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正处于历史大转折时期，呈现出经济全球化、两种制度的并存性、过渡性或转折期凸现以及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时代潮流等特征。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卷进或者曳入变革期、转折期或转型期，“苏东之冬”、“阿拉伯之春”、“欧洲之夏”、“美国之秋”(“占领华尔街”运动)事件迭出。随着时代及其主题的变化，它们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思想理念等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和变革，以至于“资本主义形式有限改变”理论的倡导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提出了“资本主义将何去何从?”的问题。[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个决不会”、“两个必然”和“资本的文明面”或者“三个有利于”的论断，以其恢宏的历史辩证法对此作了科学的回答。[2]“两个必然”揭示了资本主义这一生产方式的本质和必然毁灭的历史发展结局，贯穿资本主义演变全过程的资本主义危机就是一个证明。“两个决不会”和“三个有利于”论证了资本主义产生和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历史进步性、制度发展的弹性和生命力，以及寄希望于在其内部滋生的资本主义变革因素和否定因素。
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与危机的新发展
资本主义发展史也就是一部经济危机周期波动史，自1825年第一次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来，形形色色的危机此起彼伏。仅仅二战以后就有八次著名的大危机，其中包括1948-1952年危机、1957-1958年危机、1969-1971年危机、1973-1975年危机、1979-1982年危机、1990-1993年危机、2001-2002年危机，以及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等。2008年的第一波金融危机起源于世界著名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倒闭。金融危机“第二波”的标志之一是全球前五大期货商之一的美国华尔街知名期货交易商雷氏MF Global公司向法院提交了破产保护申请，造成很多客户无法交易，从而对全球期市和全球股市有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另一个标志是已有100多年历史的世界权威金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于2011年8月首次下调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而加剧了上世纪80年代就爆发的国际性主权债务危机，从而加快了愈演愈烈的两大趋势。其一，目前债务危机有从边缘国家向核心国家迈进的趋势，2000年阿根廷和2011年希腊的债务危机，使这两个国家濒临“国家破产”的边缘，而意大利和法国也很难独善其身;其二，发达国家的危机总体上可分为三段：经济危机、债务危机和主权货币危机，目前正处于从债务危机走向货币危机的传导期。上述情况充分验证了“资本本身就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资本的限制就是资本自身”亦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3]
西方学者关于如何克服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与危机这一顽症的文献汗牛充栋，流派林立，金融资本主义或者金融帝国已成为目前普遍关注的议题。
1.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于危机问题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世纪之交的资本主义危机促成了第四次“马克思热”，究其时代背景，霍布斯鲍姆认为，对马克思的兴趣的回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基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马克思150年前就预言了21世纪初期世界经济的本质”。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回到马克思”，从中吸取理论资源。
迈克尔·赫德森在《从马克思到高盛：虚拟资本的幻想和产业的金融化》中回顾了马克思关于金融资本的基本观点，认为马克思已高度注意到虚拟资本膨胀的危害，他的危机理论所最重视的危机原因既不是工人收入不足，也不是资本有机构成上升，而是虚拟资本强加于债务人(产业和个人)身上的金融收费日益加大最终压垮了社会经济。马克思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的最大成就就是使生息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生息资本将像地租一样退出历史舞台。但是19世纪末以来金融却日益膨胀，并日益倒退成马克思所谓的高利贷性质的资本，而且其基础日益依靠房地产和其他具有垄断租金的垄断部门而不是制造业。因此，不是马克思所看好的产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成为主导性力量。萨米尔·阿明在《抓住危机》一文中也认为，当前的世界经济是富裕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帝国主义剥削，世界性经济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次重新沿着马克思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路线走向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解放的机会。而齐泽克则认为，2008年危机标志着福山式市场经济乌托邦的死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第二次是作为喜剧。
与金融危机论、经济危机论思路不同的综合分析派的代表人物、日本中央大学教授高田太久吉认为，当前的危机是由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和历史局限决定的。具体来说，它的产生有下面四个方面的原因：(1)货币资本过剩与经济金融化;(2)风险管理中空化和次贷膨胀;(3)实体经济恶化;(4)大型金融机构间合作机制坏死;(5)原油、商品市场投机化。他主张改变全球经济秩序和管理机制，建立取代华盛顿共识的新的国际秩序。
谢克(Anwar Shaikh)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神话》(2003年)中用数据批判了新自由主义者推崇的古典比较优势理论，他指出，富国人均GDP与穷国人均GDP之间的比例，从1820年的3∶1上升到1992年的72∶1，全球化自由贸易扩大了富国和穷国的差距。这就印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4卷提出的关于“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的论断，尽管对外贸易交换是一种等价交换，但仍然不能掩盖国际贸易的剥削关系。西方学者把它归结为“贫困化增长”(Jagdish Bhagwati，1958)。
霍华德·皮梯斯(Howard Petith)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的基本模型》提出了不变的工资模型(包括资本、劳动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揭示了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利润率的下降以及资本主义崩溃的历史趋势，可以作为理解资本主义崩溃的不同理论的基础。持相同观点的还有《资本与阶级》(2010年)一书中收录的澳大利亚学者比尔·卢卡雷利(Bill Lucarelli)题为《马克思关于货币、信用和危机的理论》的文章。
2.西方有识之士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批评重点是金融资本主义(使经济金融化或者虚拟化的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度展到“新资本主义”、“新型帝国主义”、“超级帝国主义”、“货币帝国主义”、“资源帝国主义”、“粮食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或“金融帝国”、“灾难资本主义”、“新新帝国主义”阶段，西方经济至今仍然处于衰退期、“衰退时代”、“阴郁时代”、“滞胀时代”或“后泡沫经济时代”、“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时期、“新的脆弱时代”(new age of fragility)，甚至还热炒“世界进入意识形态新时代”。甚至有人在高呼“资本主义的终结”。[4]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10月16日刊登题为《重新开张》(克莱夫·克鲁克)的文章认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金融危机促使美国出现意识形态转变的苗头，这场危机可能改变美国式资本主义，导致美国式资本主义的终结。
此外，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神原英资教授还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的改变进行了新的理论概括。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得资本主义从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转变为凯恩斯的“修正资本主义”;90年代，美国创建了“以市场为中心和以金融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回到近似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今后，资本主义将摸索实行政府部门在不抹杀市场职能的前提下进行干预的“修正市场主义”。而当今社会主义也发生了变化，即“不可能再走社会主义的老路，充其量是实行修正市场主义”[5]。比利时学者马克·范德皮特在《全球资本主义深陷五大危机》(2011年)中剖析了全球资本主义面临的积累模式难以为继的经济危机(即使新自由主义模式、全球化、债务、财政爆炸和军事扩张这五条“逃生之路”也无济于事)、财富分配极端不公的社会危机、政府合法性遭挑战的政治危机、环境成本侵蚀利润的生态危机，以及南方国家再度崛起的地缘政治危机。
危机意味着挑战和机遇。当今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调整和改革的一种推动力。法国总统萨科奇的竞选纲领的主题就是“改变法国”。他之所以上台当选，正说明法国人心思变。计划委员会的专家们制定了多达100项的法国改革计划。奥巴马发表以“美国的变革”(Change We Need)为主题的总统竞选获胜演说，多次呼吁和强调美国应该变化，改变已经降临美国。这次不亚于1929-1933年危机的综合性危机的未来走势是呈现V形还是W形或L形?我们将拭目以待。
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新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个决不会”、“两个必然”和“三个有利于”的科学论断诠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本质。尤其“两个决不会”和“三个有利于”论证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必然性，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历史进步性、制度发展的弹性和生命力，并高度评价了在其内部滋生的资本主义变革因素和否定因素。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有一定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功能，随着时代及其主题的变化，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并为了自身的经济发展而力图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社会制度运行的稳定性，力图跳出“李嘉图定律”的阴影和陷阱[6]，它们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思想理念等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和变革。以至于明斯基(Hyman Minsky)列举了“57种资本主义”，而保罗·肯尼迪则倡导“资本主义形式有限改变”论。[7]这些新变化、稀释和缓解社会矛盾和非和谐因素的举措以及其内部滋生的资本主义变革因素和否定因素主要有：
1.通过全球化在全球范围不断地复制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享受生产力红利、全球化红利和制度红利。因此，它尚有容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空间和制度弹性，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在它尚能提供人们赖以生存、享受和发展的各种必需品、公共品、资本品以及社会赖以支撑、维系和运转的各种硬件或软件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又使其在时空两个维度上有所拓展，并赢得了转嫁非和谐如经济危机的历史契机。但是，建立在价值和剥削之上的狭隘的资本关系必然不能容纳它召唤而来的越来越发达的生产力，先进的生产力必然要摆脱束缚其身的资本关系的桎梏，并召唤先进的生产关系与之相匹配。
2.关注和扩充软实力和巧实力，在全球范围不遗余力地推行其普世价值，垄断话语权，大搞所谓颜色革命。美国大力宣扬盎格鲁—新教文化(如原罪、救赎、慈善文化)、杰斐逊的“人生而平等”、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的自由及免于恐惧的自由)，以及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主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讥讽这种洋三民主义为“1%的民有、民治、民享”。[8]
3.扩充中产阶级(这种橄榄状社会结构在加强社会系统稳定性的同时，也给资本关系扩展设置了新的社会结构界限)。日本宣布已进入“均质社会”或“全民中产”社会，因为1.26亿日本人中有1亿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美国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77%，涵盖了年收入从1.6万美元到10万美元的庞大人群。
但是，这一次金融危机重创长达20年的“泡沫中产”，使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脆弱性被彻底暴露。根据美国劳工部的失业统计估算，目前已有大约100万中产阶级处于失业状态。其中大约1/3是在2008年11月后失业的，他们分布在政府、商业服务和白领工作等领域。[9]美国塔尖的1%控制40%的财富。中产阶级人均年收入4.9万，比10年前下降了7%，与1%富人的收入比为1∶650，而30年前是1∶80。美国官方公布的贫困率数字表明，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贫困率呈上升趋势，1979年是11.7%，到1997年为19%。
4.发展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给资本关系扩展设置了新的再分配界限)。许多西方国家以“福利国家”自居，瑞典和奥地利被称为“杂交型社会主义”。如果说凸现个人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的股份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滋生的否定因素和“新社会因素”，那么凸现个人收入转化为社会收入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也是如此。无疑，这是给资本关系扩展设置了新的再分配界限、束缚和限制。西方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以及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成果，又是一种维护政权稳定和社会和谐、缓解社会矛盾和稀释生产过剩危机的安全网、保护阀和调节剂。
但是，西方国家普遍呈现“福利病”倾向。英国《经济学家》认为：“欧洲21世纪不会被炮火摧毁，但可能会被一张张福利支票压得喘不过气来。”
5.重视民间非营利的NGO，其中包括慈善事业和智库。这是过去20年全球性“结社革命”运动的产物，旨在弥补市场或政府失灵的所谓“第三次分配”或“第三种力量”。民间性和独立性是NGO的重要特征。据统计，美国大大小小的NGO多达160万个，其中智库就有1777家，活动经费占全球的80%，仅仅美国慈善基金就占了其GDP的9%。其中一些非政府组织在推广民主以及各种“颜色革命”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活跃角色。
6.强化对企业的微观规制和劳动立法，其中包括缓解劳资矛盾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这是全球在20世纪末兴起“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产物)，并且许多西方国家以“工会国家”自居。全球一些行业、地区乃至全球性的行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制定了各自的社会责任标准和守则。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这样的守则已经超过400个。此外，还出台了一些化解失业的政策，例如日本的劳务强制派遣制度和美国的“分享工作”制度。
7.倡导绿色的新发展论(这表明资本关系已被设置了限制其扩展的人文界限和生态界限)。西方绿色新发展观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生态运动和绿党政治，“科学生态学”、“人文生态学”、生态社会主义、绿色后现代主义、生态政治理论、环境运动团体和绿色政党应运而生。佩鲁的《新发展论》、《斯德哥尔摩宣言》(1972年，即《人类环境宣言》)、《里约热内卢宣言》(1992年)和《哥本哈根社会发展宣言》(1995年)、“以人为本”的新理念、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服务型政府角色理论，以及以“绿色GDP”为代表的新国民收入核算方法，是这种绿色新发展论的标志。
8.西方国家尤其是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化(混合经济体制、“第三条道路”思潮和工党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倾向。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程内对原教旨或古典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局部调整和否定，尤其是混合经济体制和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有重要借鉴意义。
9.新兴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21世纪将成为发展的世纪，新兴国家如“金砖五国”、“VISTA五国”、“灵猫六国”、“新钻十一国”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力。印度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正在由资本资源转向知识资源，采取了中高收入国家的服务业优先增长模式。而这与工业革命开始后近200年来似乎一直适用的发展铁律——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唯一途径——大相径庭。2010年，印度信息产业的产值接近1030亿美元，大约占印度GDP比重的20%。印度经济平均增长率超过8%，被称为“外包服务业大国”、“全球软件行业大国”和“世界办公室”。
民生与市场并重的巴西模式缔造了一个中产崛起的巴西。中产阶级的比例从2004年的42%升至目前的52%。超过半数的巴西人属于所谓“中产阶级下层”。巴西的人均GDP逼近1万美元，10年内至少2000万人脱贫，基尼系数已连续11年下降。巴西政府仅仅在医疗上的开支就占其GDP的4.7%，在教育上的开支是GDP的5.4%。
韩国在二战后用3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城市化和现代化转型。城市化率在上世纪后期即超过80%，而且成功地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基尼系数低于0.3，没有留下城市贫民窟等后遗症。基于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社会分享的基本理念，韩国实行全面向普通自住房和外来移居者倾斜的楼市需求调控制度，在住房的流转、保有和继承的各环节建立了完整的税收调节体制，这样通过税收和金融的综合经济杠杆，使住宅及土地资源能较为均等地分布于城市全体就业者包括移居者之中。
应该指出，美国耗费了近一个世纪，日本用了半个多世纪，而韩国用了大约1/4个世纪，社会矛盾和非和谐情况才有所缓解。可是，上述做法在客观上却又带来另外一种后果和发展趋势，即为资本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扩展设置了新的界限、障碍、限制和桎梏，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对资本关系自身规定性及本质的自我背离、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的进程，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危机就是一个证明。这次特大型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受资本主义缺陷困扰，美国可能不得不走上艰难的“十年改良”之路，必须“再造和创新自己的体制”尤其金融体系、教育体系和医疗体系。[10]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辩证法。
注释：
[1]保罗·肯尼迪：《读四大家的书，得知资本命运》，载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3月13日。
[2]“两个必然”论断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两个决不会”论断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资本的文明面”或者“三个有利于”论断，即“资本的文明面之一就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0页。
[4]《世界进入艰难的三月》，载《环球时报》2009年3月3日。
[5]神原英资：《21世纪式危机的冲击与世界变革》，载日本《外交论坛》2009年2月号，转引自《参考消息》2009年3月11日。
[6]“斯密—李嘉图—穆勒定律”(Smith-Rieardo-Mill Law)，我们简称为“李嘉图定律”。斯密是这一定律的始作俑者，李嘉图是这一定律的完成者，他是生产力经济学家，并把分配问题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是李嘉图评价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则，他公开承认资本主义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种生产方式，尽管它和构成整个这一发展基础的工人群众的利益相矛盾并以牺牲后者的利益为代价。而作为西方经济学第一次大综合完成者的穆勒，把李嘉图的上述观点作为一种“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纳入其折衷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总之，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以牺牲某些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为代价，被称为绝对合理的必然规律。这就是“李嘉图定律”的实质。
[7]Hyman Minsky, "Memo on Securitization", Minsky Archives, Th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Z], 1987.
[8]详见《名利场》2011年第5期。
[9]熊敏：《粥场新客》，21 ebh.com，2009-03-05。
[10]马特·米勒：《资本主义缺陷困扰美国未来》，载《环球时报》2011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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