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与科学的民主制度？

　　民主是什么?通俗点讲就是人民(中性词应该是“民众”)在对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事务进行决策时享有尽可能大的自主权利。历史地看，自人类社会进入私有制以来，民主就一直是数量最为庞大但又身处社会最底层的那个群体孜孜以求但却从未真正得到的东西。所以，“民主”与“私有”从奴隶社会以来就是一对“水火不容”的孪生兄弟。尽管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代议制”的出现在“民主斗争”的进程实现了巨大的跨越，是一次历史性的进步，但事实上，“代议制”的民主形式本身仍然存在巨大的缺陷，可以这样说，“代议制”只是实现了形式上或者说程序上的民主，而不是普罗大众真正追求的实质上或者说实体上的民主，所以“代议制”的民主离真正的民主还存在巨大的距离

　　什么才是真正科学的民主?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回答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民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民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山人认为，民主及其保障制度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对掌控政权的官僚精英与掌控社会财富的资本精英真正构成有效的约束。任何一种民主如果不能同时实现对官僚精英与资本精英的有效约束，那么这种民主就不是真正科学的民主。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私有制以来，社会财富的分配权就由极少数社会精英所控制，控制这些社会财富分配权的精英集团自然而然围绕着共同利益组成了国家，并为确保长期控制社会财富分配全而构建了庞大的国家机器与官僚体系。而加入到这个官僚体系的社会精英就成了官僚精英。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社会生产围绕着土地与人口这两个要素进行，所以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绝大部分战争都是围绕着争夺土地与人口这两个生产要素而展开的。而控制社会财富分配权的官僚精英集团也是通过划分土地与人口的方式以及纳税的方式来实现社会财富分配的。

　　西方的工业革命，打破了传统的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生产要素中增加了资本——这一组织大规模工业生产必不可少——要素，并且资本在所有的生产要素中处于主导地位，其他生产要素则围绕资本要素进行配置。因此，社会财富的分配权开始发生了分化，封建社会官僚精英所控制的社会财富分配权开始向资本精英转移。欧洲大陆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本质上就是因为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发生的以封建君主(或者国王)为代表的官僚精英与掌握了生产要素中主导性要素的资本精英之间围绕着社会财富分配权而展开的权利再分配的争夺而已。最终，掌握着社会生产核心要素的资本精英们取得了胜利。资本精英获得政权之后，开始着手对官僚精英的权力进行限制，为资本精英攫取和控制社会财富寻求最大的自由空间。

　　因此，西方各种社会制度设计的终极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限制官僚精英的各种权力，同时最大限度地为资本精英享有最大限度地攫取并控制社会财富的权力让路。所以，西方的“自由”实质上是资本攫取和控制社会财富的自由。这种社会制度的本质是对官僚精英的限制与对资本精英的放纵。2008年肇始于美国并且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且即将可能引发全球经济危机，正是西方制度设计存在的天然缺陷的必然结果。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定期爆发的经济危机以及所有的战争都是这种制度缺陷的必然结果。

　　笔者在总结历史社会运动的规律后，在上一篇博文中提出这样的观点“一国之乱始乱于精英，终乱于民众”，“治也精英，乱也精英”。因此，真正科学的民主以及为确保这一民主得以实现而设计的社会制度应该具有对所有的社会精英均具有有效制约的作用与效力，而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制约官僚精英，而对资本精英却网开一面的予以放纵。而西方资本社会民主制度的天然缺陷就在于打着“自由”的幌子为资本肆意妄为的行为网开一面。所以，在封建集权制社会里，“一国之乱始乱于官僚精英”，当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后，只不过前面的那句话被改成了“一国之乱始乱与资本精英”而已。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人类尚不具备找到根治“人类社会混乱病症”良方的智慧。今天的人类社会仅仅完成了将“乱源”由原来的“官僚精英”转移到“资本精英”的“乱源转移”的工作，本质上而言，人类社会只是做了一件“换汤不换药”的治乱工作。那些鼓吹西方社会的制度如何先进、如何代表人类社会智慧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其实只不过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罢了。

　　马克思在思考人类社会的弊端时，其实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人类社会这个难以解开的结，那就是上面所讲的“民主”与“私有制”之间的关系是水火不容的。马克思在发现这个社会症结以后，也尝试着提出了自己的系统解决方案，那就是“去私有化”，试图将制约“民主”的最大障碍“私有制”给消灭。

　　1945年，黄炎培先生与毛泽东进行过一次著名的“延安窑洞谈话”，讨论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个人类社会自进入私有制以来一直想解决但却一直没有找到解决良方的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课题。毛泽东当时给黄炎培先生的回答就是两个字“民主”。笔者相信这是毛泽东当时的真实想法，但是毛泽东所讲的“民主”是不是就是指西方的那种民主呢?至今谁也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共产党成了中国的执政党。随着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变化，共产党部分官僚的思想与行为也随之发生变化，开始出现严重的变质与腐化堕落的趋势，封建社会的官僚习气与官僚作风开始回潮与蔓延，这也是山人为什么在2012年3月写了一篇《毛泽东只摘掉了中国头上“半殖民地”的帽子》这篇文章的原因，某些读者并不明白笔者写这篇文章的起因，也没有看懂笔者的用意，错误地认为笔者是在贬低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当时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半封建”已经在部分共产党员尤其是部分高级官员身上回潮的问题，因而他必须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为此，毛泽东探索并尝试了一条与西方民主不同的“民主”实践。这个民主实践就是后来延续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历史上又被称为“大民主”。“大民主”通过发动广大下层民众起来对那些思想上与行为上开始倒退到封建社会的官僚精英的进行二次革命，之所以叫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给那些行为上已经或者行将腐化堕落、或者思想深处存在腐化堕落的诱因的“官僚精英”与社会精英进行一次行为上的矫正与思想上的大扫除，并且要求定期进行大扫除(每隔七八年搞一次)。

　　所以，“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一次对掌握与控制中国社会财富分配的官僚精英的权力制约以及滋生官僚精英思想的知识分子精英的一次精神层面的大洗礼。正如习近平在谈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两个时期都不能否定”所指出的“对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的探索成果和巨大成就，必须充分肯定”。无疑，“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中国式的“民主”探索与尝试。由于这次“民主”探索与尝试建立在个人的权威与影响力基础上，缺乏科学的组织保障与制度保障，最后失败了。

　　但是，“文化大革命”所探索的不同于西式民主的“大民主”模式存在的缺陷本身并不反证西方民主的完美。从功能与作用上而言，“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模式与西方的民主模式都是为了制约与约束官僚精英，因而两种民主模式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只是使用的手段与表现方式上存在差异。

　　同样，相对于封建社会而言，资本主导的西式民主的最大成功之处就在于通过制度建设，界定了官僚精英的“权力边界”，比较有效的制约了官僚精英的为所欲为，但是却没有有效的制约资本精英的为所欲为，正因如此，所以“庞氏骗局”在西方社会盛行，以至于整个美国都成了那些“庞氏骗局”设计者与实施者们的天堂。一旦“庞氏骗局”难以为继，美国这个国家也必将陷入动荡与混乱之中，美式民主的华丽外衣也将严重褪色。作为全球最大的“庞氏骗局”的美国尽快尚可利用最后一件外衣——美元霸权在勉强掩盖这个骗局的最终破产，但是，只要这个骗局继续下去，那么这个骗局中有破产的一天。

　　可见，真正科学的民主与民主制度应当是能同时制约官僚精英与资本精英的。只有这样的民主与民主制度才能真正使人类社会避免动乱与灾难，远离战争永享和平。不过，这样的民主以及确保其实现的系统性制度恐怕仍需人类社会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才能最终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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