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迁：拉狄克与中国左派史学

　　摘要：国人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群中，数拉狄克对中国左派史学影响较大。他的《中国革命运动史》最早运用商业资本概念来解释中国历史，认为秦朝是商业资本阶级的政权，提出“农民政权”理论，在中国左派学人中间响应者众，批判者亦复不少。拉狄克由于被斯大林列为“托派”分子，中共对这位“叛徒”的政治和学术随之亦持否定态度，但他对中国历史有系统且深刻的认识，尤其《中国革命运动史》，为中国左派史家建构以“侵略—革命”模式书写中国近代史提供了最早范本，不仅对李鼎声《中国近代史》产生积极影响，而且对延安史学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关键词：左派史学 唯物史观 商业资本

　　中国左派史学大体可分为两部分①：一为1930年代社会史论战，二为中共史学，所论限于中国史，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世界史，那是很晚出的事情。众所周知，左派史家的思想渊源，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密不可分，但经典作家所论历史，大多是欧洲史，论述中国史并不多，直接借鉴并非易事。左派史家虽然也经常引经据典，但并不意味着他们都认真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即便充分理解，但若用之于解释中国历史，达到方法与史料的圆融无碍，实践要比宣称难做得多，“阐理则易为言，责事则难为力”②，所以早期左派史家讨论偏重一般法则，而用唯物史观撰写中国史之成绩寥寥。比较而言，苏联、日本左派的中国研究，如马札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沙发诺夫《中国社会发展史》、森谷克己《中国社会经济史》、佐野袈裟美《中国历史读本》等，颇受中国左派重视，积极加以译介，“给我国青年学者，以很大的刺戟”③。国内左派热衷讨论的课题，如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奴隶制、中国封建社会诸问题，大多以苏俄、日本左派的中国研究作为出发点，深刻影响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论述。

　　一　其人与其书

　　外国人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群中，数拉狄克(Karl Radek，1885-1939)在中国学界知名度最高④，影响所及，不限于左派学者，主流学界、新闻界对他也很注意⑤，他的文字被译成中文，发表在各大报刊，数量亦最多。1925年第三国际为纪念孙中山，在莫斯科特设中山大学，训练中国革命青年。拉狄克是西方革命史的权威，同时又是中国问题的专家，故被任命为中大校长。他在中大任职的时间自1925年冬季至1927年夏季，讲授的课程有“中国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史”、“西方职工运动史”等。“中国革命运动史”讲义，1927年由莫斯科中大出版社出版;“西方革命史”有十讲，中国留学生认为这是拉氏最精彩的著作;“西方职工运动史”则仅作过一次公开演讲⑥。

　　拉狄克之所以加入托洛茨基反对派，主要是由于对中国问题抱有一种不同于斯大林为首的干部派的见解，起先是一种暗斗，后来则公开分裂。两派关于中国革命，理论的分歧点在于对中国社会构造认识的不同，政策的分歧点则在对中国革命现阶段见解之相异。反对派认为中国社会的指导势力是资产阶级，所以中国革命应该是无产阶级革命;干部派认为中国现在的封建制度残余还是支配的势力，所以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反对派认为中国现在是革命退潮时期，不应以苏维埃为口号，而应主张普遍直接不记名投票选举所产生的国民立宪会议;干部派认为中国现在还是直接革命局势，现在是在“两个浪潮之间”，而“新的浪潮”已经开始，所以主张暴动政策，凡遇有暴动之可能，即组织苏维埃武装暴动⑦。莫斯科中大学生由此也分为两派，因为拉氏在中大声望极高，影响了不少中国留学生，布哈林的出场也未尝慑服中国学生，直到最后斯大林亲自莅校，向中国学生演讲“中国革命的问题”以后，中大学生躁动之势才消沉下去。此后不久，拉氏离开了中大。

　　拉狄克在中大时间不算太长，但给中国留学生印象颇佳，尤其“中国革命运动史”这门课，广泛运用沙皇时期的档案，讲述沙俄对中国领土的野心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吸引了众多中国学生。有人回忆说：“他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他每周给我们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课，主要以‘太平天国’来探讨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拉狄克同志才华横溢，精通数国文字，演讲风趣而富于表情，同学们喜欢听他的课。”⑧或谓：“第一任校长拉狄克，是波兰的老革命家，又是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专家。他主讲的‘中国革命史’，几乎征服了所有中国学生。拉狄克讲课时大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不同班级的学员和一部分感兴趣的教师，甚至校外如东方大学的学员和教师以及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等，都来听他讲课。拉狄克给我的印象很深，他样子有点古怪，不修边幅且高度近视，但讲课生动有趣，言辞幽默，表情丰富，能紧紧抓住听众，课堂里会不时发出哄堂大笑。拉狄克既是老布尔什维克，又是著名学者，学识渊博，能说好几国语言，待人热情没有架子。他的学识和为人，使他在全校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⑨中国学生对这位“口里衔着烟斗，双手插在胸前两个小袋，在讲坛上不住地雄辩滔滔”的校长充满敬意，“他是一个坚强的国际革命的斗士，他没有对革命发生过动摇，纵使在革命的策略路线上，不免发生错误，但错误对于他终是在不断的纠正与克服中;他是一个有超人修养与知识的学术家，他的学问是多方面的，但却没有一门不表现其天才的见解与丰富的修养，尤其是关于政治及历史方面。总而言之，他是才器焕发，博识多闻，通晓世界大势，清晰国际关系的学者。他的新闻式的笔锋，又是那样犀利、尖锐、明快，所以他所发的议论是能那样的深刻、有力、动人、周详、细密。他又是有数的雄辩家，不只在讲坛上，就是在平常的座谈里，他那富于幽默的言论，也是异常受人欢迎的”⑩。中国留学生对他后来在政治运动中受到斯大林的迫害，颇有些鸣不平。

　　1937年拉狄克被冠以反革命罪，判处十年徒刑。国内左派徐懋庸完全信从苏联官方说法，“推翻苏联政权，恢复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之统治，应用破坏、颠覆、间谍及恐怖活动，以期摧毁苏联的经济、军事力量，促进武力进攻苏联，援助外国侵略者，使苏联战败”(11)。有位曾经在拉氏那里受过一年多历史教育的中国留学生，对斯大林向拉狄克等反对派所扣的帽子，深深质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2)。国内评论者对此亦有同感：“史大林派之可以认为反对者，是几于一网打尽了。‘卿不死，孤不安’，史大林于杀戮异己殆尽之今日，应该放心说一声‘孤可安’了!同志，主义，政治，原来是这么一回事!”(13)1939年拉氏死在狱中。

　　《中国革命运动史》是拉狄克有关中国问题的著作，最初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演讲，据的计划，分上下两卷，上卷探讨中国的经济、政治，下卷分析义和团以后的革命运动。遗憾的是，演讲自1926年春天开始，到1927年夏天就停止了，只完成了上卷，正是苏俄对中国问题辩论得最激烈的时候，也是中国革命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上卷内容分为两部分，前半讨论西方入侵之前的中国社会发展史，后半论述外资侵入至1911年社会发展的情形(14)。拉氏把中国社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农村公社时期。周以前为农村公社时期，处于自然经济，土地尚未私有，农民生产自给自足，直到井田制度实行之后才告结束。井田制度表示旧的农村公社屈服于封建制。(二)封建时期。周系封建时期，封建诸侯占有许多土地，农民专事耕种，武士负责战争。官吏多为贵族子弟所占据。诸侯、武士、官吏等皆以剥削农民为生。其剥削的形式，一是利用农民无报酬的劳动，即以井田制度来剥削;二是征收农民的自然物品或金钱的形式。直至井田制度的结束，商业资本主义的发达与秦始皇的统一，封建制度才告终结。(三)商业资本——过渡时期。封建社会末期，产生一种新的商业资本阶级，秦始皇的统一，即代表这种阶级。此时，货币经济取替了自然经济。工艺之发展，生产工具及交通方法的改良，农民一部分的生产品，不仅是为自己的消费，同时为市场，换钱作为纳税之用，购买农民经济上所必须的物品，如铁器、肥料之类。中国货币经济之发展，至元朝为最盛，中国手工产品亦随元之武力推销至国外市场，但不久元人统治亚洲势力衰落，中国失去国外市场，而商业资本亦永远停滞于手工业生产状态。中国手工业何以不能往前发展到近代工业，绝不是由于中国没有强力的政权与缺乏自然科学，而主要原因是中国商业资本范围太狭窄，不能有殖民地的扩大，因此在19世纪中叶尚找不到一个工业资产阶级。一切手工业都在小经济主手中，商人阶级就是中国资产者的代表，他们发展至此亦不能前进了。所以，中国未能形成消灭专制主义的资本主义，因而资本主义性质国家的发展亦停滞，中国国家发展终徘徊于专制与资本主义统治之过渡中，直至外资的侵入，开始组织现代式的工业，如修建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工厂等，乃发展到资本主义(15)。

　　拉狄克提出“商业资本”和“农民政权”理论，对国内左派影响既深且远。从自然经济发展到货币经济，乃形成集中政权的基础。秦始皇实行改革，即企图依靠货币经济来组织完全中央集权国家。秦始皇用货币来付官吏的薪俸，任命官吏用非封建阶级的分子，由此可知他是代表货币经济的贵族阶级及商人而与封建诸侯战争。在秦朝统治时期，已表现出集中政权的企图，为这种政治形式的斗争，经若干世纪，至元朝方形巩固。元朝乃地主与商业资本阶级联合的国家。至明清两朝，因货币经济的普遍发展，商业及工艺之地位不能消灭，而纯粹的封建亦不能恢复，故此两朝政治乃与商业资本发生关系之地主政局，而非封建地主政局。

　　汉朝、明朝之所以兴，即是代表农民的利益，靠着农民的胜利，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特殊的农民政权。农民虽然胜利，但胜利之后却不能用经济与行政的手段，直接利用政权的力量以指挥伟大的国家，终被货币经济打破，转变为地主与商业资本的一种政权。因此，地主阶级的发展成为历史的主干，而农民政权虽时常表现，但不过是历史中的插话。农民政权不能成为长久存在的事实，因为农民战胜不了属于商业资本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生于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生存于此种经济中的农民，即为资本主义之奴隶。资本主义把农民分化了，穷的变为无产阶级，富的变为资本家，还有介于穷富之间的大批群众。中国是手工业、小作坊，不能容纳许多无产化农民，于是发生暴动，汉明两朝皆因此而破产。

　　《中国革命运动史》讲义由莫斯科中大学生带回国内，他们组织了“新宇宙书店”翻译出版，1929年11月4日初版2000册，1931年4月15日再版1000册。1932年6月20日又在辛垦书店再版，1933年8月30日三版，印5500册。短时间里反复再版，足见受欢迎之程度。这是一本未完之作，下卷中国革命运动部分残缺(16)，辛垦书店再版易名为《中国历史之理论的分析》。《二十世纪》为此书刊登广告云：

　　中国历史真可说是黑漆一团，近来虽也有对它作理论分析的，但少成就。然而世界有名的理论家和政治家，却已作了一个正确的分析。方法很科学。对于各朝代底变革行程，都有优异的新颖的解释。这是研究历史、社会史，和政治经济底人所必买之书(17)。

　　据说拉氏之作是西方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的第一本书(18)。译者认为是书用科学方法分析中国历史，处处表现出有新的光辉，整个系统不必说，单以分析秦始皇和元朝的政制、刘邦和朱元璋的兴起、王莽和王安石的变法、康有为派的维新而论，都超出一般中外历史家、社会史研究家之上;摒弃庸俗的道德观点，一律从经济背景和社会成分着眼，这完全是一本科学的著作;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描写得很好;对于中国向来只是从中文著作中研究中国的历史家、社会史家、政治经济家，则指出了一个方法：研究中国应该读外国人关于中国的著作。本书对这些人来说却又提供了一些可靠的新事实(19)。

　　中国阅读界对拉狄克这本书充满兴趣。评论者指出，外国人著中国书，对于中国社会实际情形不免有体验上的不正确，如对中国资本主义势力稍有过量的估评，忽视中国社会中的封建势力的基础，因此拉氏讨论农民土地革命之需要时，反映出他整个结论上的矛盾。然而，“这本书有价值的分析和说明很多。从中国国家的产生一直说到现在。一切的最近革命事件，从戊戌政变以至辛亥革命后的转向，都有客观的说明。虽然不免有前面我们所说的那种不正确的估量，但大体算是具体而指示得切要。我们参照他的见解和精神再自己努力吧”(20)。或谓：“这本书不但使读者明了以往中国革命历史的真象，它更启发了我们如何认识人与物的密诀，指示我们解脱腐恶制度与势力的精神而走向新时代思想的途径上去。他的看法也许有人会认为过激，然而他的确为我们解答了许多不能自解的问题。这实在是针对着这陈腐破烂的中国社会一本极不可少的书。”(21)

　　二　接受与批判

　　《中国革命运动史》在中国风行之时，正值中国社会性质以及社会史论战，拉狄克对此问题的看法是：“自秦始皇帝统治时代起，中国国家的政权已不是地主单独统治的形式了，而同时却还没有走到资本主义统治的时期……中国货币经济发达之时，便是商业阶级与地主阶级所统治，他们的利益便是各种变化的原动力，在中国的历史，从秦始皇起，所有中世纪时代的官僚，都是代表这个阶级。”(22)拉氏又谓：“中国商业资本主义已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的封建主完全没有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因而集中到商业资产阶级手里，他们剥削的目的，与封建地主不同，因为后者不知道货币经济，他们的目的，不过是为得黄金、装饰品、美女而已;因此中国无所谓封建势力，只有商业资本家。”(23)拉狄克最早运用商业资本概念来解释中国历史，在中国十分流行，信奉者甚多。李立三曾指出：“中国取消派思想否认封建势力的一个主要的来源，就是对商业资本的作用的错误观念。认为商业资本的发展，足以消灭封建剥削关系，甚至认为商业资本可以形成一种社会制度来代替封建制度，因此现在中国是商业资本占统治的时期，所以现在中国社会制度就建筑在这种商业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上……这一错误的观点种源于腊狄克的‘中国革命史’的演讲，现在已成反对派对中国问题的中心思想。”(24)然而，批判此说者亦复不少，朱新繁认为拉狄克不了解商业资本的性质，因而否认中国有所谓封建势力，“拉狄克的错误，在于他不从剥削方法(生产方法)上立论而从剥削者的出身及其剥削的目的上立论，所以耍着‘中国无所谓封建势力’的奇妙的结论”(25)。批评者大多只是不同意拉氏的结论，而事实上都在分享他的理论资源，诸如商业资本或货币经济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几千年来朝代治乱循环的解释、中国手工业为什么不能进步到近代工业等，批评者从拉氏那里获得不少暗示和启发，这恐怕是不能否认的。

　　《中国革命运动史》被视为“观点正确”的革命史(26)，在中国左派史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尤其那些与莫斯科中大有关联的“托派”学人，几奉若经典。“托派”分子杜畏之对拉狄克给予崇高的评价：

　　在谈中国社会史时还不应当忘记一个天才的波兰犹太人。这位犹太人运用冰雪一样的聪明，使用熟练的唯物史观，根据少许翻译的材料，大胆地，像猜谜一样地，闯进了渺茫的中国之古代，居然得到了颇不坏的结果，猜破了许多谜，摸得了他的边际，画出了他的轮廓;虽然也铸造了不少偏见，而拿一个不懂中国文的人居然能达到这步田地，总算是难能可贵了。马克思主义者方法论之锋利于此证明了。拉狄克是我们所知道的欧人中之最能正确地描画中国历史者。

　　在方法论上，杜氏认为拉著无所指摘，然而他有几条弱点，使他只能对古代中国作一个大致不差的白描，而不能把古代中国之图画详尽真确地复现于世人之前。第一条弱点是不懂中国文字。这是一切研究中国历史的欧人共有的弱点，因不懂中国文字，所以不能广泛利用丰富的史料而只能很褊狭地局限于西文译成的材料，往往陷于粗略偏谬不自知。这一弱点限制了拉氏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挺进，离开莫斯科中大之后，就没有再发表关于中国历史的文字了。第二弱点在于他不是一位深思的学者而是个天资卓越、仪表辉煌的新闻记者。他并不藏身于研究室中，亦不埋头于故纸堆里，他只是在烟余酒后，或演讲之前，听一听那一群秘书的陈述与报告，看一看别人代他搜集到或整理好的材料，略加思索便登台发挥，如云出岫，如瓶泻水，一部中国革命运动史就是如此产生的。这里面自然夹杂着很多疏忽，免不了偏见与谬误。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情形禁绝了他继续研究的可能。自从在政治上失势以后再也没有成群的助手，于是这位天才的记者便抛弃了中国历史的研究工作。第三弱点是他站在派别斗争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国史。这使他有时不自觉地为某种主张或成见而牺牲历史的真理。例如，为要证明现代中国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而强逼秦始皇来作商业资本的代表，为要糟蹋瓦尔加(Varga)的荒唐而自己根本忽视水的作用。这种立场使他在脱离派别斗争时放弃了中国史研究，使他从这一派转入另一派时根本推翻了自己的意见。拉狄克的著作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了。杜畏之以为，虽然如此，这昙花一现的中国史讲演总还是一本研究中国历史发展之名贵的文献，还是每个中国史研究者之必读的作品，不过要提防他的偏见与谬误(27)。1925年10月，杜畏之与王明、张闻天、王稼祥、俞秀松、乌兰夫、伍修权等同行，从上海坐船前往莫斯科中大。他对拉狄克校长当颇为了解，所披露的成书细节应可信，对拉著的评价亦公允。

　　1933年在上海文坛发生了一起“余赵剪窃问题之争”，论争的焦点在于余慕陶《世界文学史》(乐华图书公司，1932)是否抄袭赵景深、郑振铎等人的著作。余著抄袭问题，文学界似已有公论，在此不细究。余慕陶是一位左派学人，1929年加入中共，因系“托派”，于1931年被中共开除。他尝试用唯物史观编著的《世界文学史》，是依着“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影”及“有了十月革命才有俄国现代文学”两句名言写成的，所以凡写到某一时代文学，他都先谈该时代的社会情形。余著上卷关于中国文学史内容论及社会的，有“叙言”、第一章第九节“春秋战国迄魏晋时的社会情形”、第五章第一节“由齐到明的中国社会”。余氏采纳拉狄克观点，认为“秦是中国商业资本的集权国家”，点名引用拉氏，接受所谓“农民政权”理论(28)。

　　“托派”陈邦国《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一文大体依据拉氏理论，略广其意而已。商业资本的发展没有向工业上走，而向着另一条道路走，即土地投资，发展高利贷，于是工业的农业基础没有建立起来。同时，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残酷地破坏了农民生产，土地不断地从农民手中失掉。商业资本的发展与社会矛盾成正比，结果汉朝走了秦的覆辙。拉狄克称中国这一历史过程为“循环”(29)，陈氏谓之“有特别见解”。郭沫若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转到商业资本时代，是因为中国没有发明蒸汽机，“关于这一个问题，拉狄克说的很好……我们无用重复拉狄克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上已解决了的问题，因为这一个解决是比较很正确的”(30)。王伯平《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发轫》一文亦完全接受拉氏之说。关于中国社会的发展秦以后走入循环圈中的问题，认为拉氏这一发现，“确乎是极有价值的，完全道破了中国数千年来历史的秘密”，汉初政权代表农民利益，但很快便在性质上转变，“这一点拉狄克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中解释得异常之卓越”(31)。薛农山《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一书认同拉狄克的理论，秦朝代表中国的商业资本第一次走上统治地位。在农民反对商业资本和争取土地的解放战争中，又形成了汉朝的农民政府——由农民暴动中所产生的政府，但是在商业资本占优势的社会中，农民在经济上没有独立的前途，加之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农民政权便形成内部的转变而过渡到另一个阶级，并且还和农民的利益对立起来(32)。

　　《中国革命运动史》“其主张颇为国人所依据”(33)，然批判拉氏理论者亦复不少。1930年中共人士丘旭(邱祥霞)批评拉氏，秦朝是商业资本阶级的政权，并且还是从战争的形式推翻封建贵族而建立其阶级的专政，“这简直是历史上的神话”(34)。钱亦石《中国政治史讲话》引用波克洛夫斯基(Pokrovsky)的观点，商业资本阶级不能建立自己的政权，不与封建势力对立，以批判拉氏谓秦朝政权建筑在商业资本阶级之上，“这是一种似是而非之论”。而拉氏的农民政权理论，在钱氏看来，“真是一种‘海外奇谈’”(35)。李季的《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长文，对拉狄克很多观点持批判态度，如“农民政权”，讥讽他是来中国找奇迹，谓秦乃商业资本阶级政治更是笑话。不过，李季以局中人的眼光，无意中也说明了拉氏理论被接受的情形。拉狄克认为农民企图建设政权是中国史上的特点，汉朝和明朝初时政权本为农民政权性质，“于是引起陶君和许多人的盲从”;反秦始皇者，不仅有过去失势者，还有农民群众，“这个‘中国通’认秦的政权建筑在商业资本阶级上面，固然十分荒谬，但对于亡秦的势力却认识了一部分”;“梅君盲从拉狄克秦为商业资本阶级政权的说法，摭拾《史记》描写秦通商的一段话，指秦在战国末年为‘一个最大的商业国’，殊不知以秦的商业和农业较，他将知道秦是一个‘渺乎其小’的商业国”;当春秋战国时代，因农工生产力的发展而有商业的勃兴，因农工商业的兴盛而促成封建制度的崩溃，引起秦代的转变，这是每个研究史实的人都能知道的。“不意叶青君中了郭沫若君和拉狄克的毒……统一以后的秦朝，也本质地是代表商工经济底君主政治。”(36)“陶君”指陶希圣，“梅君”指梅思平。陶氏有些观点，如商业资本破坏了自然经济，促进了土地私有制及土地买卖，破坏了封建制度，中国在帝国主义侵入之前是先资本主义的社会或命名为商业资本社会，与拉狄克意见相类，至少到了1930年他已公开承认熟悉拉氏的理论。批评者亦常将陶、拉二氏相提并论，如丘旭《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与中国革命目前阶段性——拉狄克及陶希圣错误意见之批评》、张横《评陶希圣的历史方法论》(37)，似暗示两者思想存在一定的联系;1928年梅思平《中国社会变迁的概略》一文(38)，认为秦并吞六国，完全是商业资本阶级政治的成绩，与拉氏观点更接近。不过，尚未发现证据显示《中国革命运动史》中译本出版之前，陶、梅二氏即已接触到拉氏的理论(39);叶青曾在莫斯科中大学习，听过拉狄克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他的观点与拉氏相近并不意外。

　　拉狄克提出汉、明两朝初时政权性质为农民政权，引起“许多人的盲从”，然而中共学者向省吾则批判拉氏说：“中国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农民的政权，而且也没有发生过商业资本的单独的政权。拉狄克因为看见了中国历代新登宝殿的皇帝对于农民稍须给以恩惠，便说这是农民政府。其实封建大地主的这种做作，只是为自身做计，只是企图恢复单纯的再生产以再建立起榨取的基础。拉狄克之所谓由农民政府转化为地主政府，纯粹是他头脑中的想象。他实忘却了马克思主义的ABC，而认为农民是可以单独建立起来政权的……其次，拉狄克过于重视中国商业资本之局部的集积，而没有看到整个的地主经济的占据优势的事实，所以他竟误认秦朝为代表商业资本的政权。而他在他整篇论文中，都好像是认为商业资本是次于封建制度而先于资本主义的一种独立的制度似的。这种理论，无论如何，是不能成立的。”(40)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对于拉狄克视汉初政权为农民政权，亦不赞同，认为“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41)。

　　中国手工业为什么不能发展到近代工业?换言之，中国为什么没有发明机器?拉狄克给了一个很有趣的答案：中国没有海外殖民地。他认为近代产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发生在英国，是因为英国有广大的国外市场，所以它发明了蒸汽机，完成产业革命而走上资本主义制度的坦途。中国自元朝以后与国外市场断绝，所以没有发明蒸汽机的刺激力，即是手工业生产也停顿起来(42)。也就是说，国外市场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决定要素。拉狄克的见解或来源于他的老师女革命家卢森堡(Rosa Luxemberg)在《资本积累论》中所持的观点，她认为假若没有非资本主义的国外市场，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资本积累)就不可能进行。把这一观点逻辑地发展下去，必然要得出结论：没有国外市场就不会有资本主义(43)。陈邦国、余慕陶接受拉氏之说，但很多学者并不苟同此说，陈啸江指出中国完全没有外国市场并非属实，没有海外市场的解释，只看到真相之一部(44);钱亦石批评拉氏分不清楚鸡和蛋的关系，国外市场诚然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条件属于外部(45)。总之，不论赞誉或批判，拉氏对中国历史的观点，有的被中国学者所承袭发挥，有的则被批判，成为继续探讨的起点。

　　据莫斯科中大学生回忆，拉狄克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主要以太平天国运动来探讨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46)，那么他对这场运动应当有较全面的见解。今人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一书，论及试图从阶级关系和社会经济内容等方面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分析的史书，如李一尘《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张霄鸣《太平天国革命史》等，认为太平天国是一场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或称为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或称为市民性的农民革命、农民性的市民革命，这些观点似乎都渊源于拉狄克的著作《太平天国革命运动》(47)。拉氏《中国革命运动史》中译本几乎没有涉及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或为他在莫斯科中大“中国革命运动史”讲义之一。从张霄鸣《太平天国革命史》大段大段地引用拉氏《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的材料和观点，以及朱谦之的评论来推断，拉氏这本书疑有中译本，在中国学术界有所流传。

　　据朱谦之介绍，关于太平天国史的解释书籍，有拉狄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李一尘《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张霄鸣《太平天国革命史》、李群杰《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均理论多而事实少，只知有史料之解释，而不知从事史料之搜集，只知马克思主义而不知有孙中山主义，即在马克思主义中，也不免隔靴搔痒之感，所以缺点很多……在这样贫乏的史料基础之上，试问怎样能够建立科学的理论解释，结果还不是迁就事实，来完成他们空洞的理论，尤其是拉狄克的理论来解释太平天国运动，已经错了。张氏的《太平天国革命史》，又以拉狄克的理论为依据，前后引用不知若干次”(48)。在张霄鸣《太平天国革命史》成书过程中，不论在材料或论点，拉著发挥的作用最大，如“在拉狄克所著《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我今录出后一段来，这段对于本节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49)，引文竟有四页的篇幅。其中有关评论太平天国运动性质的文字，经常被左派史家所引征，而正统派则批评之，即：

　　中国当时需要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成熟了。所以太平天国的暴动，它里面藏着资产阶级德谟克纳西革命的成分(就是消灭封建的土地关系，取消农奴，推翻旧的官僚，造成德谟克纳西的政治制度等等)，它就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暴风雷雨的先声，有力的开端。如果太平天国的农民军，当时得到中国资产阶级的帮助，如果他们的运动终途没有停顿(这样一停顿，使四分之三的中国，仍旧在旧的制度统治之下，同时也就造成自己灭亡之根源)，如果当时的列强没有援助中国的反动势力来扑灭革命，那么中国到现在早已成为世界上极大的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了(50)。

　　张霄鸣承袭拉氏之说，认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51)左派学者李一尘《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亦有相同的表述(52)。1856年太平天国内讧，是阶级矛盾的表现：洪秀全是小资产阶级，即破产的下层知识分子，接触商业资本后趋于腐化;杨秀清是煤炭工人，代表工人意识的急进派;韦昌辉是被迫加入革命的地主富商的代表。张霄鸣引用并接受拉氏特异的见解：“工人的意见欲推进革命向前发展，小资产阶级就动摇了，而地主就手舞足蹈的屠杀工人。一九二七年的历史，更重演这出悲剧，太平天国的野史，即是一九二七年北伐中阶级利益冲突的开场白。”(53)张霄鸣不仅采纳拉狄克对太平天国的评论，而且认为用商业资本解释中国历史，如秦代的政权建筑在商业资本阶段之上，“这个意见是非常正确的”(54)。张霄鸣生平不详，他的思想受拉狄克影响甚深，疑与莫斯科中大有渊源关系。

　　拉狄克有关太平天国革命的评论，颇受体制内学者的批判。朱谦之批评：“然而不幸地许多托洛茨基派的历史理论家，竟歪曲了这种事实，如拉狄克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书中，曾经说过在太平天国时代，中国当时需要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成熟了……随声附和以拉狄克的理论为依据的不知许多，而最明显的，就是从前托派的叶青。”(55)简又文则批评拉狄克及同调者错误地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太平天国史，认为这是绝无确凿的和充足的事实为根据的空论，唯物史观实为不健全的学理，尤其不能施用于解释太平天国史，这是一种演绎的非科学的做法，旨在宣传主义(56)。

　　三　拉狄克与中共史学

　　拉狄克由于被斯大林列为“托派”分子，中共对这位“叛徒”的政治和学术随之亦持否定态度，但他对中国历史有系统且深刻的认识，尤其《中国革命运动史》，为中国左派史家建构以“侵略—革命”模式书写中国近代史提供了最早范本，不仅对李鼎声《中国近代史》有积极影响，而且对延安史学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尽管承袭者大多直接移用，不愿说明出处，可谓“明批暗袭”。

　　由于拉狄克认为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没有封建主义，1928年12月尚在莫斯科中大学习的吴玉章和林伯渠决定撰文驳斥，“每天一齐到列宁图书馆去看书，然后反复讨论，执笔为文”，合作完成一篇三万言的论文，题为《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若将之与拉氏《中国革命运动史》相比照，前者承袭后者之处极多，甚至有些文字明显带有编译的痕迹。吴玉章后来回忆该文旨在批判拉狄克“胡说”(57)，但事实上他们接受拉氏学说远比拒绝的多。且看以下一段比对文字，便可一目了然。

　　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

　　……秦始皇实行的改革，实际是预言中国历史有更进步的发展。这种改革，确是想依赖货币经济来组织完全中央集权国家的企图。这是经济统一过程中政治的表现，也是随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秦始皇首倡皇帝意志超于古代经典的主张，落后的封建阶级却企图以古代的经典来反对中央集权国家组织。但秦始皇回答的是皇帝与其命令超一切古典的，且君主不仅颁发命令，并据有实力，所以毫无迟疑的坑埋拥护旧制度的儒者四百六十人。但是假如规定封建系统的孔子书籍仍然存在，也大是妨碍新制度的发展，因此秦始皇不仅要消灭道统思想孔子之徒，并且还要烧毁他们的书籍。

　　吴玉章、林伯渠之文：

　　……秦始皇实行改革封建制度，实际上是预言中国历史有更进步的发展。这种改革确是企图依赖货币经济来组织完全中央集权的国家，因为集权的国家只有建筑在集中经济的阶级上才有实现的可能。而周末春秋战国时，一般唯心论的腐儒全然不知进化的原理，总是拿所谓“古圣先王”的旧制来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秦始皇首倡皇帝意志超于古代经典的主张。落后的封建阶级企图以古代经典来反对中央集权国家的组织，秦始皇就毫不迟疑地坑儒者四百六十人。由于拥护封建系统的孔子书籍仍然存在，终是妨碍新制度的发展。因此，始皇不仅要消灭孔子之徒，并且还要烧毁他们的书籍。

　　吴、林二氏接受拉狄克的商业资本观点，认为秦朝是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权，也认同所谓“农民政权”的理论，甚至推而广之，“自汉以来，各朝建国之初，政权都须代表农民……迨天下一定，转瞬间即变为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政权”。秦之后反复出现循环式治乱的根源，即商业资本与封建经济的矛盾发展，他们接受了拉氏的解释。两者对秦之后的封建地主性质的认识，没有根本不同。他们认为：“中国的地主不是封建诸侯时代的地主，而是货币经济时代豪绅商人官僚等财产资本的地主，是高利贷变相的地主，是社会中层的寄生阶级。”(58)拉氏则谓：“商业资本是农村经济破坏之主干及在农民贫穷化基础上产生的寄生虫……封建形式虽然存在，但终不能隐蔽现在的事实，这个事实是说明利用那些形式剥削农民的阶级，不是封建时代的地主，而是产生于资产阶级、商人及官僚的地主。”(59)他们所提出“财产资本”概念，其实与拉氏“商业资本”无实质性的差异。他们与拉氏相异之处在于对封建势力估计不同，前者认为中国封建余孽不仅存在，而且还有非常强固的势力，后者认为中国地主非封建的而为资本主义式的，中国的封建势力现在没有很大的作用。

　　李鼎声(平心)的《中国近代史》(1933年)是用唯物史观所写的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参考了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并有选择地吸纳了拉氏观点。关于戊戌变法，拉氏说：

　　这根本改革的企图，要是单靠清帝对外患的畏惧，及他的顾问与几个维新派人之身上，同时统治阶级全体反对这种改革运动，国民群众则漠不关心于国事，在这种情形之下，所得的结果当然只有失败，蹈罹祸患而已……他们没有找到在中国社会的任何拥护的力量来推行这种改良的政纲……维新派是隔离了群众，也不能鼓起群众……能够去推行这种改革的社会基础力量还是没有……他们的失败不是因为欲求速成改革，而是因为还没有人民群众的基础以推行这个革命……这段极深刻的惨史很有许多地方可以同俄国十二月党的暴动事件相参照……不过在实事上无论是十二月党或康有为派都不是从资产阶级内出来的，都是还没有资产阶级发展的可能的。现在中国的改革者和革命者，应视康有为派这次改革运动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先驱……仅仅知道中国的所需要的还是不能够做的;要能够将这种需要与人民群众相结合，还要把谭嗣同的行动与人民群众的行动结合起来……仅仅知识阶级的勇毅与流血是不够的，还要靠斗争行动与人民群众。这种斗争当然是不能避免流血，斗争不是在乎以流血愈多为目的，流血不应是个人的，不是离开群众的，这牺牲流血的人是要与人民群众连结起来的，康有为派还没曾提出那样问题过，但我们则不能不尊敬他们的英勇，以那样小的团体竟会有那样英勇无畏的理想……如我们站在广大群众之上是没有一滴血会空空洗掉的……这事实便证明，他们的事业在历史的需要上不是偶然的，不是所谓无关轻重的历史插话(60)。

　　李鼎声在书中多次引用拉氏观点，他对戊戌变法运动作如下评论：

　　戊戌改革运动的失败，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广大的群众斗争做基础，康有为等虽能揭出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而因为仅依傍一手无寸柄的德宗做后援，这当然敌不过基础雄厚的反动势力。有人将康有为等的改革运动比之于俄国十二月党(Decablist)十九世纪初端(一八二五年)的事变，这是颇相似的……戊戌革新运动是已失败了，然它在历史上的意义甚为重大，它作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前驱(61)。

　　李氏提及“有人”云云，即指拉狄克，他评析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原因及意义，均与拉氏基本一致。关于义和团运动，拉狄克说：

　　这种民众运动是什么的性质呢?它的根原，就是基于资本主义之侵入，引起中国的生活情形破坏中的民众愤懑而来……中日之战，表现出中国的弱点，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完全把中国的经济，归入外国的帝国主义者手里去了……义和团运动，结果被消灭于血海中了……义和团运动，也是中国民众有革命觉悟的初步……这次农民运动，决不是暴徒土匪的运动，而是旧中国衰败的结果，是以后中国革命的先兆。虽是他们被满洲政府利用了，可是它还是表示旧中国崩坏的一个伏流的波浪(62)。

　　李鼎声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大体接受拉狄克的观点：“我们现在且引拉狄克对于义和团的分析来看一看。虽然拉氏在分析中国革命的著述中有许多错误，但关于义和团事件的评论却不失为正确。”李氏所引即“这次农民运动……一个伏流的波浪”此段文字，谓：“拉氏认为义和团暴动是和俄国的反犹太人运动一样的。俄皇政府利用农民反对农村资本家的情绪来反对屠杀犹太人，以转移他们反政府的目标，这种运动是反动的;同样满清政府利用农民与贫民的仇洋情绪来反对屠杀外国人，以消灭他们革命的意识，这种运动亦是反动的。”(63)李鼎声虽然认为拉狄克分析中国革命存在诸多错误，但《中国革命运动史》从观点和材料两方面都支持他写作《中国近代史》，则不能抹煞。

　　据说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一书，莫斯科有中文版，毛泽东保存过一本，在延安时送给了何干之，1940年何又送给了胡华，封面上还有毛泽东的签名(64)，说明拉氏《中国革命运动史》不只一种中译本，而且莫斯科中译本在延安地区有所流传。1937年12月，延安出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封面题名“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编”，对拉著有所参考。例如，《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对戊戌变法的评价：

　　戊戌改革运动只是昙花一现地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力量的依靠……康梁等所依靠的光绪皇帝又没有掌握实权……至于当时下层群众的力量，又是这些维新派所看不见的……当然，当时六君子慷慨就义英勇牺牲的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不过他们的牺牲流血是离开群众的，他们的赤血没有与群众联结起来，这个没有力量依靠的改革只有走向失败……有人将戊戌政变比之于一八二五年俄国十二月党的宫廷事变……戊戌政变是失败了，但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上，也有其进步的意义(65)。

　　《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由张闻天主编，以1934年他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讲稿为蓝本。讲稿文字更能看出与拉狄克思想的联系之处。张闻天说：

　　在康有为的小团体中有这样富于牺牲精神的人，正和一八二五年俄国“十二月党”的宫廷事变的牺牲相仿佛，他们的英勇为自己主张而牺牲的精神，是值得我们佩服的。可是虽然他们如此英勇牺牲精神的人，因为他们是脱离群众，而且本身就害怕与反对群众的……仅仅先进知识分子的勇敢与流血是不够的，这必须要依靠于群众的斗争与群众的行为……义和团运动就这样葬送在帝国主义的枪炮之下了。不管他怎样为统治阶级所利用，变成了带了保护旧制度的反动色彩，但是他总是一个原始的反帝运动，也就是中国民众的革命觉悟的初步。义和团运动，决不是暴徒土匪的运动，象中外统治阶级的历史家所写的那样，而是旧中国衰败的结果，是中国革命的先兆(66)。

　　《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都没有明示参考拉狄克著作，或有政治方面的考虑，毕竟公然点名正面引用一位托派头目的作品，无疑要冒一定的政治风险。然就以上文字比对，张闻天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与拉氏渊源匪浅。张闻天曾在莫斯科中大学习，听过拉氏的课，日后在著述中采纳拉氏的某些观点，并不令人感到诧异。此外，《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反复再版，1949年前各解放区学校大多采为教材，1949年后革命史教材亦多以之为蓝本，间接散播了拉氏的某些史学观点，而接受者恐未必清楚这些观念的“形成史”(67)。

　　拉狄克对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事件的经典评论，不时被左派学人不加说明地引用，以致后世研究者难以辨析学术本源，误以为是中国左派史家的原创理论概括，予以不适宜的佳评。例如，拉狄克评论义和团：“这次农民运动，决不是暴徒土匪的运动，而是旧中国衰败的结果，是以后中国革命的先兆。虽是他们被满洲政府利用了，可是它还是表示旧中国崩坏的一个伏流的波浪。”据李平心观察，国内刊物上有好几篇文章把这段话当作伊理奇的话引用(68)，从中可反映拉狄克语录的风行。华岗《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春耕书店，1931)一书关于义和团运动，说：

　　义和团事件一方面是满清政府黑暗反动趋于极端之结果，另一方面便是基于外国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引起中国的生活情形破坏中广大农民群众的愤懑而来……悲壮热烈的义和团暴动，结果是被葬送于血海中了!这一次事件，决不是什么少数无知拳匪的暴动，而是旧中国衰败的结果，是以后中国革命的先兆。虽然它被满清政府利用了，可是它还是表示旧中国崩坏的一个伏流的波浪(69)。

　　除了个别文字，这段话几乎与拉狄克完全一致，著者没有加以说明就袭用了。后来华岗编著出版《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40)、《中国近代史》(1949)保留上述有关义和团的评论。今人不察，以为华岗对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失败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70)。此外，薛农山《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引用了拉氏的义和团评论，谓“说得对”(71);杨东蒪《论辛亥革命》说：“义和团虽被清廷利用了，但它却表示了旧中国的崩坏，预示了以后中国革命的先兆”(72);田汉《庚子事变与赛金花》一文，除了引用上述此段文字外，还大段引用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关于义和团的评论(73);1937年仲季《新启蒙运动之路》一文论及义和团谓：“虽然他们被满清利用了(扶清灭洋)，但它是‘以后中国革命的先兆’。”(74)凡此种种，拉狄克评论被辗转引用，乃至张冠李戴，弄错出处，可见疯传之程度了。不论是公开批判，还是暗袭，拉狄克的思想在流传过程中被分解为若干部件，脱离了母体，供人们自由选取并随意组合，在不同的文本中流窜，犹如幽灵一般，徘徊于中国左派学人的论述中，获得了新的身份，拥有独立的生命，拉狄克的著作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了。

　　以上以拉狄克为个案，说明他对中国左派史学的深远影响。事实上，除了拉狄克之外，马札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沙发诺夫《中国社会发展史》、森谷克己《中国社会经济史》、佐野袈裟美《中国历史读本》等著作，在中国左派史学界流传也很广，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左派学人有一种独特的“无史”论。中国过去的史籍，虽然汗牛充栋，洋洋大观，“但都是些帝王家谱和英雄伟人起居注之类，在今天说来，只能作为少数历史研究者的研究资料，一般工作同志没有那些闲工夫去研读，而且也不重要”。另一方面，“在过去一般中学、大学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大都像流水老账一样，只是历史事件不分轻重大小，将旧史料稍加系统与条理而已。实在说来，对我们并没有好多的帮助”。既然古人的史书“不重要”，正统派所写的通史“没有好多的帮助”，自己又没有写出“合于大众需要的中国通史”(75)，难怪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何干之等，异口同声谓“无史”可读。如此，国外学者尝试用唯物史观撰写的中国史，不论缺点如何，在无更多可供选择的状况下，中国左派史家顺理成章地首选它们作为阅读文本。而且，左派学人坦言这些外人著作“因为具有一定的结构和编制，在我们的研究上，可以说是已经制过的熟料。不消说，当我们运用这种现成的熟料，构造在研究上的体系的时候，自然省事得多”(76)。换言之，左派学人往往是靠编译、模仿、套用各种外人范本，改装、重组各种理论资源，在批判扬弃的基础上，建构本土化的左派史学。然而，中共对苏联、日本左派的中国研究并不总是正面欢迎的。1938年以后，由于中共提出学术“中国化”，外人著作逐渐失去借鉴价值，显得过时、落伍了，至少在宣称上加以批判，消除影响，以凸显中国左派史家的主体地位。这种变化原因不限于一端，而政治力量主导学术的因素不应忽视。马札尔、拉狄克、沙发诺夫的政治生涯颇为坎坷，均被视为斯大林政权的敌人，1937年马札尔被处决，1939年拉狄克在狱中死去，1942年沙发诺夫在流放中逝世，他们都被看成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在抗日战争背景之下，森谷克己、佐野袈裟美被中共史家视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中共史家对他们除了批判不足以显示个人政治立场的正确。但是这些“叛徒”或“帝国主义代言人”有关中国历史的论述，却时常被国内左派史家“明批暗袭”，似不能否认。

　　简介：李孝迁，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注释】：

　　①“左派史学”是时人的提法，并非无中生有，毫无根据。1933年清华大学史学系学生王栻就提出史学界存在所谓“右派”、“左派”、“中央派”，他说：“在今日中国史学界情况下，敢于作通史者，仅有二派：一派为守旧之右派，如柳诒徵及缪凤林辈，以中国旧有之历史哲学为基础，以整理旧史;一为新起之左派，以新输入之唯物史观为基础，大刀阔斧地构成中国社会进化史。至于中央派之胡适、顾颉刚等，利用西洋19世纪之史学方法，欲用考据入手，逐渐整理，尚未敢着手贯通五千年之通史也。就将来结果而言，或以此派为最有希望，但以目前之未经清理之史料，殊未足以筑通史。”(《夏鼐日记》第1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5页)1947年贺昌群说：“左派历史学以唯物史观而整理，虽肤浅，亦大受欢迎。”(《夏鼐日记》第4册，第113页)1947年4月1日，缪凤林应浙江大学史地学会之请，在学校公开演讲，题为“评所谓左派的历史著作”(《求是周报》，1947年4月11日，第2版)。因此，“左派史学”或“左派史家”的提法，是能成立且能被读者所辨识，并非系生造新词。

　　②梁启超：《清代通史·梁序》，萧一山：《清代通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再版，第5页。

　　③黄夏年编：《朱谦之文集》6，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④关于拉狄克的生平，详见拉兹齐等编著，北京大学《共产国际人物传记辞典》翻译组译：《共产国际人物传记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1～343页;Warren Lerner，Karl Radek：The Last Internationali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按，“Radek”中译名除了“拉狄克”，尚有“拉迪克”、“拉德克”、“拉迭克”、“拉碟克”、“拉特克”、“腊狄克”、“拉底克”、“拉的克”、“腊殆克”等。

　　⑤1926年7月胡适访问莫斯科中山大学，主动与拉狄克接触。参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4，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237页。

　　⑥⑩尹若夫：《卡尔·拉狄克评传》，《苏俄评论》第11卷第3期，1937年3月31日。

　　⑦方峻峰(陶希圣)：《托洛斯基派之中国社会论》，《新生命》1930年第3卷第5期。

　　⑧李锦蓉：《我的道路》，《中山文史》1990年第20辑，第168页。

　　⑨史唐：《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回忆》，《百年潮》2005年第2期。

　　(11)徐懋庸：《拉狄克论》，《新学识》1937年第1卷第2期。

　　(12)尹若夫：《卡尔·拉狄克评传》，《苏俄评论》第11卷第3期，1937年3月31日。

　　(13)《拉狄克等付公开审判》，《苏俄评论》第11卷第1期，1937年1月30日。

　　(14)为了充分说明此书内容，先备列目录于次：一、欧洲资本主义开始侵入时的中国情形——土地私有制在中国是否已经存在——有没有大批的土地占有;二、当时商业资本的发展——手工业的进步——中国不能达到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因;三、中国国家的起源——封建时代的政权——秦始皇的政制改革——商业资本的政权——元朝的政权与商业资本;四、农民政权之建立——农民政府转化之原因——王莽的改革——王安石的变法——历代政权的性质;五、欧洲资本主义之侵入中国——武力进攻的结果：南京条约、天津条约——买办阶级的发生及其作用——中国的商工业与帝国主义;六、在中国东方的日本的勃兴——中日战争与马关条约——从此各帝国主义把中国认识清楚了——中国无能的暴露;七、俄国之必然东侵——过去的中俄关系——俄国觊觎满洲的野心——西伯利亚铁道之建筑;八、德国的东来——它的统一、发展、东来，与俄法威胁日本退还中日战后的侵地;九、帝国主义要殖民地化中国——俄国借款事件——李鸿章与张荫桓卖国的证据——租界、债务、铁路等侵略政策;十、上层的改革运动——康有为论变法——戊戌维新——这个运动的失败及其教训;十一、下层的反抗运动——义和团之崛起——皇室、官僚的态度——义和团的暴动——八国联军的掳掠——辛丑条约;十二、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筑铁路的政策——银行团之产生与作用——铁路与中国产业;十三、由铁路政策到矿山、租借地之让与——势力范围的形成;十四、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工厂就地剥削——中国资本主义开始发展——帝国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十五、中国政权因帝国主义所加与中国的财政负担而削弱——资本主义破坏农村的间接方法——农村的破坏和赋税的增加;十六、土地占有的形式——地主的来源与性质——农民的物质状况。

　　(15)参见：《Radek对于中国社会史的观察》，《中国新书月报》第2卷第6号，1932年6月。

　　(16)“在下卷要分析义和团暴动后之中国革命运动，孙中山主义的发展，及一九一一年革命之组织，国民党之产生，和现代中国工农运动之发生。此后，我们研究到最后的问题——中国革命政纲，怎样建设国家，怎样建设经济，怎样为工农的革命而提出经济的政纲及怎样反对外国的帝国主义——这些问题要常回复到经济问题的。我想这种分析可给中国一般的及国际的革命者以中国问题一个基本的材料，使每个青年革命者的政治认定不基于愿望而基于事实。”(拉狄克著，克仁译：《中国革命运动史》，新宇宙书店1931年再版，第256页)下卷因拉狄克离开莫斯科中大而没有继续完成。

　　(17)《二十世纪》1932年第2卷第2期，第220页。

　　(18)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序》，第1页。

　　(19)拉德克(拉狄克)著，克仁译：《中国历史之理论的分析·再版序》，辛垦书店1932年版，第5页。

　　(20)明：《中国革命运动史》，《新东方》第3卷第7期，1932年7月30日。

　　(21)徐一儒：《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1930年第1卷第2、3期合刊。

　　(22)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第63、77页。

　　(23)朱其华：《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生命书局1931年版，第292页。又见朱新繁(其华)：《关于中国社会之封建性的讨论》(《读书杂志》1932年第1卷第4、5期合刊)。对于这段引文，朱氏谓摘录自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但核查中译本，并无此文，疑系朱氏自己的一种概括，其意与拉氏略有不同。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伍启元编《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版)第166页注二亦引用此段文字，后来被反复引征，或接受或批判，影响极大。

　　(24)李立三：《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8页。

　　(25)朱新繁：《关于中国社会之封建性的讨论》，《读书杂志》1932年第1卷第4、5期合刊。

　　(26)麻星甫组编：《杨秀峰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27)杜畏之：《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

　　(28)余慕陶：《世界文学史》，乐华图书公司1932年版，第136～137页。

　　(29)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中译本对这个“循环”的描述并不清晰，可能是节译的缘故。莫斯科中大留学生不仅翻译了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而且1929年新宇宙书店出版莫斯科中大另一本讲义《西方革命史》(金果尔、朴利果仁合著，高峰译)，在中国左派学者中亦相当流行。考虑面对的是中国学生，《西方革命史》亦讲了不少中国方面的内容，如“中国历史与西欧历史的关系”、“中国的封建制度”、“中国的商业资本”、“中国的农民战争”，观点大体取自拉狄克。《西方革命史》(中译本，第168～169页)说：“农民的政权，可以转变成反农民的政权，可以转变而站到另一个阶级上成了农民的残酷的统治者与压迫者。中国农民的胜利，有什么结果呢?拉狄克在他的《中国革命运动史》第五讲上曾说过：‘农民的政府总是不能成一个固定局面的，因为农民就是在开始发展商业资本主义的时候，已经表现出它是不能战胜资本主义的(在汉朝的时候)……当时的农民政府实没有能力解决他所遇着的问题，汉朝因此倒台，后来的明朝也是因同样的原因而灭亡。货币经济发达的结果，使由农民暴动而产生出来的政府，不得不顾及到适合于这种经济制度的阶级。因此中国被欺骗的农民，不断地叛变，不断地起来暴动。暴动的潮流，更变了朝代，建立新的农民的政权，后来又堕落，又起暴动，重演着以前的故事。’”对中国朝代的治乱循环，此段译文叙述得更明白。

　　(30)陈邦国：《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读书杂志》1932年第1卷第4、5期合刊。

　　(31)王伯平：《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发轫》，《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第3辑，1932年8月1日。又见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第14册，辽宁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4页。

　　(32)薛农山：《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上册，神州国光社1935年版，第8页。

　　(33)陈啸江：《西汉社会经济研究》，新生命书局1936年版，第461页。

　　(34)丘旭(邱祥霞)：《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与中国革命目前阶段性——拉狄克及陶希圣错误意见之批评》，《摩登青年》1930年第1卷第2期，第96页。

　　(35)钱亦石遗著：《中国政治史讲话》，生活书店1946年版，第183～184、230～231页。

　　(36)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二续)》，《读书杂志》1933年第3卷第3、4期合刊，第51、67、68、74、78、81页。

　　(37)载《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

　　(38)载《新生命》1928年第1卷第11期。

　　(39)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0～93页。

　　(40)向省吾：《中国的商业资本》，《新思潮》1930年第5期。

　　(41)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99页。

　　(42)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第25～27页。

　　(43)沈志远：《研究中国经济之方法论的检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7年第4卷第1期。

　　(44)陈啸江：《西汉社会经济研究》，第463页。

　　(45)钱亦石：《现代中国经济的检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4年第1卷第1期。

　　(46)李锦蓉：《我的道路》，《中山文史》1990年第20辑，第168页。按，拉狄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当讲到太平天国时，换了达林(S. A. Dalin)讲课，后来出版的《中国革命运动史》讲义，收录了达林有关太平天国的授课内容，新宇宙书店中译本删去了太平天国部分和“绪言”，其他内容恐亦有删减，只是一种节译本。据李锦蓉回忆，拉狄克也讲过太平天国运动，张霄鸣《太平天国革命史》最早道及拉狄克写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一书，但笔者尚未找到，故暂从张霄鸣之说。

　　(47)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7页。

　　(48)黄夏年编：《朱谦之文集》(2)，第263～263页。

　　(49)张霄鸣：《太平天国革命史》，神州国光社1933年版，第35页。

　　(50)(51)(53)张霄鸣：《太平天国革命史》，第37、137、261页。

　　(52)李一尘：《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光华书局1930年版，第3页。

　　(54)张霄鸣：《中国历代耕地问题》，新生命书局1932年版，第103～104页。

　　(55)黄夏年编：《朱谦之文集》(2)，第350～351页。

　　(56)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导言》，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广西省政府编译处1944年版，第14～17页。

　　(57)《林伯渠传》编写组编：《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页;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89页。

　　(58)吴玉章、林伯渠：《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吴玉章传》编写组编：《吴玉章文集》下，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745页。

　　(59)(60)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第252、177～181页。

　　(61)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46年版，第161～162页。

　　(62)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第182～198页。

　　(63)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184页。

　　(64)胡华：《中国革命史新编序》，山东省出版总社业务处编：《鲁版图书序跋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6页。

　　(65)张闻天编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1937年版，第56～58页。

　　(66)张闻天：《中国革命基本问题》(1934)，张闻天编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附录，第370～371页。

　　(67)关于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与拉狄克的关系，先行成果胡华《关于扩展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领域和教学内容问题》《胡华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王学勤《简论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编著〉》(《北京党史研究》1993年第4期)、欧元军喜《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已有所论及，特此说明，不敢掠美。

　　(68)《平心文集》2，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页。

　　(69)华岗：《中国大革命史19 25-1927》，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56、60页。

　　(70)朱玉湘：《华岗与中国革命史研究》，朱玉湘：《中国近现代史论丛》，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3页。

　　(71)薛农山：《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神州国光社1935年版，第381页。

　　(72)载《申报周刊》1936年第1卷第14期。

　　(73)田汉：《庚子事变与赛金花》，《女子月刊》第4卷第9期，1936年9月1日。又见陈刚等编：《田汉全集》(18)文论，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47～548页。

　　(74)仲季：《新启蒙运动之路》，《新知识》第5期，1937年5月20日。又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93页。

　　(75)刘亚生：《略评几本外国人著的中国历史》，《解放日报》，1942年1月17日，第3版。

　　(76)杨及玄：《民生史观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2期，193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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