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哪里人?”在人际交往中，这个问题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这反映了地域认同感的存在。地域认同感包含着相辅相成的两面，一面是对家乡(人)的高度认同，另一面是对其他地域(以及那里的人)的贬抑，这造就了包裹在很多地方身上正反两面的双重神话。此类神话的受害者，以河南人为甚。
族群也是制造认同与歧视的基本单元。在以族群关系为表象的冲突时不时成为“事件”的大背景下，此类神话显得尤为敏感，比如大众话语中将街头的团伙式扒窃和暴力倾向与某个特定族群直接挂钩。
不同的地域和族群具有历史形成的独特性，每个人正是这种历史独特性的产物。一位在山区生活的人士曾给出这样的观察：就算你把一群山羊和一群绵羊强行圈在一起，结果还是山羊跟山羊在一块呆着，绵羊跟绵羊在一块呆着。无论喜欢与否，我们都得接受社会是由“山羊”和“绵羊”组成的。承认人与人的差异，就必须接受由差异而引起隔阂的存在。
1957年，为了让阿肯色州小石城的9名黑人学生进入白人学校上学，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派出了陆军空降兵维持秩序，“小石城事件”也成为美国种族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对此，汉娜·阿伦特曾写过《关于“小石城事件”的反思》一文。就具体的分析和建议而言，此文已经过时了，但文中对歧视问题所做的理论区分仍具有现实意义。
阿伦特区分了政治、社会和私人这三个领域。她认为，真正的平等只能在政治领域中实现，也只有在政治中，平等才应该成为目标。而在社会领域，差异恰是社会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人们根据不同的特质聚合在一起，同时构成对其他群体的歧视。美国人口构成复杂，不同人群聚合在一起的标准包括“职业、收入、种族来源”等;欧洲国家的人口构成相对单一，但同样存在依据“阶级来源、教育、仪度”等标准的聚合。
如果彻底取消歧视，也就是要消灭人的差异，那么自由结社就不复存在，社会也就不存在了。阿伦特甚至提出，正如平等是不可让渡的政治权利，歧视也是一项不可分割的社会权利。于是，实际且正当的目标不是完全消除歧视，而是把歧视控制在社会领域。
在族群关系方面，如今的美国与阿伦特发布这些论述的时代已经天壤之别，种族歧视成了绝对的政治上的不正确，任何白人都竭力避免沾染种族歧视的色彩。美国还对黑人等弱势群体采取了诸多的补充性措施，在教育、就业等方面予以照顾，以至于“反向歧视”成为新的议题。一些黑人精英开始表达对此类行为的反对，认为这些措施是建立在黑人矮人一等的假设之上的。
中国人口构成上的复杂性与美国相似，故而我们可以参考阿伦特的理论对中国的相关问题进行一些反思。
首先，中国的地域歧视是一个纯粹的社会领域内的问题，事实上也不像公共讨论中所呈现出来的那样严重，比如，对河南人的“歧视”并不构成真正的歧视。有两个标准可以用来衡量，一是河南人纯粹地因为地域原因而遭遇不公正待遇的案例几乎不存在，二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自如地与河南人谈论所谓的歧视问题，交流跟河南人有关的段子，很少会有河南人将此视为冒犯。但在美国，白人绝不会当着黑人的面使用Nigger(对黑人的蔑称)一类的词语。所以，若干年前河南官方开展的“为河南人正名”的行动，是注定没有收效的，事实上也毫无必要。
其次，族群间的歧视包括但不限于社会层面。中国也施行一些针对少数族群的优惠措施，包括教育、某些特定岗位的工作机会以及在生育政策方面的差异性规定。有一些措施是由法律形式加以确认的，可以认定为是政治权利方面的差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的历史语境中，种族问题和阶级问题曾是重合的，美国对黑人的政策优惠是出于对殖民主义历史罪恶的补偿，这与中国的情况很不相同，少数族群的人民历史上也遭受过苦难，但这个苦难不是作为多数族群的汉族施加的，而是源于少数族群内部的阶级问题。
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政治压倒了族群隔阂，族群之间的关系以互助友爱为总基调，而且那时候也不存在生育政策导致的生育权利差异问题。可是随着情势的变化，权利差异凸显出来，加上固有的社会层面的歧视与隔阂，导致了少数族群和多数族群两方面的不满。这里也需要改革，改革的目标无疑应当是政治权利的拉平，将扶持性的措施控制在社会领域。
此外，还应该注意的是，族群间的歧视与隔阂虽然现实存在，但远不至于导致暴烈的对抗。此类“事件”的动因不但要从内部寻找，而应该将其视为一个国际政治的问题，并循着这个方向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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