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素来以史为教。一部《春秋》 ①，伦理教化尽在其中矣。
我国政教合一。历来治国者尤重修史，修史而塑造人民的意识形态，形成不教而伦理肃然的法外道德教化。
国不亡，因为有史。
共和国史，乃共和国立国之本。
政府不修史，却不能阻止他国修我国史，更不能阻止权贵传言成史。青年不可能不读史，无正史则只能接受野史。政府不修史，则无异于放任权贵篡史，则无异于认同权贵伦理，则无异于认同权贵立法，则无异于自觉放弃主权和治权。呜呼，吾未见不治史而能治国者!
共和国经济史，乃共和国史之主体。
经济史史论，必须要有公允的立论原则。
经济史是现代经济学在史学中的具体运用。经济学理论就自然成为经济史史论的重要原则。运用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史史论。而经济史史论，则意味着对制度的历史性评价，也意味着对政治人物的历史性评价。当然，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才能规划共和国的未来。
物理学已经从牛顿定律进化到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经济学也已经从重量法则进化到了能量法则。经济学的重量法则，是指对经济活动的物质总量进行衡量的原则。工业化初期的重量法则侧重于钢铁产量，中后期开始重视GDP(国内生产总值)，我国至今仍然是一个注重重量法则的国家。西方经济史学已经更重视能量法则，他们抛弃重量法则超过半个世纪了。经济学的能量法则，是指对经济潜能的综合水平进行衡量的原则。国际上主要流行四种衡量方法，克劳斯·克诺尔(Klaus Knorr，1956)最早提出综合国力方程②。克劳福德·哲曼(Clifford German，1960)提出国家实力指数方程 ③。维·福克斯(Wilhem Fucks，1965)提出非线性国力评价方程④。雷·克莱因(Ray Cline，1975)提出更为系统的国力评价方程 ⑤。美国兰德公司泰利斯等学者首次提出了在后工业化时代衡量国家实力的方法 ⑥。他们认为传统的指标和方法无法反映信息化条件下的国家实力。西方发达国家摈弃了重量法则，而使用能量法则评价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由此而延伸出再工业化的崭新理念。我国主流经济学家，邯郸学步于西方古典经济史史论。他们用重量法则来评价共和国的经济史，他们将共和国前三十年经济史捣成了一团浆糊。胡鞍钢们和他们推崇的安格斯•麦迪逊(英语：Angus Maddison，)⑦就是重量法则的经典代表，在他们的中国GDP经济史叙述中，共和国前三十年前不如民国，共和国前三十年后不如改革，他们用GDP经济史史论否定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他们也用同样的手法否定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经济建设。不止于此，林毅夫们提出什么“后发优势”理论⑧，竟然提出耗损能量(国力)以增加重量(GDP)的投机型经济发展模式，他们不仅推动中国经济走向投机并自我毁灭，还推动全球发展中国家一起走向投机和毁灭。在重量法则(GDP)逻辑下，垒灶的不如砸锅的，越是勤俭建国经济评价就越糟，越是王朝末年经济评价就越好。与之迥异，英美新锐经济史专家却在使用能量法则，他们在使用综合国力评价方法重新审视自己国家的历史，他们在使用能量法则重新规划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事实上，如果用能量法则，共和国前三十年综合国力提升是古今中外所罕见的，改革的成就正是源于前三十年积蓄能量的总爆发。只要使用能量法则，共和国历史评价问题将迎刃而解，共和国未来的出路也就渐渐地清晰了。当然，经济史论，也能辩证解释“老路”和“邪路”问题，也就为未来共和国经济发展勾勒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历史从未完结，史论就是政论，就是国策，就是法律。今天，我国仍然无法抛弃重量法则作为治国原则。GDP崇拜挥之不去，能量法则束之高阁。以耗损共和国能量，去制造重量增长的表象，去牟取利益集团的暴利，三十余年来成了基本的政论、国策、法律。举国蔑视前辈勤俭建国(能量积累)，举国以奢靡浮华为光荣(能量损耗);举国嘲讽美欧艰难的能量积累，举国以损耗能量为盛事(发展是硬道理)。山河破碎，雾霾重重，四野荼毒，人心惶恐。史论误入歧途，政论晦暗不明，国策飘忽不定，法律形同虚设。谬论披靡，祸国殃民!
史论者，英雄之论也!史论如斯，国人审美能不扭曲?吕不韦当年去国，就是因为他看透了繁华的阳翟必成烟云。吕不韦尚且知道能量法则，他知道大秦厚积薄发必成大器。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前辈们节衣缩食，积聚了巨大能量，后辈不懂得敬重，反而轻薄诋毁;共和国后三十五年，宵小们贩家卖产，折腾出一点儿转头瓦砾，后辈们却窃以为喜，而不知祸伏其后。史灭矣，英雄落魄，国家岂能不危!
史论，就是一个民族的高度。没有了高度，就没有了远见卓识。一个鼠目寸光的民族，还有奢谈什么伟大复兴?连史都没了，复兴到哪里去?连祖坟都挖了，灵魂将归依何处?一地的转头瓦砾，还敢谬言国学?
无史，则人民弱智。人民弱智，则精英群痴。大清精英群痴，拒绝变法，竞相砸锅;民国精英群痴，结党营私，竞相砸锅。于今，是否精英群痴，老虎苍蝇们应该知道!
史论如山，岂敢造次，只能略论，留待正史。
最后，以毛泽东的念奴娇《读史》结束全文。
①、《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第一部汉民族编年史兼历史散文集。作为鲁国的编年史，由孔子修订而成。《春秋》经书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由于《春秋》的记事过于简略，因而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详细记录的“传”，较为有名的是被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②、克劳斯·克诺尔(Klaus Knorr，1956)提出的国家实力含义包括经济能力，行政竞争性和战争动员能力。这是最早的综合国力方程，人们已经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仅是经济实力，尽管它是国家实力的基础。
③、克劳福德·哲曼(Clifford German，1960)提出国家实力指数方程：
G=国家实力=N(L+P+I+M)
式中N为核能力;L为土地;P为人口;I 为工业基地;M为军事力量规模。该方程是以核能力为中心的国力方程，一个国家的实力是与拥有核武器能力成正比，它反映了在冷战和核时代条件下，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的特殊重要性。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大国都在拼命发展核武器，以其作为最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和战略手段。
④、维·福克斯(Wilhem Fucks，1965)提出一个非线性国力方程。该方程考虑三类变量：一是人口规模(P);二是能源生产(Z);三是钢产量(Z1)。其方程为：
M=(P^2)*Z
M=(P^(3/2))*Z1
该方程是以工业化时代的传统资源为基础，其主要国家战略目标是全球获取更多的能源，大幅度提高本国的工业生产能力。
⑤、雷·克莱因(Ray Cline，1975)提出如下国力方程：
P=(C+E+M)*(S+W)
式中C为土地和人口;E为经济实力，包括收入+能源+非燃料矿产资源+制造业+食物+贸易;M为军事能力，包括战略平衡+作战能力+激励;S为国家战略系数;W为国家意愿， 包括国家整合水平，领导人能力，与国家利益相关的战略。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国力方程，方程的第一部分是客观实力或硬实力，方程的第二部分是主观实力或软实力，而综合国力是两者的乘积。反映了研究者对软实力的重视，但是如何计算软实力是比较困难的。这种方法曾被美国军方用来评估国际系统的长期趋势。
⑥、美国兰德公司泰利斯等学者首次提出了在后工业化时代衡量国家实力的方法。他们认为传统的指标和方法无法反映信息化条件下的国家实力。文中大量介绍了许多新概念，但是没有给出计算公式和计算结果。
⑦、安格斯·麦迪逊(英语：Angus Maddison，1926年12月04日-2010年04月24日)，英国经济学家，格罗宁根大学法学院的经济学名誉教授。麦迪逊出生于纽卡斯尔。他本科毕业于剑桥大学。在麦吉尔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了一段时间研究生，他决定不读博士，回到英国在圣安德鲁斯大学任教一年。1953年，麦迪逊加入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后来任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经济部主管。1963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麦迪逊任经济发展司司长助理。此后不久，他离开了经合组织，在接下来的15年里做委任咨询，其间包括他回到经合组织工作了4年。1969-1971年，麦迪逊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工作。麦迪逊还担任了各机构的政策顾问，包括迦纳和巴基斯坦政府。此外，他还访问了许多其他国家，而且往往直接向领导人进言，如巴西，几内亚，蒙古国家的政府领导人，苏联和日本的领导人等。这使他获得了对决定经济增长和繁荣各种因素的独特见解。1978年，麦迪逊被任命为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教授。2010年，麦迪逊在巴黎西北郊的塞纳-马恩省河畔讷伊逝世。
⑧、林毅夫(英文名：Justin Yifu Lin，1952年10月15日-)，生于中华民国台湾省宜兰县，原名林正义，后改林正谊，到中国大陆后再改现名。林毅夫叛逃案的当事人，中华民国政府认定他是通缉中的叛逃军官，其刑事责任永远不会免除。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林毅夫于1978年取得国立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1979年担任金门马山连连长驻守福建金门时带着机密资料和一只篮球泅水离台至厦门，1982年取得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1986年取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1993年升任北京大学教授，1994年共同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后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亦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至第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现名发展中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资深副行长。林毅夫所谓的“后发优势”，既不是技术优势，也不是管理优势，而是靠低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价格形成的价格竞争优势。林毅夫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能量消耗理论，是将发展中国家纳入西方全球化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并不认同林毅夫的能量消耗理论。很遗憾，他的理论在中国成为了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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