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为史学大国，产生了不少解释世界的范式，帝国史便是其中之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英国的世界历史研究发端于殖民扩张的需要，形成了以英帝国为中心、以帝国争霸为线索的解释世界的范式。
帝国史如何成为主流史观
帝国史研究范式同西方其他解释世界历史的范式有类似之处，都源于基督教神学的普世主义。它强调善恶二元对立，将历史发展进程视为善的上帝之城改造恶的世俗世界。近代以来，英国历史学家的“启蒙”、“工业化”和“国际秩序”成为新的上帝之城。从英帝国到以英帝国为核心的帝国体系便体现出这样一种秩序：从英国等西方国家到亚、非、拉美等地区建立起的殖民帝国是传播“文明”的载体。这些带有目的论的线性发展观可被称作“文明使命观”，它们的核心是“文明”的英国人或西方人对抗“野蛮”的非西方人。
这种史观长期存在有四个原因：历史文献的可获得性、英国等殖民宗主国官方和公众的偏狭意识、利益集团赎买意识形态空间和国际力量(主要是南北方力量)对比。自从19世纪后半期史学专业化以来，专业史学岗位的设立成为史学发展的风向标，并成为诸多因素集中作用的焦点。从英帝国史的发展来看，1905年拜特殖民史教席在牛津大学设立，1919年伦敦国王学院设立罗得斯帝国史教席、剑桥大学设立维尔-哈姆斯沃思帝国和海军史教席。上述三个最早产生的专门教席都由帝国征服战争获益者捐赠，设立岗位的直接目的是应对评论家对帝国扩张的批评。
最早的这批专业人士将帝国扩张视为英式自由、大宪章精神、议会政府、习惯法、司法系统散播到海外的进程，认为美国革命是英裔移民秉承英国模式建立海外自治政府的最佳典范。由于被侵略的国家和地区无力形成专业的现代史学队伍与之抗衡，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帝国史都是主流史观。这种史观含有三个主要论题：一是英帝国如何扩展宪制自由、普遍的法律统治、民主政府，以及如何反对无政府状态或者野蛮主义，其他西方帝国皆不如英帝国，而东方帝国则是专制、残暴的化身;二是英帝国如何用自由劳动力代替奴隶、用自由贸易代替无效率的自给自足经济，协同其他西方帝国建立起全球性的经济网络;三是传播英式的“公正”、“仁慈”和“人道”的价值观。简单而言，扩展政治“文明”、创立全球经济体系、扩散西方价值观成为帝国秩序的三个支柱。帝国被视为带动亚非拉社会迈进现代社会的引擎。在这个意义上，帝国成为白人的“负担与责任”。这一倾向构成“人道”的、“自由”的、“民主”的帝国论调的渊源。
殖民地地区研究动摇帝国正义论
20世纪50年代，随着世界民族主义浪潮逐渐形成，约翰·加拉格尔(John Gallagher)和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代表了一种新的态势：重视殖民地地区研究。1961年，他们出版的《非洲和维多利亚人》(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The Official Mind of Imperialism)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以殖民地为分析中心的研究路径，提出帝国扩张源于殖民地地区的政治“真空”。1986年，罗宾逊撰文声称宗主国不断吸收殖民地潜在合的能力是维持殖民统治的关键。殖民地合和地方性政治“真空”成为帝国扩张与衰落的关键，这在某种程度上表示英国学界对帝国角色产生怀疑，甚至反对前述的帝国史观。同时这种倾向具有反殖民地民族主义的意味，既然帝国维系的关键在于殖民地的状况，帝国主义者的责任无形中便降低了，这导致研究主题偏离经济剥削、种族主义和它们的影响。
随着原殖民地地区力量的壮大和冷战的需要，原有“文明”和“野蛮”的划分受到挑战，帝国研究发展出三种学术倾向。一是帝国官方或者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的政治宣传开始进入研究视野，如对印度的甘地或者肯尼亚的肯雅塔的研究，再如对英方政府文告和英资广告、影视作品的研究，这种研究倾向看似重视研究民族独立运动，实际上却失之于碎片化，难以对原殖民地民族历史或者殖民宗主国的历史形成实质性的挑战;二是冷战高潮时期宣扬自由主义以反对共产主义的学派，该学派同样将帝国置于无罪的位置;三是受萨义德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影响对帝国文化进行研究，该学派采取反西方的立场。进入80年代后，第一种和第三种研究模式逐渐合流，第二种模式随着冷战结束一度陷入低迷，进入21世纪后却又重新高涨。
帝国正义论死灰复燃
进入21世纪，由于失去制衡力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在全球展开新一轮帝国扩张浪潮。它们在文化领域鼓吹新自由主义运动，帝国正义论卷土重来。关于帝国史的研究缩小为研究白人移民的世界，特别是白人移民开疆扩土的精神和行为，被称作“边疆精神”。在研究地域上，北大西洋两岸成为焦点、研究对象向白人移民组成的国家靠拢，而且转化为宣传“人道的帝国主义”、“新自由帝国主义”，宣扬干预有理，公然鼓吹要实行双重标准：对西方文明之外的国家重新实行19世纪那些赤裸裸的殖民做法。帝国被美化为捍卫全球秩序、确保人权和自由民主的得力工具，帝国正义论死灰复燃。
从殖民宗主国出发进行研究的传统不断更新。在世纪之交，皮特·凯恩(Peter Cain)和托尼·霍普金斯(Tony Hopkins)提出，继承了传统土地贵族部分衣钵的英国金融和服务业资产阶级才是英帝国扩张的关键，而非工业资产阶级，而英帝国的扩张又暗合全球化的“历史规律”，从而为帝国扩张披上了一件新的神圣外衣。这种研究倾向的再次高涨表明世纪之交金融资本无须再同工业资本紧密结合，资本主义金融垄断性进一步增长。
然而，持此论调者忽视了帝国主义行径的不可持续性，这才是现代帝国秩序难以长久的根本原因所在。帝国主义者往往依靠各种手段(往往使用暴力手段)控制一地政权，让本国资本仅足够维持当地最低限度的社会再生产，鼓动当地政权修建对外输出的基础设施，花费则由当地税收和被迫降低的劳动力消费额中抵消，种种作为的最终目的在于抽取一个地区的劳动力和资源。这种方式不仅在道德上应该受到谴责，在经济上也不可持续。在某种程度上，21世纪结束新帝国主义的斗争，就如20世纪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一样，注定成为各自世纪最大的社会进步。
跨民族史范式的崛起
在帝国正义论愈演愈烈之际，另一股被称作“跨民族史”的学术思想也在发展，为超越帝国史指出新的方向。该研究路径试图摆脱南北二元对立，发达、欠发达等原有的二元概念框架，不再为世界历史发展寻找一个统一稳定的动力，如前述的帝国政府或者某个阶级、利益集团。该路径主张研究跨越政治边界的各种联系，帝国甚至不再成为研究的主角。研究的焦点转向政府外的个人、团体、移民或者各种非政府的独立组织，探讨各研究对象在民族内外角色的转化，探究民族内外部交流的促进和阻碍因素，从民族内外部交流的角度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进而强调全球联系的重要性。该研究范式试图实现去政府化、去中心化和去民族化，仅研究客观历史现象的取向。虽然这种研究倾向无中心、无统一动力，难以统一世界历史发展的理解，但它终究是对帝国史的一种超越。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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