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若干理论难点探讨
郑彪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9日就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进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请注意其中“研究”二字。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着眼于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更加积极主动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1）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上中枢议事日程，也为学术界提出了研究任务和课题。研究这种重大理论问题、前沿问题和敏感问题，难度很大，但又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基本矛盾所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多年来缺乏研究，所以现在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也是难题。难的方面很多，这里只就理论上的若干难点做一点探讨。
一、关于研究方法与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
第一个理论难点，是使用何种研究分析方法。多年来学习借鉴西方社会学方法，对1979年以来三十年中国社会各阶层状况进行研究分析，有所成就。但是学术界一般不再使用阶级分析方法，使得其研究成果不能充分反映三十年来在国际国内各种思潮、商潮和政潮条件下发生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不能正确反映和认识社会分化和党情变化，所以对许多问题研究的视野不够开阔，开掘的深度受限，说服力不强，对政策的指导有利有弊；特别是由于这种方法回避社会基本矛盾，其研究成果在宏观上缺乏明确的方向性。
人民内部矛盾是相对于敌我矛盾称，两者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对矛盾。所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前提是需要划分两种矛盾的界限，否则容易混淆两类矛盾，既难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难以正确处理敌我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首先要求从理论上认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是指在哪些范围内“长期存在”，在哪些条件下“有可能激化”？阶级斗争“激化”了以后，对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有何影响，会不会影响“经济建设为中心”？如果战争临近，国民经济必须提前转入战时轨道，社会主要矛盾是否会发生变化？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需要未雨绸缪。阶级斗争既然“长期存在”，理论上应当如何认识，实践上如何应对？对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历史经验需要记取，对现实中存在的阶级分化、阶级矛盾和必然存在的阶级斗争需要面对，特别是近年来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已经相当激烈，对此理论上长期不做出回答，不仅容易助长“阶级斗争熄灭论”，而且实际上是长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志气，灭党和人民的威风。在帝国主义包围条件下，放弃阶级斗争，任凭人家斗我们，显然也不行。2010年9月笔者有幸亲聆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的报告，他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当前的许多论述根本不提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变相宣扬阶级消亡和阶级斗争熄灭，这是不正确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哪些范围？首先，在政治思想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存在，这是很明显的，毛泽东早已指出过了。现在在我国很时髦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普世价值思潮．．．．．．还有六四风波、西山会议、零八宪章等事件，不都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领域的表现吗？其次，在经济领域，不仅在私有企业中，存在着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劳动人民受中外私人资本的盘剥压榨，此起彼伏的劳资纠纷；而且在某些异化了的国有企业中，随着工人阶级重新地被雇佣化，也可以看到高管阶层与普通职工的对立。如果政治经济学回避对中国新资产阶级客观存在的两面性做科学的分析，只讲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积极一面（这是对的），不讲他们具有剥削性的一面，甚至回避‘新资产阶级’的名称，那还称什么科学？客观地分析初级阶段中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事情。不错，我们需要社会和谐，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它的解决不需要想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采取剧烈的阶级斗争方式，而是可以依靠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中得到解决。但是如果根据这一点，就淡化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默默地变相地宣扬阶级消灭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这种理论只能掩盖和纵容别人明目张胆地不断地发动对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并使得代表劳动阶级的共产党在这种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面前陷于被动无力的地位。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吗？但愿不是。”（2）这种高屋建瓴的理论分析，这种义正词严的学术正气，这种黄钟大吕般的学者声音，在中国学术界已经久违了。
但是，其中似乎也不是没有可商榷或可补充之处。例如说“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应当是就总体上而言，是“非对抗性的”，这是因为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公有制占主体，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党通过国家政权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和整个经济基础包括分配格局，控制上层建筑，特别是牢牢地掌握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领域的主导权，等等；如果不是这样，特别是在多元化所有制结构必然导致中外资本主义所有制及其生产关系的发展和新资产阶级产生和发展，在一定条件下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可能激化，而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具有对抗性的一面，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在实践上如何则不一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在当代中美地缘政治博弈尖锐化的国际环境下尤其如此。在这方面，我们党创造性的历史经验是将一定条件下的对抗性矛盾作非对抗性矛盾处理，将一定条件下的敌我矛盾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其理论依据就在这里；当然，历史教训也在于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实际上，邓小平对于改革开放后仍然存在阶级斗争也是持肯定态度的。早在改革初期，他就说：“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3）值得注意的是，刘国光同志所使用的“新资产阶级”概念，也来源于邓小平同志的谈话，他在九十年代初说，只要“基本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就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如今，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刘国光指出“新资产阶级是客观存在”，即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分化出新资产阶级和其它阶级。所以，当前“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需要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法之一的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研究中国社会的矛盾，划清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否则理论上说不清楚，“正确处理”的政策也缺乏依据，实践效果不免打折扣，搞得不好，还可能事与愿违，混淆了或激化了矛盾。至于这个界限在哪里，如何界定，这个问题很重大，需要专门研究。
二、关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当前形势下，提高内需成为国内外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实践中发生的这个问题在理论上重新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提了出来。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是使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4）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生产（不是为了造福于人类），这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很明确，而且“始终不变”。社会主义生产也不会没有目的，过去是将其概括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中。一个社会生产的目的决定于该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生产目的是剩余价值生产；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人，生产出来的产品归全体劳动人民所有和享用。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全体人民（包括社会和个人）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在1978年以前，主要由于为国家工业化筹措资金，不得已长期实行高积累低消费，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慢，甚至停滞。改革开放以后，调整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大力发展经济特别是消费品生产，有效地改善了城乡人民的生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理论界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存在，认为是斯大林僵化的教条主义，又归结为“左”的错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也就不再提了。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追逐剩余价值，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追求利润，这样一来剩余价值和利润，原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一个东西的两个名字，在新时期似乎变成了两个东西，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利润也被赋予社会主义性质。这样一来，“一切向‘钱’看，不能向‘钱’看，就不能向前看”的思潮大为流行，而且有了理论依据，市场经济大潮涌起，在理论上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研究已经不合时宜，而且也难以进行，实际上被放弃了。
另一方面，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产权理论流行，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日益“国退民进”，公有制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降低到目前的1/3以下。在这种条件下，一个时期以来（主要是90年代中期以后），在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和GDP高速增长的同时，整个社会出现一种强大的持续的经济冲动，“发展是硬道理”在实践上，在一些干部那里似乎变成了“发展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不存在的”（套用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一句话：“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不存在的”），看起来是为生产而生产，表现为为GDP而生产，为出口而生产也就是为满足外国需求生产，甚至为乌纱帽（政绩）生产；而在企业层面，完全是为利润而生产。在占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中2/3左右的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来说，为利润也就是为剩余价值生产，完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在国民经济中影响力越来越大的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的资本来说，既能攫取垄断高额利润，又为西方国家的市场生产廉价商品，更是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的事情。
由于近年来我国大部分GDP是由非公有制经济生产出来的，所以在现实中，无论从微观层面还是从全社会看，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似乎完全失去意义。事实并非如此。
资本主义生产追逐剩余价值亦即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大化要求市场最大化，所以要向全球市场扩张；市场最大化要求需求最大化，需求不足就要用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政策刺激，就要寅吃卯粮；不仅吃自己的卯粮，而且要吃中国人的卯粮。生产最大化，而需求不能最大化，就会发生产能过剩，到一定时候就要发生经济危机。这原本是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也就是剩余价值规律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理。现在的问题是，近年来，一方面，由于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过大，也就是为国际市场的外需以及为追求利润生产过多；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强资本、弱劳工的分配格局形成，在这种条件下世界经济危机发生，近年来我国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这是与解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认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即社会主要矛盾的要求，不完全适应的。所以，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需要从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深层次去寻找，才能治本。刘国光同志说：“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是指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欲望，还是指有购买能力的需求？如果是前者，即主观欲望，那么社会生产总是赶不上欲望的需要，由此推动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前进。如果‘需要’是指后者，即有购买能力的需求，那么社会生产和人民消费需求的关系，就要看是什么社会制度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效需求的关系受到资本经济基本矛盾的制约，人民有效需求总是落后于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因此常常发生生产过剩并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制度，再加上有计划的调节和综合平衡，一般不应发生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问题。但在过去传统计划经济下，因大锅饭、软预算体制，导致短缺经济现象，往往出现有效需求过多而生产供应不足。这是传统计划经济的一个缺陷。但无论如何社会主义社会一般不应发生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的与社会主义本质宗旨相扭曲的现象（如果发生了，就可能是社会生产关系出了问题——引者）。问题在于，现在初级阶段还不是完整的社会主义，除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外还允许私企外企等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因此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就渗透到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中来，发生局部的生产过剩和内需不足的问题。”（5）生产过剩，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特征，在我国是局部现象。刘国光同志的这段论述，将这个问题的根源提到社会经济制度层面考察，而且归结到“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制度，再加上有计划的调节和综合平衡”等原因，论点虽然没有展开，但是细加分辨，其实已经相当明确。这方面近年来程恩富、何干强教授等学者也强调，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在于所有制结构，而主要不在分配和再分配领域。此外，过去说资本主义重视价值和剩余价值，社会主义重视使用价值，这个观点被作为“左”的教条放弃。现实表明，已经走向反面，全社会片面追求利润的结果，已经使许多商品已经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实用价值，例如食品安全问题导致许多食品丧失了至少部分应有的使用价值。这实际上是长期无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忽视使用价值所受到的惩罚，是经济规律的一种客观作用的反应。实际上，由于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这种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者也受到惩罚。结果是社会财富受到损失，最终还是消费者承担。
随着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日益复杂化，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这些问题一起，又由实践提了出来，重新引起人们关注。这些问题在理论上解决起来，其实并不是特别困难，主要障碍在于多年来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已经造成政治困难；如果这些障碍能够克服，实践上逐渐解决起来，是完全可能的。
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一个事物的本质，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该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基本属性。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剩余价值，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剥削和两极分化。换言之，决定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是这个社会制度所固有的，决定该社会制度性质、面貌和发展的基本属性，即生产关系。所以，马克思主义考察社会制度的本质，例如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从（与生产力相联系的）生产关系方面着眼，而从生产力着眼，如考察其“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则资本主义之于封建主义，社会主义之于资本主义，都表现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相对先进社会制度的“共同特征”，由此难以区别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所以，还是要从生产关系来界定不同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
问题在于，这种说法虽然正确，但正如刘国光同志所指出的，“不能完整地解释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那次讲的社会主义本质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方面的特征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方面的特征是‘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生产关系方面的社会主义特征确实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等社会制度的特征。而生产力方面的特征则不能这么说，因为其他社会制度成立初期也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6）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根本主旨在于，第一，中国的生产力发展还太落后，所以“发展是硬道理”，必须加快发展；第二，更为重要的是重新启动经济改革，特别是在苏东剧变的国际背景下。在当时条件下，这样讲有其必要性。试想，如果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和改革，到南方讲话时中国已经达到今天的发展程度和水平，邓小平就可能不会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生产力标准作为确定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任务的说法，而可能是更加强调“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即更加强调生产关系。这样讲是有根据的，因为邓小平从生产力角度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据查只此一例，而“他大量讲的是社会的‘性质’、‘原则’、‘两个最根本的原则’、‘最重要的原则’‘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概括起来一个是公有制为主体，一个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他反复地讲这两点，而这两点同1992年南方讲话所谈的社会主义本质的生产关系方面，又是完全一致的。
“邓小平之所以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本质、性质原则中的生产关系方面的东西，就是因为不同社会制度相区别的本质特征是在生产关系方面，不是在生产力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着眼于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在社会主义本质的研究和阐述上，主要的功夫应该下在生产关系方面，强调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它的根本原则在于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7）这样一讲，理论上就清楚了。问题还在于实践上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多种经济成分条件下，不仅不能消灭剥削，而且实际情况是是大力欢迎剥削，惟恐受不到剥削（找工作困难），剥削有功、有理，而且理直气壮，不仅经济上剥削，还要精神上、政治上压迫，如富士康等现象普遍存在，这些现象都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不相容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概括了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的特征，包括初级阶段。但是由于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使得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在理论上与初级阶段实践的矛盾显得格外突出，特别是出于维护“发展”这一硬道理，于是理论工逐渐从不甚愿意研究生产关系，发展到很不愿意甚至在实际上拒绝研究生产关系，理论经济学者热衷于研究生产力经济学，近年来又兴起“生态经济学”、“低碳经济学”等等，这些研究固然重要，但个中原因，与有意无意地疏远“生产关系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这门最基本的基础理论经济学并非无关。
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定，这样讲的前提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社会占统治地位。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多种经济成分条件下，更需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占主体地位，这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不仅如此，还要求执政党本身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否则，就将可能如毛泽东所说的和苏联经验所证明的：“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归根结底不是生产力，而是一种生产关系。按照列宁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思想，“小生产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何况现在许多外资和内资都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列宁用“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这样的状语概括“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速度，前些年有学者认为没那么严重，实践证明列宁更敏感，更尖锐，更正确。刘国光同志指出：“新资产阶级已经是客观存在”，存在多久了，他没有说。其实，新资产阶级产生是早晚的事，而且将长期存在，这本身并不可怕，问题的关键在于政策，在于执政党能否驾驭全局包括资产阶级，使之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同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主导地位的这个本质特征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所谓具体，主要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体现市场与计划内在有机统一要求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以及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基础上的按劳分配为主与按要素分配合理结合的分配制度，这三个具体方面支撑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这三个方面改变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制度就起了变化，就需要调整和控制到合理的限度之内，“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否则，两极分化、社会分裂是不可避免的。”（8）
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全球性破产、美国金融海啸和世界经济危机，自由主义的水晶球失灵，由此引发的全球政治觉醒将马克思主义包括政治经济学重新推向时代浪潮的风口浪头，正在全球范围内成为21世纪的显学。在我国，多年来发展和改革积累的问题和矛盾，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出现的许多问题和矛盾，其深层根源多属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实践的浪潮重新将政治经济学推向时代的前沿，日益成为显学。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下，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巩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客观条件日益成熟，对于诸如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等这些过去一度被忽视、被排斥、被边缘化的实际上却是关乎党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全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被重新提出，中央更郑重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些都表明实践发展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理论需求。
注释：
（1）新华社北京2010年9月29日电。
（2）刘国光：《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四期。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4）《马恩全集》第26卷第2册，1975年版，第625页。
（5）刘国光：《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四期。
（6）同上。
（7）同上。
（8）同上。
（此文写于2010年10月，首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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