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彪：中国的人类使命和国际定位

中国的人类使命和国际定位

近年来，随着世界格局的急遽演变和中国地缘政治地位凸显，如何正确地确定中国的国际定位，日益成为一个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关系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2011年围绕这个问题在国内引发激烈的争论，并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绝非偶然。

一、中美地缘政治关系的双重性质和中国的人类使命

地缘政治关系和矛盾是一种客观存在，像美国、欧盟、俄罗斯和中国这样大的地缘政治主体和地缘文明体，其地缘政治条件决定了他们只能做世界大国、强国，如果做弱国，迟早会解体和消失，欧盟也正是由此而生，为此而东扩，现在又在南扩北非；与此相联系，地缘政治大国也必须承担较大的人类责任，如果自私自利，一意孤行，“以天下为刍狗”，甚至以人类为敌，也必然会加速衰亡。

（一）中美地缘政治关系的双重性质

在世界主要大国中，中国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最为突出，发展很不平衡，总体上是最穷也最不发达的国家。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无论是规模还是复杂性，都是世界所罕见的。”（106）胡锦涛：《坚持开放合作，寻求互利共赢》，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11月23日）中国即使发展顺利，也要到2049年才能够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国自己的事还忙不迭，根本无意问鼎世界，更无意挑战美国，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别人并不这样想。美国认定，中国拥有独特的文明和价值体系，又有独立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核武器体系，因而拥有成为世界领袖的一切潜质(布热津斯基语)。美国口头上也支持中国发展，但是实际上认定，中华复兴就是挑战美国霸权。中美是隔太平洋相望的两个全球大国，后者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前者被认为拥有成为世界领袖的一切潜质，而且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影响确实在提高。地球似乎愈来愈显得拥挤，但是中国难道没有发展的权利？最近美国发表《中美：腾飞的龙和流血的鹰》的文章，题目很吸引眼球，文章说，中国的迅速发展“使美国陷入非同寻常的两难境地”。(107)（转引自《环球时报》2011年5月23日）“两难境地”是一个委婉的和迷惑人的提法，其实美国早就确定并始终毫不含糊地实行其对华地缘政治战略。廖子光先生说：“美国的地缘政治目标是“通过‘和平演变’将中国引向前苏联的悲惨道路，使中国内部分裂并走向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按照战后美国霸权下日本和德国作为附属盟国的发展模式，使中国向新殖民主义开放。”他还说：“虽然反恐战争吸引了其大部分注意力，但美国仍继续将中国视为其主要的威胁和敌人。那些否认这一基本事实的中国决策圈人士将为其白日梦付出高昂的代价。”(108)（（美）廖子光著，嵇飞、林小芳等译：《金融战争 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5页）廖子光先生的话很尖锐，虽然使某些人难以接受，但却道出了一个严峻的历史事实，至于他说“否认这一基本事实的中国决策圈人士将为其白日梦付出高昂的代价”，最大的代价莫过于某些迷信和追随美国及其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教条的官员和学者失去了他们的头上曾经十分耀眼的光环，并正在失去在日益严峻的现实面前日益觉醒的广大人民群众、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的信任。

一个时期以来，中美关系成为影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最具决定意义的双边关系。

长期以来，美国“将中国视为其主要的威胁和敌人”，美国这样做，虽然无理，甚至蛮横，但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并非完全没有地缘政治依据。这是因为中美两国的地缘政治关系或称矛盾客观地具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双重性质。如果将中美关系看做零和博弈，而且形而上学地看，且双方处理不好，则在现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格局）中，美国和中国各自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发展态势决定的对抗性的一面就可能会上升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正因为如此，所以无论中国如何宣称“不争霸”，“不当头”，都不能单方面改变这一关系和矛盾对抗性的一面。而且，无数事实都已经证明中美关系的这种对抗性是一种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特别是有人一定要将这种对抗性变成现实性，将对抗强加于中国，这也是一个无法否认和中国必须正视的事实。但是，如果将中美关系看做正和博弈，而且双方对此都加以辩证积极地理解，明智合理地加以调整，则中美地缘政治关系具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就会上升，或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现在无论中美双方，还是国际上都有许多人认为，中美关系（包括中西关系）并不注定要走向对抗，这种说法实际上不排除两者走向对抗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中美关系和矛盾客观上存在对抗性一面的反映，而“并不注定走向对抗”，恰恰说明其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在理论上揭示中美地缘政治矛盾的这种双重性质，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处理这个矛盾。这里可以运用毛泽东关于对抗性矛盾可以作非对抗性矛盾处理的辩证思想和政治智慧，当然这需要双方共同创造条件，也是双方共同的利益和责任所在。将中美地缘政治关系的对抗性转化为非对抗性，不是中国单方面的需要，而是双方共同的需要，更是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需要。所谓需要双方共同创造一些条件，总体上就是顺应全球地缘政治形势的发展趋势，首先美国需要改变长期以来对中国实行的僵化的战略和政策，应当承认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所应当拥有的地缘政治空间和利益，合理地调整双方的利益，促进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良性发展，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不久前布热津斯基随同希拉里访华提出中美进行地缘政治合作，既然如此，美国就应当废除《对台关系法》这个明显干涉中国内政的恶法，以示诚意。但是如果美国坚持其僵化的对华战略和政策，而中国又绝不可能放弃中华复兴的地缘政治目标，为此甚至不惜付出民族牺牲的代价，则中美之间地缘政治矛盾上升为对抗性矛盾，也是完全可能的，对此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和侥幸心理。如果看不到或不愿意承认中美关系有对抗性的一面，一厢情愿地诉诸和平发展，幻想不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或者以为只靠单方面对外输送利益就能换取和平发展，甚至不惜以独立自主换和平发展，都只能断送中华复兴，并导致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

（二）   两大使命和现阶段中国地缘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

第一个使命是人类使命。中华民族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和持续发展至今的，也是对人类有较大历史贡献的文明体、地缘政治主体和国际政治主体，注定要承担非同一般的重大使命。

早在春秋时期在孟子就开导当时的各国诸侯精英（后来融汇成中华民族）要认识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表明中国先贤对此早有文明和政治自觉，后来有“大同”理想，到20世纪又接受马克思主义，将民族独立解放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融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正因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志向高远，“天下为公”深入人心，崇尚正义成为优秀的政治文化传统，所以能凝聚人心几千年，历经劫难而终能打不散、击不垮。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了，但是民族的雄心壮志并不稍减。孙中山先生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期间曾经说：“中国对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这段话说在100年前，人们会想，孙中山真不愧“孙大炮”的外号，中国的命运还在未定之天，还说这种不着边际的话。可是这句话放在今天来读，与十七大报告“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其实是一个意思。这是中华文明的理想高远，古今一贯的表现，与争不争霸没有关系。另一方面，中国是文明古国，世界大国，注定不能作弱国（做弱国注定被欺负，最后被肢解）；而作世界强国，就不能作自了汉。对此，当代日本的智者其实是很服气的。竹内好先生说：“我在战后重读《三民主义》时，被以前忽略的这一节打动了。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国家（孙文认为中国成了多数国家的殖民地，其地位在殖民地之下，故自称次殖民地），在国际政治中，长期没有得到独立国家的待遇，但自己所把握的理想却是这样的高远。这不是真正标志又是什么呢？”（109）（（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91页。转引自吕正惠（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中华文化的再生与全球化》，中国叶盛陶研究会编：《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与评论》，第一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88页。孙中山演讲文也自此转引）中国共产党能够在20世纪的中国成就伟大的事业，马列主义能够实现中国化而在20世纪西方传入中国的数不尽的近代思潮（据说光社会主义的定义就上百种）中脱颖而出，正因为这个政党把握的政治理想高远，不谋私利，所以能“得人心者得天下”。毛泽东在新中国还很穷的时候，就说过“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是一种历史责任，表达了毛泽东内心对当代中国要尽力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愿望、理想，也可以看作是中国这个伟大民族应有的一种人类承诺。改革开放以来流行“非毛化”思潮，对毛泽东的外交理论和实践有各种非议，不尽公道，甚至有人对毛泽东的理想主义进行人格攻击，殊不知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站得高，看得远，归根结蒂还是心中有高远的人类理想，马列主义的水平很高，传统文化的根基很厚。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急剧改变，毛泽东在几十年前的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地缘政治意义又日益凸显，岂是偶然？历史再次证明，改革开放也必须坚持高远的人类政治理想，不仅比建设全面小康社会高远，而且比中华复兴还要高远，因为从地缘政治学看，更不必说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其实两者说明了同一个道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有色人种）和被压迫人民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

现在的一个问题，是需要划清两种国际责任的界限。上述讲的是一种真正的人类责任，而近年美国等西方国家追着要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包括试图将生态环境问题作为地缘政治工具（如二氧化碳排放限量和“炭币销售计划“等）迫使发展中国家就范，本质上是维护西方霸权的利益。而“Chimeirica(中美国)”的“G2”模式无非是重复“美苏共治”的故事，是要中国当一个美国之下的次级头领，相当于要中国做“全球董事长助理”。比起当年玉皇大帝封给孙悟空的“弼马温”，应当说这顶乌纱帽的品级要高得多，对某些西化派人士颇有吸引力，据说是“做好低端也不错”，表现出内心缺少理想。可惜中国志不在此。子曰“君子不器”，就是说君子以谋道为理想，故中国自古崇尚“天下为公”、“以身殉道”的圣贤，有天下大同的高远理想，现代叫共产主义。古人尚且如此，当代中国人更不能以小器局自限前程。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领袖是从实践中产生的，不是自封的。一方面，领袖不是自封的，另一方面，也不是一味坚持“决不当头”所能回避的。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不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游说列国君主行仁道，没有成功，但是他这种政治思想相当卓越，激励了古今无数仁人志士成就事业。新中国成立以来，重新建立了秉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国际形象，甚至急公好义，经常超出国力，自觉地承担了许多国际责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仍然坚持将本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自觉地承担了许多国际义务。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做出了不小的牺牲，而中国并不富裕。现在美国如此“抬爱”中国，要中国多负“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更多有期待。萨缪尔森曾经说：国际社会历来对中国有特殊的兴趣，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地在如此贫困的地区消灭贫困，“就会成为世界左翼运动的榜样”。与此相联系，他还说：“马克思主义价值太大，不能听任马克思主义者支配。”（110）（转引自吴易风：《西方经济学家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网2008年3月1日）但是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性破产，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卷土重来。一个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增长以及全球地缘政治影响力迅速扩大，国际上对中国寄以厚望，充满了政治期待。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引发世界严重经济危机以来，全球形势日益严峻，这种期待不仅更加迫切，而且愈来愈直率，有时表达得相当严肃。例如保加利亚经济学家彼得洛夫说：“我们目前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要么中国在未来成为世界领导，带动和保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并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最终建立其全球社会主义体系；要么失掉这个机会，那么21世纪的后五十年全球将形成寡头政治体系独霸的局面。”（111）（（保）科依楚·彼得洛夫：《2008年金融危机与中国时代带来的好处》）这是一种世界左翼思潮的表达，也代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一种国际定位，字里行间也透着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中国命运前途的一种判断：中国如果“失掉这个（成为世界领导）机会”，则“21世纪的后五十年全球将形成寡头政治体系独霸的局面”，中国的命运将如何？彼得罗夫没有明说，但是暗含的意思是不言而喻的。类似的表述还有许多，有的从人类文明转型角度，对西方文明动力的枯竭深表失望，寄希望于中国参与引领人类走出危机；还有的是从全球地缘政治角度出发，认为让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是抑制美国霸权的需要。用著名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的话说：“以一种不同于美国的方式，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中国的历史使命。”（112）（（美）威廉·恩道尔著，赵刚、旷野等译：《石油战争》中文版前言，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国际舆论认为，实现中华复兴，将反转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就是21世纪人类的摩西，人类社会则有望摆脱危机，赢得未来。如果听从美国人的甜言蜜语，搞什么“G2”，则中国难以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如果这种惨剧真的发生，则不但中华民族将万劫不复，而由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将失去最后一根最有力的支撑，终将彻底塌陷，撒旦终于可以赢家通吃，于是不独有色人种的末日来临，整个人类社会也将迅速沉沦，地球将成为远古的荒漠。近年来诸如此类的国际思潮影响日益广泛，表明人类社会已经将国际责任的重担放在中国肩上，也是对中国的一种全球地缘政治定位。

第二个使命是中华复兴的民族使命，这是由近代史提出来的，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几代人前赴后继所致力的一个伟大事业。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高，中国人的自信愈来愈强，中华复兴的口号也愈喊愈响。对此，世界各国多乐见其成，国内更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万众一心，但是也有杂音，一些西化派学者专门“拿祖宗开刀”（唐德刚语），实为帮洋人对中国摆“乌龙”；更有人提出甘愿给美国人“当孙子”，其实是只知己不知彼：美国人不需要中国人当孙子，而需要你“消失”；更有极少数人，唯恐天下不乱，似有某种狂疾，公开发表疯狂颠覆国家政权的言论，激起公愤，遭到人民公诉，实际上是在政治上将自己定位为某种急了会跳墙的动物；当然疯狂的总是少数，一般西化派也是绥靖派多自称为反对“情绪化”的理性人，有的还公开主张“再容忍美国一百年”,(113)（《参见《再容忍美国一百年》，（美）乔治·弗里德曼著，魏宗雷、杰宁娜译：《未来100年大预言：21世纪各国大派位》译序，海天出版社2009年版》）也有不少人糊涂：奔小康就得了，干吗老喊中华复兴，惹别人不高兴？其实一些人不懂，中华复兴乃是由中华民族至少七千年的文明史（114）(20世纪70年代何炳棣先生根据半坡遗址、仰韶文化确定中国文明有七千年历史，西方有说中国万年文明史的，近年来考古学新发展已经将中国文明是大大提前，“五千年文明史”的传统观点已被突破。此处笔者为稳妥起见，姑采何说），特别是1842年以来沦为半殖民地以来的历史决定的。中华民族需要恢复历史上属于自己的民族尊严、国际地位包括在东亚和世界应有的地缘政治地位，这是中华民族作为人类唯一存续发展至今，而且对于人类历史做出过卓越贡献的的文明体和国际政治主体的正当权益，也是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浴血奋斗、前赴后继所争取的伟大目标，还是中华民族的安全、福祉和命运所系，更是20世纪以来任何一个中国政府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和执政合法性的来源，是一种执政党对历史和人民无条件的“政治背书”。历史证明，谁干不了这个事业、承担不了这个历史责任，谁就得下台，因为前人和历史不让，人民不让，民心党心军心不让。中华民族自古追求正义，深入族心人心，所以百多年来，连遗臭万年的袁世凯早年也是一个卓有政绩的民族主义者（例如他在朝鲜平乱的那段政绩成为后来在政坛窜升的“资本原始积累”），旧军阀中也不乏民族主义者，中国近现代史上再王八蛋的人，也没人敢公然反对中华复兴。历史上卖国者有之，但都是偷着卖，惟其偷着卖，所以“见光死”，如袁世凯的“二十一条”和汪精卫客死日本。国民党也曾聚集了许多民族精英，早期也曾朝气蓬勃，中华民族独立，也由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国民党是在抗战期间如日中天之际，由于最高层带头腐败而迅速衰落，败走台湾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无数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生命。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继续承担好这个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六十二年，能有今天在全球举足轻重的地缘政治地位，中国共产党对历史交出了一份虽不完美但仍然成就相当伟大的答卷，这是一个任何人也无法否定的基本历史事实。但是，中华复兴刚刚起步，任重道远，按照中央战略部署，到建国一百周年即2049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可以认为复兴大业初步完成，要说实现中华复兴伟业，尚需百年左右时间。所以，如果有人试图只埋头奔小康，放弃大目标，得过且过自己的小日子，实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近年来国内外形势的迅速改变，已经将这种幻想击得粉碎。

以上中华民族的两大使命决定了中国的前进道路必然充满各种异乎寻常的包括人为的荆棘和风险，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必须高扬人类理想，有博大的胸怀，有无私的精神，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包括必要时不惜付出民族牺牲，才可能带领人民群众为之奋斗，才能不辱使命；也唯有如此，在这个危机深重和布满凶险的世界上，这个民族自身也才能得以持续生存和发展，才有未来。正是在这里，决定了中国的国际定位。

此外，现在来谈中国的国际定位，无疑与现阶段的地缘政治形势有关。什么是现阶段中国地缘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请教毛泽东思想。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开门见山地说：“同志们！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我们的党已经规定了自己的任务。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页）这里毛泽东讲的就是1935年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历史通常会惊人地相似，这句话是否可以拿来套用：目前的国际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的形势，我们的党应当规定自己的任务。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目前的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美国帝国主义要西化、分化和肢解中国，进而要将中华民族和我们伟大的国家从地图上抹去。这样讲，是否是杞人忧天？显然不是。但是否可以作这样的表述？或有人反对，那笔者反问：近年来美国五角大楼不断发出对中国的战争叫嚣，而且热战争确实在向中国逼近，冷战和各种软战争一直在发生，阁下作何解释？最近美国空军参谋长莫里斯少将更公开宣称：“美国与中国必有一场对决，下一代人同中国交战的可能性为百分之百。”（115）（《今日香港要闻，神州观察：中美必有一战，中国如何应对（on,cc 东方互动 专讯》，转引自网2011年6月1日）至于这一代人同中国交战的可能性是百分之多少，他没说，似乎不到百分之百。这里笔者只是从地缘政治学角度，作为一家之言，提出来探讨，聊供百家争鸣。

近来中枢高度关注世界形势和格局的急遽变化，学界高层异乎寻常地呼吁加强有关研究，以及2011年4月23日北京高调举行“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包括何新：《统治世界 神秘共济会揭秘》一书于去年底今年初先后在香港和大陆公开出版发行，诸如此类的许多事情，都透露出大量重要的地缘政治信息。

二、 确定中国国际定位的两种思路

国际定位对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地缘政治问题，尤其涉及地缘政治战略。定位不当，会产生很多问题，特别是决策失当。而且，既是地缘政治问题，就不是自说自话，实际上这个问题存在两个方面：一是一国的自我定位，二是国际社会对该国的定位。

（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两种国际定位

国际社会对一国的定位，决定于该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19世纪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帝国主义列强将中国定位为半殖民地，从此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失去地位、尊严、影响力和话语权。进入20世纪，西方列强肢解了许多国家，包括奥斯曼帝国、印度、南斯拉夫等国，苏联也属此类。他们何尝不想肢解中国，但是1900年那次没能做到，帝国主义不怕满清政府，但是害怕人民群众，怕把四亿中国人都逼成义和团。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无法实现自己的权益，也是因为中国积贫积弱，被国际社会定位为“东亚病夫”。以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变中国大部为殖民地，终于失败。1945年中国成为战胜国，却没有得到战胜国应有的权益和待遇，还是因为中国贫弱而被剥夺了参与雅尔塔会谈的权利。1949年新中国建立，在战后两极格局中选择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实际上成为东方的老二哥，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一直有人质疑当时中国“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战略，内心向往向美国“一边倒”，或以为至少中国采取“骑墙”战略，可以“坐收两国之金”，那是书生之见：前者选择美国，就得走资本主义的依附道路，那是死路，独立自主是中国百年多来拼命争取的最宝贵的东西；后者即所谓走“中间路线”，如选择走印度的道路，但那既不是强国之路。事实证明，向苏联“一边倒”后来也遇到独立自主问题。在中苏关系上赫鲁晓夫没有斯大林的马列主义和地缘政治学高度，缺乏政治远见，自己不坚持马列主义，还将自己定位为“老子党”，不乐见中国发展马列主义和离开苏联模式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愿意给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老二哥地位。但是中国一直真心地尊苏联为社会主义阵营之首。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说，社会主义国家要有一个“首”，这个“首”，就是苏联。他还幽默而明确地说，中国连半个人造卫星都没抛上天，不能做“首”，意思是中国愿意辅佐苏联，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即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进行地缘政治对抗。这里实际上谈的就是国际定位。可惜赫鲁晓夫国强而志短，又缺少雅量，热衷于同美国搞“G2”（美苏共治），从此苏联着了美国的道儿，在政治上逐渐走了下坡路，演变到后来，从超级大国地位跌落为二流国家。中国是国弱而志高，虽是愿意辅佐苏联，也是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反映出中国在道义上定位很高。正因为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把握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发展和国际政治进程中的定位，有其高远的政治理想、重大的人类使命和与此相适应的高超的地缘政治谋略和外交政策，才能在同美苏两霸的博弈中高屋建瓴，经过长期不懈地努力，特别在第三世界造成有利的地缘政治形势，硬是在两极格局中搞出一个“大三角”，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贫而不弱，终于能“挟泰山以超北海”，到20世纪70年代以中美苏大三角中最弱的一角，因势利导，借力打力，一举改变了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为赢得后来开放改革的新局面打下坚实的基础。著名俄罗斯经济学家波波夫教授最近说，改革开放是锦上添花，中国今天的成就都源于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郎咸平教授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换到非洲，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所以毛泽东的伟大不可想象。这两人说的都是同一个道理。这是因为毛泽东自觉“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贡献”，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中华民族的历史地位和大同理想，也道出了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存高远的人类抱负。这与盎格鲁-撒克逊的“美国信念”、“世界政府”及美国地缘文化的“理想”完全是两路，不可同日而语。对于这段美中苏大三角导致地缘政治变局的历史，有海外学者如唐德刚先生津津乐道，说是读了《尼克松回忆录》才知道美国谋略如何高超，最后是美国开恩让中国进了联合国，还说毛泽东左右开弓，是“山洞外交”，言外之意是说中国支援第三世界白花了许多冤枉钱，如何傻帽，等等，多是书生之见。平白无故，美国会让中国加入联合国？殊不知正是由于战后50-60年代毛泽东思想的国际传播和中国的外交促成了有利的全球地缘政治形势变化（不光在发展中国家，毛泽东思想在战后法国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搅得发达国家社会动荡），毛泽东说，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毛泽东时代对发展中国家的外援超出了国力，需要引以为戒，但是那些钱并没有白花，后来得到了巨大的地缘政治回报，而且现在还在回报，至今中国在非洲、拉美吃得开，仍然要感念前人栽树的恩泽。

这一段历史的重要启示在于，随着国际形势改变，国家的内政外交战略和策略随之改变，完全正确。但是作为中国这样的地缘政治大国，特别是靠马列主义指导和人民群众抬上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丢掉高远的人类理想和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更不能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戴，“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国际形势变化，身段可以放低，但是理想绝不能放低，所谓革命党与执政党的区别，不是理想和主义的区别；所谓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是事务主义和福利主义，不是见小利而忘大义。这样讲，绝不是唱高调，而是由于高远的人类理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包含着中华民族与人类利益相一致的地缘政治利益：现在全球的的地缘政治形势的特征分明是，中美地缘政治博弈的结果不尽关乎中华民族兴亡，而且直接决定21世纪的世界格局和全人类利益和前途，上述国际有识之士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且不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如何使其成为科学，就是从地缘政治学上看，也由于社会主义可以凝聚人心，得道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可以改变地缘政治形势和格局，20世纪马克思列宁主义能翻转世界格局，道理在此；中国革命成功的道理在此；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思想能搅得发达国家社会动荡和第三世界反帝反殖反霸浪潮汹涌，使得美国白宫寝食难安，迫使尼克松总统联中制苏，道理在此；就是今天，党的十七大以来重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道理也在此。从兵法上看，也是这个道理，几百年来西方占尽先机，资本主义已将世界格局锁定，后发国家走资本主义老路，就是依附道路，永无翻身之日，所以只能反弹琵琶，出奇制胜。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就是出奇制胜，从马恩发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抗国际共济会（国际资本家联盟）运动，到20世纪的列斯毛，都是以理想对抗理想（以共产主义对世界政府），以主义对抗主义，以制度对抗制度，后来形成20世纪全球地缘政治对抗的两极格局，也就是全世界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包围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地缘政治格局。20世纪90年代两极格局倾覆，并非是资本主义的胜利，现在来看，实际上是两个体系都崩溃了。但是经过近20年的全球变局，特别是经过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引发这场1825年以来前所未有、空前深刻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唯一康庄大道的道理，却更加彰显。所以，当前出现了全球地缘政治形势有利的转机，美国已经坐在国外交困的火山口上，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离开马列主义和地缘政治分析，认识不到这一实质），如何抓住时机，因势利导，关键在于相信和发动人民群众，“唤起工农千百万，齐声唤”，人民群众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一切问题都好办了。国际国内都是如此，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就是这个道理。

其次，“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其中，仅得其下；取法乎下，其下下矣”，《易经》、《论语》和《孙子兵法》都有这个思想，是中国传统智慧，也表明理想这东西，看似虚空无物，其实包含实实在在的内容。法，这里指规范、准则，人类理想也是一种规范，世界大同现在叫社会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最高的社会规范（因为世界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和体系久已行不通，已经在崩溃），其中包含人类正义、社会公平、普遍福利、安全保障、个人全面发展等等实在的具体内容。一个共产党的执政党，一旦放弃高远的政治理想，必然降低追求的目标，最易陷入“土豆烧牛肉”（各国的文化不同，表述也不同）一类庸俗的经济主义，就是“取法乎下”，在西强东弱的地缘政治格局下，或迟或早，必然垮台，这方面前苏联的殷鉴不远。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复兴伟业的一个阶段性目标之一，不是庸俗的经济主义。共产党尤其是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是靠马列主义指导的，是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支撑的，意识形态崩溃共产党就崩溃，赫鲁晓夫背叛了马列主义，在国际上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和目标，在国内搞什么工业党、农业党，用经济主义逐渐抽去了党的政治灵魂，一个在20世纪世界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生气勃勃的布尔什维克党转眼蜕变成了一个名利场，也就一两代人的功夫，终于红旗落地，亡党亡国；前苏联如此，其它国家也难免发生类似的地缘政治过程，如果名义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如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所说：“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掉了包’，偷换成‘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就会改变。”（116）（陈奎元：《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28日）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使一些人主观上想不改旗易帜，也由不得自己了。

前些年美国为了羁縻中国，将中国的发展纳入美国利益的轨道，已经给中国定位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近年来又提出“中美国”、“G2”什么的，都是一个意思，但是最近国际揭露的“盎格鲁-撒克逊计划”，已经不是一种以中国为首要敌人的定位，而且要“除去”中国亦即没有中国的存在地位。此外，上文已经提及，国际社会对中国还有另一种定位。当前国际形势出现有利的转机，表现在一个时期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期待更加殷切，更加急迫，国际左翼力量明确地对中国提出忠告，也是在为中国定位。2010年5月保加利亚经济学家K·彼得洛夫的一段话说得很透：“今天中国的问题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以后，特别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要从资本主义的错误年代中吸取深刻教训。因此考虑到后苏联时代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和面对的挑战，现在正是中国结束邓小平-列宁式的以资本主义手段（列宁所称的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并开始以社会主义手段，即更加有效的社会主义方式（暗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计划经济为代表的，在中国则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强大的国家干预方式——引者）建设社会主义，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的主导地位，恰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所发生的变化。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称之为中国时代。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像杜阮提（Duanty）所描述的一样，完成伟大的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社会主义变革，并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时代，将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带入全球社会主义的时代。我们目前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要么中国在未来成为世界领袖，带动和保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并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最终建立起全球社会主义体系；要么失掉这个机会，那么21世纪的后五十年全球将形成寡头政治体系独霸的局面。那就并不是一个新的世纪了，而只是最坏的历史重现。”(117)（（保））科依楚·彼得罗夫：《2008年金融危机与中国时代将带来的好处》，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5届论坛——资本主义危机与出路：21世纪社会主义，2010年5月29-30日，中国苏州，论文集）

（二）中国关于国际定位的两种思路及其争论

杨洁篪外长在2011年两会举行的记者会上感叹“中国难做人”，引发海内外议论，可称为一种当代外交上的一种“中国困惑”。其根源在于中国外交工作的基本思路包括国际定位不够清晰，现实是中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作用和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但是在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都还没有为自己找到明确和正确的定位。实际上党的十七大报告已经给出了中国定位的政治方向和大原则，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包括在国际上“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领域受西方理论影响很大，基本上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加以近年来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不够，未能与时俱进，政治上没有跟上中央战略部署，思想上对如何在国际上“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不甚理解，不甚得力，理论上还停留在跟着美国走的水平，对中国没有做出正确的国际定位或定位不当，外交战略缺少清晰正确的政治方向，莫衷一是，政策实践也就难免在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的同时，有一些举措失当之处，在国内外遭到各种非议。近年来国内外舆论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有不少尖锐的批评，有些话说得不大好听，也不尽公正；也有一些尖锐而中肯的批评，或不那么尖锐而不乏中肯的批评，如说“崛起中的中国形象仍然模糊不清”，“其外交政策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重点”，常常是“微笑与冲动并重”，等等。这些问题都与中国外交工作的思路不够清晰和国际定位不当有关。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学者对邓小平同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策略思想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甚至加以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自由主义理解，把“韬光养晦，决不当头”误当作中国的国际定位并奉为僵化的教条，导致理论和政策上的偏差。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西方理论对中国学界的影响太大，以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尤甚，一些有影响的学者长期跟着美国跑，宣扬西方普世价值，2006年某权威杂志竟然以《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的题目赫然以卷首语发表，更以权威的口气断言“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其导向倒是清晰的，只不过方向不对。（118）（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这种情况至今没有得到改变，近来如何确定中国的国际定位，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颇有争议的话题。

2011年4月13日《环球时报》发表了王缉思教授的文章，从实力定位、地缘政治定位、国家政体属性定位和国际角色定位四方面论证了中国的国际定位，并将“中国的国际定位概括为以下四点：（1）国力最雄厚的发展中国家，但在经济发达程度、科技、教育、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同美国、欧盟和日本还有很大差距；（2）利益和影响迅速向全区扩展的亚洲大国，但并未能在亚洲发挥主导作用；（3）政治体制和价值体系独特的社会主义大国，正在经历深刻变革，领土尚未完全统一，受到民族分裂主义的威胁；（4）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受益者、参与者和改革者，同时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的制约。（119）（王缉思：《中国是世界第二强国吗》，《环球时报》2011年4月13日。前几年他曾提出当代国际政治中“人心向背已经不起作用”的观点。）该文将实力作为中国国际定位的首要的和基本的依据，这是典型的西方观念，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不符。且该文由实力原则指导提出的四个要点没有正确地概括出中国应有的国际定位，既不符合人类文明转型和世界政治潮流，也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重心东移趋势的要求不符，从中不仅看不出中国应当干什么，想干什么，能干什么，与西方国家有何区别，除了继续追随西方国家，没有任何新思想，字里行间只透出四个字“中国不行”，而且“样样不行”，视野狭隘，毫无中国作为历史文明古国和世界大国的气象。这样定位，恰如孟德斯鸠说中国人“为气逊而为志柔”（其实是骂中国人既没骨气也没志气），如此定位，结论恐怕中国只有“再韬光养晦100年”，“再容忍美国100年”，而“有所作为”也就说说而已了。其理论原因在于没有马克思主义，更不了解中华文明的根本优势所在，理论上一味追随西方，实践上就只能惟美国马首是瞻。从现实看，由于中美地缘政治矛盾客观上存在的对抗性一面已经迅速激化，表现为现阶段民族矛盾的地位正在上升，有可能发展成为国内主要矛盾（见本书第二章的分析）；从全球形势看，以为中国靠“韬光养晦”和“容忍美国”还能和平发展100年，纯属痴人说梦。奥巴马已经说了：“地球（美国）根本受不了”，从国内看，基尼系数实际上已经超过了0．5，目前各种社会政治矛盾也在迅速激化。所以今后这种思路客观上已经不可行，甚至可以说，按照这种定位和思路，中华复兴无望，中华覆灭可期。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海内外对于中国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现状，甚至包括对外交工作某些方面的批评声浪开始高涨，学术争论也日益激烈和公开化并具有政治性。鉴于如何确定中国的国际定位，这个问题的价值和利害太大，太重要，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能任凭西方思潮影响和仅在狭窄的专业圈子里讨论，需要有正确的价值导向，百家争鸣，集思广益，所以笔者提出以价值引领中国国际定位的基本思路，引起反响。（120）（参见郑彪：《就“中国难做人”向杨洁篪外长进一言》，网2011年4月18日）

以价值引领中国国际定位的基本思路的立论，包括三个要点：一是科学正确的中国国际定位，其基本原则和思路要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发掘，应以中国为本位，在此基础上借鉴外国（不限于西方）好的东西，不宜一味西求即照搬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二是科学正确地审时度势，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理论深刻地分析世界历史发展现状和趋势，也需要辅之以地缘政治分析，以便知己知彼，科学地认识国际形势与中国的人类使命和地位，既不躐等，也不畏葸，正确地确定中国的国际定位；三是提出笔者对中国国际定位的基本观点。

向中国历史汲取智慧。这里主要是指从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发掘21世纪国际定位的基本原则和思路。

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政治古国，搞政治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特长，说是中国古人的“绝活”，也不过分，因为中国自古创造出价值领先的独特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体系，以支撑中华民族几千年历经劫难而不灭，还长期引领东亚世界。西方罗马帝国的灭亡，就在于没有一套优越的价值体系，后来将从亚洲传来奄奄一息的基督教尊奉为国教，以为得到一碗续命汤，也未能为其续命。中国人自古不是不争霸，相反中国先民逐鹿中原，征战杀伐太久，感到一味杀伐在政治上没有出路，感到厌倦，加以中国人文化早慧，从夏商周三代的兴亡演变中，从长期“春秋无义战”的政治实践中“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121）（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1-72页）逐渐悟出一个真理，就是政治需要有正确的价值引领，需要“师出有名”，这个“名”，就是正义，如此，政治才有出路，否则就只有毁灭。而随着贵族的堕落，进入战国时期“下层民间社会所新兴的学术思想，所谓中国学术之黄金时代者”，（122）（同上，第72页）中国的政治思想又得到长足发展而逐渐臻于成熟。《论语》中“政者，正也”以价值判断为政治定义，实为孔子对中国先民政治经验的理论概括；又孔子儒学的核心价值是“仁”，与“政者，正也”相一致，互为里表。随着儒家在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孔子的这个观念也逐渐为当时多极化的国际社会所接受，后成为中国政治的正统观念。崇尚正义，是中国价值独具的政治理论和实践，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正因为中国政治崇尚正义，中国“政治主于德感与平等，对异民族主与我同化与和平，处处表示其‘大同’之怀抱。此乃先秦学术共有之态度，所由形成中国之文化，抟成中国之民族，创建中国之政治制度，对内、对外，造成此伟大崇高之中国国家，以领导东亚大地数千年之文化进程者。”（123）（同上，第119页）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一贯认为自己的文明价值为最，比游牧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地位为高，所以不认同外来文化，直到西方发生工业革命，其文化演变成“机关枪文化”（辜鸿铭语），强加于人，中国人也不愿意认同。这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不如日本那样快（中国不肯放弃自己的文明价值观，日本文明则实际上在中华文明的外壳下其价值观与中国有不同，而与西方文明相近相通）的根源原因所在，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经劫难而不灭，扑而复起，屡仆屡起，乃至近代以来从半殖民地、殖民地地位得以翻身解放，独立自主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起来，以至有今天中华复兴起步的局面的根本原因所在，就是以正义（价值）引导政治（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以中华文化凝聚人心，以大群即人民群众的平安和福祉为政治依归，以世界大同的怀抱与和平原则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处。这其实是中华民族颠仆不灭的文明密码所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大一统政治思想也代表正义和中华民族的大群利益，否则，中国在两汉以后就不会有从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黑暗和混乱的状态逐渐自我整合到隋、唐统一的历史趋势，秦汉中国早就步罗马帝国的后尘，完蛋了；也没有唐朝的富强与宋朝政治虽弱，经济技术和外贸却高度发达，达到世界经济技术的高峰；更可贵的是，两宋在政治动荡中竟能取得以新儒学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上的伟大成就，以至达到中国思想史也是世界思想史的高峰。（宋人长期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地缘政治威胁，非常清醒：“先震国威，则和战皆在我；一意议和，则和战常在彼”，可惜宋朝的统治阶级腐败无能，“一意议和”，终于亡国）如果没有这些扎根于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政治根基和各领域不断与时俱进的伟大成就，中国在元朝以后被落后的游牧文化戕害和统治，也早就完蛋了。满清其所以必亡，不仅在于满清政府政治上反动，而且还在于满清政权在文化上有反动的一面，即表面上实行以中国传统儒学“顺治”，实际上始终以落后的游牧文化凌驾于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上，即使是康乾这样优秀的满人，在儒家文化上有很深造诣的满人统治者，其内心深处也是如此。如果不是曾国藩为首的一代儒学名臣以拯救中华民族和文化为己任，勉力支撑晚清中国大局和危局，太平天国运动一起，满清政府早就垮台了，哪里还有什么“同治中兴”？诚然，曾国藩等人政治上反动，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镇压农民起义，与之相比，满清权贵集团更加反动，攻克南京以后，卸磨杀驴，终将汉人排挤出核心政治，愚昧地固守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小撮满清权贵集团的利益，终于导致满清政权垮了不说，中华民族险遭灭顶之灾。与满清权贵集团相比，曾国藩为首的中兴名臣代表中华民族利益，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正义。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才成为清末民初许多先进中国人的偶像，包括蒋介石、毛泽东等，蒋介石一辈子想学曾国藩作君子不成，毛泽东早年崇拜曾国藩，后来转向马列主义。

“德不孤，必有邻。”（124）（《论语·里仁》）印度是佛教文化的故乡，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有地缘联系，更有大义相通，所以能产生对中华文明有高度评价的当代世界文化泰斗泰戈尔。1916年泰戈尔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演讲时说：“古希腊的明灯在初点燃的土地上熄灭。罗马的威力被埋葬在它广大帝国的废墟之下。但是建筑在社会与人的精神基础上的文明仍然活在中国和印度。”著名旅加印度籍华裔学者谭中指出：“泰戈尔以自己的努力与成就而成为第一位获得西方世界最高荣誉——诺贝尔奖——的东方人。西方殖民者花了几百年功夫把东方的声望打入大牢，泰戈尔一夜之间就把它解放出来了。他的著作与言论不但使东方与西方平起平坐，他还能在西方国家的上层社会指手画脚地用东方文明教训西方，这对与泰戈尔同龄的中国知识精英是无法想象的(辜鸿铭除外——引者)。泰戈尔这种‘长东方志气，灭西方威风’的义侠行为大大提高了中印两大文明的世界地位。”（125）（（印）谭中：《泰戈尔是中印之间的金桥》，《新华文摘》2011年第10期）泰戈尔对近代以来东西方文明有深刻的观察，他认为人生具有两大要素：一是power/实力，一是love/爱心，他认为西方文明掌握了前者，东方文明掌握了后者。（126）（同上）泰戈尔的这个观点完全适用于地缘政治学，原本地缘文化就是西方地缘政治学的重要内容。泰戈尔使用的是英文，这里love/爱心，实际上相当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仁”（两者不能等同，只是“相当于”，因为西方无仁、义一类的概念，实际上也无法译成西文），“仁者爱人”表现在人际关系上和国际关系上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表现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上，是“政者，正也”，就是政治要以正义为最高价值原则。可以说，西方地缘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实力，中国地缘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价值（正义），与此相联系，其核心地缘政治思想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古往今来东西方两种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范式。泰戈尔认为西方文化的代表是科学，是机器，实际上是没有生机，没有灵魂，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机器的唯一作用在于一种达到目的的运作，在操作过程中认为道德良心愚蠢而不合时宜”。（127）（同上）这个观点相当深刻，所以当代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仍不脱古罗马帝国的窠臼，只能导致毁灭。

中国的这个地缘政治思想是古今一贯、一脉相承的。进入20世纪以后，中华民族危机日深，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乃是由于中国人追求正义，因为马列主义能为中国指明摆脱殖民地命运和实现民族复兴的革命道路，使得孙中山晚年也能服膺这一主义而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当然，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实际上也接受了富民强国强兵的西方地缘政治思想和工业化道路。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跟定共产党，也是由于共产党代表正义，能为人民谋幸福，抗外侮，安天下。共产党和新中国成立本身以及建国初期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都是这样一种价值定位。因为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符合中华民族的价值定位和大同理想，才符合全民族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而不是帝国主义及其附庸的利益，才能救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90年，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以来的62年，走过了极不平凡的道路。百多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无数仁人志士、共产党人为之牺牲奋斗的中华复兴伟业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顶着来自西方持续巨大的压力，昂然起步。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一帆风顺，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主要是受到新自由主义干扰，历经艰难曲折，但是人民仍然相信中国共产党，一心跟着中国共产党，相信“唱红打黑”为代表正义，而不相信什么西方的“普世价值”和“颜色革命”，更坚决反对在中国重复前苏联解体的故事和搞什么“阿拉伯之春”；也是由于中共十七大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且2009年胡锦涛总书记公开宣布“绝不改旗易帜”，2011年两会期间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公开宣布“五不搞”，这就不仅代表正义，而且坚定了全党全军全民的政治信念，人民相信共产党追求正义就能够维护国家民族和自己的安全，为人民谋福祉，而西方垄断资本集团及其在中国的代表们不能。在中国，正义代表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构成执政合法性的道义基础。近年来维稳开支超过国防，是不正常的，也是难以持续的。只有伸张正义，打击邪恶，保护劳动，节制资本，特别是节制国际垄断资本，才能从根本上维稳，降低政治经济社会风险和成本。在国际上也只有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才有中华复兴的地缘政治空间。党的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非常英明，毛泽东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帜竖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知所趋赴。”（128）（转引自冷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充分展示》，《人民日报》2008年12月23日）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和对外构建和谐世界，都是这个道理。

有趣的是，西方人早就认识到中国政治文化崇尚正义的特征和对西方拥有的道德优势，16世纪的西班牙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向罗马教廷报告说：“中国为正义之邦，一切均讲正义，为信仰基督的人和地区所不及，且中国人智慧极高，远胜于日本人，且善于思考，重视学术”，还说，“中国拥有众多接触的人才和高深的学者，他们极为重视学术，并且以为研究学术是一件顶光荣不过的事情。在中国有大学问的人都有重要的位置，都是有权柄的。同依赖中国作学术文化策源地的日本，完全不一样。”（129）（1552年写给葡萄牙国王若翰三世的信）沙勿略的观察很敏锐深刻，中国自古崇尚正义，历史上重视学术，不仅表现为学术引导政治，而且官员全部出自科举，学者型官员极为普遍。这方面近代中国党治多有不如者，不完全是由于社会变迁和动荡，也由于不重读书：既然书中已经没有黄金屋，没有颜如玉，没有千钟粟，干吗要读书？历史反复证明，正义是中国历史传统，属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社会主义的政治诉求，更是真正的人类普世价值，具有极其巨大的政治凝聚力和影响力，是真正强大的软实力，也是21世纪中国国际定位的一个基本原则。

这里需要厘清几个似是而非的认识。老话叫“弱国无外交”，其实不确，惟其硬实力弱，才需要软实力加以辅助，包括外交上的折冲樽俎；也由于硬实力不够，才需要外交上纵横捭阖，搞统一战线。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有无数这方面成功的事例，晏子使楚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例；说晚清腐败无能并不错，却也有许多能吏干员，外交上也能出现如曾纪泽这样杰出的外交家，军事上能够有左宗棠收复新疆，类似的例子很多。新中国一穷二白，以弱国对强权，但是敢于举义旗，抗美援朝一仗打出了中国人的尊严和半个世纪的和平，在此基础上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于是能在国际上建立威望，广收人心，所以五十年代的外交工作一举打开局面，而且做得有声有色。六十年代以后中苏分裂，中国坚持反帝反修，虽说是左右开弓，一度相当困难，对外援助也超出国力，但是敢于高举义旗，善于纵横捭阖并不错，至今在国际上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尚存，仍是今日中国外交的资产（老本）。1979年以来改革开放，义旗不再高举，有其必要，但也没有放下义旗。为此中国在外交领域节省了和平崛起的成本，减少了西方政治的阻力，但是在“秉持公道，维护正义”方面的作为有限，因而在道义人心上也不免失分，特别是在贸易金融等领域向美国和西方输送利益太多，这个政治经济外交的大帐算起来得失盈亏如何，也需要认真总结盘点。现在中国又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也是纵横捭阖的大机遇，中国也有这种实力和能力，所差的只是政治决心、政治意志和政治智慧，而这些都需要追求正义的远大理想支撑，否则有机遇有条件也实现不了。这个理想、决心、意志和智慧，来源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论基础就在这里，离开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能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陈奎元同志说得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而不是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新中国建立以来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成就，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我们的不足或者失误，都是因为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所造成的。”（130）（陈奎元：《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28日）中国几千年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包括近代以来中国外交的经验教训，特别是1949-1978年中国外交的成功经验，在今天如何总结、汲取、继承和发扬，是破解“中国难做人”的外交困惑，开创21世纪中国外交新局面的根本所在，这都不是在思想理论上一味西求所能解决的。

又多年来中国喜言“双赢”，外交上也是如此，而且老对美国说“斗则两害，和则两利”之类的话，虽是实话，说多了却未必有利，因为帝国主义和美国文化根本不吃这一套，包括基辛格这类有识之士，而且照斗（整）中国不误（手法不同），并越发视中国为软弱可欺。中国外交的这种做法来源于历史上一种由来已久的“以德报怨”的乡愿思想，孔子是反对的，《论语》记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131）（《论语·宪问》）否则不仅没有是非，而且招祸。据毛岸青、邵华回忆，毛泽东最反对乡愿，他认为唐僧就是个乡愿，善恶不分，忠奸不辨。（118）（参见毛岸青、邵华：《会议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瞭望》1983年第12期）毛泽东的办法就是以直报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社会历来乡愿不绝，近来犹多，乡愿太多发展到极端，便成为汉奸土壤。“双赢”理论上来源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原是西方19世纪中叶以来鼓吹的自由贸易理论，用于欺骗弱国和殖民地国家，是一种西方殖民者虚伪的鬼话，自己都不相信的。当代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所谓“双赢”，也多是不真实的。多年来有些中国学者官员为了取信于西方，以为用西方理念表达中国诉求更容易为其所接受，甚至打掉牙咽进肚子里，嘴上还言“双赢”，效果适得其反，反倒使西方国家疑窦丛生，因为“双赢”原本是西方用来骗人的，现在被中国接过来向西方反宣传，又据说中国自古善于“韬光养晦”，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所以，与其被西方误解，不如恢复中国传统，大大方方，堂堂正正，以直报怨。中国自古追求正义，现在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中华复兴乃是正义之举，追求正义，无可非议；又和平发展不等于缴械，也需有强大的武力保驾护航，这既是常识，也是西方经验和国际通则，中国无意挑战别人，更无意称霸，几千年就是如此，不仅不称霸，还为人类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后仍将继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国际社会理应予以理解和“放行”。西方文化是实力第一，但也有主张正义的一路，虽不是主流，但西方主流文化一般也不敢公开反对正义，相反还要打扮成正义。中国自古是君子国，君子坦荡荡，如此一来，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右翼势力反倒不便正面反对中国，也可以使一些中间人士疑窦顿消，更有利于在发展中世界和西方进步力量中赢得支持。

以实力原则领先的国际定位，是西方观念，是近代以来西方政治经验的理论化。西方以实力领先，不是不要价值，但其价值是口号，是虚伪的，是欺骗舆论的，例如近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贝克又提出美国对外动武应遵循“务实理想主义”，务实是实打实的，理想则有特定含义，是盎格鲁-撒克逊的全球霸权理想。以价值领先的国际定位，是中国观念，也是中国几千年政治经验的精华所在，需要加以继承、提炼并上升到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高度，并融入马克思主义，以此来为21世纪的中国进行国际定位。以价值领先的政治定位，不是不重实力，相反必须有实力为基础，但是实力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是发展变化的，得人心者得天下，是通过得人心转换为强大的实力和地缘政治优势，这是一种战略的通过动态实现的定位。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成功地运用了这个战略思想，这方面的政治智慧和历史经验今天格外有用。

科学正确地审时度势，需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不审时则宽严皆误，左右为难，也就“难做人”。这里要强调的是，审时度势，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大势，最根本的是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分析世界形势，用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不仅得不出科学结论，还会适得其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世界历史进程，就会看出20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新自由主义的回光返照之后已经走向全世界崩溃，世界再次艰难地向左转（再向右转就是灭亡），社会主义国家历经艰难曲折又在迅速发展和经受考验，世界反对美即反帝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浪潮正在形成新的地缘政治力量，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走出谷底，世界政治进入全球觉醒的新时代；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不平衡加剧，新兴国家的力量和影响日益壮大，世界体系和格局正在酝酿前所未有的根本变化，经济迅猛发展和世界变局的浪潮已将中国推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分析世界形势，就必然要请教毛泽东思想，就会看到，目前的国际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基本特点之一，就是美国帝国主义要西化、分化和肢解中国，进而要将中华民族和我们伟大的国家从地图上抹去。而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就不仅放弃了科学的理论工具，更放弃了人类高远的政治理想，必然沦为庸俗的“经济人”，也就没有了远见卓识，更谈不上正确的战略思维了。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对迫在眉睫的巨大危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种种幻想，对所谓“战略机遇期”的时代内涵不能正确地理解，对地缘政治形势的迅速变化和日益逼近的战争脚步没有必要的洞察力，最后注定沦为被宰割的羔羊。对此，廖子光先生表达得激烈而透彻：“美国从未将其任何战略盟国视为平等的伙伴，预期中国实行过度让步政策，就会被美国视为平等战略伙伴的那些人，简直就是做白日梦。”（132）（（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红等译：《金融战争 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页）

西方惯用地缘政治理论，资本在全球逐利，所以擅长全球战略思维。地缘政治学是西学中很有用的学问，可惜中国学者往往不喜欢学，而偏爱美国力荐的自由主义。而地缘政治思想原本是中国“土产”，中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具有极其丰富的地缘政治思想，其核心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对中国历史影响极其深远，直到今天仍然是极其宝贵的政治思想，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然而，在西方思潮影响下，近年来中国有影响的国际关系学者竟然公开著文宣称，在当代条件下“人心向背已经不起作用”，这种观点明显代表国际垄断资本利益，对中国外交有严重误导，在国内国际都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按照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思想，实现和平发展和中华复兴就必须重视人心向背，在国际国内争取人心，这也是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基本思想。确定中国国际定位，即使按照西方地缘政治学来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也大同小异。首先，西方地缘政治学的核心，是争夺资源（中国地缘政治思想核心是争夺人心，有人心就有资源）。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和技术这两项中国曾经最缺乏的资源中，现在资本已经不是问题，技术需要靠自主创新，靠依附西方已经没有出路，而中国最缺乏的其它资源包括能源，都在第三世界国家。所以，目前全球地缘经济形势也逼得中国必须重新结交穷朋友。交穷朋友就不能光要资源，即使花钱买和公平交易也不够，还需要在国际上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广收人心，至少不能与恶人为伍，否则就是自我削弱，长此以往会寸步难行。历史证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确有高瞻远瞩的妙处，是一种东方文化（例如围棋）以弱胜强的地缘政治理论，也是中国的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即使今天解决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问题，实践上也还有老本可吃，理论上仍需要研究，汲取经验，加以发展和创新。

其次，从西方地缘政治学的重要维度地缘文明看，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实为西方文明崩溃，两百年来西方文明引领人类社会的历史已经走进死胡同。人类文明面临转型，普遍对西方文明由失望而绝望，日益向东看，对中华文明寄以厚望。人类社会危机深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心加速向东方和南方倾斜，美国霸权已经终结，总体上正在全球后撤，集中向中国用力。利比亚问题上德国的外交行动表明大西洋联盟正在孕育新的分裂，日本特大地震引发的地缘政治灾难不仅重创日本国运，而且其地缘政治地位迅速下降已成定局，也重创美国在东亚的战略部署，中东和东北非的战乱不可能挽救西方的败局，全球政治觉醒推动多极地缘政治力量日益兴起，中国等金砖国家的兴起重新燃起发展中国家的希望之火，世界进步力量对中国寄托了无比殷切的希望。中国的周边国家，即使各有其算盘，内心也无不了然东亚的历史、现实和地缘政治趋势：美国终归是东亚的过客，连日本都要脱美归亚，遑论其他国家？这种东亚的地缘政治心理和趋势，在这次日本灾难之后只能有增无减，那种试图拉美国回东亚而制衡中国的思潮，不过是反映出对中华复兴所必将带来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翻盘心存恐惧的心理，有人说东亚的“私人资本主义将轻而易举地消灭国家资本主义”，不过是拉美国为自己壮胆，本质上代表一种近代东亚殖民主义的没落的地缘政治势力的利益。

全球地缘政治趋势的一个基本特征和趋势是去西方化，特别是去美国化。后美国世界已经到来，继续追随美国，无异于为霸权殉葬，于是各国纷纷寻求自身新的国际定位，“去美国化”成为全球地缘政治新趋势。用亨廷顿的话说，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出现按地缘文明集结的政治趋势。连美国自己都在后退，美国不想放弃霸权，但是又不得不从霸主地位后撤，是美国在调整自身的国际定位。德国外交也在“去美国化”，原因是看到了后美国世界德国的地缘政治机遇，或认为德国有可能成为衰落中的西方文明的领头羊。这是德国的新政治思维，日本也早有新政治思维，只是鸠山政府下台，遭到重创，今后是否将卷土重来，值得关注。大和民族为了生存，不得不如此，日本想要摆脱地缘政治危局而绕过中国实不可能，即使美国不愿意，从长期看，也没有办法。

科学正确地为中国定位。当今世界，大道晦盲，人类社会危机深重，失去方向。21世纪全球地缘政治危机，集中到一点就是时代呼唤大贤，西方叫摩西，政治术语叫领袖。苏联在20世纪上半叶，为人类开辟出社会主义大道，曾经是世界大贤，可惜善始未能克终。（133）（魏征言：“凡昔元首，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唐·魏征：《谏太宗十思疏》））美国崛起，从西方自由世界领袖跃居世界霸主，世人曾以为美国代表普世价值，有大贤出世，没想到是个冒牌货。20世纪下半叶有两极格局制约，美国还有所收敛，苏联解体以后美国顿时独夫之心膨胀，为所欲为，在全世界大打出手，更弄出金融海啸，殃及全球，结果不旋踵就从霸主国的宝座跌落。1991年至今才二十年，人类目睹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衰落，再看这两个国家的历史，都落入了人类历史的怪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美国仍在继续铤而走险因而仍在加速衰落之中，如果不能悬崖勒马，其亡也为期不远。世界再次呼唤大贤即道德领袖，大贤安在？在多极化趋势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单独领导世界。中国的国际定位，不当头，不争霸，但是要作人类大贤，参与引领世界走出危机，而不是随波逐流，这是中国的人类责任所在，也符合中华民族的抱负和性格：人类危难如此，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从长远看，中国不争霸，就是“不当头”，但是做贤者，负责任，这是毛泽东的理想也是中国人的理想：“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134）（毛泽东：《卜算子·咏梅》）从现实看，中国只有将自身利益与全人类利益联系在一起，勇于担当，敢冒风险，敢做大贤，才能够实现中华复兴伟业。在“文明冲突”（这是亨廷顿对种族对决使用的学术语言）的今天，非西方文明国家不敢冒小风险，意味着必有灭顶之灾的大风险，中国和俄罗斯尤其如此。

1990年邓小平同志曾经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135）（转引自马晓天：《把握战略机遇期的时代内涵 明确我们的使命和担当》，《新华文摘》2011年第8期）这样讲，从外交上说，也是为了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维护中国发展的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因为“不当头”是维护这个战略机遇期的一个基本条件，“当头”，就撕破脸了，战略机遇期就没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美国虽已经以中国为敌，但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尚未图穷匕见，这样讲完全正确，也非常英明。问题在于，真理与谬误往往只有一步之遥，过犹不及。另一方面，战略机遇期不是一个主观愿望决定的东西，需要一系列客观条件。从客观上看，苏东剧变后，美国立刻将中国作为主要地缘政治对手（敌人），这是事实。只不过一方面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还需要继续蒙蔽中国，继续实行战略欺骗，通过包括“反恐”等一系列战略迂回，来完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普遍流行一种说法，这时候半路杀出一个本·拉登，为中国救了驾。这种说法未必可信，事实证明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和北约东扩的矛头都指向中国，历史将揭示“9．１１”事件和美国“反恐”的真相）。另一方面，他们还需要时间与中国发展经济政治关系，榨取资源和实行政治渗透，为在中国重复苏联故事做一系列准备。美国也吃准了中国非常珍惜这个战略机遇期，甚至吃定了中国，不怕撕破脸，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要挟中国，敲诈中国，肆无忌惮地攫取利益。这样一来，情势和条件就逐渐向相反方向发生变化，这方面有太多的证据。其实，中国“当不当头”本质上是一个地缘政治学的伪问题。中国太大，又“不听话”，所以人家要灭你，这一点，狼要吃羊，不取决于羊的愿望，陈云同志说得好：“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变”；灭你以后，再灭其他人，都不在话下，地球“私有化”即西方“影子政府”的“世界政府计划”就大功告成，这一点，有美国的一贯战略和政策证明，历史昭彰。2011年美国宣告击毙本·拉登，疑点更多，可以认为是美国反恐的地缘政治目的已经基本实现，对中国下手的准备已经就绪，时机也已经成熟，所以这是一个挥师东向的地缘政治信号，就看中国有没有勇气直面挑战，奋起反击：不反击，你就是坐以待毙；挺身反击，你就是头，不是头也是头。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说“决不当头”，是为中国维护战略机遇期，目的是完成中华复兴的历史使命，换言之，也是说不强出头，对邓小平思想要做全面正确的理解。1989年11月邓小平同志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他还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121）（转引自周新城：《美国的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讲话有感》，《中华魂》2011年第5期）说明任何人对真理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这也是认识论的规律。如果对邓小平的思想不做全面的理解，片面强调“决不当头”，以此作为中国国际定位的依据，为中国塞责，忘记了使命，没有担当，甚至由此发挥出中国要给美国“当孙子”、“中国要韬光养晦100年”、“再容忍美国100年”之类的观点，这既是误国，也是陷先贤于不义。而且，从客观上看，出不出头，不以中国人的意志为转移。世界经济危机，中国“一枝独秀”，已经出头，不仅中国，金砖国家都已经在发展中国家中出头。2011年三亚金砖国家首脑峰会一结束，美国已经在攻击中国带领金砖国家挑战西方了。所以，中国想要避嫌也不可能。人类深陷危机，大家不愿坐以待毙，总要有人呼吁，有人召集，有人做东，提出议程，起草文件，等等，这些都是责任义务，不是强出头，也不必在乎美国说中国出头，出不出头，横竖都是一样。美国由于文化中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所以看中国什么都是“黄”的，没有办法。

当前的现实是，一方面，人类社会深陷危机；另一方面，给世界人民带来希望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正在面临西方国家的加紧围堵。从国际方面来说，世界形势和格局都在发生根本变化，资本主义制度和体系的崩溃，世界进步力量在积聚，寻找方向，渴望领导，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复兴，中国成为影响全球地缘政治变局的一个关键因素。这次历史变局，将决定人类社会命运也包括中国命运。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当代国际社会实际上已经给中国定位：要么中国做世界的领导者，如世界大多数国家和进步力量所期待的那样，如此社会主义运动可望复兴，人类社会可能得救，中国也利在其中；要么中国在“文明冲突”中灭亡，像美国思想、战略和政策实践，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计划”所明白无误地“亮剑”表明的那样。当今之际，如果中国敢于担当，挺身而出（不是单打独斗），拯救人类社会也拯救中国自身的进步的地缘政治力量将倍增；而大搞“文明冲突”试图实现“黄金十亿”的盎格鲁-撒克逊反人类的地缘政治力量将得到有效遏制，则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将焕然一新，进而必将加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崩溃。如果中国首鼠两端，犹疑不决，国际地缘政治整合的大好机遇转瞬即逝，失去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时机，则给西方集中力量“整治”中国的大好时机，中国会陷入极度困境。而一旦中国由于综合危机爆发而陷入大规模地缘政治灾难，则西方的下一个目标俄罗斯就在劫难逃，将被彻底肢解。之后，非西方文明国家的命运，包括日本和东南亚在内，统统都不言而喻了。这是由亨廷顿《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所揭示，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战略和政策明白无误地证明的。只不过长期以来很多人被西方文明迷惑，新自由主义中毒太深，抱有危险的和平主义、绥靖主义思想，没有读懂，处危境而不自知，还认敌为友，更有以身饲虎者。中国和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在现阶段全球化条件下，实际上也早已形成两种地缘政治力量的博弈和争夺，两种发展和改革思路的地缘政治实质，就是两种地缘政治力量的博弈和争夺，而且形势发展表明，国际国内的地缘政治力量已经在融合，代表西方利益的地缘政治力量早已融合，代表人类利益和中华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地缘政治力量由于觉醒较迟，亟待融合。目前围绕中国国际定位的争论和斗争，本质上反映了两种地缘政治力量的斗争，西方叫种族对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表述，叫阶级斗争。按照马列主义理论，民族斗争，归根结底是阶级斗争问题。

这里笔者提出确立中国的国际定位需要遵循的几个原则，供读者批评指正。

第一，文明定位。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和西方文明已经彻底失败，这是世界政治大势的根本特点和趋势。从人类文明转型和构建新的世界体系的现实需要出发，需要社会主义引领政治方向，需要中华文明参与人类文明转型，中国作为中华文明的地缘政治主体是参与引领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文明体和国际政治主体之一。对此，中国必须明确自己的人类使命，乃有担当。当然，不是中国独自担当，是与其它一切有志于此的国家民族和地缘政治力量共同担当。

第二，价值定位。人类欲摆脱危机，需要摆脱西方价值观（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西方普世价值观虚伪和不可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华文明可以提供引领人类社会前进的价值观。世界呼唤大贤即道德领袖，中国是人类古代大贤，得人心者得天下，故能引领东方世界几千年。俄罗斯学者提出：“创建俄罗斯-印度-中国-伊朗（俄印中伊）民族和国家文明联盟以作为对欧美新自由主义全球政策的非对称的回应”，认为这些文明“是所有文明多样性中全世界、全人类文明的支柱，是保卫地球生命的使者。”还说：“在这个对人类来说最危险的时刻，俄罗斯、印度、中国、伊朗负有联合成一个文明联盟，并自愿承担保护地球生命、保护全世界文明重任的使命。（136）（（俄）瓦西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著，于宝林、杨冰皓等译：《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08年版，第162、163页）这个地缘战略思想具有启发性。当代风云际会，中国不得不在人类历史上再次跻身当代大贤行列，有责任团结世界一切进步力量和贤者，参与引领人类社会走出危机。党的十七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明确提出中国在国际上“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这就是中国的国际定位的价值原则，也是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如何加以有智慧地灵活地运用，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是另一个问题。

第三，举足轻重的全球地缘政治定位。中国已经站在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并处于世界主要地缘政治矛盾的一方，中国何去何从，对世界格局演进举足轻重。以价值引领中国的国家定位，将中华民族的利益与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就会广收人心，有利于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在全球促成对美国无限扩张的地缘政治抗衡力量，不断改善地缘政治形势，推动世界格局向有利于人类进步的方向发展和发生质变；如果举足错误，不但人类社会前途无望，连中国自己都搭进去。

第四，中国自身力量有限，不能包打天下，但中国已经有了纵横捭阖的力量，需要继续积蓄力量，更必须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和参与造势和推动地缘政治形势，团结多数，因势利导，成就大业。参与引领文明转型的文明定位和价值定位都不是大话空话，而是要有实实在在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内容，这就需要有一个通盘的战略。这里关键是要跳出西方思维，恢复中国思维，特别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否则将南辕北辙。

历史在考验中国的胆识、智慧和能力。以上四点不一定准确和全面，而且是大而化之，需要在各方面具体化为可操作的战略和政策。但是这四点又非常重要，离开价值引领，中国的国际定位必定落入美国陷阱，是取败之道。

三、中国国内两种地缘政治势力的博弈

    从国际共运史看，国际共运与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共济会运动）的对抗是全球范围的地缘政治对抗，冷战则是这场跨世纪地缘政治对抗的继续，它这场对抗并未由于冷战结束而结束。实际上，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上台为历史起点，到1985年起戈氏改革完成了苏联“和平演变”，恰是欧洲的一场没有硝烟的“三十年战争”，戈尔巴乔夫号称“苏共二十大之子”，绝非偶然。但是“和平演变”只是西方的地缘政治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战胜和消灭苏联，夺取那里的自然资源、领土和文化空间。于是美苏之间的冷战博弈（“第三次世界大战”）演变成俄罗斯国内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丘拜斯利益集团与总体上是俄罗斯民族主义利益集团两种地缘政治力量之间的殊死博弈。这方面，苏联是一面最好的镜子，其博弈过程之惨烈和对俄罗斯命运的影响，惊心动魄，其对其他国家民族的教训和启发都无比深刻。

（一）苏联解体前后国内两种地缘政治势力的斗争和争夺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成果认为，苏联解体后的整个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家陷入的混乱和人民遭受的贫困、苦难，几乎可以与俄罗斯历史上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长年战争变乱迭起的时期和20世纪初的国内战争时期相提并论。该文认为，（1）冷战作为两个世界体系和两种对立的社会哲学的斗争，本质上是决定人类命运和前途的全球两种地缘政治势力之间的决战。这场地缘政治战争可以在俄罗斯历史上找到根源。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的政策和寡头制度与普京时期倾向于集权主义的政策，本质上是美国与苏联之间这场地缘政治战争的继续。（2）苏联的衰落起于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早有准备，从戈氏上台一开始就带领发达国家、国际金融机构和媒体扶持和推动苏联党内国内的反共分裂势力，推动私有化和西方政治思潮，克林顿政府尤其致力于建立与“俄罗斯改革者的战略同盟”，这是一个与西方利益捆绑的美俄地缘政治联盟。（3）戈氏的改革政策迎合西方，“破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引发了对苏联历史和整个社会的怀疑以及引发各种分离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终于形成一种地缘政治分裂的强大势力，改革实际上成为苏联地缘政治自杀的过程。（4）美国得手了，实现了其相当一部分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目标，俄罗斯迎合美国，出卖了自己，“没有任何一个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在和平年代经历过这样的危机”，俄罗斯的经济跌倒了世界第16位，失去了2500万以上的人口（留在了从苏联分裂出去的国家，加上死亡率上升）、苏联1/4的领土；俄罗斯的经济规模下降到美国的1/10，中国的1/5；等等。（5）私有化是俄罗斯地缘政治格局演进最重大的因素，它经过了三个阶段：戈氏时期的“官员私有化”，之后是丘拜斯的证券私有化，最后是臭名昭著的“资金换股份”计划的货币私有化。在西方垄断资本乘机劫掠了俄罗斯无以数计的财富同时，叶利钦时期形成了“七大银行寡头”，而人民群众被洗劫，国家什么也没有得到。1996年3月叶利钦与七大寡头达成秘密协议：叶利钦维护七大寡头的经济利益，七大寡头提供财政支持，确保叶利钦连任总统。（6）这一切的一个重大地缘政治后果是，国家衰落不堪，“在俄罗斯历史上人民第一次不再害怕国家，但是他们也不再尊重国家。普遍的寡廉鲜耻和肆无忌惮笼罩了俄罗斯的所有阶层。”换言之，俄罗斯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濒于崩溃，国家衰落至极。西方再也不把俄罗斯视为地缘政治对手，但是也不敢贸然入侵，因为俄罗斯有强大的核武器。（7）1998年的金融危机终于粉碎了俄罗斯转变为西方那种市场经济和民主国家并与西方融为一体的地缘政治幻想，与此相联系俄罗斯政治格局的变化导致1999年普京担任总理，国内出现了政治转机。（8）此后俄罗斯国内地缘政治斗争的主线表现为代表民族利益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寡头集团之间的斗争，结果，寡头不仅退出政治，而且迫使大宗贸易必须有利于国家，媒体大亨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以政治难民身份出走英国，霍多尔科夫斯基则身陷囹圄。形成了以强力集团、家族集团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三个有影响力的集团之间的斗争。（9）普京加强了中央集权，遏制住了俄罗斯国家衰落的趋势，由于国际市场的能源价格有利，经济形势好转，但是出现了社会停滞趋势，官僚制度强大，占人口25%的中间阶层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生活在贫困线或贫困线以下的人民群众失去了对国家政治发生影响的杠杆。“俄罗斯简直就没有渴望从根本上改变局势的力量。”（137）（（俄）《俄罗斯的衰落和有问题的复兴》，转引自瓦西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著，于宝林、杨冰皓等译：《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5-257页。托马斯·格雷姆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人员）

总之，彼得洛夫指出，经过苏联解体后的地缘政治灾难，俄罗斯清楚地认识到，“20世纪的主要矛盾是两种文明冲突”，俄罗斯成为牺牲品，美国推动全球化的地缘政治目的就是“将自己的文明作为唯一正确的真正的文明强加于其他文明之上”，“促进人类和各民族自我意识的瓦解，从内部破坏国家制度，使国际法高于一切”，建立高度集权的世界政府。冷战实为美苏对决和消灭俄罗斯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美国推动下，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苏联改革实际上演变成美俄两种地缘政治势力的殊死搏斗，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丘拜斯是在俄罗斯代表西方利益的地缘政治力量，他们将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出卖给西方，结果不仅是苏联垮台，而且演变成一场地缘政治“大屠杀，俄罗斯的大屠杀的真正悲剧”。但是，“俄罗斯终于觉醒了”，“复仇时刻马上到来了”，“俄罗斯面临的任务是重新整合已经分裂的超级民族共同体，确认并从规范的法律上巩固人民在国家结构中的地位，废除世界主义的高利贷，在与广泛的劳动民主制度和基层自治制度、中层优秀人才委任和代表制度与国家高层集权统治相结合的基础上，重建俄罗斯传统的大国制度。”（138）（同上，第145-153页）

（二）中国两种改革思路的斗争已经演变成两种相互对抗的地缘政治势力的博弈

苏联和中国均为西方冷战的地缘政治敌人，这一点不是秘密；对于中苏两国同在一块欧亚大陆接壤，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唇亡齿寒的共同地缘政治利益，对这一点，事实证明，美国的认识最深刻，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就开始施放和平烟幕并离间中苏关系，苏联搞“三和两全”和中断对中国的经济技术援助实为落入美国的地缘政治圈套，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反观中国，由于历史原因，也由于美国人的精心策划和推动，1979年中美建交也使中国人产生了“冷战结束”的政治幻觉，全社会涌起了持续三十年“让世界充满爱”的和平主义思潮，虽然到1989年中国领导人也对西方“感到失望”，认识到“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终于由于复杂的原因，“发展是硬道理”压倒了一切，虽然后来中央正确地提出科学发展观，但是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全社会的口号仍然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这方面有可以理解的原因，也有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将1956年以后的三十余年与中国1979年以来的三十余年加以地缘政治学比较，历史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也有重大的区别，就是中国由于有文革反和平演变的长期战略演习和斗争洗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有理论准备、识别能力和反抗精神，在一定条件下日益形成一种可能决定中国命运的强大的地缘政治的健康力量。正如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所指出：“没有文革的预演，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会给中国带来什么灾难；‘六·四’的后果会导向何处，谁也不敢断言。”（139）（刘国光：《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高峰、毛立言主编：《道路、规律、模式：《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科学总结和展望》代序，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换言之，文革的历史代价正可能成为历史的补偿。而西方对中国的冷战，其实从未结停止过。由于中国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也由于美国等西方地缘政治势力的极力推动和无所不在的渗透，1979年以来中国社会经过改革开放带来的迅猛发展和社会分化，终于导致不可避免的阶级分化，以及代表西方国际垄断资本利益的地缘政治势力形成，学术界一般称之为特殊利益集团或官僚买办集团。2010年刘国光指出，在现今中国，阶级存在已经是一个事实。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979年以来中国形成的两种发展观、两种改革观、两种开放观的斗争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条件下逐渐演变成两种地缘政治力量和趋势之间的斗争，所谓两种地缘政治力量，一种力量表现为坚持十七大路线的党中央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是国家（中华民族的地缘政治主体）利益，另一种力量是特殊利益集团代表西方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所谓两种趋势，前者代表的趋势是中华复兴，后者代表的趋势是中华覆灭。在“文明冲突”的今天，不必讳疾忌医，讳言覆灭，俄罗斯举国上下都在大声疾呼“俄罗斯，复兴还是覆灭？”与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带头高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同一个地缘政治含义。对此，海外有识之士也看得清楚，近年来在关于金融战争方面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和建言在中国引起震动的廖子光先生也认为，近年来围绕中国内部“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并无异议，他们的分歧在于改革开放的正确定义和路线：是向新殖民主义开放和朝着社会不平等以及道德沦丧的方向进行改革，还是向作为一个和平强国，在自由、平等和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秩序中占据一席合法之地开放，并朝着基于人人平等、公正和自由的创造性科学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进行改革。”（140）（（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红等译：《金融战争 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4页）多年来两种发展观、两种改革观、两种开放观的斗争本质上是全球两种地缘政治力量斗争在中国的表现，关于中国国际定位的两种思路的斗争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缩影，这一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表述叫作阶级斗争，如刘国光同志所说，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当前我国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的表现。（141）（刘国光：《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高峰、毛立言主编：《道路、规律、模式：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科学总结与展望》代序，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这场斗争，无论叫阶级斗争还是地缘政治斗争，在中美地缘政治博弈达到白热化程度的2011年，亦即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前夕达到了空前激烈和同样白热化的程度，其表现之一就是对某些人颠覆国家政权以及其它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利益行为的举国公诉。这个事件所引发的一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后果，就是激化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和展开了意识形态领域和其它领域的阶级斗争，加速了全社会的政治分化，并充分暴露了极少数人的政治面目，有利于社会觉醒、党内国内健康力量的迅速壮大和粉碎西方敌对势力颠覆中国的政治图谋。正如同2011年2月22日有人试图在王府井制造“茉莉花革命”惨遭失败一样，这个事件所产生的政治后果，也是一切敌对势力始料不及的。

国际社会包括俄罗斯，对苏联改革的地缘政治分析已经有许多学术成果，对中国改革的地缘政治分析，至少在国内几乎还是一块待开垦的处女地。这是一个关乎中国命运的非常重  大的课题，正在引起各方面重视和可望有更多的人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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