面的碰撞。然而，我们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表述。在这里，文化震荡从本质上是一种现实化，是对感知（个人的和集体的）和确定之事的重估，而这些感知和确定之事是由于外部刺激引起的。在中国的案例中，文化震荡带来了这个国家封闭几十年之后的经济开放，导致了各种制度因素的重组。
至于催化剂，则属于中国的记忆。“催化剂是一种加速或减缓而不是消灭化学反应的物质。通常，一种催化剂是通过减少反应的活化能而产生效果的。”[21]这里，我们还可以将一些催化剂进行分类。它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内部的和外部的。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与中国的记忆相联系。
两种内部催化剂分别是“大跃进”（1956—1958）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在中国与苏联意识形态冲突的背景下，中国的道路首先是超越过去的盟国。这在中共九大二次会议上得到批准。“大跃进”的目标是跨越式发展，尽可能以最快速度赶超资本主义国家。这一阶段的口号正好是“50年内赶超英国”。中国的政权有赖于其获得大众支持其计划的能力。“大跃进”的特征还在于不要除苏联以外的任何外部援助，而是依靠自力更生、自觉自愿。但是，这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客观事实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大跃进”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由于恶劣的天气和农业被忽视的事实，1958年冬季出现了饥荒。这一段中国历史对毛泽东而言是一个重大倒退，1959年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几年之后的1966年，他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于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结束。作为一场反右运动，“文革”试图纠正中国社会的右翼倾向。红卫兵们（15岁至19岁的年轻人）反对特权，他们将这种特权看作是这个社会的资产阶级化。文化大革命试图通过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来恢复革命的热情。教育被废除。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于1966年在中国出版，随后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它被用于建构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在这一阶段，中国进入无序状态。
外部的催化剂是与中国同属一个地理范围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那些国家的经济复兴。当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时，这些国家却走在西方的道路上，并且它们的战略也很成功。由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性，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存在。在大多数社会中，人们在这个方面有着过多的一致。在这个方面，中国也不例外。然而，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同于其他国家民族主义的一个地方是它渴望为19世纪的“世纪耻辱”复仇。中国的文明是几千年的古老文明。在16世纪和18世纪之间，它在经济上统治着整个亚洲甚至部分世界。因此，目前的经济发展只是其过去成就的复兴。例如在宋朝（11世纪和12世纪），中国毋庸置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在1750年，中国的工业生产占世界生产的将近三分之一（32.8%），而同时代的欧洲则低于四分之一（23.2%）。然而，中国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中却引人注目地衰落了，并因此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危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或许可以为过去的耻辱提供解决方案。而当前，通过另一种发展方式，中国试图恢复并开拓其在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中的地位。
四、结 论
要解释制度变迁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现象。它仍然具有中国变迁的神秘特点。为什么中国在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成功了，而其他国家却没有？我们不能（并且不应该）用一种原因来解释。本文的目的不是对中国后社会主义转型之根源给出这样一种解释。在这里，我们只是想把重点放在被经济学家们所忽视的一个因素上，这个因素就是文化。通过意识形态的变迁，文化在变迁过程中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个部分。因此，中国的后社会主义转型是由几种因素的联合作用所导致的：国家的开放带来了“文化震荡”，“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多数亚洲国家的复兴成为内部和外部的催化剂。这一进程更多地被描述为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以这样的视角来看，政治变迁只是文化变迁的一个征兆。
注释：
[1] 近年来，经济学家们都是在一个相当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制度（institution）的概念。虽然对制度一词可能很难做出一个一般性的界定，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借助道格拉斯·诺斯来对制度一词作出界定：“制度是人为设计的构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相对的约束。它们由非正式的约束（同意、禁止、习俗、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约束（宪法、法令和财产权）构成。”（D.C.North，“Institution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5，no.1，1991：97）我们可以增加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规则的实施机制。用一个有关运动方面的比喻，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制度博弈中，组织是博弈者，制度是博弈规则。
[2] 渐进主义与休克疗法的对垒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出现，当时前苏联和东欧诸国选择转向资本主义。应以什么样的速度向资本主义过渡才是适当的？休克疗法只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一个阶段。相反，渐进主义选择了一种更为进步的方式，中国的经验可以对此做出详细的说明。
[3] Y.Qian，& J.Wu，(2005)，“Transformation in China”，Paper for the 14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Marrakech，Morocco，August，p.48.
[4] S.Kuznets，(1955)，“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45，no.1，pp.1-28.
[5] D.C.North，(2005)，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6] 既然文化与信仰和认知相关，我们就应该想到在文化与认知现象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可以通过有限的理性和感觉的秩序来发现。哈耶克认为，我们的认知是通过我们的感官即所谓的感觉的秩序的分类而对刺激的重构。所以，我们对现实的认知总是并且确实是一种描述。至于有限的理性，则可以溯及下述思想，即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他不能使他的效用函数最大化。他宁愿使效用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水平。分别参见H.A.Simon，（1945），Administrative Behavior.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New York：The Free Press，third edition和F.A.Hayek，（1952），The Sensory Order.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7] 我们应该搞清楚，文化的概念与制度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更确切地说，我们认为制度是“浸于”文化之中的。从这一点来看，一个社会的制度整体只反映对它的主流认知。
[8] M.Olson，(1965)，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Cambridge-Massachussets/London-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9] D.C.North，(1981)，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New-York：W.W.Norton & Company Inc.
[10] D.C.North，(2005)，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1] 所有制度的总和。
[12] D.C.North，(1990)，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 A.Greif，(1994)，“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i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102，no.5，pp.912-950.
[14]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特征是非常单纯化的，我们完全可以了解它。复杂的社会是没有这种文化趋同的，其特征表现为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文化的混合。然而，在研究后社会主义转型时，即使这些概念有助于理解变迁过程，也是一种还原论的（reductionist）。此外，这不是想就最好的文化模式这一问题表明立场，或是通过贬低其他模式而高度赞扬一种模式。在这里，我们只是想表明制度变迁是由一种文化变迁引起的（并且导致了文化变迁）。
[15] 这里应该注意，佩杰威齐将文化限定为非正式的规则。
[16] S.Pejovich，(2003)，“Understanding the Transaction Costs of Transition：Its the Culture，Stupid”，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vol.16，no.4.
[17] S.Pejovich，(2003)，“Understanding the Transaction Costs of Transition：Its the Culture，Stupid”，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vol.16，no.4，p.349，p.350.
[18] J.S.Mill，(1851)[1996]，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in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vol.7，p.371，London：Routledge.
[19] Ibid.
[20]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化学反应的比喻不能与哈耶克所谓的“科学主义”相提并论，因为它只是一个比喻。参见F.A.Hayek，(1952)，Scientism and the Study of Society，Glencoe，Illinois：The Free Press。我们并非要求像分析化学那样去分析经济学，前者是一门硬科学，而后者是一门社会科学。化学变化的比喻很方便，因为它涉及元素，而元素像包含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元素的制度变迁一样是短暂易逝的。
[21] E.Kostiner，(1992)，Chemistry，p.109，Barrons Educational Series，Inc.
（：Ilyess EL Karouni系巴黎第八大学经济与管理系教师、经济学博士；译者：中央编译局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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