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实践概念的诞生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最初，在青年毛泽东那里，只有“运动”概念。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提出了“调查研究”概念。在延安时期，随着《实践论》的问世，毛泽东的“社会实践”概念正式确立。
青年毛泽东虽然寻求大本大源并没有明确结果，但如果联系他对客观宇宙规律和人生世界真谛的基本理解，我们不难发现支配他的思想行为选择的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观念，这就是《体育之研究》中所说的“动”，文中的“动”，显然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最高范畴，这是天地身心的最根本最原始的本性，而且“动”还是宇宙的目的所在。青年毛泽东对社会、人生和知行问题的许多看法受到它的影响。
师范学校毕业后，随着积极投身激烈的社会斗争之中，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开始重新认识“行”的重要性，不仅看到依靠民众联合来实现救国救民理想的重要性，而且还较为明确地使用“运动”范畴来表明自己对实践活动的理解。
重视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早年就已建立起来的思维模式。新文化运动前期，毛泽东指出，对于社会改造，怎样研究，怎样破坏，怎样建设，依靠头脑的“冥想”必然陷入错误，拿到社会上去“多行不通”，要想思想合于实际，则必须“实地调查及研究”。
在毛泽东那里，与“调查研究”相关概念的使用较早，但真正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的提出却是在井冈山时期。
在1930年毛泽东作了一系列农村社会状况调查之后，他关于实践概念的思考明显地发生了一种深刻的变化，开始使用“调查研究”这一概念来表达他对实践问题的理解。
毛泽东正式使用“社会实践”范畴来概括他对实践问题的理解，是进入延安之后的事情，它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实践论》一书的问世。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敢于突破中国传统知行观在范畴上的限制而大胆使用“社会实践”范畴。虽然“调查研究”与“社会实践”两范畴之间并不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却表明了毛泽东一次全面、深刻的思想变革。从理论研究的范围来看，在《反对本本主义》阶段，毛泽东是研究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以调查研究的成果去反驳当时出现的“唯书”、“唯上”、“唯先哲”的做法。“调查研究”范畴虽然把握了实践活动的基本存在形式，但还不能反映实践活动的全部丰富内容，因而从哲学思维的高度来看，它还没有达到从整体上把握实践活动的水平。人类实践活动并不仅仅体现为调查研究这样一种活动形式，这就要求在“调查研究”范畴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发展，形成同这个范畴紧密相联而又高于它的新范畴。通过借鉴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的“社会实践”范畴，毛泽东科学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如果说“运动”概念侧重于体现行动特点的话，那么“调查研究”概念则更多地体现出认识论特点。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以“调查研究”作为主要范畴来表达他对实践问题的理解与新的阐发，充分体现出认识论视阈的特性。
第一，它阐述了调查研究是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基础，是洗刷唯心精神的根本方法。毛泽东提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这一论述表明，毛泽东不再仅仅从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功能上把握实践的意义，此时的他已认识到调查研究就是认识的开头、起点，人们的认识就是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产生的，是调查研究的产物，而不是调查研究的起点。
第二，它指明了调查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形式，是主观与现实统一起来的一座桥梁。
第三，毛泽东列举并批判了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几种错误情形：(1)“先哲标准”;(2)“本本标准”;(3)“上级标准”，并提出了纠正的办法，即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所以，毛泽东实际上力求通过澄清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一些糊涂认识，扫清在树立正确的真理标准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思想障碍，从而为人们认清调查研究是检验真理标准这一原理奠定思想认识基础。
准确地说，毛泽东真正自觉地在实践问题上运用唯物史观是在延安时期，特别是体现在《实践论》中。《实践论》的开篇伊始，毛泽东就强调认识对社会实践依赖关系这一结论是以人的社会性、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得出来的。同时从“社会实践”概念本身的提出来看，它所体现的也正是人的社会性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总体说来，毛泽东实践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联系，确切地说应该是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既是确立的根本理论基础，也是其发展的重要理论保证。毛泽东通过将认识论与历史观结合，科学地发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路线，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这一点来看，毛泽东实践思想带有极强的历史性。它的许多结论都是对社会历史现象加以反映的结果，而不是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产物，这一点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实践思想的唯物史观理论基础特点。毛泽东坚持并多次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世界历史的动力;社会实践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在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和智慧;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群众。而且正是由于将上述重要的历史观点积极运用到认识过程中，毛泽东才进一步看到了群众路线对于认识论的重要作用。
对于毛泽东来说，具体个人实践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它是受制于具体历史发展的。脱离具体历史，具体个人是无法进行实践活动的;同时对于具体个人实践活动的了解，也是无法脱离具体历史的。因此，在毛泽东那里，坚持社会存在第一性，是从事社会实践的最基本前提。由此可见，实践的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观点，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从本质上说，人类历史正是在人们追求着自己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得到实现的。
关于实践的政治哲学思考开了一个好头，让青年毛泽东看到开展革命“运动”的必要性。“运动”与“行动”之间的天然联系，表明青年毛泽东一开始所关注的是实践的“行”的特质。当毛泽东从认识论角度指出“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时，标志着毛泽东由实践的“行”转向“知”，看到了“知”在实践中的重要意义。当毛泽东从唯物史观角度指出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性时，毛泽东的实践思想成为“知行统一”观，所强调的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因此，总体说来，在毛泽东深入把握实践本质的过程中，无论是认识论思考，还是唯物史观思考，都是缺一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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