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的话可信吗？
朱明熙
2010.8.20.
一、普适价值能“普适”什么？
咱们四川有句老话，叫做“xxx的话都听得，耗儿药都吃得”。这句话用在茅于轼的身上，恐怕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这不，才消停几天，茅于轼又开始活跃起来了。
7月30日茅于轼他们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了一个由“天则法律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的“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比较”会，茅于轼作为主持人在会议开始时定了个调子，认为民主、法制、平等、自由这些普适价值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潮流。因此，比较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哪个更好，还是要拿普适价值来衡量，看哪一个模式更接近于这些普适价值。我猜他的本意是想通过他的定调，最后得出广东模式优于重庆模式的结论。因为，在他看来，广东模式可能更符合他的普适价值。但令人遗憾的是，从网上公开的会议纪要看，这个会开了一天，从上午比较到下午，最后也没有比较个所以然出来。倒是这些精英以外的人民比较出个所以然出来了。据权威杂志《人民论坛》7月21日至7月28日对23238人(包括分地区随机调查与网络调查)的调查显示，赞同汪洋的“分蛋糕不重要，做大蛋糕更重要”理念，即“广东模式”的民众仅有区区2%。这反映了什么？这不就反映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在吗？俗话说得好，“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所向，国之根本，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你茅于轼不是认为广东模式更接近于你心目中的民主、法制、平等、自由这些普适价值吗，那你怎么解释广东虽然经济发展了，但却同时弄出来个全国贫富差距最大（据说广东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65），“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汪洋语）的现实？你怎么解释为了在深圳办“世界大运会”，强行将8万多所谓“高危人群”提前赶出深圳，强行限制一般人的行动自由的事实？你怎么解释广东把在延安时期，你应该追张闻天那个。王占阳： 当时专写毛泽东，张闻天那个东西也看了。 张木生： 他是1922年开始宣扬新政策，他都是围攻的产物，到今天中国也没有改变这个格局。但是，中国改变了什么呢？这34年的改革开放没白过，现在国有企业资产100万亿，国有银行存款100万亿，过去哪有啊？我是税务总局的，我对数字非常清楚，今年财政将超11万亿，社保会超2万亿，土地出让金3.5万亿，罚款去年是2万亿，今年得上3万亿。 王占阳： 最后给老百姓剩多少？ 张木生： 国有企业还有2万亿利润。这块已经做的很大了，王小鲁、王艳丽、高云清，他们从三个方向算，脱离国家统计局连续三年，每年中国占人口不到10%的人还有一个9-10万亿分配，没有进入国家统计局。所以要钱，有的是钱。关键是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蛋糕不够大，不够分，这就使我们这些在农研室里面待了多少年的人，就想起来农民最开始那个最朴素的改革，交够国家的、留给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后来发现国家也好、集体也好，你不改变这个，他永远没有够。现在就是要改变这个的时候了，我觉得重庆在这点上就是在改变这一点上做出了贡献。田博士： 很高兴第一次参加天则所的讨论，这样一种讨论也呈现出一些新意，我今天全天的观感就是大家讨论两个小白鼠的比较，而对小白鼠后面的人没有更多关心。下面，我对肖滨老师和秋风老师的发言说一些想法首先，我觉得肖滨老师这个PPT做的有点模糊，他讲的广东模式没有讲哪些是广东的实践模式，哪些是广东的理想模式，特别是后面的部分，就是公民社会、民主法制的概念，就是非经济的制度建构方面，更多讲的是广东的想法和规划。肖滨： 不对，我的数据都是事实。 田博士： 数据是事实，但是很多制度性思路都是来自于中央，并不是广东首创。另外，您也承认，他并没有上升为具体的更有效的制度成果，是广东随着国家民主改革进程继续企图领先的领域。我们发现广东至少有两个事件，我觉得广东在政治社会感觉体制上比较脆弱，第一个事件就是广东GDP保持20年高增长，但是农民工工资20年不增长，这样的劳资关系是不正确的，这样发展是没有正义的，效率是有了，公平牺牲过大。再就是大运会期间，深圳市搞的高危人群八万人清理运动，这个说明深圳确实经济发展作为改革排头兵非常厉害，但是在政治社会和管理体制上面并没有一贯的稳定的连续性的逐渐可信赖的法制模式。所以我觉得肖滨老师讲历史、讲领导人传统改革思路，这个很好，因为本来就是领导人驱动，但是我们讲的广东模式，大体上还是中国改革30年经济创新、经济成就脉络里面评价，我并没有看到广东模式政治、社会制度华的成果，真正可以被全国借鉴和使用，所以广东模式也是片面和不完整的。所以，肖滨规划的是未来广东，更重要的任务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重庆可能与主政者和视野和雄心有关，重庆模式为什么毁誉参半，因为重庆模式主政者薄熙来想解决所有问题，他不仅想解决经济发展，经济新的增长极的问题，从而使得长期困扰中国的东部经济发展和西部经济落后的地区不平衡问题，他同时想在文化领域，甚至在伦理领域进行某种重建的运动。所以，我们会发现他有运动式的痕迹，他打黑，然后唱红，别的地方不敢唱红，他敢唱红。我们一直焦虑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因为邓小平市场经济改革导致我们信仰滑坡，我们不再有相对主流化的共识的社会价值，而这个社会价值谁提供呢？至少在唱、讲、读、传的这个完整体系，而不仅仅是一个红颜色，红颜色可能是他灵感的迸发或者本能的反映，他很快做了一个修正，他把文化和传统也纳入进来。而文化重建的动作甚至超越了制度、超越了法制的秩序理性，他是民族生存方式的探索，这样一种公民教育，这样一种传统道德教育，在中国这种改革布局里面是不断被滞后或者不断被边缘化，我们发现薄熙来把他请到中间来，既使是他失败了也是中国文化重建、信仰重建的有利的探索经验。因为他胃口很大，因为他想一揽子经济问题，从经济发展、民生，到伦理重建、社会公平的重建，他本身就是一揽子解决问题。所以，当我们在很短的历史时空内，比如两三年时间，来全面评估他这样一种过分拉大的改革指标体系或者规划的话，我们会发现评价的时间可能会过早，或者评价的尺度会跟实践之间难以产生历史上的可比性。所以，我觉得对重庆模式，包括对重庆模式的反对和批评都有可能为重庆模式的改良或者重庆模式的更加有利于其他地方借鉴的开放可能性提供这种建设。我相信所有自由派包括在场很多批评重庆模式的人，特别是这位女性教授对重庆模式全国推广性有特别恐惧，但是这种恐惧本身也会参与到重庆模式的历史生成过程中来。这样一个过程是特别好的中国公民社会，尤其是精英形成核心的公民社会参政议政的过程。实际上大家已经用自己的话语正式，包括律师界介入李庄案，已经参与到对重庆模式评价和修正中来。所以，我觉得公民社会已经在积极公民推动下在推进，而重庆模式不封闭，他是接受批评的，并不是说他已经做的很好了，他是把中国改革以来积累的问题凸现出来，他不仅对重庆人民而是对全国人民提出建议，接受其他外部的评论和修正，包括大家对他进行参观，我觉得在此意义上，大家不要把重庆模式看成是一个地方性现象，而且我认为薄熙来的心胸也绝对不是为了建设一个好重庆。张木生： 他就是再三说大家、谢谢大家，千万不要说重庆模式，没有。 田博士： 他这样讲也许是政治策略，他希望先做他的实践，而不希望在批评声浪中无法展开。但是，我相信他的关切是国家尺度，而不是地方尺度，因此我们都有责任参与到这样一揽子计划里面。包括我们经济学者或者法律学者一直不谈的公民道德和文化重建问题，在他的这个一揽子计划里面，我们是有责任参加这个讨论的。另外，无论是重庆模式还是广东模式，我们发现它处于中国大模式改革洪流当中，大家对改革应该有一种理论性、规范性认识，改革不是常态的政治，是从非常的阶段到民主法制的过渡期，对此过渡期不应该仅仅做事实描述，而有理论的解释和概念对应。所以，我们发现无论是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都有反法制的倾向，都是有领导人创新性的想法，进行相应的东西，产生绩效对比的格局。因此，在改革的洪流中，如果过度强调法制形式主义的规范价值，就不利于激发中国人面对自己问题创造性解决的制度创新。所以对改革时期我们不要期望他立即结束，客观上也不可能结束，而是我们要理性的参与、去引导他，同时对他短暂的时间里面，对形式主义、程序主义法制价值相对削弱也不要过分的害怕，因为这是改革内在逻辑。第三个问题，就是可持续问题地因为这边太多学者都在质疑重庆模式里面的部分内容是否可持续，是否会人走茶凉。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我们理解我们的历史观，或者是改革演进的模式，我们当然希望常态化治理可以千秋万代。但是，我们知道历史转型，或者说社会转型会面临很多重大问题，在重大问题面前政治解决优于法律解决，而在政治之前人和资源必须是合法的解决。这个是在现在的权力结构示范的过程，就有计划性和权力指导的色彩。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薄熙来一旦做了这个重庆模式是否可以持续，而在于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对重庆模式本身的引导有多大？如果重庆模式真的走偏了，走歪了，实际上是中国全国的民主政治或者中国全国的开放政治失败，因为一个地方的试验是贡献给全国的，同时全国人民对他也有发展修正的责任，我们说他唱红打黑是反法制、文革式的语言，我们是有责任的。因此，实际上他是一种建议，某种先拿出来的东西，他程序不合法，甚至偏离法制，但是本身他是需要整个民族做这样的回应的。所以，我觉得他是特殊的创制新制度、解决新制度的进程，因此它是否持续根本不是学术理论的问题，在这里面我们对他如何塑造、如何引导，如何创制到普遍可引导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而他是在特殊创制过程、立宪过程中的一个提议者，而我们民族的参与反映的是我们立宪的智慧，或者是立宪里面公民的责任，他秩序性并不是我们的首要目标，首要目标是有效的解决问题，并且是通过这样一种参与，直面并且可持续的解决问题，而是否可持续解决问题，而不取决于最初问题的提议者和方案提出者，而是取决于全国的公益。最后，我们现在讲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为什么在我们单一制国家，或者是列宁主义政党蛋黄还没有变的时候还可以出来？就是领导统治已经终结了，我们的太子党是富庶的太子党，这样就有了接近贵族性的或者竞争性的领导全民族，并不是你是因为生在某个家族就可以领导全民族。这个恰恰说明我们家族置的终结，以及中国开放理性化的改革成果，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地方竞争，也要看到地方竞争的风险。风险就是他有可能是所有改革都是小白鼠，都实际上是改革洪流当中反法制的操作。所谓的广东只不过是在规范价值上较多的符合了一些学者对美好社会的想象，但是这样一种权力推动的想象是否可以成功过渡到我们规范的目的国，还是要借助于政治、借助于理性的讨论和参与，并不是因为他做了民主法制的事情，就可以顺序过渡到民主和法制。除了观察重庆和广东模式，其他一些不太显眼的正在操作的模式也值得探讨。我觉得中国模式不是在意识形态和中美对抗的问题，而是要回到问题上。 张木生： 谁要中美对抗了？田博士： 回到地方分析的实证层面，我们觉得浙江的模式，或者湖南的参与式治理，为之后的选举治理做铺垫，这样一些基础性的建构的话，也是值得去期待的。 张木生： 我插你一句，1980年我们发展组成立，当时就有这么一个目标，就是中国改革改什么？就是三句话，引进市场机制、推行民主政治、建立法制社会，这是1980年。走了30多年，我们现在做的反思是这个根本对中国是远远不够的，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所以今天把这个东西作为我们前进目标是远远不够的。蔡霞： 这是一个基础。 田博士： 最后是关于普适价值，因为刚才茅于轼先生今天早上提出了普适价值。 张木生： 普适价值不就是佛教里面那个猪八戒，人家八戒里面八个戒，人家说不杀身，你说我专杀人，人家说我吃饭不吃屎，你说我专吃屎不吃饭，不就是这些东西吗？这是最高点，我们谁都不反对，而且还要比他干的更好。田博士： 您等我讲完可以吗？ 茅于轼老师列举了自由、民主、法制、平等等等，现在能拿出来的好的东西都在里面，这就有一个危险，只是在最高规范层面承认了认识文明史出现的价值，但是价值本身制度化要依附于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并且在里面价值本身要稳妥进行历史实践，他有这样一个阶段性的重心宣传，这个借助与政治决断的民主进程。所以，现在出现了反复从广东的效率优先到重庆公平的关注，实际上也是普适价值进行勾连调整的历史社会过程，他本身也并不是反对这样一个普适价值，普适价值内在的张力及政治实践领域、制度建构领域对他的排序，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判断力和智慧。秋风： 谢谢田博士确实是做了一个总结。 王占阳： 我再说两句，我觉得当前有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蛋生鸡和鸡生蛋的问题，到底是不是先要形成公民社会、形成社会保障、形成共产阶级，然后才能搞民主政治，还是先有民主政治后后社会保障、有公民社会？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过程中，无意识当中，他实际上是一个螺旋式的，其实社会保障从历史角度来看，从西方历史来看，他是民主的产物，而不是民主的原因，他一旦产生以后对民主完善、对民主更加成熟起到很好作用。所以，我们不能等社会保障完了以后再搞民主，现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分配不公平，假如没有一定民主和自由，分配不公的问题无法解决。举一个例子，说现在保障房吵吵的要命，去年一下子卖地增加了100%多，2.7万亿当中只拿出一千亿给老百姓盖保障房。他们从老百姓那那出的数字巨大，给老百姓的很少，新闻联播只播这很少的一部分，其他的就不说了，而这还是要极力的解决人民住房问题大的口号下这样做的。再一个，我觉得似乎有一个误区，好象一说民主就得是一整套的东西，明天一下子这个纲领就出来了，系统化就出来了。绝对不是这样，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好这个事。你看发达国家从19世纪的时候，今天上午我开会的时候讲英国10%人口有选举权，我说那是指10%的男人，如果算上女人就是4%。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男女都算上才是10%。 张木生： 女人人权宣言发表176年之后，女人才有选举权。 王占阳：所以从那个状态一点点普选权扩大，美国普选权到1970年才完成，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你不可能想象一步到位解决这个过程。我想写一个文章，就是40年的选举改革怎么搞。 黄根兰 ： 民主法制建设会不写也有后发优势？ 王占阳： 有，肯定要比原生态快一点。我说这个年头是40年，他们是多少年呢？ 黄根兰： 我们改革内参发了一个韩国民主发展的文章，他专门写了一本书，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把韩国民主政治发展讲的非常好，韩国1948年的时候非常落后，但是在美国支持之下和推动之下，他一开始就建立了民主政治宪政框架，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经过几十年发展可能出现一些曲折，但是他没有超越民主宪政框架，在这个轨道上运行。王占阳： 年初的时候，我们主编了一书，里面有一部分就是超大型国家宪政道路特殊性，恰恰我们认为中国不能按照韩国和台湾模式思考，我们中国和欧洲差不多大，我们要把中国当做一个洲看待，欧洲民主化进程就长得多了。韩国是因为特殊情况下，短期内因为各种因素，可以在政权没有彻底腐烂之前居然实现了现代化，这是很少的情况。作为我们超大型国家不可能按照特例来讲，我们看到是按照常规来走。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一步步走，就是摒弃总是按照小国和特殊地区作为参照系考虑，我们考虑的参照系应该是欧洲，美国都不是，美国建国的时候才多少人？300万人口，就是海淀区的人口。他先是一个小国，然后逐渐扩张成一个大国，现在世界上按照人口和面积来说。 杨帆： 您就别说美国史了，我们饿了。王占阳： 我就说美国不是参照系，美国起源是一个小的国家，真正参照系应该是欧洲，所以改革还是要渐进。 肖滨： 我们对民主要有多远理解，选举民主、预算民主、协商民主、网络民主。选举民主我希望它是在有相对社会保障下展开，但是像预算民主、像网络问政、协商民主完全可以滚动作业，这就是大国选举民主的复杂性。秋风： 最后我们已经讨论到了非常核心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讨论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我们今天越讨论层次越高了，不是我们讨论这两个地方做的什么，而是要从中国国家转型角度看地方实验。它的具体的内容对于我们中国转型究竟有什么意义，比如广东的社会建设和法制建设，比如重庆的公平，这对于中国现代国家的转型究竟有什么意义？还有这个现象本身，一个竞争性的实验，这个现象本身对于这个国家转型是什么样的意义。我觉得最后尤其是你提的，就让我想了一个问题，我们思考的就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政党型国家如何完成转型？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有过政党型国家的转型，就是台湾，但是他的规模太小。张木生： 提醒你一句，台湾可不能叫国家。 秋风： 但是他是政党型的体系。 笑蜀： 超大型的也有，但是不是政党型的。 秋风： 对，所以这个难题是中国人面临的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理论上都是很匮乏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能够坐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就是学术和理论的思想的共同体在慢慢建立。以前大家一谈重庆模式，马上就上去骂了。有人一谈广东模式，也觉得不以为然。我觉得今天有不同立场的朋友坐在一起，就这个国家的转型来讨论，这个本身就是意味着我们有可能找到解决的方案，起码这个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非常感谢大家。GDP连年高速增长，但是农民工工资20年却不增长或者增长很少，以至于近年来不断发生工人罢工以及最近发生的增城、惠州骚乱的现象？你怎么解释广东虽然经济增长了，但官商勾结，腐败横行，甚至可以说100%腐败了，连小科长都能贪污好几千万的事实？（以上材料均来自会议纪要）你怎么解释广东虽然经济发展了，但却“黄赌毒黑”遍地泛滥，以至于“淫都”、“最不安全的城市”的“桂冠”一顶顶戴在头上，脱都脱不下来的事实？…… 你茅于轼不是认为只要搞了民主、法制、平等、自由这些普适价值，这些丑恶的肮脏的邪恶的东西统统都可以被这些普适价值“普适”掉吗？那么，请问茅于轼，你的这些普适价值在广东“普适”掉了哪些脏东西，又“普适”掉了多少这些脏东西呢？如果连你认为更加接近于你的所谓的普适价值的广东模式都不仅没有“普适”掉了这些脏东西，而且这些脏东西还日甚一日的话，试问，你的这些普适价值到底能“普适”什么呢？
二、茅于轼是合格的经济学家吗？
大概茅于轼也对他所宣扬的这一套普适价值缺乏信心甚至信仰，也觉得有些理不直，气不壮，所以，他不得不搬出他的看家本领――经济学来补台。他说，“别的我没有把握，有一点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因为我是经济学家，什么东西有把握？人类一定会有一个市场制度，这一点我有非常高的把握。原因是什么？因为只有市场制度能够最优配制资源，这是经济学所严格证明了的。市场制度是对付资源稀缺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不要幻想会有一个没有货币交换的没有商品的社会，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社会，一定很穷了，资源是非常浪费的。所以，我们如果面临资源越来越稀缺的环境的话，必然要走向市场制度。”看看，“著名经济学家” 茅于轼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多么光明灿烂的市场经济的前景，同时，又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多么黑暗凄惨的非市场经济的景象，简直是活脱脱一个“市场万能论”。在茅于轼的心中，市场仿佛是万能的上帝，照到哪里哪里亮，照到哪里哪里幸福。据说还是“经济学所严格证明了的”真理。我不知道“市场万能论”是哪一家经济学所严格证明了的真理，但是我知道，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许多西方非主流学派的经济学都证明了市场机制并不是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就连一些主流学派的经济学家，比如，斯蔕格里茨他们，甚至连茅于轼们的祖师爷――亚当·斯密也是“市场万能论”的怀疑者。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理论的正确性并不是由理论本身所严格证明了的就算是真理，检验一种理论是否正确，是否具有真理性，只能靠实践，而不是靠理论本身的“严格证明”。即理论来自于实践，理论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从实践上看，如果说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那么试问，对2008年爆发的，至今尚未走出困境的百年未遇的世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债务危机、社会危机，你怎么解释？在次贷危机爆发时，美国曾经牛气冲天不可一世的“金融沙皇”格林斯潘在国会被质询时为什么不得不低下他的高贵的头承认“我错了”，对此，你又如何解释？自18世纪以来，全世界在市场经济不断攻城拔寨、斩关夺隘、大获全胜、凯歌高奏之时，为什么会不断出现资源危机、生态危机、生存危机，甚至道德危机，对此，你又如何解释？
对市场经济，我曾经在《中国到底要实行什么市场经济?》这篇文章中作过分析，我认为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内在的无穷的致富欲望和外在的残酷的竞争压力会驱使人们一刻不停地“与人斗，与天斗，与地斗”，一刻不停地不断发明、创造和创新，一刻不停地不断追寻产生利润的“猎物”，推动经济不断发展，财富不断积累，从而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巨大的生产力。但另一方面，正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把人们心中的发财欲望和邪念最大限度地调动出来，就像打开“潘朵拉匣子”放出来的魔鬼一样，如果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丛林法则”和“唯利是图”这头恶魔会驱使人们疯狂地不断制造出各式各样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资源危机、生态危机，直至整个人类乃至地球的毁灭。这难道不是我们每天在身边看到的不断发生的现实吗？对此，除非是像茅于轼这样的准备带着花岗石脑袋去见阎王的冥顽不化又臭又硬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才会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死抱着“市场万能论”这个“通灵宝玉”不放，生怕丢了这块“通灵宝玉”就会要了他的命一样。但是，这样一来，茅于轼还是一个客观、公正、合格的经济学家吗？
三、市场机制能自动调节贫富差距吗？
无论是坚持“市场万能论”的人，还是信守“优先做大蛋糕论”的人，都信奉一个共同的观点，那就是认为市场机制能够自动调节贫富差距。其理论依据就是库兹涅茨的“倒U理论”或者说“涓滴效应”。该理论认为，贫富差距开始会因为市场经济的引入而逐步扩大，但随着市场的完善和经济的发展，它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自动出现逐步缩小。据说这一理论就是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中得出的，这也被“市场万能论”者们视为一个经济规律广为宣扬。既然是一个经济规律，那我国这些年随着市场化改革而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就是必然的。既然是必然的，那就是不可抗拒的。谁要是主张调节它，谁就是违背经济规律，就是恢复旧的计划体制，就是复辟倒退，最终结果就是普遍贫穷。而我国目前贫富差距之所以还在不断扩大，在他们看来，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经济还不够发达，蛋糕还不够大。因此，要进一步进行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发展经济，进一步做大蛋糕。只要市场经济完善了，经济发达了，蛋糕做大了，贫富差距自然而然就会缩小了。至于要到什么时候、什么程度才算市场经济完善了，经济发达了，蛋糕做大了，贫富差距到了可以自然缩小的时候了，“市场万能论”者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一个准信儿，只有仰望星空，祈求上帝了。或者只有一句“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的虚无缥缈的类似画饼充饥的托词来搪塞了。
其实，只要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近现代史有稍微的了解，就会知道西方国家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贫富差距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而自动缩小的“倒U”规律，它只不过是一些人编造出来的糊弄人的鬼话。不错，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三百多年的历史上的确曾经出现过贫富差距缩小的现象，具体讲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这段短暂时间，而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出现的恰恰是相反的现象，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不但没有自动缩小，反而却在不断扩大。以美国为例，1861年－1914年间是美国工业化社会崛起的阶段，也是自由市场经济兴盛的时期，这个时期又被美国人称之为只有资本剥削的自由，而广大劳工只有被剥削的自由的工资奴隶的“镀金时代”。在这个时期，美国的贫富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社会矛盾也不断积聚尖锐，而且，这个时期同时也是资本与权力相互勾结政治上相当腐败的“政党分肥制”时期。这一趋势的扭转是在1913年出现的“进步运动”之后，尤其是30年代大危机的“新政”以后，更为确切地说是在二战以后到70年代这段期间实行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时候。按照克鲁格曼在《美国怎么了？》这本书中的说法是“新政”以后的“大压缩”时期。在这个时期，通过政府一系列的调节贫富差距有所缩小，中产阶级逐渐形成，并成为美国的主力。而恰恰在这个时期，是西方国家历史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危机相对缓和，社会相对平静的时期，因此也被人们称之为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但令人遗憾的是，好景不长。由于70年代的经济滞胀和凯恩斯主义调节政策的失灵，从80年代起，随着更多的市场和更少的政府干预，更低的税收和更少的福利这一套“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美国的贫富差距又开始拉大，以至于美国人惊呼“中产阶级正在消失”。而且，这一曲折的历史变化过程不光出现在美国，也同样程度不同的出现在其他西方国家。2008年之所以爆发席卷全球的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与此相关。此次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不断出现的罢工、游行、示威，以及最近英国爆发的震惊世界的“骚乱”等等，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这次危机的爆发实际上宣告了主张“市场万能论”的新自由主义的彻底破产，它也同时宣告了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调节贫富差距的所谓经济规律的彻底破产。其实，只要稍微认真研究一下西方国家二战以后到70年代这段期间为什么会出现贫富差距缩小的短暂现象，就会发现，它恰恰不是市场经济自动调节的结果，而是政府一系列经济、财政、税收以及社会政策调节的结果，而政府之所以调节的背后，恰恰是人民大众不断抗争，不断罢工、游行，甚至革命，以及三十年代大危机的爆发，使得西方国家或者政府不得不实行一系列“福利国家”的政策，调节市场机制的结果。市场经济之所以不能自动调节贫富差距，反而要不断扩大贫富差距，最终不断导致经济和社会危机，从根本上讲，是市场竞争的“丛林法则”和资本的“唯利是图”，即资本积累的本性所决定的。就像狗改不了吃屎一样，市场经济只要没有相应的制约就必然导致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这是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史所一再证明了的一条谁也否认不了的客观规律。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