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随想二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 黄纪苏

　　纪苏案：前些时某个下午参加了两场读书会，都是值得称道的人和书。我在两个会上都谈了感想，但时间一长都记不清了。记忆越来越像个水桶，本来有先有后的想法进来后便混为一谈。这里所说，已说不清是那天的还是哪天的了。

李零的《鸟儿歌唱》

　　见李零次数不多，因此还记得第一次，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他一身蓝制服，一顶蓝鸭舌帽，胳膊上好像还套着套袖，背有点驼，站在考古所黑乎乎的资料室里一大桌故纸堆前。他不久读研究生，应该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吧。他们研究生共有一间不大的办公室，刚开张那阵子门口篆书隶书楹联横额的看着比新房都热闹，据说是出自一位姓陈但忘了叫什么名的研究生之手。这位研究生走哪儿小曲哼到哪儿，那昂扬的意兴、满门的墨色，此刻在我的记忆里都与楚画汉画中飞舞的云彩、云彩下希望的原野、原野上的80年代新一辈，欢聚一堂。李零则透着沉静老成，30多年过去了，还是那样子。《鸟儿歌唱》里有几篇文章是回忆70年代的，也许，在此前的“70年代”，即他界定为“1966年至1977年”的文革十年，在他挑着借来的书返回知青点的弯弯山路上，在没有GPS只有闪电可辨别方位的黄河岸边，在人群像羊群一样由传言领着忽而向东忽而向西的丙辰天安门广场，李零已经把该兴奋的都兴奋完了吧。

　　李零是个学问家，他研究的金文帛书兵法方术之类，范围既广，门槛又高，我的知识准备连看热闹都不够，别说看门道了。网络上有个词儿“不明觉厉”，我原来还以为语出《金刚经》什么的呢，用我这儿正合好。幸亏李零还写杂文，幸亏他的一些专业著作也加入了杂文笔法，把艰深的学问化作平易的道理。他这样做，我猜不光是为了文化扶贫，为我这样的人扫盲，恐怕也是出于一种内需。李零是大时代的读书人，到过的实地比唐僧师徒都多，情感和思想的活动范围就更没边了。有这样经历、这样内心的人，你让他四时晨昏一辈子蜷在“学术”的饭碗里，就算这碗是五大名窑的稀世珍品、收藏界的美丽传说，他也会觉得跟软禁似的。有位故人，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位壮行四方、胸怀天下的一等人物，后来听跟其联系过的朋友说，他这些年在西方学界谋那些劳什子谋得紧张兮兮、郁郁寡欢的，全无当年的倜傥。这真让人感慨，多NB的时代多NB的角色，往别管哪国的学术焖罐里一放，再出来的时候怎么都能盆接桶装呢?

　　这本《鸟儿在歌唱》在李零的杂文里比较独特，它集中而明确地表达了对当代政治的看法。有些跟祥林嫂似的，一句真能顶一万句，特别让读者省心。李零不同，由于身经之地、心游之境广袤丰富，他的社会政治观点一言难尽，不是哪个口号、哪款主义所能概括的。如果只见过他对“传统”“国学”的嘲讽，你也许想不到他当年曾向《河殇》打过冷枪;如果只读过他的《汉奸发生学》，你听他说“一百年来，所有为中国革命捐躯的烈士(从秋瑾到江姐)永垂不朽”可能一下不大适应。曲折的当代史需要复杂一点的思想情感，复杂的思想情感需要完整一点的阅读。这本书当然替代不了李零其他的杂文随笔，但读了它至少可以对政治的李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这本书里，我尤其看重写奥威尔及其《动物庄园》的三篇。《动物庄园》是我读过的小说中最动人的一本。第一次接触它是70年代文革落潮期“偷听敌台”即BBC中文台的广播，虽然播音员的声音在电锯一样的干扰声中时大时小时无，听着特别费劲，我却有一种被，也不知亲人还是仇人，一把抱住的感觉。这本书80年代在大陆正式出版，被我在一个小书店里看到，买了珍藏。90年代初又读过一遍，读时只觉日月失色、天地无声。《动物庄园》以童话笔法勾画了20世纪世界政治的核心即社会主义革命及其悲剧命运。这部作品问世于1945年，那是“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皇冠落地”的年代，世界社会主义势如海潮天风。不过半个世纪，大厦便轰然倾覆。在滚滚入云的烟尘中隐约有一只鸟儿在凄然回翔，那是《动物庄园》中最后一章马看到猪像人一样直立时所发出的哀鸣。关于那场革命的正义与异化，奥威尔凭着真挚的信念和敏锐的感觉所达到的认识高度，今天那些不是左手多动就是右腿不良于行的思想家们，站板凳上都还够不着。李零认为奥威尔骨子里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看清楚那轮社会主义弊端的社会主义者，深得我心。今天中国的社会思想及立场的分野分类，名实上一片混乱。《动物庄园》其实可以成为一个简便的坐标，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找到自己的位置 — 这是我读李零这几篇文章时旁逸斜出的一点遐想。

　　那天我在讨论会上说到，李零的作品，社会成本、人生成本其实非常高，时代的筛子不知要筛掉多少才能留下这样的人物、见解和文字。这话出自真心，所以尽管李零就在旁边，我也说了。

王小强讲演邓英淘“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1]

　　早就听说邓英淘的名字，但一直没有好好读过他的书，因为书太多了。电脑上有一种游戏叫“连连看”，我对邓英淘发生兴趣，是从王小强那儿“连”过去的，这也算是一种知识和思想传播的“关系学”吧。我读王小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系列，[2] 一边读一边替这位病友揪心：这样的苦搜冥求、广征博引不说，还笔端长带感情，字里行间透着也不知是窦性的还是室性的心律不齐，王小强就不怕把自己写死么?他们“三老汉”战斗队如今只剩了二老。邓英淘已经写死了。邓住院两年写了两本书。他的友人听说他快不行了，去医院探望。邓英淘在垂死的病床上“那双大眼睛一如既往闪烁发亮”，“竟无一语涉及生死”，侃侃而谈的全是多数人的现代化。那天读书会上听他另一位朋友回忆，说邓平时也是这样，见面没别的。这大概即古人所谓的“国士”吧。“国士”就是把小我扔地上，大我抗肩上，以书生之微、江湖之远，为芸芸众生、茫茫大地穷理究心，殚精竭虑，死而后已。所以，今天的精英如果嫌“大师”当得没意思 — 确实没意思，如今年满18岁的，一半看着都像“大师”— 他们可以随便当点别的什么，千万别来受这个罪。

　　说起现代化，其实中国早在晚清那会儿就部分实现了。慈禧太后往来北海和中南海的小火车据说今天还在，真应该送到国家博物馆去陈列，展板上就写：一个人的现代化。现代化有诸多问题，例如2.5抑郁症、PX恐惧症以及“现代性焦虑”什么的，但最大的问题，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是现代化得太参差不齐了。旋梯上已走到后后现代的一些精英豪富，他们会认为还滞留在前现代的队尾不如就近“天人合一”，回树上当猴儿算了。后面的国家、后面的人民当然不干了。国际上一多半烽烟，国内一多半矛盾，都因此而起。迄今现代化所需资源，即以化石能源为代表的不可再生、相对稀缺的资源，不够用了。所谓不够用，就是世界总储量除以世界总人口，大大小于先锋队的人均占有量。也就是说，按照富国富人的现代化标准，多数人实现不了现代化。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就是在绝大多数知识精英见了新干线摩天轮之类正欲仙欲死的时候，邓英淘就冷眼默察到这个问题。从此他发心肆力，为中国也为世界大多数人的现代化之道孜孜矻矻，寻寻觅觅。一个别样的现代化蓝图在沼气、风能、植草、调水种种构想中，在人类社会组织的互惠、科层、市场三大机制的辩证关系和历史运动中隐然而生，焕然而发。完成这样的蓝图实属名山事业，功成不必在我，人间蜡炬成灰，天上星河灿烂。写到这儿，联想到友人刘立群，也是一位还活着版的邓英淘。跟看门老头似的老刘，曾揣着自己的微薄积蓄实地勘察大西线调水，如今仍骑着一辆比身板略强的破自行车“高驰而不顾”，浑身上下的原子都围着国土整治、改革总体规划在全速旋转。其气象之宏，用思之密，如同在天安广场写蝇头小楷，居然已写了小半个广场。

　　邓英淘是邓力群的儿子，他身上带着中国革命的血统和血气 — 或谓风格。中国革命起于底层反抗，这反抗包含了两种倾向。一种是打天下坐天下吃天下，以李铁牛表述的最为经典，“杀进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不强似这鸟水泊里?!”从水泊杀进东京，快活完了再被打回水泊，循环往复，人之道历来如此，其兴也合情，其亡也合理。另一种试图打破循环，上个台阶，有所升华，《共产党宣言》里说得最极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件事可是千难万难。中国革命被“十月革命”一炮震醒，从黄土里爬起，生就一身的粗朴雄劲之风。看老照片上的朱总司令真就像个伙夫;邓子恢三年游击战没脱过鞋，和脚都长一块了;毛泽东与梁漱溟在延安聊天时胡子拉碴，一身破棉袄，一条腿搭椅把上，还不如今天工地上的包工头有样呢。就是在这些大禹、愚公似的汉子们手下，新旧军阀纷纷成了俘虏 — 其中那些腰挎佩剑、足蹬马靴、口衔英语、身陷花丛的“民国范儿”完全有把握打败霍尊张惠妹、将他们的粉丝虏为己有。中国革命携刚猛的“西北风”扫荡民国的软玉温香、“七滋七味”后，进了东京 —“刮民党”则被打回到革命党，跑到宝岛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那场面跟南泥湾没多大区别(见阎锡山、傅斯年等人亲旧的回忆文字)。进了“东京”的众将士，据前些年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不少人对软玉温香、“七滋七味”的竞逐，力度也相当惊人(手边没书，记得是说他们“贪图享乐”到了“惊人”的程度)。为此，老毛他们一会儿“三反”，两会儿“五反”，为第一种倾向昼夜拉警报;同时大树特树焦裕禄王进喜，为第二种倾向不停吹喇叭。李逵阮小二还被定期下放到“鸟水泊”修身养性，意在警策他们不忘出处，别山不转水转真地再转回去。就这样，中国革命捆着押着第一种倾向，架着推着第二种倾向，深一脚浅一脚走过了新中国的前30年，功过得失纠缠对冲得乱哄哄的，不去说它了。但革命的第一代人物，也就是以老红军老八路为核心的领导集团，他们那种拼命三郎的劲头，是分明不误的。高层的情况总归隔膜，如朱老总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说彭老总“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我就一直在琢磨“谁”是一个什么范围 — 一个事业常常是从下往上胜利，从上往下失败的。但基层干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我们有幸亲见。记得20世纪70年代在工厂劳动，有一夜我们一群自报奋勇的小青年在工厂老书记率领下，在两个厂区之间的马路上突击一条自来水管沟。这位老八路瘦得跟柴火似的，头发花白如乱草，大衣外面勒根草绳，拎着大铁锤一马当先。那夜极寒，星星冻得直哆嗦，铁锤砸下去，路面只一个白点，看着相当绝望。可架不住老头又是领唱红歌又是讲黄段子，大家热火朝天，不知不觉沟挖成了，东方红了。听说老书记几年后去世，和焦裕禄得的是同一个病 — 肝癌。这些年，我有时会想起他，觉其未享天年固然是遗憾，但走得及时也可谓圆满。当年为大众往死里干后来随时代一转身又为自己往死里贪的，多如过江之鲫。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基本路线，为中国革命打天下坐天下吃天下的第一种倾向松了绑，按说已用不着再打天下的精英们为吃着方便，都忙着把屁股下的公天下打成个人账户上的私天下。至于第二种倾向，则做了弼马温，一边悠闲去了。中国革命的刚猛作风倒是一点没变：权贵豪富们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扑向权、钱、色，那种义无反顾的气势与当年千里跃进大别山一路上见僧杀僧、见佛杀佛的勇决如出一辙。在打砸抢资本主义的狂风大潮中，中国革命的二代三代血统分化剧烈，其中一部分人，以镇国公李逵的儿子李刚、孙女李咪为代表，化幻灭为疯狂，扮演了敢死队兼模特队的角色。小李咪一身珠玉就像穿了金缕玉衣，对名媛party上的其他钻石翡翠说：“养那么多藏獒黑贝怕丫李逵干吗?再说了，英国美国没水浒吧，实在不行，姐特么fucking撤!”坐独门独院小水浒边观鱼的李刚不会说这话，他年年都要去李逵撒忠骨的真水浒凭吊。他是那种要把中国革命当房产证一天摸好几遍的人。这种人也是中国革命的掘墓人。

　　邓英淘与他们血统相同，血气相同，但方向不同。他是为大多数人，体现了那场革命最难能可贵的升华。可惜天不假年。

　　[1] 杨莹录音整理、王小强访谈查书：〈邓英淘：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邓英淘：《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再版)》，(香港)大风出版社2012年。

　　[2] 王小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系列文章，参见大风网站www.hkstrongwi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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