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 )，美国当代著名思想史家、历史哲学家、文学批评家。现任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荣誉退休教授。1960年后涉足历史哲学领域，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历史哲学家，被誉为“在文化理解和叙事的语境中，把历史编纂和文学批评完美地结合起来”的哲学家。他广泛吸收哲学、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构建了一套比喻理论来分析历史文本、、读者，揭示意识形态要素介入历史学的种种途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系海登·怀特的成名作，被誉为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历史哲学著作之一，也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向语言学转向的标志。
5月9—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美国维思里安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美学术高层论坛”在美国维思里安大学举行。论坛上，中美两国学者围绕“比较视阈下的启蒙”这一主题展开了学术探讨与思想交流。本报记者特就此话题与年已85岁高龄的美国当代著名思想史家、历史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海登·怀特进行了一次讨论。
一个具有鲜明现代主义色彩的隐喻
《中国社会科学报》：怀特先生您好，非常高兴看到您出席本次论坛，在此我想代表本报与您就“比较视阈下的启蒙”这一问题做一些讨论。首先我要请教的是您对启蒙概念的理解。您怎样定义“启蒙”?
海登·怀特：我把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代当作一个具有鲜明现代主义色彩的隐喻。启蒙运动被看作是投向自然、社会、文化诸领域黑暗处的实践事业的“光”，它指向的是曾经让人类中的大部分群体臣服于无知、迷信与专制力量的压抑，意在提升、教导、唤醒或是教育人类对“自由”的负责任的使用。
有意思的是，启蒙一词也有其本身的模糊性，它与“光”的对立面即黑暗、非纯洁、混杂和物质紧紧纠缠在一起。部分学者将启蒙运动这一西方文化阶段自身界定为“光”的胜利，但在某种意义上，启蒙运动仍被视作更多地与黑暗而非光明纠缠在一起。在启蒙运动家眼里，“光”即使过度，仍是好的，黑暗则是他们试图借助“光”来解决的问题。
随着现代科学的到来，已没有人像需要上帝的假设那样需要精神方面的假设。从科学角度来看，现存的一切事物都拥有广延、重量和尺寸。某些东西比另外一些东西轻，某些东西比另外一些东西亮，但是无论它们如何轻、如何亮，它们只能被看作物质。按照这一观点，“光”仅可被当作是物质的各类显现模式，而远不是超越和“照亮”物质。事实上，牛顿唯物主义在18世纪的胜利，让“光”在保持其首要地位时变得岌岌可危。
启蒙运动的力量声称“启蒙运动就是使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身的不成熟状态”。然而，据说在康德看来，启蒙运动更是意志和意愿之事，而非知识和理性。康德坚定地认为，人类中的绝大部分是懒惰、懦弱，与“成长”背道而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上倾向于依赖权威。一旦人类从权威中解放出来后，大众就可以意识到其自身的个性价值，并对自己的行动负责任。对康德而言，启蒙运动是自由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先决条件。
启蒙的限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光就有阴暗面，这是个对立结构的矛盾体。按照您的意思，“光”在启蒙运动开始发生的时期就具有了固定意义，那是否意味着光明在本体论上被赋予超过黑暗的优越性?
海登·怀特：其实，启蒙运动家所津津乐道的光明的缺陷，已较早地被它的批评家们所察觉，近来人们认为意大利哲学家维柯是其中表述最为清晰的一位。维柯从历史研究中获知，知识尤其是关于事物的知识，从来不单纯是真理高于错误、心灵高于身体、理性高于激情或光明高于黑暗的事情。事实上，维柯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是在没有神圣介入的情况下，文明如何通过设置错误与真理、欲望与需要、情感与思想、黑暗与光明的辩证关系，自野蛮中诞生。这种洞见日后被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当作是对启蒙运动批评的基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否定的辩证法》中这样写道：“无论如何，启蒙运动无情地消除了它自身自我意识的痕迹。”启蒙运动家想要为这个世界“祛魅”，但只是成功地拔除了“泛灵论”而已。启蒙运动家努力将“光”提升至科学理性之符号的至高地位，认为人类文化成就的终点类似于康德努力超越二元论的终点，在这里，“光”的现象就堵住了通往本体之大地的通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您为什么要用隐喻或者作为概念的启蒙运动来讨论启蒙运动本身呢?
海登·怀特：我确实把启蒙当作隐喻和概念。隐喻和概念之间的区别，对于理解“启蒙”这一符号及理解启蒙运动这一过程的特征、实质与其在相联系的语境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心灵、灵魂或“启蒙”这一术语是在“光”的比喻中给出的，“光”在此起到的是作为“启蒙”过程或“启蒙”所希冀的“变得觉醒”的条件的中介、行动和效果的作用。如果“光”被视作一个隐喻，那么，对它的分析将会采取一系列现象等级的诸成员的形式，在其中，“光”自身是一种范式，其他领域的成员通过相似性、连续性或实质性的认同与它建立联系。如果“光”被视作一个概念，对它的分析则将会采取一整套对立、矛盾和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在这里，“光”被认作任何东西，它可以是它的对立面，如黑暗，也可以是它的对立物，如任何不是“光”的东西，还可以是对它的对立面的否定。
启蒙运动与物质主义的泛滥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将启蒙运动比之于“光”，是否可以说是比之于理性?我们该怎样理解“理性之光”?
海登·怀特：我将启蒙的概念用隐喻的方式表达，而这种方式使得建立在光明与黑暗对立基础上的世界观滋生了部分照亮的、“变暗的”或模糊的领域的居间物。事物或被不完全地照亮，或部分地隐匿、突显或隐退，无论如何，是未完全的光明或完全的黑暗，像所有的感受一样，过或不及。“光”的概念指向光明和黑暗的纯粹形态，远离混合状态、杂交、不纯等等，而“光”的隐喻则正好指向的是种种混合物，光明在其作为范式的等级中与相互毗邻、具有差异的成员在同一符号的庇护之下，寻找共同的占有物。
“理性之光”告诉我们关于思想的某些东西，这既无法来自对于思想过程的观察，也无法来自大脑中展开的实验。它并未告诉我们理性如同“光”或具有“光”的特性。如果有人是或曾是一位启蒙哲学家，那么理性的作用就是穿透黑暗(无知和迷信)，照亮此世，令观察变得可能，辨认任何内在地被照亮和需要照亮的东西，从而有助于人类的成熟。但启蒙也拥有或被认为拥有一种实质，至少在黑格尔看来，它存在于“洞见”之中，即自在和自为的洞见，对于洞见自身的洞见——这赋予它某种与各类形式的纯信仰相对立的主体意识的清晰性;纯信仰是一种伪洞见，正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言，是一种想法，而非观念，因此是某种完全对立于自我意识的东西。而纯粹洞见中的真实即自我——正因如此，它们本质上是对于他者的绝对否定。
这样一来，18世纪启蒙运动必定视“光—精神”既为“黑暗—物质”的绝对对立，又是物质的隐匿实质。正是在这里，18世纪启蒙运动的历史具体性可以被界定了：它包含在受到17世纪科学革命影响的将物质认作存在之实质的界定之中。而在启蒙运动的所有先前实例中，“光”被认作是与黑暗相对峙，从而也是与基础物质相对峙，或“光”被置于一个从各种程度的模糊性到物质的最低层的等级序列中的最高位置，到了牛顿时代，物质在“被启蒙的”圈子中风靡一时，而先前被视作非物质的一切必定被重新概念化为物质。在整个18世纪，重新概念化的过程是一场“光”义不容辞地要去赢得的竞赛。随着“光”的退场，启蒙运动也随之拉下帷幕。这个时代的物理学倾向于将机械的物质融解为能量——牛顿知道光同时是粒子和波——但是这要到19世纪才出现。与之同时，“光”依然是一种异常现象，时而是粒子时而是波——这不过是在重复“物质—精神”的二分，即当物质被分解的时候，“光”再次被概念化了。
美国资本主义唯一的持续性就在于不断的战争
《中国社会科学报》：以上的说法很有意思，也是高度哲学化的。我们现在是否可以回到现实中来审视启蒙的现代后果?
海登·怀特：启蒙是一个太过理想化的问题，没能真实地反映当今社会的现实。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更多体现的是国家工具和国家体制的创设，如现代意义上的监狱、公共警察、公共医疗设施系统以及新的学校体制，还包括政教分离等一系列原则问题。所谓的启蒙，更多体现为国家机器对于启蒙后公民的一种福柯意义上的“规训”过程。举个例子来说，目前，美国成年人口的2.7%(约700万人)被关在各种监狱里面，这不但是人类史上最多的“在押人口”，同时也和美国作为所谓经历过启蒙的国家的形象完全不符。这些在押人口中的一半并未涉及暴力性犯罪，80%都是有色人种，这是一件极具讽刺意味的事情。现代国家体制的创设本义就是要给规训后的公民一种拥有自由的感觉，来换取他们对国家机器尤其是国家战争机器的顺从。美国的军事开支非常庞大，4%的GDP都用于军事工业。如果我们现在要讨论当今启蒙的发展及其未来的命运，就不能忽视由启蒙带来的国家机器的运用。
美国资本主义唯一的持续性就在于不断的战争，美国在全球有716个军事基地，是一个警察国家。美国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对其他世界的剥削，这些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相适应的。
我们到底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黑格尔曾说，没有人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我想说，确实如此。当年美军入侵伊拉克时，我曾告诫人们，历史教导我们离中东远一点，但是没人能听得进去。美国从越战中没有吸取任何教训，它介入了伊拉克、阿富汗，今后还有可能介入伊朗。
毛泽东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是值得追求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希望把启蒙与中国问题联系起来，现在中国的现代化面临着很大的困境，由于我们急切地需要实现现代化，启蒙的阴暗面在中国可能体现得更强烈，您对这些问题怎么看?
海登·怀特：我对今天的中国所知并不多，很难谈论它今天的形势。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果引入中国，你就不得不照单全收。在意识形态上，你可以说我们将排除亚当·斯密，但在现实中，现代化却无法与启蒙的意识形态共处一室。如果走上这条道路，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投机活动，所有这些会创造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他们将反对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因为他们唯一关心的是让自己变得更富有。马克思也说过，你无法反对资本主义，因为没什么能反对它，它是自我运转的。如果中国引入资本主义，它将是毒害性的。
我希望中国能找到一条不同于美国资本主义的替代道路，美国资本主义是自杀性的、对环境是毁灭性的。启蒙引导了19—20世纪中一种特殊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产生，即商业资本主义。你无法不在引入观念的同时变动经济基础。在我看来，中国应该寻找自己的道路，我所知道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对于环境和社会团结而言都是灾难性的。你无法阻挡资本主义，但是你不一定非要经过它。这是列宁和托洛斯基都曾讨论过的问题。托洛斯基认为可以越过资本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而毛泽东也这样坚信着。
我认为毛泽东是很伟大的，他想象了一个中国式的后资本主义世界，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我相信那是值得追求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乌托邦精神在西方已经丧失殆尽，因为乌托邦被视为无政府主义。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保持了这种乌托邦精神的活力，真希望它能得到发展。现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不是乌托邦式的，它们是现实的、实用主义的。中国注重社会团结，儒家的社会团结观念与西方很不一样，它更多是有机体式的，较少机械论色彩。
在我看来，中国进入资本主义将是灾难性的。我也听说过中国社会在转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我期待着未来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如此强大，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该如何面对?知识分子的职责是什么?现在已不是19世纪，而是21世纪，知识分子履行职责变得很困难，大多数知识分子最终投降了，接受了现实形势。这是一些历史学家常做的，他们原原本本地给你展示事情为何如此，而我们需要激进的历史书写方式，告诉我们事情如何有可能变得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于商品拜物教乃至金钱、权力等拜物教都是持强烈批判态度，但是另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却认为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而产生的自然而然的现象。
海登·怀特：资产阶级历史观的核心就是“一切都是自然的”。而批判的历史学则要告诉你：所有社会都不是自然的。问题在于如何促进批判性的智识以反对官僚制。资本主义太过强大，我们还无法反抗它，而官僚制是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原因，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你无法真正成为社会主义者，至多只能是无政府主义者。
真正的问题是如何保留心理学和哲学层面上的乌托邦精神和希望。我自己所做的工作是为了表明，历史学并不是进行批判的一个稳固不变的基础，过去并不是历史，历史是人们塑造出来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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