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斗士们，总是以为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总是贬低具有人文精神和民本、民主思想的中华文化，总是否定中国文化的人民性，总是否定中国古代社会存在奴隶主民主和封建地主民主实质，总是否定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具有一定的“人民性”民主，总是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因而不遗余力地号召中国人民“回到康德去”，“回到漫长的19世纪”(所谓“漫长的19世纪”，是指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世界史)，希望以法国启蒙主义为代表的“理性之光”给中国人民以民主启蒙，倒真激发了草民我的“理性”：理性地看一看“漫长的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民主政体和“民主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情况，对当代中国倒是很有现实意义。
首先，不妨看一看欧洲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产生和发展情况。
上个世纪初叶，英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兼历史学家乔治.威尔逊在他的《写给年轻人的世界简史》中，曾这样描述了欧洲“漫长的19世纪”的“政治实验”。
十六世纪以来的人类政治、社会生活，不过是“不知牢房失火而在做着梦魇的囚徒生活”：十六世纪的欧洲人心，犹在做着统一在天主教会之下的拉丁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之梦。然而，英格兰亨利八世、路德的改革和皇帝查理五世使这一梦魇真的成了梦魇。
十七、十八两个世纪，欧洲的这种梦变成了专制君主国梦。这个时代全欧洲不论有多少梦，但毕竟只是想强化君主制度。当然，这一梦魇遭到了新兴的“商贾与有产阶级的断然反抗”。“他们任何一方都没有能够得到全面性的胜利。”“一方面是国王占优势，另一方面则是有产阶级压倒了国王。”这种变化，正好显示出欧洲这种种形形色色的政体，“是如何富于实验性与地域性”。
这些君主与共和国，都在打着扩张势力的算盘。并且也都在推进着对邻国的侵略，或执行侵略性的同盟——即“对外政策”。“直到今日(指1910年代——笔者注)欧洲人仍然生活在这种君主国时代的最后阶段，也依然在为这局势所惹起的憎恨、敌意、猜疑而苦恼着”。
这是西方现代民主的发源地英国的一位“智者”在苏联成立之初写的书。也许是这位“智者”还未意识到“共产主义幽灵”的巨大威胁，因而对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产生和发展的阐述尚算客观。乔治.威尔逊的客观阐述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产生和发展并不神奇和美妙：资本主义民主不是什么“理性之光”的产物，而是与封建势力斗争出来的结果;资产阶级不是不要民主的共和国，而是没有足够的能力要“民主的共和国”因而直到今天“仍然生活在这种君主国时代的最后阶段”;资产阶级不是什么“理性”——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所谓“理性”，就是“真理性”，而是精于算计、唯利是图的地地道道的市侩;资本主义在资产阶级内部也许是民主，但对于全人类来说绝对不是什么民主、自由、公平和正义而是战争、掠夺、欺凌和杀戮!
再来看一看欧洲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情况。
古希腊雅典的“理性主义”思想是欧洲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源头，这不是问题，这我们在前头已经阐述过了;基督教新教的伦理精神是欧洲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源头，这也不是问题，这我们在前面也已经涉及过了。我们的问题是：欧洲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源头是否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传教士告诉我们的古希腊雅典的“理性之光”和基督教新教的伦理精神?古希腊雅典的“理性主义”思想和基督教新教的伦理精神是否就是欧洲资本主义民主思想家阐释的“理性之光”和伦理精神?
一百多年前，法国产生了一位名叫威克多尔的思想家，这位思想家由于中国某个权威人物推荐了他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在当下的中国名闻遐迩。就是这位名闻遐迩的思想家在它的名闻遐迩的著作中告诉我们：在整个的18世纪，在法国资产阶级虎虎生气的岁月里，对于法国启蒙思想家“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励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考试获得;国家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和知识分子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往神驰”。(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第198页)
令法国启蒙思想家“叹为观止，心往神驰”的，不仅仅是这种和平的社会秩序、理性的政治制度，更主要的是中国经济在“理性”的“看不见的手”指挥下在19世纪之前所占据的世界核心地位：中国一个国家至少生产了当时世界上三分之一以上的产品。而中国能做到这一点，在法国重农学派看来，是因为中国形成了一整套的“勤劳社会”的发展模式。1720年代，法国人皮埃尔.普瓦夫尔在中国旅行所做的日记中感叹：中国为什么能用如此至少的土地能养活如此之多的人口?后来他的中国旅行日记成为西方现代“民主之父”孟德斯鸠的西方现代民主的奠基之作——《论法的精神》的重要资料来源。(参见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
在法国如此，在充满哲学思维的德国思想家那里也依然充盈着中国的“理性之光”。
德国哲学家康德是中国当代资产阶级民主斗士极力推崇的现代民主“理性之父”，“回到康德去”也是当代中国资产阶级震耳欲聋的大音。但是，康德这位现代民主“理性之父”的“理性”恐怕不是资本主义民主传教士传播的西方现代“理性”，而主要是对欧洲以“债务--战争”为主题的“民族国家”的批判、对建立新的国际性秩序的“理性”，他说：
“在‘国家’这种痼疾和灾难面前，任何人要否定人类的健康或者有改善的希望，我都不会责怪他。不过，我还是信赖休谟开出的那付英雄主义的猛药，他说：‘当我看到目前各个国家间杀伐不止时，我就仿佛看到醉汉们在瓷器店里用棍棒互相殴打，他们必须慢慢地治疗他们互相给对方造成的创伤。但这还不够，因为他们事后还必须赔偿他们所酿成的损失。’弗莱娅人总是觉悟得太晚。然而，当前战争的惨痛后果，却可以使政治预言家们认识到：人类走向改善的转折点即将到来，它现在已经是遥遥在望了”。(康德：《永久和平论》 第85页)显然，康德的“理性”就是面对欧洲以“债务—战争”为主题的“民族国家”造成的绵绵不断的战祸，让“世界”超越“民族国家”，构建起一个“理性”的“世界”。而这个“理性”的“世界”，就是去诉诸一个“国际”和国际秩序，去制订国际法。国际法的目标，就是制止国家间的战争、惩罚战争罪犯，以达到世界永久和平。
康德“世界永久和平”的“理性”让我们不难看到，康德的思想深受中国“兼爱”、“非攻”、“天下观”、“大一统”、“和为贵”等思想理念的影响，并且是深深地嵌入了他的“理想主义”的思想中。
如果说，中华文化对康德的影响还不很直接的话，那么，黑格尔的哲学则几乎是对中国老子辩证法哲学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了。
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本质是为现代资本主义立论。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是“绝对精神”，即“精神”和“自由”。在他看来，物质的世界是彼此依赖又相互冲突的，而精神和自由的世界则是“ 自己回到自己，自己实现自己，自己造成自己”，因此，公理和正义只存在于“上帝”和“精神”那里，上帝代表自由，而人追求私利;同时，他又认为，自由又“潜伏在人类历史中”，可 以在“历史”中“现实地呈现它自己”：国家可能使个人对私利的追求符合公共利益。这种自由又可以分为“观念”的呈现和“意志”的呈现，而“观念”的呈现就是国家，“意志”的呈现 ，就是资产阶级主导的市民社会。没有“观念”即“意志”，就没有目标和目的，社会就会陷入动乱;没有“意志”即市民社会，就没有热情和动力，社会就会死气沉沉。这就是资本主义现 代国家。这个现代国家就是“观念”与“意志”也即“国家与社会”的“自由”在“历史”中“现实的呈现”;这个现代国家分明就是“国家与社会”的辩证统一：它们是对立的，同时又是 同一的。正是这种对立统一，才使民族国家走向了资本主义现代国家。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辩证统一从建立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呢?黑格尔认为，必须从以下两个维度出发，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第一，必须是“依法执政”的宪政国家。黑格尔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应是一个包含谈判、辩论程序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国家，国家必须与市民社会达成法律妥协，国家必须公开其税收、财政 。在这个意义上看，不是简单的“市民服从国家”，而是国家和市民社会必须服从“法律”。不是法律高于国家，人权高于主权，而是国家必须是“依法执政”的宪政国家，主权必须是代表市民社会的权利尤其是市民阶级的财产权。法律就是“国家意志”，它代表市民社会的利益，而市民社会事实上是分阶级和阶层的，有工人、小商人、手工业者、工厂主，有无产者、有产者 ，因而国家与市民的谈判只要与有产者谈判订立契约就成了，这样现代国家事实上也就成了有产者的国家——资产阶级的国家。
第二，必须明确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黑格尔的理性和“普遍人权”的基础，是民族国家内“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相互制衡和约束，是对市民社会公开的国家原 则和意志。这种国家原则和意志的体现，就是国家宪法，就是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的宪法：国家依法保护私有财产，私有财产者依法缴纳税收，从而构成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历 史各国过程应当达到的目标——就是‘客观的一种’和‘主观的意志’在‘国家’内的结合。‘国家的观念’——它的抽象的基础属于‘法律哲学’的范围。人类在全属自然的状态里是不自 由的，大家长制原则并不是政府唯一合法的基础，而只是一种过渡的基础，一个合法的政府并不需要全国各分子的同意，一个国家的宪法不是细心抉择的结果，而是满民族精神的产物”。( 黑格尔：《历史哲学》)
具有私有财产即体现“意志”的市民社会!具有“上帝精神”即“观念”的国家!主权属于有产阶级，国家必须“依法执政”;有产阶级依法纳税，国家依法保护有产阶级，于是，资产阶级 现代国家生成或者说建立;岂止是建立，那简直是美轮美奂并充满理性的千年王国。
但是，辩证法告诉我们，没有永恒的事物，事物会自己否定自己。黑格尔在为资产阶级现代国家开辟道路的过程中，创立了辩证法，并用辩证法证明了资产阶级现代王国的理性和完美;可是 ，辩证法本身却是革命的——当民族国家才走向资产阶级现代国家，资产阶级现代国家就开始了否定自己的过程。“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做尽善尽美的 ;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历史上依次更次的一切社会制度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 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步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 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第212-213页)按照黑格尔的命题就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很不彻底，忘了加上一句：“凡是现实合理的，都是要灭亡的”罢了。
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辩证哲学为资产阶级找到了完美的“理性”，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意识形态的障碍。但是黑格尔哲学的内在逻辑又存在直接颠覆资产阶级统治的致命“缺陷”，难怪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就在黑格尔离开他的“绝对精神”不久，就被他后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宣布为“死狗”了。至今，更是“泥牛入海，更无消息”了。
显然，黑格尔这个“绝对精神”的头足倒置的辩证法哲学，不是从德国、从欧洲那方辩证哲学贫瘠的土壤里突然冒出来的，它是对中国老子辩证法哲学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并且正好适合了德国那个时代的需要发展起来的。
资本主义的民主政体的产生和发展是如此的不堪，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竟与中华文化有如此深厚的渊源，今天的中国人听起来好像是天方夜谭，但这是历史的事实。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传教士长期向中国人民灌输的结果，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斗士长期布下西方民主“无知之幕”的结果——面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竟那样孜孜以求地学习和吸收中华文化和中国政治智慧，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斗士们不知作何感想?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斗士长期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否定中华文化的理性和优越，高举向中国人民民主启蒙的大旗——而这面旗帜上竟歪歪斜斜大都写着中华文化的思想——不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斗士们如何面对中华民族的祖先和中国人民?又不知他们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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