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观察者网根据王绍光教授于2012年5月27日晚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整理而来。全文未经审阅，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首先感谢各位，我知道现在是考试期间，麻烦各位过来。我知道挤时间很不容易。
现在是信息社会，刚才的介绍里边有些东西几个礼拜前还是真实的，现在已经过时了。首先我已经不是系主任，也不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的主任，这些职务我刚刚辞掉。我自己写简历的话我会加一块，我会强调我当过一个很不知名的一个中学的教员，我觉得那个经历对我非常非常之重要，所以在我自己写简历我会说我曾任武汉市堤角中学教员和耶鲁大学教员，我把它们放在一块去写。所以如果你是看在我是系主任或者是某个主任而来的话，现在可以离开了。我这只是一个教员的身份来讲课。
昨天我和北大法律系77届的同学刚刚在一起庆祝毕业30周年，今天是“求是”学会成立20周年，我就想到30年前我们还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就像“求是”学会的这些会员们一样，也是非常的关心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记得我们当时办了一个政治学会，这个主题就更宽一点，什么问题都在谈，讨论了很多当时大家觉得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这个学会和“求是”学会一样，也是由来自于不同背景的同学组成的。既有学文科的同学也有大量学物理学、数学、基础物理、高等物理的同学。三十年过去了，学会里面的人有的变成了国家领导人，也有的变成了海外流亡分子。“求是”学会三十年以后不知道会怎么样。但结果并不重要，这个过程非常重要，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考虑问题，最后可能发生分歧这个也不重要，只要沿着你自己认为正确的路走下去就可以了。
何为“民主四轮”
我今天这个题目显然和做的广告有一点点差别，我把他叫做“民主四轮”。几年以前我在清华讲过民主的课题，讲了四讲，后来我把这四讲编成了一本小书，小书的名称叫《民主四讲》。今天我还用这四字，叫“民主四轮”，等一下我讲这“四轮”是什么意思。
“民主四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涉及到和民主相关的东西，有两样东西恐怕是不能不谈的，第一个就是所谓代表的产生。民主需要有代表，这个代表怎么出来。一种方式是大家非常熟悉而且很多人呼吁的，就是选举。但是很少人想到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抽签。所以这就是两个“轮子”。民主还有另外一个层次，比选代表更加重要。选代表是间接的，由别的人来代表你，更直接的是直接影响决策。直接影响决策一般人会想到的名词叫“公众参与”，英文叫 participation。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轮子”，其实大家也很熟悉，但是大家很少把他和公众参与甚至和民主联系起来，就是“群众路线”。我给群众路线起了个英文名字，叫“qunticipation”，“qun”就是群众的意思。
今天我讲“四轮”呢，就是讲民主的实践方式其实比很多人想象的要丰富的多。我今天仅仅讲四轮，可能还有别的轮子。所以我并不是说民主只有四个轮子可以走，而是这四个“轮子”已经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我今天围绕这四个“轮子”来讲为什么这四个“轮子”都是重要的，可能有些比大家想象的“轮子”更加重要。这就是我们的提纲，我就围绕这四个问题来讲。第一个讲选举，第二个讲抽签，第三个讲公众参与，第四个讲群众路线。
“代表”的要素
刚才讲到了，现在的民主基本都是所谓的“代议民主”，都有所谓的代表。这个词出现得很早，可以追溯到十六、十七世纪。所以现在的“民主”几乎都不是由人民自己当家作主，都是选出一些代表来为人民做主，这样的一种体制现在被叫做“民主”。我们谈到“代表”的时候，稍微做一点分析会发现至少有四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被代表”。有很多人是被代表，包括在座的所有人。被代表的可以是人民，可以是公民，可以是选民。这三个词语听起来一样，但是它们的内涵外延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不讨论他们的内涵外延、被代表的人到底是谁，总之第一个要素是“被代表者”;第二个要素是“被代表的东西”，比如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观点还是人民的情感，等等。一般人可能忘掉了被代表的东西，仅仅说“代表人民”，这个词听起来太宽泛，宽泛到以至于没有意义。这是第二个要素;第三个要素是 “代表者”。既然有被代表的，那就有代表者。这样的代表者现在往往被叫做“议员”、“人大代表”、“总统”。这些人都自称、或自认为、或被其他人认为，他们是人民的某种东西的代表者。这是第三个要素。所以这样一分析，代表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不是说说而已或者说用一种机制就能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
英文有一个百科，叫《哲学百科辞典》。在一开头介绍“代表”的意思的时候，他讲政治代表的概念听起来太简单了，以至于是误导性的简单。他说：每个人好像都知道什么是政治代表，但是真正让大家去表达一下自己对政治代表的理解，大家的看法可能是非常不一样。刚才我讲到了四个要素，你只要某一个搭配不一样，你的理解也会不一样。所以听起来大家都很清楚什么叫代表，但是他后面也讲，政治代表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有着各种各样的定义，听起来非常简单，其实说起来非常复杂。1960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个亚里士多德学会，他们搞了一次研讨会。研讨会的标题是问一个非常简单，很多人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一个人怎么能代表另外一个人?大家很少去问这种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很值得去追问。这是一个不简单，很麻烦的概念。
“代表”的含义
在现在政治学的文献里边，谈到代表的讨论大概逃不过这本书。这是一本1967年出版的老书，比在座很多人的年龄要长。这是他1967年的概念。他说代表仔细分起来意义非常不一样，至少有四种含义。
第一种含义，叫做“象征性代表”，更重要的是一个象征。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看到五星红旗就想到中国，甚至外国人恐怕也这么想，当然五星红旗说实在的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但他是象征性的代表。我们在讲到政治代表的时候和“象征性代表”没什么关系，所以待会儿就不会讲它。当然在哲学政治学上，象征性代表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我今天不讲。
第二种呢叫“实质性代表”。什么叫“实质性代表”?这些人可能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但他确实代表你的利益，在实实在在的角度代表你的利益，人们可以把他看做大救星。所以陕北的农民才会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但毛泽东并不是选出来的，也不是抽签抽出来的，他在最实质的意义上代表了贫苦农民的利益。实质性的代表我今天也不讲，因为很多人认为他和当代不少人的民主理念关系不大，所以不去讲它。
但是后两种意义上的代表和讨论民主有关了。第三种叫做“formalistic representation”：形式性代表。在形式上、在程序上这些人可以代表另外一些人。他们是选出来的，在形式上经过一种程序。这种叫做形式性代表。最后一类，可能大家不是太熟悉，但是学过统计学的人就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叫做描绘性代表。什么叫描绘性代表呢?就是有一大群人，我从里边抽一小群人，这一小群人的特征和一整群人的特征是一样的。这一小群人可以被叫做“缩样”，他可以代表整群人所有的特征，包括情感、利益、倾向、观点。这个叫描绘性代表。往往很多人认为这个和当代民主没有关系，但是实际上他和民主有大量关系。所以我后面讲的主要围绕着后两种代表：形式性代表、描绘性代表。
形式性代表，它的制度反映到今天的制度，就叫做代议制政府，英语叫“representive government”，有些时候被称为“representive democracy”。我更倾向于不用“民主”，因为这个词好像把它定了性，我情愿用一个中性词：代议制政府，他未必是民主的。那么在这种形式性代表的体制中，代表如何产生的呢?是通过普遍、自由、竞争式的选举。普遍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18岁，不分男女、种族、宗教信仰参加选举，这叫普遍性。所谓的“普选”指的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个是自由的：没有人强迫你去选这个人或那个人，这个党或那个党。第三个是竞争性的：不止一个，多于一个，当然也不是无限多。在这种形式性代表体制下，代表通过普遍、自由、竞争式的选举选举出来。它的机制大家好像都能理解，好像很简单，一方面选民用参加选举的方式将权力授权给议员以及其他选举出来的官员，这和西方政治哲学里面的社会契约概念有关：我把权力转让给你，你来帮我行使权力。另一方面，议员和其他选举出来的官员要对选民负责，否则要承担不能连选连任的风险。英语叫做“accountability”，听起来像个会计学的概念，和会计学没准还真有些关系。这就是形式性代表的政治机制，很简单。用这张图来表示，一方面是选民，一方面是代表。选民通过选举授权给代表，代表按照这一理论框架则应该回应选民，对选民负责。如果他们不回应选民，不对选民负责怎么办呢?那下次不选他们，通过选举惩罚。选举是惩罚，也是授权。这是不是就是听起来大家理解的民主?
“代表”、“选举”和“民主”之间的关系
现在的人在挑选代表的时候自然就会想到选举，认为这是最恰当的方法。其他选人的方式，比如继承、拍卖、推举、考试等这几种方式，在形式性代表体制下被认为是不恰当的、不公正的。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这些方式不允许所有人都享有参加选举的平等权利，同时也剥夺了其他合格的人当选的平等权利，所以大家认为这是不恰当、不公正的，好像只有选举赋予了所有人公平的机会。所以代表的产生方式，往往大家想象的时候连一个疑问也问不出来，包括一些很有思想的人，比如说学西方哲学的都知道的罗尔斯。罗尔斯在《正义论》里边就会写到：“在自由民主的体制下，所有的公民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包括政治自由”。什么叫政治自由呢?罗尔斯就进一步的定义：“为选举和担任的权利”：选别人，或者自己担任公职，这就是政治权利，天然的一种东西。现在最流行的理念、理论基本都这么讲，但实际上很麻烦。
刚才我提到的分四类的那个作家，他最近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马上就会用中文出版，北大法学院的一个刊物马上会出一期专辑，都是讨论跟代表、选举相关的，六篇文章，人民大学的一个教授翻译的，我做的校正而且写的前言。包括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就叫做“representation and democracy”，代表和民主，副标题是一个“uneasy analysis”。这两个词很多人听起来太自然不过的词，但是在这位研究了几十年代表问题的学者看来，这是个非常麻烦的联姻。我引用他这句在文章中说的话，他在文章中讲他自己认识的发展：他说“关于代表与民主的关系，我的早期研究从来没有涉及这个重心。因为当时我想当然的认为，两者的关系确定无疑。就像今天的大多数人，我那时多多少少把民主与代表画了等号。”这位学者应该已经有80岁了，他说他“那时是这样看”。他接着说，“在现在的情景下，只有代表能让民主成为可能，这似乎已经成了公理。这个假定不能说完全错误，但却存在严重的误导。如果人们把它视为公理，只提出技术性的问题，而非基本理论的问题，这种误导就仍然根深蒂固。”这句话可能很多人第一次读的话会觉得很纳闷：民主和代表之间的关系不是天然的吗?不是确定无疑的吗?为什么这个研究了一辈子代表理论的人突然到了八九十岁的时候提出疑问，认为这是一种很麻烦的联姻，而且他认为大多数人这样看问题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导。他在这里提出技术性问题，技术性问题经常有人讲比如选举制度设计问题啊，但是他说紧紧围绕技术问题来讨论代表问题，问题依然根深蒂固，真正的问题在于理论上。当然在这里我不能把所有问题放在介绍他的文章上。总而言之，民主和代表的关系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那为什么会代表、选举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简单呢?我下面仅仅是非常简单的介绍一下，选举本身有很多特征使得它同代表、民主的关系其实不是那么简单。首先，大家都在要选举，但是到底是什么选什么东西大家都忘了。你是要选代表还是要选领袖?选代表和选领袖显然不是同一件事情。或者你是要选具有领袖潜质的代表，或者是要选有代表性的领袖，如果你要选的是领袖或者是有才能的人，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可以用，比如说推举、考试、锻炼、考验，这些方式都可以使用，为什么不考虑别的方式?如果首先考虑的是代表性的问题那是另外一码事儿，如果考虑的是能力的问题，你大可以用别的方式。所以首先要问的是：选举到底是什么目的。很多人在要求选举甚至自己参加选举的时候，并不清楚自己要选什么，甚至在选举时候，不小心就选美的了。因为有大量研究发现，长相和得票多少是有关系的。甚至有说话，像我这样肯定就选不上，因为我说话不带磁音没有吸引力：现代有研究发现，男的说话有磁性嗓音的人，特别对中年女性选民有“致命的杀伤力”。那些中年女性投票的时候已经忘了她们是在选代表或者选领袖，她以为在选美了。所以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这么仔细就不那么简单。
第二，选举的时候听起来所有人是普遍的选举，每个人在法律上不能禁止这些人有投票权，但实际上到选举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参与选举的积极性是有严重的不平等的分等。美国的数据很多就不去讲了，这张表是欧洲的数据。在欧洲的选民数据中你会发现，管理阶层的投票率就比一般的群众高得多，而如果是体力劳动者，他的投票率就比平均投票率要低得多。我们讲选举是普遍的、自由的、竞争性的，但是很少有人会把它加上平等。因为平等不仅仅是权利上的平等，而是实质上的平等。现实中是非常不平等的。这是选举另外一个特点。大家不要忘了，尤其是选举，政客就不管别的了，政客最在意的是选票，你参加投票我重视你，你不参加投票我不重视你，你这个阶层参加投票比较多，我重视你这个阶层的选票，你这个阶层不参加投票，我对你这个阶层几乎就可以漠视。一旦参与非常不平等的时候，游戏就会发生潜移默化的但是实质非常深刻的变化。选举的游戏从代表人民变成了代表选民，代表投票比较积极的某一个社会团体，向这一方向演进。
第三，选举有非常容易被操控的特性。有一名非常有名的公共选择的大师，他已经去世了。他写过很多书，用非常逻辑的方式来分析选举的行为。但我不介绍这本书，而是讲从历史上看，从现实上看，选举非常容易被操控。操控的方式至少有三大类，第一类叫抢票，就是用暴力的方式胁迫人民选某人或者不选某人，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司空见惯，今天在很多国家依然如此。不要仅仅看几个西方国家，还有很多国家的选举跟暴力威胁有大量的联系。第二类叫买票。买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的，就是我塞钱给你：“500块钱你卖不卖?”今天中国基层的村民选举中，已经出现了大量这样的例子。比如用肥皂、香烟、酒、现金来买票，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这种买票是低技术含量的，高技术含量的买票不用这种方式，而用各种各样最现代的企业营销模式来买票。这里我就不去讲细节要不大家都学会了，这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把现代的广告、营销等各种方式，把候选人当商品一样卖掉，看哪个候选人可以卖的更好。这些候选人用自己的钱，或者是得到别人的钱，或者是利益集团的钱，来替他买影响力。今天也不去细讲了，当中有大量可以讲的东西。
第三类叫骗票。骗票的方式千奇百怪，比如说选举，很少国家会把全国划成一个选区，而是把国家分成很多选区。这听起来很技术性，但是两百年前美国麻省州长就已经发现，在操控选区划分上可以使得同样四十里的人数不变，你这个党得票要多得多。用划分选区的方式来操控选举结果，那是两百年前，今天这个方式依然屡试不爽。美国的报纸你留意去看的话，几乎每个月都有这种讨论，哪个地方又有这种方式在骗选票。然后还有其他方式，我就不去细讲了，比如在选民登记上、选票上、计票上都可以玩花招，等等。最重要的，现在叫做负面选举。我这两天正好在看这本书，是一个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他有一本书我印象中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写的是法国的投票权是怎么普及化的。这本书稍微新一点，叫"Counter Democracy"。我不讲这本书了，这本书里边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在选举中，不管在美国还是其他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选举叫做close election。什么叫close election?就是两党或者两个候选人得到的选票非常非常地接近，在这样的时候，两党的策略就会变得非常不一样。现在他得出结论，就是在选举中最重要的问题已经不是我想做什么，我这个党应当为人民做什么，而是千方百计地防止对手当选。那用什么方法呢?就是负面抹黑的方式。负面抹黑的方式用政治学分析的话，反对某个东西动员人比较容易，要大家赞成某个东西动员人比较难。用负面抹黑的方式从支出和效益、产出的角度是非常合算的。书中讲到了一个美国的例子，在80年代早期的选举中，负面的广告费占整个选举的广告费的20%。1988年老布什选举的时候，他就迈过了这条线：负面选举的花费占整个选举广告花费的 50%。到2004年小布什选举的时候，负面选举的广告费更多。所以美国的政治学家发明了一个词：poison politics，毒药政治，或者negative politics，负面政治，就是抹黑对手。现在不光是在美国，在很多地方选举，不是在争重要的问题，而是尽量去抹黑对手，这是操控选举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
第四，选举的一个特征，就像中国古代的赛马一样，用不同的排列方式，最后你可以得胜。在选举中选民自己可以有策略性投票，选民不按自己的意愿投票，目的是防止自己不愿意看到的选举结果出现。比如2004年加拿大大选中，执政的自由党说服了很多新民主党的选民把票投给自由党，因为新民主党的选民最怕保守党执政，他们不把票投给自己的新民主党，而是把票投给自由党，为了防止保守派当政。选举本来是用选票来表达偏好，但是这个时候你不知道你的偏好是什么，你不知道谁是用策略性的投票方式，谁是偏好的直接表达。同时政党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假设三个人A、B、C参加只有两席名额的代表选举，又假设 A和C属于同一个党，而A的支持度远高于其他两个候选人，就是A肯定能当选，这时A和C的党就会用一个策略：劝自己党的人不按本意把票投给A，因为投给A 是浪费的，所以要把票分给别的人，这种手法叫配票。配票在台湾的选举中用得炉火纯青，每次选举中都会有配票。这就是策略性选举。
第五，选举往往会出现选票和得到的席位不合比例的特性，就是得到的选票够多但是得到席位不多，或者得到席位够多但是选票不成比例。比如说2001年英国大选，工党得到了40.7%的选票，但是得到了62.5%的席位，保守党得到31.7%的选票，25.2%的席位。其他几个党就比较惨了，比如自由民主党，他得到了 18.3%的选票，但得到了7.9%的席位，听起来已经有些不合理了。但是实际上在很多国家比如新西兰，在最近的选举制度改革以前往往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得选票多的党结果在选举中失利，得选票少的党结果赢了，在闹了很多次这样的情况以后他们对选举制度进行了改革，最近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比较少了。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也是这样，我们都知道那一年大选陈水扁得到39%的选票，连战得到23%，宋楚瑜得到37%，虽然连战和宋楚瑜不属于同一个政党，连战是国民党，宋楚瑜是亲民党，但他们都属于所谓的泛蓝阵营，泛蓝阵营显然是赢了，但是“总统”被陈水扁拿走了。(编者注：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进行时亲民党并没有建立，而当时国民党和宋楚瑜阵营属于竞争关系。)选举制度中会出现很多这样的情况：得票少但是赢下选举。这种情况可以用技术方法去解决，但不是每一个方法都能用技术性方法去解决，它已经反应了更实质的问题。
在下面一个问题：选举有一个有限选择性的问题。选举应当是有竞争性的，应当多于一个，但最后只剩下两个选择，和只有一个选择差别很大吗?比如说前两天马英九正式宣布就职，台湾领导人选举的时候我正好在台北参观选举，当时得到的消息就是说是一个非常的close election，两边谁胜谁输非常难以预测，虽然有大量的民调去做调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人说我会投马英九的票，但是其实我非常不喜欢他，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蔡英文更糟糕，我只能在里边选一个。这种情况不是仅仅在台湾的这一次选举中出现，而是在很多地方很多次选举中会出现，选民的选择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最近的民调，马英九就职前后的支持率是在15%到30%之间，也就是说70%以上的民众是不支持他的，但没有办法只能选他为领导人。这就是有限的选择性。
选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容易出错，所以经常看新闻就会发现要重选或者要重新计票，重新计票往往会让很多人跌破眼镜。这里举的例子是 2004年美国华盛顿州州长竞选，初次计票共和党胜利，但最后民主党胜利。第一次计票中，300万张票中共和党赢了261张票，差距非常之小。由于得票差距太小，按照州法应当重新点一下。第二次点票，共和党还是胜，但只多了42票，300万张票中多了42票。民主党当然不干，42张选票稍微算一算概率就会知道这概率有多小多小，所以有了第三次点票，在这次点票中完全靠手工点票，点完了后民主党赢了10张选票，当然共和党不干，就有了第四次，发现有700张选票没点，重新把这700张点，点完了发现民主党得了129张票。这种竞争非常激烈的选举中，出现这种误差的可能性其实非常大的。可以算一算误差，比如一般计算的误差1%、0.5%、2%，这种误差都可能有些大。
还有一个特征，就是选票不易解读。比如说，某个党推举的候选人得票得的比较多，你怎么解释它呢?是因为支持某人，还是支持某党，还是支持某党的政纲，还是支持某党竞争中的允诺?还是因为有人不喜欢其他的候选人。其他的党，其他党的政纲，其他党做的允诺?可能性太多了。那按照刚才的理论，他选出来的要对他有回应性。你要回应什么?你是选上来的人，假设你真心要为选民服务，你要回应什么东西?你根本没法知道。选举结果有各种各样可解读方式，不容易被解读。这样使得政客养成一种习惯，在选举时候天花乱坠，几乎是一个天花乱坠的假期，经常在选举时候美国有官员对中国官员私下保证“这都是竞选语言”，好像竞选就可以发疯就可以说胡话，用这种方式可以拿到选票而且也不需要负责任，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解读，从选举结果中我的解读可以和你的解读不一样。
把这些东西都归纳起来，选举有一种有一种自然的贵族特征，自然的贵族倾向。最早发现这一特征的人是意大利人，这个人也是最反对民主的。当时是十五、十六世纪，他当时就赞成选举，不赞成抽签。他认为选举比抽签好的多，因为不管选民是只有精英当选民也好还是所有人都当选民也罢，最后选举的结果一定会带有贵族的特征——因为这个人支持贵族制度，他支持选举因为他喜欢贵族制度。他说在选举里边，尤其在广大区域或者广大人群中间进行选举的趋向，将最有德行、最谨慎、最公正的人，换句话也是最富有的人，提到公职的岗位上去。他之所以支持选举支持这一趋向，他不认为这是个问题，而认为这正是个好事情。另外一位在西方思想史上起了很大作用的人，就是哈林顿，他也是不喜欢民主的人，但他也不喜欢用抽签的方式，他喜欢用选举。他认为抽签会把傻人给选出来，但是选举比较好，会将现有的精英从人群中挑出来，就是挑出权贵阶层比较信任的人。这是他之所以反对民主但是支持选举的重要理由。孟德斯鸠讲的一句话，几乎和2000多年以前亚里士多德讲的话一模一样，就是用抽签的方法挑选决策者是民主的，用选举的方式挑选决策者是贵族统治。亚里士多德认为选举的方法挑选决策者叫寡头制，说法基本一模一样。
在西方思想史上，一直到18世纪末，几乎没有人认为选举是一种产生民主的方式，都认为选举是产生贵族统治、寡头制的方式，而他们认为寡头制、贵族统治是好东西，所以他们支持选举。那么这个倾向现在消失了没有呢?我们看看这张表就能看出来。这是美国的第105届国会，是最近的国会，既包括众议院也包括参议院。众议院400多人加上参议院100人，总计500多人。大家看这些人的背景，225人是律师，几乎占了一半，还有214个人是商界和银行界的人。把这两个加起来已经是众议院所有人的数量。去看剩下的人在各个行业里的分布，我们最近经常批评全国人大工人代表太少，党代会工人代表太少，而美国国会这块基本没有。选的都是精英，选出来的结果都是精英。当然你可以认为这是好事情认为这些人的能力比较强，但是有人不这么认为。这里我列举这篇文章，是2008年发表的，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一位讲座教授，这位讲座教授的经历不简单，因为他长期当律师，长期争取平等的选举权，他自己说他早期的时候认为选举权是最重要的东西。他后来在美国司法部，在很多机构为黑人、少数民族争取平等的选举权，花费了很多时间。但是他这个题目已经变成了“超越选主”，副标题更有意思：“反思周围陌生权贵的政治代表”。陌生权贵指的是非常有势力的，但都是你的陌生人的权贵。现在选举出来的人在这位哈佛教授看来，都是一群“陌生权贵”。这个判断几乎和17世纪、18世纪或者15、16世纪的人的判断一模一样：用选举的方法产生的后果就有一种自然的贵族情节，不会产生劳动人民、普通民众上台的机制。
最后一个特征，正当性，有时候被翻译成“合法性”，我认为是不对的，可能翻译成正当性或者认授性比较好。那么很多人认为经过普遍的、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产生的结果，就代表了选民的同意，选民认可的当然选出来的人就有正当性、认授性。这种结果确实也给人一种好的感觉，觉得我参选了所以我就做主了。但是30年前我到美国留学的时候我碰到一位老师，他当时有一本书，我当时没读出味道来，但这本书我现在保留，后来再读，读出味道来了。标题很有意思，叫做“同意的后果”。就是通过选举，你好像同意了这批人来治理你，同意的后果是什么?他说实际上的后果就是让大家心理上产生一种虚幻的满足感，好像我做了主，然后把你应该在其他领域参与的很多的冲劲消磨殆尽，就不用别的方式参与，放弃了其他的民主参与方式。所以要稍微小结一下的话，就是说用选举这种方式听起来非常天然、自然的关系，但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一种关系。它的这些特性：目的的模糊性、可操纵性、投票的策略性、不合比例性、有限的选择性、容易出错性、选举不宜解读性、自然贵族性，加到一起就使得这种运作机制到底能不能按照这种简单的解释来运作?你就需要打一个大问号：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结构?
大量的人直到今天主要依然还是这么看，认为民主等于代表，代表就要通过选举方式产生，这叫代议制政府或叫代议制民主。但这种迷信现在正遭到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其实早就出现过，卢梭就说过，孙中山其实也说过，很多西方的最关心民主的人是非常担心这些事情，写了一系列的东西，我这地方就不去细讲这些东西了。这本书呢是很多人读的一本书，是《自由的未来》，2003年一个经常写美国专栏的一个作家写的一本书。他在书里讲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无数个民意调查中，当美国人被问及他们最尊重哪些公共机构时，三个机构总是名列前茅，即最高法院、军队和联邦储备银行。这三个机构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不是选举产生的，不是民意代表机构，恰恰相反，正是那个所谓的民意代表机构美国国会，在大多数民意调查中处于垫底位置。这是2003年，到了2010年，美国的民调发现，美国最不受信任的是银行家，为什么呢?因为有金融危机当然不信任银行家，第二不信任的是国会议员。这个调查你可以到盖洛普去，你就可以看到，现在大概有13%左右的人信任美国国会议员。是咱们选出来的，但咱们并不信任。这种情况不仅在美国，这张表画的是很多国家，对比人民对民意代表和警察的信任度，几乎在所有国家，只有一两个国家例外，人们更相信警察那些暴力机构，而不太相信民选出来的。
抽签是民主的体现方式吗?
这是第一个方面，我把大家认为天然的东西我把他问题化了。下边讲第二个问题，讲抽签。
刚才讲到代表有两种我要讨论的：一种叫形式性的代表，一种叫描绘性的代表。什么叫描绘性的代表呢?这种制度我把它叫民主制。我不叫代议，因为不需要，他的代表并不是真正那个意义上的代表，而是描绘性的代表。这些代表产生的方式，是用抽签，或者随机挑选的方式产生的。而这个词的英语在中国学英语的几乎见都没见过，因为这个词几乎在当代不出现。它的运作机制很简单，就是用这种方法选出来的代表，它是人民的缩样，就是一个“小人民”，有些民主理论家将它称为mini-publics，这群人虽然人少，但是他们是随机挑选出来的，所以他们可以随心所以地想问题，已经可以代表人民的偏好、观点、利益以及意识形态。这种理念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法国大革命时候，早期有一个支持革命的贵族。他就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如果要选一个议会的话，这个议会就应该像一副能够描绘真实地理情况的地图一样，地图不管是它的一部分还是全幅地图，这个小图都要跟真实的地理状况、比例一致。如果我找到一个清华的地图，比例不一致，然后可能你就被误导了。这个比例必须一致，虽然图很小，比清华要小很多很多倍，但是小图要反应真实的地理状况，他认为议会就应该是这样子的。美国的第一任副总统是亚当斯，他当了第二任总统。他当时也认为议会应该像一副肖像画，只不过小一点，这个人民的缩样应该像人民一样思考、感觉、推理、行动。这群人不是谁有钱就谁选上去，用选举的方法产生，而是用选一群人用肖像一样准确反应人的所有特征。
这也是一个老的书，刚才两个人的意见，一个是1789年的意见，一个是1851年的意见。这个是1893年，这是一本小说，小说里也讲到：选议会就应该跟一副肖像画一样，要跟人民是一致的。我要说的是这是一个很老的观念。当然也有现代的人来支持，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盖洛普调查，盖洛普调查是以乔治·盖洛普这个人命名的，他建立了盖洛普这个公司，他这里讲到的基本上就是统计了。他说一个样本如果是非常准确的选出来的话，它基本上是整个人群的一个复制品，这样的东西才最有代表性。
要比较这两种代表一个叫形式性的代表，一种叫描绘性的代表，他们的制度非常不一样。一个制度是代议政府，一个制度是真正的民主制;一个产生方式是选举，一个产生方式是抽签;一个是以授权和负责来运作，一个选出来的人只要自然地想问题就能代表人民。这本书呢第一版是1985年出的，书名叫《公民议会》，是两位学者1985年写的一本书，倡导用抽签的方式产生议会，这本书2008年再版的，两位把书放在网上，你可以免费下载。他这里说的很有意思，他说如果美国国会如果以抽签方式产生的话，他就应该包括大约50%的人是妇女，12%的人是黑人，6%的人是拉丁裔的人，25%的人是蓝领工人，10%的人是失业者。只有两个是医生。现在的医生已经太多了。一个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两个会计师，一个地产商。真这样做会是这样一个结果。但我刚才放的没换过的结构完全是另外一个结构，几乎是律师和商人。
不过抽签这种方式背后的假设是什么呢?也很简单。选举最早的支撑者以及现在的支撑者只要一逼问他就会说选举会选出最能干的人。这背后有一种假设，就是这个世界这能由能干者来统治。高贵者可以统治世界，而愚蠢者则不能，选举可以把他们排除出去。不太好看，不太聪明，没有好的学历，没有财富就选不上。抽签的基本假设就是说任何人只有愿意参与抉择，都有能力在其中做出贡献。这与精英政治选举政治的假设是背道而驰的。这就像毛泽东的一句话“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虽然这说得有点过，但是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一样的聪明或是一样的愚蠢。这是他们的基本假设。
很多人说这不是一个新东西。我挑的两本书都出版于十九世纪，《用抽签的方式挑选——唯一治理政治腐败的方法》。另一本也19世纪，是1891年出的，是历史的书《雅典时期的抽签选举》。用抽签的方式来实现民主，是一种更公平的方式。尤其适用于抽选作为人民代表的决策者。我前面讲到选举的模糊性，现在不模糊了。民主适合于挑选参与决策的代表。实际上早在古希腊时期。那时的民主，抽签就是选取官员的主要做法。大部分的官员和议员是用这种方式选出来的。他的基本假设是每个人都有管理的能力。只有少部分需要特殊技能的职位要用选举的方式产生。实际上，这还不如中国的科举的方式。这是雅典时候的抽签仪，石头做的。现在还保留着。大家熟悉的思想史上的两位巨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谈到过抽签。他们都不喜欢民主制。比如柏拉图就讲“民主政治就是党争的结果。平民获得胜利他们把敌对一些人处死，一些人流放国外。其他人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及做官的机会，官职通常由抽签决定。”这就是柏拉图对当时民主的概括。亚里士多德说的也是一样的。“用抽签的方式选出执政官被认为是民主的，用选举的方式选出执政官被认为是寡头政治。”古希腊就是用的这种方式。
古希腊以后，罗马共和国时期，大量的运用抽签的方式来任命官员。到了后来意大利半岛的那些城市共和国也是这样，如威尼斯共和国。它是个很特殊的例子因为它长期政治稳定。这就和这套制度有关。从十三世纪到十八世纪威尼斯大公是用抽签和选举搭配的的方式产生的。这个过程现代人都无法想象，第一步用抽签的方法挑出30个成员，再用抽签选出9人。第二步，这9个人用选举的方式选出40个人来，在用抽签方式选出12人。这12人再选出25个人，再用抽签压缩成9个人。再选出45人，抽签压成11人。再选41人，最后选出一人做大公。为什么那么复杂，很简单就是为了防止有钱有势的人篡夺这个职位。这样谁也控制不了结果。无独有偶，也在意大利半岛，佛罗伦萨长期的执政官也是用这种方式选出的。它的9个成员，是所有30岁以上的行会成员名字都放在一个包里，放在教堂里。每两个月随机抽出9人。如果他们没有负债，亲戚朋友以前没有当过官，那就当上了。任期短，到了以后再从包里抽。这就是佛罗伦萨的抽签包。看来这个包也不太高级，和现在的意大利包差远了。
那现在有没有人用?从70年代就有。叫计划的小单位。比较大的是2005年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他们的选举法有问题。要让被选上的议员改选举法，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是与虎谋皮，因为他们是得利者。所以换了方式，就是从普通老百姓中抽170来个人，每个社区抽几个。然后给他们讲解什么是选举制度。他们再经过反复讨论达成方案，用这个方案来改造选举制度。但还要经过全民的投票。不是超过50%这种简单多数，而是要70%人支持才行。很可惜最后没有通过。但这很有意义。安大略省也用了这种方式来改善他们的选举制度。这种实验现在已经很多了。
还有一个例子就在中国的浙江。用这种方式讨论本地决策。大家可以找来看看。
法国2006年总统大选的时候有一个社会党人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就是他当选的话他会改宪法，说要用选举的方式生产领导人。去年出了一本书我觉得很重要，值得译成中文。这本书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于马基雅维利学说的解释。一听到马基雅维利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韩非子。要用权谋，用强大的国家是臣民屈服。但这本书完全改变了这种解释。书名叫做《马基雅维利是民主》很值得一看。
最后一章有个建议，希望美国成立一个保民院，实际是罗马时期的一个机构。由51名公民组成，由抽签产生任期一年。不得连任不得重复担任。我要讲的是许多关心现代民主的人已经跳出了以选举为特征的这种制度来思考。用抽签的方式来代表人民。学政治学或是哲学的学者可能会听说过叫Jon Elster。他是崔之元教授的导师。他80年代就开始研究随机性在政治中的运用。
我很受启发的一本书是《代议政府的原则》。我前年见到Jon Elster的时候跟他提到。他说这当然很重要因为是我学生写的。他80年代就提出说抽签可以避免策略性的投票，也可以避免掉浪费选票的问题。有些人可以得到许多选票，超过50%就浪费了。而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另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是，避免了少数派永远得不到代表的问题。
总体而言，如果抽签和选举都有公平性的话，那么两者的公平性是不一样的。选举保证了每个人都有选别人的平等权。抽签保证的是每个人都有大选的权利。选举没有这种可能性。而且抽签很可能是最有效率的。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它发在一本理科的杂志上。用数学的方式证明。如果一个议会有两个党，有两个政治联盟。在议会成员中加一部分是通过抽签选出来的。他们制定法律的效率会提高。而且这个法律也会使社会福利得到提高。所以用抽签来改造选举制定不仅仅是因为公平的原因而且是有效率的。
而且许多人可能不相信，老百姓其实也觉得抽签的方式比较好。2月在美国进行的民调，它的问题是：如果从电话簿中随机抽一部分人来做国会议员，会不会比现在的好?43%的人认为yes。38%的人表示反对，还有19%的人不知道怎么回答。以前还有一次调查的结果是高达63%。
当然抽签也有劣势，一个是因为人要不断轮换，无法积累立法的经验。但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太大的劣势。因为Jon Elster在前面讲到，如果常换的话他们与人民的关系就更为紧密。这里面有点内在矛盾;另一个劣势是说议员都是抽签出来的话，可能官僚的权力可能会变得更大。但这我觉得可以用其他方式来避免。
还是有很多人会认为选出来的人水平可能会高一点，但是我又看到一个民调。2010年5月的一个调查。说美国国会议员的平均讲话水平连高中毕业生还不如。大概是12年级的水平。
我们比较这两种方式的话，选举有那么多特性都存在，而抽签几乎可以避免所有的问题，只是一个：老百姓接不接受抽签选出来的人?如果看美国的民调，美国老百姓可以大致接受，我不知道中国人现在有没有想到，想一想也许会认为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混合，但混合也有不同的搭配，所以我也不敢去打钩或者打叉了，大家可以设想一下用什么样的方法搭配出来的鸡尾酒最可口。
公众参与也是民主的模式
讲第三个问题，公众参与。刚才讲到的代表民主都是代议式的都是别人帮你做主，但是现代民主很多人会去强调公众参与，公众一定要能够直接参与决策，这样的才是真正的民主。那么我们把公众参与做一个理想的状况，P呢就是决策者，S呢就是利益相关者。这就是一个参与的模式，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想方设法影响决策者，这叫政治参与，这应该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对政治参与稍微做一些解析的话你会发现他有这么个假定：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存在一个门，决策者在里边，公众在外边。建立公众参与机制无非就是把以前紧锁的门改成虚掩的弹簧门。公众可以推门进来参与屋内的一些事情，但是决策者不必走出户外。这是公众参与里边背后的一些基本假设。那么公众参与的形式可以采取向政府工作人员反映情况、上访、请愿、投诉、写信、抗议、罢工、示威、革命。作用呢，就是向决策者表达民意，我这里要强调，公共参与往往表达的是需求。公共参与听起来是个好东西，但是它也是有缺陷的，在于不同利益群体的参与能力是不一样的。资源比较多的利益群体参与的能力比较强，不同的利益群体参与的能力不一样，导致他们对最后结果的影响力不一样。公共参与是理想情况：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影响力是一样大的，但是实际情况可能是比较强的利益相关群体对决策者影响比较大，弱势群体实际上对决策者影响会比较小。这是有大量的实证研究的。就是听起来大家都是自由的。所谓的多元主义学者会说他们互相可以制约，其实根本制约不了，强势的比弱势强不知多少倍，弱势的根本不能平衡，所以才会有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Stiglitz去年五月写的文章：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这样才会导致99%的运动，才会产生华尔街运动。虽然都可以参与，但是1%人的参与能力比99%的人的参与能力要强太多。所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会把美国国旗改成这样子，不是50个州而是50个大公司。占领华尔街运动在各地打出同一个口号：华尔街有两个党，我们需要自己的党。这是公众参与。
决策者，到群众中去!
群众路线，如果追述中共的传统的话，这句话大家会比较熟悉：“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最重要的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地方的假定，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是可笑的。他这里的假设不是别人可以进来，而是决策者以及能够影响决策的其他人(包括媒体)，都必须走出户外，主动深入持续地贴近广大人民群众。公众参与强调参与是民众的权利，而群众路线强调与民众打成一片是干部的责任和义务，支撑点有两个：一个是各级决策者必须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第二，深入群众首先是深入普通群众，要访贫问苦。毛泽东有很长的关于群众路线的论述，大家可以查一查看一看。
我最近非常喜欢中央电视台这么一个节目：“走基层转文风改文风”栏目，你每天听的话有这么一段话，这段话真能把群众路线的精髓概括出来：“坐在同一条板凳上，才能缩短心与心的距离;住在农家的炕头上，收获的才不是建议。我们的脚下踩有多少泥土，我们的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走近你，读懂你，为了你，依靠你。”我觉得是读懂了群众路线的真水平。而且后边还有一句话：“用双脚丈量民情，用心灵感受民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力的一个概括。
当然今天讲重庆不太时髦了，但是我以前写过重庆，我今天对重庆的看法也没什么变化，所以我还愿意讲一讲。很多人以为重庆就是打黑唱红，但重庆更重要的东西和数字相关，一个叫三项制度，一个叫三项活动，一个叫五个重庆。三项制度、三项活动说到底，就是要把当官的逼到民众中间去，把它制度化。所以重庆有句话叫“官不聊生”。当然有些人走形式，有些人是不情愿，但是在重庆挂职的崔之元老师讲，哪怕是10%，20%做得有实效的，也比不做要好的多。
那群众路线的假设的理想状态是这样的：假设SS还是强势群体，WS是弱势群体，这时主动应当是P：政策制定者，他们应当更多深入到弱势群体中去，而不是和强势群体多打交道。看中共各级、各任领导人的强调，基本也是这种方式，这种说法。群众路线和公众参与一样，也是有阶梯的，比较低的阶梯叫座谈会、恳谈会，高一点像现场调研、工作队、扫贫问苦、大下访、抓点蹲点、以点带面，最后是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变成普通民众，哪怕在短期里。其作用在于培养群众观点、设身处地感同身受、了解民情尤其是需求、汲取民智。但是群众路线的缺陷在于决策者是否有主动深入群众的意愿，也取决于决策者到底深入哪些群体。所以理想状况和实际可能的状况也会可能出现不同。理想状况是多深入到普通民众中去，但实际情况上可能干部和老板在一起的时间更多，这是完全可能的。
公众参与和群众路线的不同点，群众路线敦促决策者走出去，公众参与允许老百姓走进来，两者都有优势。群众路线优势是培植群众观念，了解民情汲取民智，而公众参与的优势在让民意表达出来对决策者施加压力。所以这两者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使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可以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互补的方式就是决策者中间老百姓可以走进来，决策者也必须走出去，尤其是要深入到所谓的弱势群体里;将弱势群体组织起来，让他们对决策者有更大的影响。
结论是两张图，一张是美式独轮车，一张图是四轮驱动。我今天讲“四轮驱动”，无非是想讲也许是一个四轮驱动的车比独轮车好一点。就这样一个观点，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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