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1：“意识形态批判”政治：新/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
：[英]特里尔·卡弗 著 张秀琴 魏天舒 译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4期
摘要： 全球化理论显然发端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并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发展。为了清晰评估当今全球经济形势，我们首先必须澄清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中的一些理论困惑，因为这些困惑本身也构成了当前形势的一部分。唯有澄清它们，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才能凸显其独到的意义。在全球经济发展低迷、信用危机和阶级斗争公开化的新时期，以20国集团为代表的多极化国际关系新格局现已开始公开挑战二元对立的传统格局。全球化理论因此需要重新审视，而国际政治经济也将依赖于意识形态批判。
关键词： 意识形态批判;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当代全球化理论的“精神家园”，也是意识形态理论的政治家园——尽管不是意识形态概念的最初发源地。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直到1932年才得以首次“完整”公开发表并成为20世纪的经典之作，此后，对于这一术语的使用无不与该文本的思想遗产相关。20世纪自封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推动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并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对“自由”市场和资本积累“私有化”的抵制。[1]这一政治运动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和民主（或资产阶级民主）的共存以及（如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所通常宣称的）那种事实上的连续性。
然而，马克思为何会在通信中否认他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据恩格斯的两次指证）[2]？“意识形态”一词（作为一个重要术语）为何又在马克思1846年以后的著述以及《资本论》第1卷（1867年）中消失了呢？一直存在的这些有趣的思想和实践的困惑，使得全球化理论很难对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形势作出正确评估。因为这些困惑本身就是实践（思想和政治）的一部分，这就使得全球化政治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如何看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观念、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和经济等关系，就决定了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他对全球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主义的判断。
矛盾的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学术上遭到了质疑，在政治上也被认为是垂死的，但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受人关注。因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回事，而且其间肯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正如特尔本（GÖran Therborn）所指出的：“马克思会被多次再现，人们会对马克思进行崭新的阐释，也会从中获取更多的洞见，但对‘主义’的认同将会日趋减少。”[3]毕竟，马克思毕生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分析，而这正是任何一种全球化理论的核心。“意识形态”这个词似乎听起来有些过时了，也很少有人愿意对之加以系统研究。但是在这样一个全球都关注生态和宗教的时代，再加上各种不同的全球化理论间的交锋，观念显得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要，特别是它们在调动人的思想方面的强大有效性，使其更显重要性。但凡观念存在的地方，就一定会存在系统的建构者，而意识形态首先必须具有系统性。尽管有些谨慎，但全球化理论中依然包含有马克思的阶级批判精神。
在这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中的企业日益转向“紧急资助”和惊人的“严格管控”的社会民主政权背景下，马克思的思考方式又能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呢？
一、意识形态：从“批判”、“非批判”到“科学”
1．意识形态：作为批判
意识形态概念多年来一直是一个理论难题，而这一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使得它很难得到合理的再造。意识形态概念史就是矛盾对立范畴的竞争史（如真理与科学的对立史）。作为“观念的科学”，“意识形态”一词最初出现于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唯理论革命之中，它立足于客观分类系统和分辨真伪，是知识分子精英牢牢掌握在手中的治国密钥。然而在随后的帝国时代，拿破仑将这一“科学”宣布为“危险的形而上学”，认为它导致了意识形态家的出现。与天主教会及其他保守力量的政治妥协使得拿破仑在最初统治的10年间反对唯理论和科学研究——虽然这仅仅适用于社会，而没有涉及他所鼓励的科学和工业技术。随后，意识形态概念逐渐丧失了原有的中性用法。意识形态既可以是一门科学，并因此是真理；也可以是形而上学，并因此是非科学。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必须备有足够的理论资源，并力图给予深入阐明。
在早期著述中（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马克思都否认所谓无限永恒真理的存在，认为所有关于人与社会的普遍性的论断都难免具有片面性，因为这些论断都与著述者或实务者（当然也包括共产主义者）自身的阶级地位有关。马克思对哲学的反对及其一贯的历史主义（将其与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相联系）的态度，仿佛是为了努力避免在高度抽象的层面来琐碎地探讨意识形态与真理或科学的对立。因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并不是那种认为观念（哲学理论）能够自己分辨出谬误（或迷信）与真理（或科学）——如唯理论者所做的那样，也不是真理优先论，即认为真理已将意识形态与常识进行了区分（如拿破仑要做的）。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正在进行的批判。
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一个时髦的科学理论领域）表面上是在叙述和分析，但实际上却典型地具有选择性，缺乏深谋远虑，有时甚至公开其阶级利益倾向性。马克思认为，一些特定阶级要为自己不可告人的利益进行似是而非的合法性论争，而这一过程是要借助于精选的、有误导性的、自私的和简易的观念系统来完成的，正如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所做的那样。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无意中用“德意志意识形态家”来描述那些诡辩家和写粗劣作品的哲学家（以及当时马克思所着力批判的其他对象）的典型特点，即他们都沉湎于对观念的崇拜。一旦这些糟糕的半吊子思想家不在了，“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生活和工作中的必要性也就大大减少了。
然而马克思对自私的政治学说的批判性质疑态度却保留了下来，而且他对批判对象的充满论战性的轻蔑态度比以往更强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个总的观点（即认为所有的观念都有其阶级来源）一直都是马克思从事政治批判和思想评论的基石。但这是一篇把观念放置在实践的、并因此总是政治的背景之中的一般性论文。它不是以特定阶级为出发点，为了迎合某一哲学家而对真理下定义；它也不是以某一阶级为基础，严格地从意识形态中推导出真理；更没有把所有观念都命名为意识形态，而是对它们进行了区分（其中包括无产阶级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这些重要的区分在意识形态概念以后的演变中得以保持。
2．意识形态：与批判的分离
19世纪80年代，当恩格斯历史性地回顾自己和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的著述时，他把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为马克思早期以论战形式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的批判的继续和发展，于是，这一先前被忽视的领域又重新浮出水面。由此，当恩格斯回顾他和马克思在40年前对社会主义、“唯物主义”哲学家（如费尔巴哈）思想的研究，并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型和翻阅先前未被提及的原始手稿（如20世纪才公开出版并被命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稿）时，“意识形态”概念又被重新提起。尽管恩格斯竭力重申他和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的立场，但在已经发生变化的19世纪80年代的思想背景下，他的观点已有所改变：此时，新的科学和唯物主义（植根于物理科学和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思想为恩格斯的探讨提供了方向。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起源，因为恩格斯在“哲学上”发展了“意识形态”概念，即把它定义为一种需要反对的哲学唯心主义，是恩格斯努力界定的“唯物主义”的对立面；也是一种需要反对的阶级偏见——无产阶级除外。有别于马克思早期关于变动的阶级结构与流变的观念系统之间的历史关系问题的一般性议题，是恩格斯定义的关键，即恩格斯主要关注的是科学、真理和“虚假意识”的“哲学”问题，而这正是马克思打算搁置的。
不过，我们仍然有理由认为：与其说马克思把上述问题留给了恩格斯，毋宁说出于某种原因，马克思把它彻底地搁置在了一边。[4]理由是：这一哲学定义所倡导的想法和做法，似乎让人觉得它正是在重蹈19世纪40年代被马克思所严厉批判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的覆辙。特别是它断言政治策略将取决于哲学问题的抽象解决，例如如何精确区分真理与谬误、科学与非科学等。而在马克思看来，这都是阶级政治实践活动的阻碍或替代。
显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要为无产阶级政治实践服务的现实武器（而不仅仅是哲学抽象）。尽管这听起来有点矛盾，但不断发展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哲学思维之间无论如何还是有区别的：前者揭示的是所谓的经济科学与统治阶级利益之间的政治关联；后者则与科学和真理相关，因而是远离阶级关系和政治的纯学术的东西。
3．意识形态：作为科学
无论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还是恩格斯在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所做的“唯物主义”区分，都没有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他们的观点来看，这似乎又是一个矛盾。对马克思来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意识形态恰是彻底谴责的对象，而无产阶级政治的推动则应该建立在对“经济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彻底批判基础之上。或许找出批判与政治关联性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他把对工资的抽象批判，和对那些不得不全身心为工资讨价还价的工人的分析联系了起来。与那些政治经济学家相反，马克思认为，工资关系并不是普遍的、天生的和公平的，而是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产生的虚伪谎言。阶级地位和抽象分析于是在政治中结合了起来。
同样，恩格斯也认为不存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不管是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意识形态还是哲学意识形态）不可能是科学的，也不可能是真理性的，因为它不是唯物主义的。这就是他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那些将马克思主义系统化为深奥的辩证哲学的著述中所界定和捍卫的。无疑这已成为一种政治资本，但却有可能是背离马克思原意的。
和恩格斯一样，列宁也随后进入哲学领域，但在对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问题的立场上，却同马克思恩格斯截然相反。列宁的归纳是：真理必须服从阶级立场，因此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这一术语的存在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以恩格斯简化的哲学工作为基础（恩格斯努力将科学与意识形态截然区分开来），列宁省略了在意识形态和科学（或真理）之间做区分的工作。在列宁看来，工人阶级本身的政治使命感所催生的观念一定具有阶级性，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所有的观念和思想转变都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由于像恩格斯这样的、在政治上致力于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哲学家，已经在他的“哲学”工作中证明了唯物辩证法的真理性，而且这些真理性的观念又都植根于具体的无产阶级政治和实践活动。正是由于这些真理性观念从一开始就已内在地包含了阶级偏见，所以可称其为意识形态。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将之视为贬义词，但列宁显然认为这一概念非常有用，因为它既有利于激发广义的“阶级偏见”，也有利于具体的科学真理。这里我所讨论的“意识形态批判”来源于马克思最初的构想，相对于哲学方面，它更多地根植于政治问题，因此作为一个典范，它有助于我们反思当今的全球化和社会主义运动。
二、晚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
1.“晚期资本主义”有多晚？
“意识形态批判”是如何与二战（和冷战）后的阶级政治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否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5]的一部分？19世纪40年代以来，如下这一问题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即：如何表述阶级地位和促进阶级运动才能找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并实际地开展反抗活动。一种社会制度应该允许并要求个人能力和财富的增长与积累，同时也要允许和鼓励这种优势的代代相传。但通常人们并未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制度的共同劣势，所以上述目标实现起来并非易事。而且，由于地理殖民和“发展”所带来的不利世袭链条的截然差异，阶级统一性很难达成。事实上即便是在面对全球日益不平等或者处在生活质量不断下降的区域，近些年来在所有的政治认同中，阶级问题也似乎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而这恰好给新、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提供了施展其能量的舞台。
1848年前，无论是否喜欢，自由主义者都被“认为”是革命派而不单纯是激进派。1848年之后，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则开始向“社会主义”靠拢，为了实现再分配的目标，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中主张税收和消费。一些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逐渐向此靠拢，远离了马克思一再强调的产业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和废除货币经济的必要性等思想。[6]20世纪中叶以后，尽管东亚、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援引马克思的词句和精神，但“马克思派”还是在学术方面开始发生演变，并由此衍生出两大学术阵营：新马克思主义和旧马克思主义。二者都承担着阶级批判（以意识形态批判为导火索）的时政任务。而那些明确反对阶级存在的作为“对立派”的新自由主义则暂时处于闭合期。
2．新马克思主义
“新马克思主义”[7]本质上是围绕着阶级问题和阶级政治（尤其针对各种规模的弱势群体）对当代经济学的一个重新定位。它采纳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论题，即从任何观念都必然具有阶级性这一原则出发，以反对现代经济学本身——正如马克思几乎出于同样的原因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做的批判那样。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学关注的是国家和国际财富创造，以及与成本和价格有关的生产要素和工业生产。如同古典政治经济学一样，现代经济学很少关注“谁吃亏”的问题（也不去做边缘化或去中心的研究）。
根据特尔本的调查，具有新马克思主义特征的研究包括：怀特（Erik Olin Wright）的经济社会学、布伦纳（Robert Brenner）的经济史学（尽管他以谨慎的实证假说而不是笼统的实证归纳为框架，但却断然采纳马恩的传统）和罗默（John C.Roemer）著名的关于剥削和公平分配问题的研究（以更加“标准”的经济学为前提）。很快，特尔本又把如下研究纳入新马克思主义行列，即一些致力于研究跨国阶级和阶级关系的学者，致力于“网络社会”研究的卡斯特（Manuel Castell），还有致力于全球资本主义问题研究的格莱恩（Andrew Glyn）等人（如制度学派）。与此相近的，特尔本也在新马克思主义队伍中提到了致力于全球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以及哈特和内格里（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更为严谨的作品《帝国》（Empire）和《大众》（Multitude），或许罗森博格（Justin Rosenberg）也应荣归此列。
新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方面尤显强大，在这里，资源个人控制与集体控制间的差异十分明显地交织在全球经济舞台；国家优先权和当今政治格局等问题已经很少有人买账。[8]新马克思主义也排除了恩格斯的哲学化努力——包括唯物主义学说、科学和决定论，以及思想的体系构建，以便让马克思主义能够并应该解释一切问题。[9]然而与马克思不同，新马克思主义者很少花时间去批判直接产生货币和资本的概念与实践，而是致力于以一种马克思式的视角与运动，关注生产过程本身[10]，考察代系缺陷是如何在劳动力循环周期之中、并借助于财富和权力得以分配的司法和政治关系之中产生的。新自由主义并未把上述问题视为问题，或仅仅是允许做最低限度的调节和再分配，他们一直认为财富的创造正是得益于扩大版的不平等模式。而新马克思主义则更多关注公司和国家结构，在他们看来，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不平等问题肯定是更加严重了（这就是我所定义的传统“意识形态批判”的工作）。新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不会主张无产阶级革命，但他们并不反对限制企业的贪婪和国家的同谋活动等时下的流行病症，他们也要证明新自由主义者关于财富创造的理论是错误的。
3．后马克思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11]则主要立基于文化、意识以及表征等语言和符号形式来讨论经济学问题。相对于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做法显得十分激进。后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战后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在这一过程中，语言（作为文本、话语、符号和意义）被视为主体间性世界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表达和交往的媒介——因此，世界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经验和认知而得以构建。
但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离马克思很远。阅读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述就会发现，一些特定的概念作为一种逻辑的和批判的揭示方式，开始历史性地构建我们的社会生活。特别是马克思侧重分析了资本主义主导生产方式中的一些关键性概念，这些概念（商品、价值、货币、资本等）并非只是描述性的，而是构建性的：只要我们使用它们，就是在承认它们的存在，即以事物、制度、实践和规范等的名义赋予它们（仅仅是它们）以现实性。换句话说，货币并不是某类客体的名字，而是一种话语实践标签，在这里，存在着更大规模的权力集中、资源操纵和社会控制等交往活动。这也同样可以作为一个（假定的）技术系统应用于现代经济学领域，因为现代经济学无论如何通过人类主体的市场化活动镜像反映和强化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概念（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如我们在今天的“跳伞”等概念中所看到的那样）。
然而，这一观点完全背离了恩格斯的唯物论所提出的客观现实性原则，即真理性的、科学的语言必然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语言之所以是辩证的，恰因为现实本身是变动不居的，是辩证的。恩格斯的这一观点一方面因其关于肯定性话语而催生了工人阶级政治运动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生产活动和政治活动间的变化关系以及人类意识和意志及行为的关系等问题一直未能解决：恩格斯似乎认为，社会主义将在“物质”经济领域发动有效变革，而不只是在自觉的人群中传播思想和搞政治运动。[12]
后马克思主义起源于拉克劳和墨菲（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的奠基之作《领导权和社会主义的策略》。在该书中，他们的立场是鲜明的，即阶级政治是人类主体通过话语建构工作和政治代理机构生产出来的，此外无他。但正如上文所述，阶级政治在联系人类行为和政治身份的斗争中存在着很多竞争对手，而且（显然）这种阶级政治本身作为一种分析或政治范畴，其号召力在不断下降，因此很容易被攻击为解构主义、碎片化、无组织和不切实际的纯学术；也很容易在混乱的认同形式斗争中被批判为政治不明，因为它要求在自由国家和市场经济体制下建设自以为是的法律和经济框架。尽管有人敏锐地指出后马克思主义对待政治联盟问题的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但几乎没有多少后马克思主义者支持用马克思的批判方法来致力于自己时代的经济学批判，而且他们的文章与马克思相比往往缺乏时政性和冲击力。总之，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批判方面无所作为。
当然也有例外。特尔本在他广泛的调查（发表在《新左翼评论》[13]）中就令人奇怪地把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排除在外。鲍德里亚卓越地指出后现代资本主义就是一种符号循环，这是对马克思关于现代资本主义是物的循环的论断（即拜物教，也即物质对象被认为拥有自身独立的生命）的一个拙劣的模仿。符号在鲍德里亚这里因此是被盲目崇拜的对象，所以资本主义作为生产者所生产的不是其自身的现实而是超现实。虽然鲍德里亚本人因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和“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的著名政治观点而闻名，但他的哲学思考很难被称为政治理论。
吉布森（Katherine Gibson）和格拉汉姆（Julie Graham)等致力于反思马克思主义和公有制集体经济问题的论者都曾直接谈及这一论题，即如何在一个多元身份政治时代建设一种社会阶级政治。如果阶级不是一种身份，没有社会宗旨而被理论化了，或者消失在经验之中并被付诸实践，那它如何又能被称作一种政治呢？他们给出了答案：理论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以促使“主体通过并在认识自我的过程中去创造条件，以便认识他们的生存环境并规划他们的未来”[14]。
如果说新马克思主义是以经验论为基础的社会学，那么后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后基础主义的哲学。特尔本特别指出了巴里巴尔（Étienne Balibar）的后马克思主义，但巴里巴尔的哲学旨趣远在早期拉克劳和墨菲之下。特尔本同时分析了奥菲（Claus Offe）的观点，指出奥菲聚焦国家、现代性、“东西方”以及市场之间的内在关系，但比起亚索普（Bob Jessop）的国家理论，其社会学倾向少了许多。尽管在特尔本看来，几乎任何公开其政治观点的左翼分子都有资格作为一名后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仍然主张在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之间画一条分界线，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转向”就是界标。
4．社会主义
如今的“社会主义”在西方指的是以社会—民主为代表，立足于阶级妥协和提高消费并为实现再分配而建立的松散的政治形式。因此，根据妥协的性质，今天的“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有着程度不同的相似性。几乎马克思针对资本积累条件下的现代工业生产所做的全部批判，都是新自由主义所要鼓吹或为之开脱的对象。如果是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一定会把新自由主义者称为“意识形态家”，就像他给当时的德国哲学社会主义者的称呼一样，因为他们认为解决了哲学世界的概念问题就等于是解决了现实世界的政治问题。新自由主义是一种自我调节，以分析和批判为工具来吸收不合规定的逻辑和市场因素，这一点非常类似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用自由政治意识来解决社会问题。因此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它的意识形态批判暴露了它捍卫财富积累和集权的阶级偏见，以及对工人阶级利益的抵触——尽管它拒不承认。
然而，社会民主很容易瓦解为（某种）福利国家，它不仅得到民主政体的大量拨款支持，同时也得到当代资本家利益集团的大量投资。另外，大西洋地区（或英吉利海峡）的福利国家通常被笼统地界定为“社会主义—自由市场”体系；这就（有可能）把欧洲大陆核心国家体系与北美地区的“私营企业—自由市场”体系区别开来。这种欧美中心论根源于工业化、殖民主义和商业帝国主义历史，也很容易被视为现代化的发展方案和20世纪下半叶的增长特性——但现在已遭到严重质疑。
意识形态批判在这里发挥了作用：抨击了那种以知识和种族等级划分为由将少数几个国家称为所谓“西方世界”或“第一世界”的主张。但在21世纪，世界的发展动摇了这种一直很牢固的二元格局。巴西、中国和印度正快速、成功而持续地推动其社会发展并不断取得丰硕的经济成就，但这些国家并没有遵循北大西洋沿岸的西方传统发展模式。其中中国也许是最令人吃惊的一个案例：在经历了民族解放和计划经济时代之后，她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代表。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连续的经济改革赋予私营及混合经济成分以合法性，外商投资也大量引入，于是在国内经济发展、消费需求增长以及创造盈余的出口基础之上，中国经济飞速增长——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国内货币经济政策、国际化银行和金融框架下运行的。
与其把这些发展视为向作为共产主义唯一“对立面”的资本主义的倒退，毋宁说它们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的一种超越。这里所展现出的，是对专制统治、民主政治、“发达”以及平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另一种诠释。同时，其他新兴经济体和20国集团的主要成员也没有表现出资本主义式的或以资本主义为目标的发展模式，而且政府类型与经济增长率、社会稳定以及其他“成功”举措之间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当然这些举措目前正因气候变化和生态基准而被重新定义，也即人们不再把成功和发展归结为简单的经济增长和“高端消费”等。通常的政治性评价看起来也不足以对如下范畴进行分类和评价：专制与民主、一党制与多党制、平民与军队、单一文化与多元文化等。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信贷紧缩、全球经济衰退和航天“刺激”一揽子计划实施的今天，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必胜信念，还是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都在力图寻找平衡——虽然基于不同的原因。此时，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社会民主和一党制国家的兼容问题，而鉴于社会民主党在一些国家（如日本和瑞典）的长期执政，这个问题并不像它一开始看起来那么明确，特别是“9·11事件”后，一些多党制政体反倒表现出对宪法和人权的极端不尊重。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不能在二元论的框架下来分析和判断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同样，更不能用这一框架来指导今天的全球化理论，因为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在一党制政体和民主制之间，在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之间，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做出截然二分。只要国际政治经济试图应付当今全球贸易和金融的多极复杂性，它就必然要依靠意识形态批判的某些要素来获取政治意义。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造成了阶级和特权阶级结构的产生，并要求进行阶级统治，而意识形态批判则旨在揭露这一切。
注释：
[1] Francis Wheen，Karl Marx，London：Fourth Estate，1999，p.1；Andrew Heywood，Political Ideologies：An Introduction，4th edn，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7，pp.123-127.
[2] 参见1882年11月2—3日恩格斯给伯恩施坦的信：“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这样一种特别的产物，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5卷第385页）以及1890年8月5日恩格斯给施密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7卷第432页），实际上，恩格斯并非如本文卡弗所说的那样两次谈到马克思的这一说法，而是至少四次谈到这一话题，另外两处分别是：1890年8月27日恩格斯给拉法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7卷第446页），以及1890年9月7日恩格斯的《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81页）。——译者注
[3] Göran Therborn，“After Dialectics：Radical Social Theory in a Post-Communist World，” New Left Review，no.43，2007.
[4] Terrell Carver，“Karl Marx”，in Steven M.Emmanuel (ed.)，The Blackwell Guide to Modern Philosophers：From Descartes to Nietzsche，Malden，MA：Blackwell，2001，pp.370-389.
[5] Ernest Mandel，Late Capitalism，London：Verso，1999；Fredric Jameson，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London：Verso，1992.
[6] Manfred B.Steger，The Quest for Evolutionary Socialism：Eduard Bernstein and Social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7] Robert O.Gorman，Neo-Marxism：The Meaning of Modern Radicalism，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82；Therborn，“After Dialectics，”pp.104-109.
[8] Mark Rupert and M.Scott Solomon，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The Politics of Alternative Futures，Lanham，MD：Rowman& Littlefield，2006.
[9] Terrell Carver，Friedrich Engels：His Life and Thought，Basingstoke：Macmillan，1989，pp.232-252。特尔本认为新马克思主义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而摒弃了最初的历史哲学分析”，他用“马克思主义”替代了“马克思”，而这正是本文所要反对的。
[10] V.Spike Peterson，A Critical Rewriting of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Integrating Reproductive，Productive and Virtual Economies，New York：Routledge，2003.
[11] Göran Therborn，From Marxism to Post-Marxism，London:Verso，2008；Terrell Carver，“Post-Marxism，” in Gary Browning，Abigail Halcli，and Frank Webster (eds)，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Society：Theories of the Present，London：Sage，2000，pp.71-83.
[12] 当然这个问题在20世纪早期早已在修正主义之争中讨论过了（Steger，Quest for Evolutionary Socialism，pp.66-85）。还要注意这里的双重替代，即用生产活动替代了经济，用物质替代了人类活动。
[13] Therborn，“After Dialectics”.
[14] J.K.Gibson-Graham，Stephen Resnick，Richard Wolff (eds)，Re/Presenting Class：Essays in Postmodern Marxism，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p.19；J.K.Gibson-Graham，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Minneapolis，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6.
（：Terrell Carver系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哲学教授；译者：张秀琴，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魏天舒，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研究生。）
文2：后马克思主义：时代背景与理论策略
：高远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4期
摘要： 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尽管西方左翼思潮在政治、文化方面颇有建树，但是在经济领域的话语权却长期缺失。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后马克思主义在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策略，力图突破西方左翼思潮长期面临的理论困境。通过对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的考察以及对其理论策略的分析，可以发现，尽管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运作上有许多独到之处，但是西方左翼思潮数十年来的痼疾并未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根本解决，问题的症结看来在于左翼经济理论何以建构的问题。
关键词： 后马克思主义;拉克劳与墨菲;左翼力量;解构;策略
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不仅仅是基于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作出的批判与反思，从现实层面来看，它的根本目标是要摆脱战后西方左翼理论在经济领域的话语权长期缺失的境况，开辟出一条崭新的左翼理论建构道路。后马克思主义虽然找到了制约左翼理论发展的症结所在，但是它所提出的一系列解决方案只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些富有启示性的思路，实质上未能突破西方左翼理论发展的瓶颈。
一、时代变迁——从福利自由主义走向新自由主义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拉克劳与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一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颠覆式”解构的面目出现在国际学术界。我们暂且不论后马克思主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是否还能称其为马克思主义，首先来考察一下后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问题域。必须指出的是，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著述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正是上世纪60—70年代西方左翼思潮理论探讨中的薄弱环节，即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宏观分析。
按照拉克劳与墨菲的说法，他们之所以主张后马克思主义，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传统马克思主义与当今时代脱节的问题，因此他们理论运作的基本思路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的理论设定展开彻底的批判，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点入手来重新阐释和激活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与战斗性。拉克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人们从传统来思维，当然，与传统的关系，不应当是屈服、重复，反而应当是变革、批判的关系。在与传统的关系中，人们必须构建自己的差异话语，同时，这意味着连续和断裂……任何传统都应当被重新铭写，否则它将会死亡。”[1]一种“与马克思主义话语总体化特征的缓慢断裂”[2]，这是拉克劳在该篇访谈中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把持的解构主义立场，正如他在评价自己时所说的那样：“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者，用普列汉诺夫的话来说，不是那种在马克思主义中追寻‘故土’，追求完整和谐世界观的人。我与马克思主义所玩的语言游戏更复杂，它们总是试图表达别的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容。”[3]对“整体性”特征的批判和否定，构成了拉克劳与墨菲“后马克思主义”的基调。
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的理论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如果我们仅仅从理论观点上对两者进行直接比较，最后得出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结论，这并无多大意义。或许，我们可以从拉克劳与墨菲那本最著名的著作《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书名中的“策略”一词得到启示，从“策略性”这个角度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加以回顾的话，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左翼理论界会作出这样一种“异质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读。
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萌芽时期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正式出现是在80年代中期。彼时的英国正笼罩在因中东石油危机爆发而带来的世界性经济衰退的阴云之中，失业人数和通货膨胀率竞相攀升，一场剧烈的政坛变革随之到来。撒切尔领导的保守党于1979年赢得大选，她本人一出任首相就抛弃了二战以后占主流的主张全面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路线，倡导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采取紧缩货币供给、降低税率、压缩政府开支和减少财政赤字、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放松管制等手段，使英国经济一时间摆脱了重重阴霾，经济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都优于欧陆和美日等主要工业国家，显现出了少有的活力，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社会效率和社会公平之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撒切尔实行的这一条经济路线和一系列社会政策被学界称之为“撒切尔主义”。“撒切尔主义”的出现对于左翼运动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甚至西方社会在80年代以后左翼运动的走向。尤其是在削弱工会势力上，撒切尔政府通过立法手段约束、限制工会活动，将劳资改革作为稳定经济与社会秩序的有力武器来分化与破坏劳工阶级的团结。另外，为了缓解经济与政治压力，撒切尔政府通过私有化的手段使大批工会会员成为股票拥有者，这就使得工会活动的斗争性大大减弱，社会影响力逐渐降低。因此，在英国国内经济逐渐好转的形势下，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右翼政治势力取得了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进一步挤占了早已式微的左翼力量的社会活动空间。
撒切尔夫人的上台和新自由主义在英国的兴起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大洋的另一端，1981年美国总统里根一上台所推行的新货币政策，同样也是遵循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短短两年时间内，保守主义势力在英美两国先后执掌了国家最高权力，并且很快形成了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此后比较成功地引领了各自国家的经济从衰退走向复苏。新自由主义的抬头，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盛行了20多年的战后福利自由主义的一次重要转型。但是左翼势力面对当时社会经济的萧条境况却束手无策，既不能从理论上对社会政治及经济状况作出具有说服力的解读，更无力在现实政治上对摆脱经济困境有所作为。从整个战后发展史来看，在西方社会，无论是战后福利自由主义的实施，还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的出现，左翼政治力量均未能提出与之相抗衡的社会改革方案。
二、两难境地——左翼力量面临的现实问题与理论困局
从上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经历了一个从衰弱到复兴、又从繁荣到衰退的反复过程，但是在这数十年时间里，西方左翼力量始终没有抓住历史提供的机遇，发展出能够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切中资本主义制度要害的现代经济理论。只是等到80年代末期社会主义阵营即将解体时，才出现了以戴维·施韦卡特为代表的“经济民主”左翼经济理论。可以这样说，西方社会的左翼力量在经济理论领域长期的“失语”和“不在场”，是造成60—70年代左翼力量领导的一系列民主运动看似轰轰烈烈、实则并未对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产生根本性冲击的深层原因。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大体制的夹缝中追寻理想社会的实现路径无疑是十分艰难的，因为对于任何一种社会抗争而言，是否能还原为一种政治性的话语以及用哪一种话语来进行解读，这是左翼理论家必须面对的棘手理论难题，社会经济层面所发生的变化更是让许多左翼思想家感到困惑。二战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劳资和平共处的资本主义改良策略的实施，一方面，促进了劳动者工资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增加，从而逐渐形成“福利国家”的模式；另一方面，随着劳动者收入的增加和福利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大大增强，从而推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的经济增长，最终使得资本积累得以更大规模地进行。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的现象趋缓，并培育出一个日益庞大的阶层——中产阶级。正是由于这些变化，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不仅没有被撼动，反而是原先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正受到不断涌现的新社会运动持续的冲击、剥离与分化，原先设定的“革命”角色并未出演，而自身的阶级性色彩却似乎变得越来越淡薄。无论是西方国家的左翼政党还是工会组织，都感觉到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群众性社会运动很难用一个固定的“阶级”概念加以框定，传统的阶级划分标准已经不再适应逐步迈入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
在20世纪60—70年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左翼力量积极参与了街头政治实践，但是由于自身的体制外性质，决定了左翼力量天然地与政权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从而难以对国家的政治生活发挥实质性的重要作用。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除了美国保罗·斯威齐的激进经济学派对资本主义主流经济学说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批判之外，左翼理论界一直不能发展出一套完善的左翼经济理论来与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相抗衡。西方左翼理论界一方面质疑甚至反感列宁主义延续下来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暴力斗争道路，担忧因此导致集权体制的出现；另一方面又要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下的种种便利，试图在不根本否定资本主义体制的前提下进行广泛的政治与文化变革。正是由于在国家的主流政治和经济活动层面话语权的阙如，使得西方左翼力量在西方社会发挥的影响力相当有限，只能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出一些声音。
历史就是这样地捉弄人，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边是英国的“新左翼”运动正走向终结，一边是“新自由主义”在英国的变种——“撒切尔主义”正在崛起。显然，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舞台上，前者的悲情谢幕和后者的粉墨登场同时进行并非历史的巧合，这是西方左翼力量在经济领域长期“失语”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也是其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重视经济因素这一特点的必然结果。
三、解构传统——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策略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期近10年的时间里，对于西方左翼力量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分野期。20世纪60—70年代火热的左翼运动黄金期业已成为过往，“革命”的激情逐渐褪去。对于左翼力量来说，无论是思想家还是普通民众，都不得不面对一个黯淡的左翼运动低潮期。在此局面下，左翼力量不得不进行痛苦的反思。不同的左翼理论家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理论素养、价值理念和个性特点，选择了不同的归宿。1979年，著名的希腊裔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尼科斯·普兰查斯由于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悲观失望而自杀身亡。曾经在法国左翼运动中叱咤风云的福柯，70年代后期逐渐遁入书斋，开始梳理古代文献并着手《性史》的写作。凡此种种，意味着一个时代的逐渐逝去。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西方左翼运动并未就此停息。80年代中期走上历史舞台的后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对当时正走向式微的英国“新左翼”运动未完成的历史使命的一种接续。这个新的历史使命就是：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在西方社会甚嚣尘上的不利局面下，左翼力量必须思索，如何才能重新焕发自身的生命活力。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经济要素的重视乃是构建阶级斗争理论的最重要的基础。但是伴随着当代西方社会中白领阶层的增加，中产阶级地位的上升，工人阶级在社会与政治方面重要性的衰落导致“工人阶级”这个概念在理论上越来越缺乏说服力，进而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质疑。拉克劳与墨菲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指出：“左翼的思想而今正站在十字路口。”[4]在他们看来，阶级理论并不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瓶颈，最大的困难在于“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经济基础。
在拉克劳与墨菲看来，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能够有个好的前景，就必须祛除“经济的最终决定性作用”。他们考察了自葛兰西到卢卡奇再到阿尔都塞的理论，最终发现，制约这些人物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根源，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经济决定论”的坚持。鉴于此，他们大胆地走上了一条与传统左翼理论家截然不同的道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范畴的彻底解构。
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拉克劳与墨菲指出：“假如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和合理的基础，应该归于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了保证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不得不诉诸于虚构：把劳动力想象成为商品。”[5]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个提法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成立的，因为只有劳动力通过商品化这个渠道融入到资本逻辑的支配之中，最终才能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权力形式。但是在拉克劳与墨菲看来，劳动力作为商品这个提法应当加以批判。因为“把劳动力定义为对于资本的使用价值掩盖了对人的社会实践能力所进行的生产投入与为了资本所有权足以保证消费劳动力提供的生产服务所进行的持续投入之间的绝对差别”[6]。并不是简单地将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就能完成整个的资本主义生产，因为“假如资本家需要在生产过程的核心之处进行控制没有被认识到，那么生产力的发展就变得不可理解了”[7]。“无疑，对于劳动过程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长期被忽视了。”[8]拉克劳与墨菲认为，尽管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力以商品化的形式出现，然而仅仅将劳动力商品化并不能完成整个劳动过程，其间还要加入知识、管理等因素，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劳动力商品还始终受到资本的制约与控制。因此，在劳动过程中存在着“多元决定”的状况，劳动力这一因素并不是决定性的，所以不能仅仅把劳动力看作是一个经济概念，而应将其看作是一个政治概念。这样，就可以摆脱将经济范畴与政治范畴相重叠的倾向，从而就消解了经济本质主义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在他们看来，这正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要害所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存在着“还原主义”的现象，即通过对经济层面根源性与必要性的强调而上升到对政治层面实践主体领导权的诉求。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建构这一部分内容就是这种理论框架的集中表现——“经济空间本身被结构化为政治空间”[9]。拉克劳与墨菲认为，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尽管有联系，但只能是发生在“接合”作用上的联系，并不存在决定论上的逻辑联系。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拉克劳与墨菲对摒弃“经济本质主义”所做的努力。应当说，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的确揭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的一些薄弱环节，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后马克思主义正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摒弃“经济本质主义”的影响而摒弃了经济概念本身。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只是为了展现社会关系而存在，并不与政治发生内在必然的联系。因此，他们将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个核心概念消解掉，在此基础之上解构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架构，自然而然地进一步瓦解了由此发展出的政治理论架构，将“阶级”这一重要概念予以摧毁。经济概念与政治概念此时只能是作为零散的“要素”而存在，在必要时才通过“接合”作用而“链接”起来。他们所力图达到的，就是避免经济范畴对其他范畴施加结构性的强力控制。在这里可以明显看出，对“本质主义”的恐惧贯穿着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的始终。
拉克劳与墨菲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看似深刻，破坏力极强，实质上是十分苍白、脆弱的。他们所作的努力实质上只是在逃避，不仅没有建构出一套新的经济理论体系，反而使人在认识上更加无所适从。对于这种简单化的理论解构并不能仅仅从表面上理解为是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硬伤”，而应当理解为是一种“策略”——拉克劳与墨菲试图为他们所要构建的“激进民主”最大程度地抹去理论上的障碍。对于“经济本质主义”的批判只是一种策略的需要，并不是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着力论述的内容。他们在经济范畴内触及传统马克思主义比较薄弱和空白的部分便浅尝辄止，接着通过巧妙的话语转化和链接迅速向政治范畴转移，试图淡化乃至消解经济因素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起到的作用。根本上，拉克劳与墨菲所要消解的并不是经济关系，而是经济范畴本身。他们消解了经济要素，同样也消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前提。
那么，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策略？实际上，这又回到了我们前文所述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二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间，西方左翼思潮在经济理论方面建树贫乏，无法在经济领域发挥强而有力的深远影响。正如鲍尔斯所指出的那样：“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文化和政治分析与古典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经济理论各自孤立地发展。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创新本身没有延伸到经济理论上去，两种趋势中争论的问题并没有涉及那么多的经济理论自身的建构……因此，对经济主义的批评仅限于对经济决定论的批评。”[10]当然，拉克劳与墨菲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深知经济理论的建构对于左翼思潮的发展前景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但是他们也明白面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实，要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框架内进行经济理论的重构，具有何等的艰巨性与复杂性，甚至对他们而言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选择了这样一种策略：首先做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具有“本质主义”性质的设定，然后通过对“本质主义”的批判达到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目的。这样做的结果，不仅能够消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面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实能否创新、如何创新这一理论难题，还能将他们所构建的“接合”概念、“领导权”概念以及“多元决定”概念进一步强化，从而为“激进民主”理论的建构铺平道路。然而，拉克劳与墨菲对经济要素的消解和对经济问题的回避，实际上是在耍弄一种掩耳盗铃式的不承认主义手法，并不能最终解决西方左翼理论的发展问题。显然，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还是应该回归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通过对当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深入分析与批判，最终把握时代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政治特点。因此，西方左翼思潮几十年来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在拉克劳与墨菲那里依旧没有完成，关于经济理论的建构问题依然是个绕不过去的坎。如果在经济领域左翼思潮不能建构起一套能够充分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特点的理论，并在学术上和社会实践上发挥一定的影响力，那么无论左翼理论在政治或文化方面提出何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说，最终都只会变成喧闹的文化现象，无法在实质上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产生根本性的触动作用。
注释：
[1][2][3] [英]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213、212页。
[4][5][6][7][8][9] [英]恩斯特·拉克劳、尚塔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86、87、87、85页。
[10] 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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