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在贪婪与逐利中一度繁荣。如果不是金融危机的到来，鲜有人意识到资本主义世界难以根治的百年弊病，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波及全球，为了应对金融海啸，奥巴马政府开始了一系列的新政改革，其核心就是强化国家干预和政府规制。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也开始重新审视新自由主义，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所说，资本主义世界只有在危机时才会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笔者要讨论的重点，新自由主义泛滥下的国家干预和政府规制选择才是本文要研究的核心问题。
1970年“滞涨危机”以来，未经时间检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迅速波及全球，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干预和政府规制才是导致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放松规制，进行经济自由化改革，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新自由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金融危机让全球都在反思新自由主义，动摇了以新自由主义信念为基石的规制改革，资本主义世界在反思和修正规制的目标。过去，新自由主义创造了一个资本纵横的世界，但也催生了大量的泡沫，引发了金融危机。这给中国正在转型期间的经济政策敲响了警钟，尤其在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背景下，国家干预和政府规制的方向选择决定了经济建设的兴衰成败，因此必须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危害，以确立正确的干预和规制政策。
新自由主义是引发金融危机的潜在“病毒”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泛滥。新自由主义英文原译为New Liberalism，NEW代表了新自由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不同，新自由主义宣扬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在表现上是资本驱动的一种逐利行为。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哈耶克，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当中提出了国家干预和计划是导致所有奴役行为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国家干预和政府规制主要基于两种思想：“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的两种政策。”①而目前的研究大部分都认为，新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古典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结合的产物。
新自由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出于对于社会主义的恐慌，1920年，米塞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一书中提出，必须依靠私有制才能够进行合理计算。1938年，米塞斯、哈耶克、李普曼等学者开始举行研讨会，具体讨论新自由主义，这是新自由主义主要思想的孕育。新自由主义的形成正是为了挽救193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但真正挽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是凯恩斯主义，针对金融危机，凯恩斯认为，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国家必须用改变租税体系、限定利率、以及其他方法，指导消费倾向”②。凯恩斯主义的成功让新自由主义毫无用武之地，从此沉寂。
1970年代，受到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全球开始出现滞涨现象，由此新自由主义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舞台，反对国家干预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的弊端被人们所认识，美国、日本和德国政府都调整干预和规制政策，尤其是美国奥巴马政府的规制改革正逐渐推翻新自由主义，“美国政府实施的金融股权国有化等救助措施，颠覆了新自由主义的教条”③。
新自由主义全球泛滥带来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泛滥和全球化步调一致，尤其是华盛顿共识的炮制，标志着垄断资本全球化政策的强力推行。“华盛顿共识”成为美国征服第三世界的重要工具，尤其对拉美国家产生了深刻影响。“华盛顿共识”存在三个致命问题，也代表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干预和规制思想下的三大矛盾：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稳定之间的矛盾、短裙经济政策和长期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资本无限膨胀和经济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
轰轰烈烈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拉美地区成为新自由主义泛滥的重灾区，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其重大表现就是金融危机接踵而至，1994年出现墨西哥危机，1999年出现巴西货币危机，2001年出现阿根廷债务危机。同样，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也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改革，休克疗法带来严重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导致民怨沸腾，此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标志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苏联等国家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将国有资产瓜分为权贵的个人资产，不但造成垄断，还导致效率下降和社会矛盾。在亚洲地区，这种现象同样严重，由于泰国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缺乏金融市场的规制和监管，引发泰铢疯狂贬值，从而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快速蔓延。可见，在历次金融危机中，新自由主义都是催化剂。
新自由主义是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因素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下，以美元为代表的全球资本空前泛滥，在1970年代以前，美国都是世界上第一的制造业强国，但是在推行自由化改革后，美国开始以美元统治全球，其制造业强国的地位被日本和德国逐渐取代。美国以资本为根本力量，开始进行全球驱动，利用资本的贪婪性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大量实体经济利润流入虚拟经济领域，从而催生巨大的泡沫。大量金融衍生品已数十倍于实体经济的价值，对此，百多年前的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提出解释：“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④由于资本泛滥而导致的货币超发已极为严重，特别是产生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这对于全球经济是一个致命威胁。
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使全球都陷于美国式的资本王国之中，美国梦成为全球逐利者的固定思维。新自由主义推动了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金融化，在美国梦的驱动下，美国人争相购买住房，华尔街开发了大量的金融产品，次级贷款由此产生。长期以来，从富兰克林时代留下的美国清教徒的节制、自律和积累等美德不复存在，大量美国人开始进入以借贷为生的透支消费模式。
无处不在的资本产生了巨大的现金流，这些钱源源不断地流入资本家的口袋，并产生巨大的资本泡沫，最终由于次级贷款坏账问题而导致次贷危机。美国是一个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社会，这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开始建立美国蓝图时就已开始，新自由主义使美国借贷高度泛滥，次贷危机引发各行业的贷款危机：优质房贷、车贷、信用卡、同业拆息、个人信贷。随后，导致银行业深陷新自由主义泥潭，最终沉没。全面的金融危机由是爆发，新自由主义潜在的不利因素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随着泛滥的资本开始爆发。以借贷为支柱的美国经济随着金融危机而产生生产过剩，进而导致钢材等原材料暴跌，美国支柱产业随之陷入严重的困境，全面的经济危机开始迅速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从美国向全世界蔓延。不但日本、欧盟和东欧地区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连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势头。
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新自由主义体系缺乏规制
新自由主义下的金融危机特点。本次金融海啸是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由资本泛滥而导致的，特别是透支消费和错综复杂的借贷关系产生了大量的虚假繁荣。同样不可忽略的是金融领域的严重过剩，毫无限制的金融产品逐步积累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环节中，信用无处不在，由于资本贪婪产生的泡沫导致金融的无限膨胀。同样，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金融危机也开始了全球扩张，从经济体系的核心向全球各国的各个经济领域扩张，呈现出以往并不具备的特点，体现出资本的强大的渗透性。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本次金融危机出现多次反复，经济周期变化更为隐蔽，人们无法预测，特别是后续反应极为强烈，比如希腊的债务危机和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恶化等。
贪婪和膨胀的资本缺乏有效的规制。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资本的贪婪性被看做是理所当然，资本贪婪让资本家不仅敢于冒道德上的风险，更敢于挑战人类的各种极限，以推动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行动导致人们越来越希望依靠投机致富。政府很少干预那些以逐利为目的的不道德行为，如网游市场和股票市场。一个又一个的庞氏骗局公然盛行于华尔街，以麦道夫为代表的典型金融骗局正是由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监管所导致的。尤其是监管部门赋予金融资本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金融资本开始陷入一个畸形的膨胀时期。此外，美国已沦为次等的制造业强权，IBM公司生产的笔记本全球第一，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卖给中国的联想公司，因为在美国人看来，制造业所能够获得的利润远低于金融市场的利润，而且生产、经营和售后等环节过于复杂，而资本市场是快速盈利、迅速实现资本最大化的捷径。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专业的危险巨大，就如同没有黄金储备的钞票。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遏制这种势头，反而是鼓励虚拟经济的发展，这就是一个扩大危机的错误引导。
资本贪婪使负债消费成为时尚。20多年来，美国储蓄率不断下降，负债率不断提高，为了鼓励消费，美国监管部门不断放宽信贷，次贷危机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爆发的。美国政府不规制民间信贷是有理由的，因为美国政府也是借贷成瘾，根据穆迪的数据，2013年美国国债超过17万亿美元，为了转嫁风险，美国还依靠美元贬值和逼迫其他币种升值等策略以逃避负债。
资本贪婪使金融衍生品泛滥，由于资本贪婪，监管部门不但缺乏有效规制，还放松了监管。美国政府从里根时期就开始制定大量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和法案，如《存款机构放松管制与货币控制法》、《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金融服务竞争法》、《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和《金融服务管制放松法案》等，尤其是极大放松了银行业进军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这无疑是一个自杀性扩张的举动。2013年，全球金融衍生品名义价值已突破1000万亿美元，由此导致的流动性泛滥将后患无穷。
以政府干预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困境。面对汹涌而来的危机，倡导新自由主义的欧美国家也不得不强化政府干预，美国奥巴马政府采用调控手段进行“救市”，大幅度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减少税负，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可能导致新一轮的通货膨胀。英国政府则直接采用注资、贷款、担保、降息的方式进行救市。而德国“联邦金融服务监管局”则在金融监管和规制等方面起到了良好效果。事实上，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遭遇困境，比如美国的债务问题是无法通过经济法规来解决的，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国有化”的恐惧，各个阶级都不肯放弃既得利益，种种矛盾由是开始，新自由主义存在本质的缺陷和问题，尤其是其通过坚持私有化、自由化和金融化来维持垄断资本的利益，使政府干预往往苍白无力，深陷困境之中。
滥发美元。从放弃金本位开始，美元就走上了一条滥发和贬值的道路，美元的流动性泛滥导致虚拟资本的急剧膨胀，到处流动的美元作为热钱各地投机，一方面对于各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另一方面使全球陷入通胀风险中。而基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美国又缺乏足够的监管，导致美元滥发。
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资本的贪婪，如果经济行为完全私有化，那么经济主体就会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到公共责任。特别是在当前中国，很多人主张国企私有化，其本质上是将国家财产变为少数利益集团的财产，这将会激起社会矛盾，因此是改革中必须避免的。事实上，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在中国逐渐抬头，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潜在影响。收入分配导致贫富差距增大，资本市场缺乏规制而盲目推行IPO和各种产品，各种规制不断解除从而造成资本市场的持续恶化。
近年来，国内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呼声不断提高，他们强调经济行为自由，大声疾呼要解决经济规制，要把经济法的约束降到最低，这恰是导致各种危机的根源。新自由主义的根本矛盾在于新自由主义以无边无际的资本为驱动，但资本的贪婪是无穷的，而稀缺性是不可忽视的经济学原理，二者之间的巨大矛盾是新自由主义必然会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所在。
新自由主义是引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如何抉择经济的自由和政府的干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规制改革，这是当前我国政府经济决策面临的紧迫问题。我国必须完善经济法规范进行，制定正确的市场干预体系，确立切实可行的规制目标。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干预和规制都存在问题，干预和规制框架松散，法出多门，缺乏顶层设计，没有能够长期领导的相关机构。比如电力监管委员会不具备定价权，定价权在发改委手中等，这对于规制的实行造成很大阻碍。同时，政企不分、程序繁琐等现象都是我国政府干预和规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我国政府的市场干预的很多举措都是错误的，其实这都是由经济法立法不完善，采用新自由主义思维进行干预，规制行为缺乏系统保障所导致的。
笔者认为，我国当前必须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摒弃新自由主义，科学正确地进行经济法立法，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在改革过程中坚决杜绝新自由主义的“变术”，避免金融危机和社会矛盾。为此，我国应构建一个和国情相符的国家干预和规制的体系，构建经济、环境和社会利益三方最大化的经济运行体系，而不是盲目和欧美接轨，为了迎合当前国际趋势而“热情地”投入西方国家的怀抱。坚持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改革的最高价值，必须拒绝因短期利益而产生的私有化和自由化行为，在充分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危机危害的前提下，在改革中不断摸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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