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末，知识界就开始讨论农村的“凋敝”。凋敝是一个非常精确的词语，传达出了农村在多个方面遭遇危机的态势。大致概括一下，农村的危机可以包括以下方面：收入增长缓慢，相对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人口结构失调，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下老年人和儿童，农业生产荒疏;包括水利等在内的公其设施废弛，抵抗灾害的能力减弱;乡村文化消逝，消费主义侵入，对乡村的认同感越来越淡漠等等。
2003年以来，中央政府更加重视“三农”问题，接连多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出台各种政策措施，都直接以反哺农村为目的，包括：取消农业税;发放种粮补贴;延长土地承包期;大搞新农村建设等等。
这些政策得到了农民的积极反应，毕竟“皇粮国税”不用交了，是从来没有过也没敢想过的事情。但是，“三农”问题仍然严重，直接惠及“三农”的政策很快被其他不利因素抵消殆尽。也许有一个指标可以用以判断“三农”问题是否得到根本性改善的证据，那就是以农村儿童为受益对象的公益活动越搞越多、越搞规模越大，而且公益供给还远不能满足需求。
为何接连出台的惠农政策没有达到目的?也许把视野放大一些会看得更清楚。分析农村不能孤立去看农村，中国的农村早已被卷入全球化，只有将农村放在全球化体系的框架下，才能理解“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语)的真正原因。
农村是市场全球化的外围地区，是资本赖以生存和汲取养料的活力源泉——市场全球化面临危机的根本原因便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已经}央要没有了。在这样的制度性安排中，农村的任务是为资本的扩张提供廉价劳动力(负责生产规模的扩大) 和消费者(负责购买生产出来的产品)，同时也为该体系提供资源以供消耗，并直接或间接地为其输送农业生产中产出的剩余价值。
为此，需要制度安排将农村的门户打开，并将农村固定在作为市场全球化的“肥料”的位置上。就前一个目标的实现而言，经由的是解体集体化的方式，一方面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赶入城市打工，一方面让农村保持小农生产方式，为资本下乡提供空间;就后一个目标的实现而言，正如李昌平在书中指出的，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包括剥夺农村土地发展工业生产和盖房子的权利，只能用于种庄稼(1988 年《土地法》)，同时剥夺了农民从事农业品深加工获取耕种之外的收益的权利。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农村有如被切开了动脉，源源不断地失血，而所谓惠农政策不过是在不止血的情况下向农村输血。输血并非不重要，但当务之急是包扎创口，缝合农村“被切开的血管”，只有这样输血(以工补农，反哺农村)才能起到效果，让农村富裕起来。
如何止血?方法便是邓小平早年提出的“二次飞跃”，即重走集体化道路，同时还要改革不合理的关于农村的制度设计，让农村和农民享有与城市和市民同等的权利，尊重农民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工业的权利。原因很简单，集体化的方式才能允许土地集约经营，以符合农业发展的趋势，同时解放出剩余劳动力，在土里刨食之外寻求其他方面的发展;衣民重新组织起来，才能寻回失落的凝聚力，形成建设新农村的真正主体，重建乡村的文化和内在活力。
总之，农村要好起来，农民必须享有农村集体土地的完整处置权，享有从事农业生产延伸和农业之外的工作的收益权，防止资本对农村的掠夺。一句话，必须将农村创造的财富尽可能地留在农村，农民才有能力建设自己的家园。
更重要的是，农民的富裕是提升内需的根本，这是中国经济摆脱外向型依赖，走向更健康状态的必由之路。
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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