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权力”和“资本”并不是严格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中的概念，“权力”既指权力，也指掌握权力的人;同样，“资本”既指资本，也指掌握资本的人。
这些年来，有个说法叫“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是一个很容易被歪曲和利用的说法。究竟谁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主体，关进什么样的“笼子”，在什么情况下“关”，这些问题必须搞清楚，否则即使是出于良好的动机也会导致消极的后果。
在“权力”、“资本”和民众之间的利益搏弈中，民众的力量是最弱的，当“权力”和“资本”勾结的时候，民众只能是砧板上的鱼肉。在国内这些年来发生的强拆基本上就是“权力”和“资本”合作的杰作，甚至是某些地方政府的“权力”充当了“资本”的打手。应该把“资本”和“权力”都分别关进“笼子”里，民众和“资本”共同监督“权力”，同时民众又要依靠“权力”依法约束“资本”。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唯一能够约束“资本”，保护民众权利的只有“权力”。假如在反对权力被滥用的同时片面强调“把权力关进笼子”，只能在客观上造成处于次强地位的“资本”一家独大的局面，而且根本对其不可能约束或者非常难约束。有人把“资本”等同于民众，如果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和故意混淆概念，拥有大量财富的人与一般百姓是不能画等号的，“资本”虽不能像“权力”那样具有显性强制力，强迫你必须这样做，但是它具有隐性强制力，迫使你不得不这样做。
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促成了“权力资本化”，或者说为“权力资本化”推波助澜，这是“权力”和“资本”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第一次结合。
作为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领军人物之一的张某迎张大人，再没文化的人都不会很陌生，他首推“价格双轨制”，又提出促进私有化的“吐唾沫理论”，还雷人地说：“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
2012年12月19日，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2年度观察家年会暨第二届中国改革峰会”在北京召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某迎做了“反腐败的两难选择”的主题演讲。在演讲中，他表示，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会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
张某迎认为，反腐的目的是建立廉洁、高效政府，而不是为反腐而反腐。建议以“十八大”为界，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后继续腐败的官员新帐旧帐一起算。问题的妙处就在于，原来把腐败当成推进私有化灵丹妙药百般推崇的张某迎竟然也高喊起反对腐败来了，并且主张赦免贪官。
为了防止某些朋友怀疑这是“毛左”在造谣诬蔑精英张某迎，在下面的论述中尽量引用张本人的某些话作为证据。
价格双轨制“改革”是张某迎对中国改革的一大“贡献”，当时很多人就是凭借价格双轨制发掘了第一桶金，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20多年前有句口号叫反对“官倒”，那个时候“官倒”就是在双轨制的土壤上产生的。
关于这一点有张某迎本人2008年11月17日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的记录为证：
经济观察报：腐败问题到今天仍然严重。所以这些年有人言辞激烈地批评双轨制，说是双轨制带来了腐败。
张某迎：说老实话，在提出双轨制的时候，我想到了会出现不适应，我们过去是国家本位，如果价格过度地变化，会使政府部门、人们的观念、企业家都不适应它，但是没有想到腐败会如此严重。
经济观察报：只是想怎么解决问题，但是带来的问题还没有充分考虑。
张某迎：是这样。我那时候对价格双轨制的认识还是很粗浅的，只是感觉价格改不动，一切都无从谈起，但一下子走到完全的市场价格又不可能，必须想办法突破这个僵局，出路就是通过“双轨制”逐步完成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但没有想到双轨同时并存可能发生严重的官倒和贪污腐化问题。
如果说他提出双轨制有好心办了坏事的因素的话，那么下面的事情就令人费解了。在前些年的国有企业改革中，我们某些精英经济学家也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权贵们有的虎视眈眈，有的对国产张开血瓢大口时，厉某宁说：“在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 盛某说：“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张某光说：“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张某常提出：“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
“精英”们支持权贵抢劫公产的理论还有相当多，如“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改革成本论” …… 其中，张某迎创造一种“吐痰理论”，独具特色：张某迎他写道：“公有制是一个大饭碗，需要有人往里面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认为不能吃就走开了，一碗饭就属吐唾沫的人私有了。” 还有“冰棍”论：“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现在人们常常提到一个概念――权贵，究竟什么叫权贵，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都明白，由于有权而富贵的人就是权贵的一种。那么张某迎等在权贵的形成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也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了。
关于他的“腐败次优”论，他是这样解释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属于公民个人和企业的权利，在我们国家则被政府部门垄断，如开办企业，从事投资活动都得政府批准，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行贿’的办法‘赎买’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从事正常的经济活动。针对当时反腐败只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我在1996年的一次会议上就指出，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统治经济的体制，不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权，私人产品(按照经济学的定义，使用上没有排他性)领域的腐败反倒是一个‘次优’选择。”
面对已经出现的腐败现象，茅某轼老先生说：“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5000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5000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
上述的就是张某迎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中国腐败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也就是他们在推进“权力资本化“中的所作所为。
目前的中国穷富两极分化，1%的家庭掌握着41.4%的财富(《凤凰周刊》2010年第18期)。富裕起来的几种人中，一种的确是靠勤劳致富和合法经营的;一种是靠违法手段致富的;一种是靠父辈的权力致富的;一种直接就是靠本身的权力致富的，即因“权”而“贵”，这种就是标准的“权力资本化“。
从掌握资本的人来划分，又分为几类，有一般的“民间资本”，即靠勤劳致富和合法经营而拥有财富的人(当然里面也包括在一定程度上靠违法手段致富的人);有“官僚资本”，即“权贵”，是靠父辈或者自己的权力直接或者间接拥有财富的人;有“买办资本”，即外国资本在中国的代理人或者具有跨国公司背景的所谓“民间资本”。同时，也有占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国有资本”。
从表面上看，相对于“国有资本”而言的都是“民间资本”，某些人正是在这一表面现象的掩盖下发起从经济上对国有经济进行彻底掠夺的猖狂进攻以及与此相辅相成的“资本权力化”攻势。
某些人常常故意用“民”的概念掩盖“资本”的实质，通过各种歪理邪说误导和忽悠民众，他们玩弄概念游戏，用“资本”的“非官”属性掩盖作为“资本”的重要部分的“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的实质，胡说什么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欺骗民众为他们进行最后的掠夺和“资本权力化”火中取栗。
“国有资本”具有两面性，首先，由于，它是国家经济的支柱，不可动摇;其次，由于受到特殊保护，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并且暴露出一些弊端。
而“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都抓住这些弊端大做文章，污蔑公有制是“官有制”并且以此为借口，要在中国彻底推行私有化。
但是，作为具体的利益之争和一种斗争策略，“买办资本”也与“官僚资本”有矛盾，“买办资本”不能容忍“官僚资本”凭借裙带关系拥有财富;同时，为了骗取民众的支持，他们有时候也給自己反对公有制的盟友“官僚资本”贴上“官有制”的标签进行反对，这就在经济界呈现出“买办资本”和“官僚资本”相互勾结反对“国有资本”，同时又相互争夺的复杂局面。在推进中国彻底推行私有化的大目标上他们是一致的，而在目前的利益之争中，他们又存在利害冲突。
后改革时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同盟军们利用“权力资本化”引起的民愤把不满引向执政党，摇唇鼓舌，散布一系列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真实目的就要实现“资本权力化”。
经济与政治是紧密联系的，经济决定政治，政治为经济服务。少数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以后，一来是贪得无厌，希望彻底控制中国的所有财富;二来是怕日后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得到的财富会失去，于是要进一步推动政治局势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变化，于是，他们在成功推动“权力资本化”以后，利用由此引起的民愤引向执政党，全力推进“资本权力化”。
茅某轼说过：“改革必须由精英掌舵，不能由老百姓说了算。”
那么，精英是哪些人呢?茅某轼说：“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
“改革就是把原来只有一小部分的权力下放给各个部门，让他们共同寻找权力的租赁并由此洐生出来一部接近权力边缘的富豪”。
这就是公知精英们的“资本权力化”的理论依据。
俄罗斯的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原来是前苏联的官员，利用苏联的私有化进程实现了“权力资本化”，此后，他及其生意伙伴梅纳捷普银行前行长列别捷夫，在1998年至2004年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尤科斯下属公司和其他石油公司2亿吨石油，两人随后通过洗钱，将石油变现，非法获利4870亿卢布(1美元约合30.4卢布)和75亿美元。现年47岁的霍多尔科夫斯基曾是俄罗斯呼风唤雨、首屈一指的富豪，他在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过程中迅速暴富。他控股的尤科斯石油公司原有员工近20万，日产石油170万桶，日出口原油110万桶，分别占俄原油总产量和出口总量的10%和18%。个人资产超过200亿美元的霍多尔科夫斯基曾宣布将淡出生意圈，并在2008年总统选举前进军政坛
衡阳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对以贿赂手段当选的56名省人大代表依法确认当选无效并予以公告;对5名未送钱拉票但工作严重失职的省人大代表，依法公告终止其代表资格。衡阳市有关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分别决定，接受512名收受钱物的衡阳市人大代表及3名未收受钱物但工作严重失职的市人大代表辞职。另有6名收受钱物的衡阳市人大代表此前因调离本行政区域已经终止代表资格。[6]
56位被终止人大代表资格中，有20位来自人大、政府机关、行政机构及国家企事业单位，涉及32位企业界人士。
上述两个就是中国和外国的掌握了一定财富以后不择手段进军权力圈，图谋最终控制政权的，实现“资本权力化”的实际例子。
党中央强力反腐败就是对“权力资本化”的拨乱反正。这一方面是廉洁执政党的队伍的必要，也是保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必要。
所以，强力反腐败受到了公知精英们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强力反腐败是在“维护旧体制”，是阻碍或者延缓所谓“宪政”进程的行为，由此可看清楚他们鼓吹的所谓“宪政”是什么东西。
财富在所谓竞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虽然某些人在美化西方社会制度的时候极力掩盖这一点，但是谁都知道，尽管表面上每个人都有机会竞选领导人，但是任何没有财富和宣传机器作为后盾的人是没有办法与拥有这些的人进行抗衡的。打个比方，假如某个人想竞选某个职位，别说让他与大名鼎鼎的马云竞选，就是与他所在城市的一个普通的企业家竞选也无法胜选。他们只是拥有名义上的被选举权。实际上，他们中的任何所谓拥有治国才能的人也只能和大多数人一道，被迫只能在占有大量财富的人中选择领导人。由于拥有财富的人在所谓竞选中的绝对优势，即使有个别并非拥有大量财富的人侥幸被选上，也只能看富翁们的眼色办事，否则，即使当选也当不长久，即使长久也会出现尾大不掉对下面失控的局面。这种局面与18世纪的波兰就非常相似，只能是一种 “贵族民主”， 这种“贵族民主”让波兰由当时的一个欧洲大国最终被几个国家瓜分甚至一段时间内不复存在。
在选拔各级管理国家的人才时，我们并不排斥拥有一定财富的人，因为这种人也是一种人才，但是如果放任“资本权力化”的进程，让资本最终实现“一家独大”，甚至由外国资本通过这样控制中国，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乐见的，但将是中国历史的大倒退和大悲剧。
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首先考虑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最起码，让绝大多数人与少数精英共同受益。另外，从社会力量的制衡角度来说，作为最弱势的民众既要约束“权力”，也要约束“资本”，既不能让“权力”为所欲为”，也不能让“资本”一家独大的局面出现。所以，我们在坚决反对“权力资本化”，支持高层强力反腐败的同时，对各种经过乔装打扮的“资本权力化”保持高度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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