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罗尔在其代表作《经济思想史》中说，“在每一部经济思想史著作中都给予马克思一席领地并为他专设一章，这是一个合理的传统”[1]。在20世纪初出版的法国经济学家季德与利斯特和美国经济学家韩讷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传统[2][3]，而且，这个传统一直保持至今[4]。西方学者所编著的经济思想史著作或教科书，为什么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合理的传统”，或者说，他们保持这个传统的理由何在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显然，他们的理由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的理由，而是从西方经济学[5]角度看的理由。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马克思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关系的认识。
本文拟分别介绍并简要评述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介绍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对马克思及其影响的评价和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评价，进而说明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对待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态度给予我们的启示。
一、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介绍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者编著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有关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内容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1]介绍马克思的生平、主要思想及其渊源(这一部分有时也包含对马克思本人及其经济学说的总体评价);[2]先不加评论地介绍马克思的主要经济学说，然后再进行评论(也有的是介绍与评论穿插进行，但基本上没有仅有评论或批判而无介绍的);[3]对马克思经济学及其影响进行总结性的评论。
关于马克思的生平，西方经济学者可谓“各显神通”，充分施展出其“猎奇”的才能。如，马克思的父亲对正在上大学的儿子感到“失望”时在信中对他的“指责”，马克思年青时写给燕妮的“浪漫的诗篇”，“马克思写了一出希腊悲剧”，“一名普鲁士政治间谍”1853年在伦敦写回的关于马克思家庭生活的“细致的报告”[6];马克思在自己的孩子夭折后“肝肠寸断、悲痛欲绝”时所说的话[7]。不过，虽然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介绍马克思生平的篇幅长短不一，在形式和侧重点等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但在以下几个方面却是一致的：马克思所受的政治迫害、与燕妮的爱情、(成家后)贫困的家庭生活、与恩格斯的友谊等。马克思坚忍不拔的钻研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在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中也得到了充分肯定：熊彼特称马克思是“贪婪的读者”，“不知疲倦的工”，“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8];海尔布罗纳则认为，马克思“读尽了在他之前的每个经济学家的作品”，而且“对于写脚注有强烈爱好”[9];巴克霍尔兹不仅认为“他几乎浏览了经济学方面可利用的所有资料”，而且还指出“《资本论》一书多达2500页，引文出自1500多本著作”[10]。
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在介绍马克思的主要经济学说时，并不是断章取义对他的某些论断进行评价或批判，而是尽可能地简要介绍其基本概念、假设前提和逻辑推导。以西方经济学者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例，斯皮格尔在介绍时强调，“马克思把劳动和劳动力明确地区分开来”，并指出“马克思的分析使用了三个比率”，即资本有机构成、剥削率和利润率[11];巴克豪斯也强调，“马克思关于剥削的论点建立在劳动和劳动力之间的区别的基础上”[12];布鲁不仅强调“我们必须仔细区别马克思的劳动力与劳动时间的概念”，并且举例甚至用图示加以说明[13]。有人在介绍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时还举了一些非常通俗易懂的例子来加以说明[14]。
当然，也有人在介绍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时出现误解，如斯考森在介绍剩余价值理论时就混同了马克思的利润率和剥削率这两个概念[15]，但还不属于恶意歪曲。不少西方经济学者在介绍马克思时和我们一样也将他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严格区分开，例如，布鲁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这一章的开头就明确指出，以前的“社会主义批评家们鼓吹激进的改革”，“他们对资本主义以及所谓的资本主义邪恶的反对都是道义上的”，而马克思“放弃了这一方法”，“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将导致其最终消亡”[16];巴克霍尔兹也强调， “马克思蔑视乌托邦社会主义”，“蔑视那些渴望对收人进行公平分配或者对财富进行大规模再分配的念头”，他“曾被反科学的浪漫主义者们深恶痛绝，因为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仅仅是由一群邪恶的人们制造的邪恶的意外”[17]。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这样一句名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18]
不少西方经济学者在介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或“历史的经济解释”时，也和我们一样引用了这句话[19][20][21][22][23]。另外，还有人比较客观地指出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区别：“马克思批评经济学以不考察工人同生产的直接关系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他“如此深刻分析的这个关系是马克思经济学区别于古典经济学的分水岭”[24];“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生产规律是自然规律”，马克思则认为“生产规律的基础是处于特定的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规律和制度”[25]。
二、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对马克思及其影响的评价
不管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具体评价如何，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一般都认为，马克思是经济思想发展史中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而且是一位集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于一身的伟大思想家。
(一)经济思想发展史中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
普雷斯曼明确表示，“马克思、凯恩斯、斯密是经济学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三位经济学家”[26]。福斯菲尔德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将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称为“经济学发展过程中3部关键性的著作”[27]。斯考森2007年又出版了一部经济思想史著作，书名就是《三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约翰·梅纳德·凯恩斯》[28]。
在其他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中，马克思也被视为经济思想史中的重要经济学家之一。萨缪尔森认为，经济思想史方面“标准的高深著作”当属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29]，熊彼特正是在这一著作中将马克思称之为“第一流经济学家”[30]。在海尔布罗纳的《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中，马克思就是“少数几位博得奇特声誉的人物”之一，并独占了一章[31]。坎特伯雷的《经济学简史：沉闷科学中的巧妙方法》一书封面上排列了四位经济学家的头像，其中就有马克思[32]。甚至连台湾出版的《西方经济学简史——世界五大经济学家》，也将马克思和斯密、李斯特、马歇尔、凯恩斯并称为“世界五大经济学家”[33]。
(二)集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为一身的伟大思想家
熊彼特主张，“把伟大和生命力联系在一起”，并表示，按照这个标准，“伟大这个词无疑适用于马克思的学说”[34]。海尔布罗纳认为，“马克思这一名字和弗洛伊德及柏拉图一样长存人间”[35]。亨特称，“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建树、且能与考尔·马克思媲美的思想家，历史上寥寥无几”[36]。布劳格说，“现在正普遍认为马克思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他还是一位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甚至人类学有机结合起来的社会科学家”[37]。就连自称在课堂上“尽全力批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斯考森也认为，“极少有经济学家像马克思一样旁及其他各学科”，“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称为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批评家”[38]。
(三)马克思的影响
对于马克思的影响，西方经济思想史著是有分歧的。这种分歧主要表现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的影响是否仅仅局限于对激进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
巴克霍尔兹认为，“马克思给现代经济学留下”的仅仅局限于对“现代激进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思想的影响[39]。斯皮格尔在谈到“马克思的影响”时，也认为他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者还有影响，而对“资产阶级”本身的“影响”只不过是促使其“做了让步和改革”，以“回避”“革命的威胁”[40]。但是，巴克豪斯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即使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言，也是重要的”[41]。埃克伦德和赫伯特也明确表示，“甚至在经济学科内，马克思的影响也已远远超出了严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团体”[42]。布劳格则认为，“三卷《资本论》尤其是后两卷包含着大量的精辟分析，这些都是值得现代经济学家学习的”[43]。
第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预言尚未实现，以及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变色的事实，是否使马克思的影响被削弱。
斯考森从5个方面强调“马克思的预测没有实现”，并认为“随着苏联和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范式的解体，马克思主义的魅力也消失了，至少在经济学界是如此”[44]。不少西方学者却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埃克伦德和赫伯特表示，“尽管在今天世界各地富有灵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衰落了，但马克思和他的思想体系却仍然对整个知识界保留着魅力”[45]。又如，亨特认为，前苏联和东欧所发生的事变“丝毫不可能贬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所作的天才般的洞见”，因为马克思并不是对这一类国家的经济“作了预测并论述它们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他讨论的是资本主义，那么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事件才能证明他错了”或“过时了”，“但是，那样的事件至今还未发生”;他还预言：“马克思的思想毫无疑问将战胜这种或那种在未来贬损其影响的企图，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运行”[46]。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西方经济学者还对“一般人都抱有以马克思为一个革命者的成见”提出异议，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和持久的影响，并不是他们的革命活动”，“资本主义必须最后勉力对付的，是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47]。
三、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评价
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史的著作家们虽然从不同的角度、或多时少地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但对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和一些具体的经济理论还是给予了不少肯定性评价。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
斯考森说，“马克思也许是第一个建立有自己方法论和语词系统的思想派别的主要经济学家”[48]。亨特认为，马克思“像古希腊迄今的大多数理论天才一样”“构建了一个严密的、有机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包括的复杂精细概念有：本体论与方法论、人性、社会本质、个人同社会整体关系以及社会历史过程的本质”[49]。在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历史的经济解释和对经济的历史分析
熊彼特认为，马克思所获得的“一个有关经济学的基本的方法论”表现在两个方面：对历史的经济解释和对经济的历史分析。在马克思之前，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史研究之间只存在一种“机械”的结合，即经济史学家专门研究经济史，经济学家则“仅仅是为了举例”或“证明某一结论”而利用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则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化学”结合——“把历史引入产生结论的论证中”，“他在一流经济学家中第一个懂得并系统地教授经济学理论如何进入历史分析、历史的叙述怎样转变为历史论证”[50]。埃克伦德和赫伯特对马克思的这一方法的评价是：“马克思清楚地理解和评价经济学和历史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正是马克思的独到之处”[51]。唯物史观被恩格斯称之为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发现”之一[52]，马克思正是从唯物史观出发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53]，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因此，我们往往认为资产阶级学者对此必然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然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一些现代西方经济学者不仅在其经济思想史著作中比较客观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或“历史的经济解释”，而且还给予了其较高的肯定性评价。例如，米尔斯认为，“马克思力图指出经济关系对现行思想观念的重大影响。这是一种具有原创性的、特别重要的思想，它不仅完全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而且已经构成了当前思想方式主流的一个部分”[54]。斯皮格尔评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重点放在经济因素上，尽管其自身是一种简化，却把历史从它早期对诸王朝及其战争的关注中解放出来，并且促进经济史的研究”，并称“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就是一丝不苟的经济史学者”[55]。
对经济的历史分析则是在经济理论分析中考虑到历史的因素，在斯密的经济理论中本来是有历史因素的，但从李嘉图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抛弃了历史分析方法。霍奇逊在分析“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这一问题时强调，“马克思的经济学同古典经济学先驱以及随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的显著不同”是：“古典经济学家和其他经济学家考虑问题的起点”是“非历史的、抽象的个人”之类的“普遍性的假设”;而在马克思看来，“非历史的、普遍性的范畴不能够抓住一个特定社会系统的实质性特征”，因而“与现代经济学的教科书不同，《资本论》并没有从一个一般性的、非历史的‘经济问题’开始”，而是“从分析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本质社会关系开始的”。所以，“马克思的成就是非凡的”，他的理论“长期标志着经济学和社会理论发展的高标准”[56]。斯皮格尔在比较马克思与李嘉图的方法时也指出，马克思与李嘉图“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把抽象思想的序列同大量的历史性描述的细节交织起来”，并认为马克思的“这种方式使人回想起斯密的方法而不是李嘉图的方法”[57]。这就是说，“经济学之父”斯密的经济思想中曾经包含有的历史因素长期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遗忘，却被作为非主流的甚至是异端的马克思经济学所继承和发展。
2.长期动态分析
布鲁认为，“马克思对于经济学的贡献”之一就“在于他强调动态而不是静态”[58]。所以，罗宾逊夫人曾指出，“马克思主要同长期动态分析有关，而现代经济学理论还没有超出短期分析的局限”[59]。
布劳格认为，从“三卷《资本论》尤其是后两卷包含着大量的精辟分析”中，“我们甚至能得到一种现代的增长理论”[60]。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多马本人显然同意布劳格的这一观点，因为他在自己的代表作《经济增长理论》中曾经指出：“增长模型，就广义来说，在经济文献中曾经数度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思。 ”[61]难怪罗宾逊夫人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假如马克思被当做一位严肃的经济学家来加以研究”，“那将节省了我们大家许多时间”[62]。
3.短期均衡分析
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动态分析，无疑是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但是马克思并非完全排斥对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进行短期分析的必要性。正如亨特在比较马克思和凡勃伦在方法论上的区别时指出，“虽然马克思相信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解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他仍然认为应该将资本主义的许多特殊的历史变迁环境看作是固定的或是既定的，以便研究这个体系的短期功能”，而且“马克思做这些研究时，常常会利用均衡的分析方法”，这就是导致“马克思的分析在很多领域都明显优于凡勃伦”的原因之一[63]。
埃克伦德和赫伯特将经济学家所探讨的问题分为两组：第一组问题是关于“市场如何运行”的问题;第二组问题是关于“不同于市场的选择是什么”的问题。他们认为，对第一组问题的探讨“被称为主流的或正统的”，而“对第二组问题的探讨则一般被看作是非正统的或主流之外的”;经济学家们“有时提出前一组问题”，“有时又提出后一组问题”，“但十分罕见”的是，马克思“同时提出这两组问题”[64]。他们的这一判断是合理的，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他的研究是从分析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的“元素形式”开始[65]。而他在对商品进行分析时就必然要涉及到“市场如何运行”这一西方主流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所以，尽管出发点或目的不同，马克思实际上也对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进行了短期分析，这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关注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理解
对于马克思，现代西方经济学者“感兴趣的是他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他的看法与斯密有何不同”，因为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这三大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仍然界定了经济学领域”[66]。所以，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史的著作家们非常关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理解。
熊彼特称“马克思是试图为资本主义过程建立清晰模型的第一个人”[67];亨特认为，“直到今天”，马克思的“框架和见解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功能仍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68];斯考森表示，马克思“对于市场资本主义的哲学分析存在有价值的成分并值得我们关注”[69]。海尔布罗纳则用事实说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模型“展示了非凡的预见能力”，其“先见之明，是非常惊人的”。他认为已经被证实了的预测包括：“技术进步不仅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伴随物，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周期性繁荣和崩溃”、“大型企业的涌现”和“那些微小和独立的工匠以及个体工人不能抵抗大量生产的压力” 而“将不得不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70]。布鲁也认为，“马克思正确地预测了大规模企业以及垄断力量的增长”[71]。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用了较大的篇幅来说明“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其中有这样一句名言：“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创造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 ”[72]一些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也引用这句话。例如，米尔斯的《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引用了这句话，以说明“马克思承认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73];巴克霍尔兹的《已故西方经济学家思想的新解读》引用这句话则是为了说明“马克思曾为资本主义写过一些最具雄辩力的赞歌”，并指出马克思对“那些头脑不清、充满怀旧之情的小商小贩”的态度———“没给他们留下什么怀旧的空间”[74]。
(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相关理论
斯皮格尔称，“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必须从劳动价值论开始”，因为“这种分析工具不适合多要素经济，也不适合到处都有竞争的市场经济”[75]。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对劳动价值论本身都是持否定态度，不过，他们中也有一些人并没有因此而认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毫无意义的。例如，布鲁认为，“那些批评马克思的经济学家也同意”的马克思“对经济学的分析”所做出的贡献之一就是：“在为经济学创建一个合适的价值理论的努力中，马克思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与劳动价值论相关的这些问题激励了经济学家们去探索理解交换价值的其他途径”[76]。另外，“《资本论》第—卷所阐述的劳动价值学说和马克思逝世后由思格斯出版的第三卷所阐述的生产价格学说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即所谓转形问题，是“围绕马克思理论的最为热烈的争论之一”，虽然“有人指责马克思的逻辑前后不一致”，但也有西方经济学者认为“这些指责并不是完全公正的：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有许多地方指出了生产价格学说最低限度，在他自己的分析体系中可以看出在两个学说之间存在的联系”[77]。可见，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对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与之相关的剩余价值理论、生产价格或平均利润理论也并非都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四)马克思经济学的其他理论
布劳格所说的马克思经济学中“值得现代经济学家学习的”，除了本文前面已经提到的“增长理论”外，还有“大型企业的增长”所“引起的企业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资本文义制度下失业的功能被看作是限制工人的办法”;“商业循环的内在周期性”;“技术进步对利润率的影响”和“引起资本节省的本质”等[78]。关于经济周期和危机理论，布鲁认为，“马克思是最早提到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个正常现象的经济学家之一”[79];巴克豪斯强调，“马克思用固定资本的积累来分析经济周期”，通过俄国经济学家巴拉诺夫斯基的作品，“渗透进了关注储蓄与投资之间关系的20世纪经济周期理论”[80];罗尔则指出，“在危机学说方面，毫无疑问，马克思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而且“这些贡献早就应该普遍地由经济学者们继续研究”[81]。
另外，布鲁认为，“马克思将替代效应应用于节省劳动的资本”，“比他的先辈们更为详尽地讨论了节省人力的创新观点”[82];斯考森还解释了他“发现马克思关于货币职能演化的解说最有用”的理由[83]。
四、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对待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态度给予我们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成为我国高校经济学门类各专业的一门主要基础理论课程之后，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二者之间的关系往往被想当然地认为是水火不容的。我们的这种观念显然无法解释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保持专门介绍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传统”的原因，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将马克思视为经济思想史中的重要经济学家之一的原因。因此，仅从上述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对待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态度看，我们就有必要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再认识。
怎样才能正确认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当前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更加客观、全面地介绍和宣传西方经济学者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态度
一方面，目前，在我国，对西方经济学者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态度的介绍和宣传，主要是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育工在进行，而这种介绍和宣传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偏差：一是从内容上看，对其否定性评价的介绍和宣传比较多，而对其肯定性评价的介绍和宣传则比较少;二是从时间上看，对其早期态度的介绍和宣传比较多，而对其当前态度及其演变过程的介绍和宣传则比较少。由于我们介绍和宣传的主要是西方经济学者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否定性评价，以致很多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和学者都不知道马克思被现代西方经济学者视为经济思想史中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这一事实，甚至有人仍然认为西方经济学者“从不把马克思视为历史上的经济学家之一”，即使有人“意外”知道了这一事实，也难以理解其原因。
另一方面，我们在介绍和宣传西方经济学者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态度时，仍然习惯于在庞巴维克的《卡尔·马克思和他的体系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上做文章，却很少涉及当代西方经济学者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态度及其演变过程。因而，人们往往误认为当代西方经济学者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态度仍然与100多年前的庞巴维克完全一样。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有些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庞巴维克虽然也被当作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加以介绍，但其原因是他的时差利息理论，而不是他对马克思的批判。例如，布鲁在介绍庞巴维克时，直到最后才提到他在《终结》中“提出了对马克思的一个著名的批判”[84];伦德和赫伯特对庞巴维克的“主观价值与交换”和“资本理论”进行比较详细的介绍，但却只字未提《终结》一书[85];普雷斯曼在介绍庞巴维克时则仅在参考文献中列出了《终结》，而在正文中完全没有提到这本书，他还特别强调，“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庞巴维克并未达到经济思想史上最杰出、最重要人物的业绩”[86]，也就是说，他与马克思还不在一个档次上。因此，对于这样一本连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者都已经快要“忘记”或“羞于”提及的书，是否仍然有必要对其下那么大的功夫，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总之，只有更加客观、全面地介绍和宣传当代西方经济学者对于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态度，才可能更加准确或深刻地认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第二，认真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将马克思视为重要经济学家之一的原因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者编著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将马克思视为重要经济学家甚至是三大经济学家之一，我们理论界对于这一事实却似乎并不关心，也没有兴趣去深究其原因。然而，如果我们不愿意解释或解释不了这一事实存在的原因，也就不可能准确把握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从而也就无法理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经济学专业最重要的基础理论课之间的关系。因而，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关注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研究和吸收
改革开放以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在我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似乎已越来越不“吃香”。然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在反思新古典方法论的同时却越来越重视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研究和吸收，现已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的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都被认为受到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而且，现代西方经济学者也越来越看重经济学理论中的哲学思想，例如，他们认为，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等“伟大的经济学家”“之所以取得重要的历史地位，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对科学进步的促进，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经济学理论中的社会哲学思想”[87]，因而有必要向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思想巨人”学习如何“解决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问题[88]。显然，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的角度，我们都有必要高度关注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对于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研究和吸收。
第四，摆正马克思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
在我国，经济思想史著作或教科书的编著有两种主要模式，一种是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分别归属于相互对立的无产阶级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在这种模式中，虽然马克思经济学被放在了最重要的地位，但除了古典经济学被视为马克思经济学的来源外，李嘉图之后的西方经济学被统称为庸俗经济学，因而难以反映马克思经济学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另一种是以西方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为线索，基本上不涉及马克思经济学，因而不仅不能反映马克思经济学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而且也不能反映马克思经济学与早期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这两种处理马克思经济学的方式可能都有比较充分的理由，但不管其具体理由如何，这两种模式都难以解释现代西方经济学者编著的经济思想史著作都要介绍马克思经济学的原因，特别是他们将马克思视为经济思想史中的重要经济学家之一的原因，也就是说，难以解除青年学生在阅读了现代西方经济学者所编著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之后可能产生的困惑。
将马克思经济学看成是西方近代经济思想发展的产物，并将其视为对西方现代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经济学说，是我们编著经济思想史著作或教科书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也是正确认识马克思经济学本身及其与西方经济学关系的一个重要前提。体现这种指导思想、不同于上述两种模式的经济思想史著作现在也不是没有，例如，裴小革的《外国经济思想史》[89]。只是这种新模式的经济思想史著作影响还不大，目前高校使用的经济思想史教科书基本上还是前两种模式特别是其中的第二种模式。
总而言之，全面掌握西方经济学者对待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态度及其变化，并认真分析其原因，是正确认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关系的一个必要前提。
注释：
[1][77][81]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46、269、246页。
[2]参见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该中译本是根据1928年出版的英译本翻译的，此英译本又是根据1913年出版的法文版第2版翻译的。
[3]参见韩讷：《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该中译本是根据1920年出版的英文版翻译的。
[4]参见本文注释中的所有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之目录。
[5]本文中的“西方经济学”指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经济学说，不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经济学说。
[6][15][38][44][48][69][83]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144、149、135-137、155-160、137、162、161-162页。
[7][10][14][17][21][39][74]托德·G·巴克霍尔兹：《已故西方经济学家思想的新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124、124-127、130、122、118、131-132、122页。
[8][34][50]J·A·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42页。
[9][31][35][47][70]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45、目录、160、129-130、155-156页。
[11][19][40][55][57][75]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399-400、410、401、403-404、408页。
[12][25][41][80]罗杰·E·巴克豪斯：《西方经济学史》，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172、172、173页。
[13][16][20][58][71][76][79][82][84]斯坦利L·布鲁：《经济思想史》，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134、128、129-130、138、138、138、138、138、183-18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页。
[22][27][87]丹尼尔·R.福斯菲尔德：《现代经济思想的渊源与演进》，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3-94、18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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