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我在一篇文章开篇不久，写下这样一段话：
“你们看，连奥巴马都在诅咒文革，如果不是因为文革的幽灵仍然在中国大地上徘徊，隐隐约约威胁着美国进一步奴役中国称霸全球的战略阴谋，在中国开始文革那一年才刚刚5岁，对中国历史知之不多，当了美国总统没几天的这位黑人小伙子，又何必大光其火?”
那篇文章题目叫做：《连奥巴马都在诅咒文革，看来文革没有结束》(原文2010年1月1日发于《》;//m.drhuete.com/Article/sichao/2010/09/117231.html）
奥巴马任期大约到2016年年底。继任者是谁?鬼才知道。但有一点却可以预知：继任者一定还会像奥巴马一样，反对文革、诅咒文革——因为这是以美国为首西方世界反共反人民长期战略的重要一环，不可能因为换一两任领导人就改变。
文革发生在中国，离得那么远，开始时间距今将近50年，美国的傀儡总统为什么总要记起这件几乎跨越半个世纪的往事?
从表面上看，是向自己的后台——金融资本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反共、反人民，否则就连傀儡都当不成。这一点容易理解。但使人有些不解、仍然被迷雾笼罩的，是在美国长期政治战略中，反文革究竟充当什么角色?这当然需要有一番剖析，才能彻底驱散迷雾，分辨清楚：
世界金融资本赖以生存的经济环境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共产党的目标和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直到建立共产主义。
公有制和私有制，这二者完全不能兼容。天然地存在“不共戴天的矛盾”：私有制如果存在，公有制就无法建立;公有制一旦建立，私有制就必然灭亡。根本原因，是二者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不同。公有制代表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私有制代表极少数金融资产阶级、产业资本家阶级、封建贵族的利益。这两种利益不可兼容。
对这一点，现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政治代表看得很清楚：当世界上第一个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现以后，就立即受到外部私有制国家联合起来进行的军事围剿。但这种军事围剿一次又一次失败了。因为靠这种方式，只会使公有制国家的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因此他们无法取得最后胜利——人民团结的力量是他们永远无法战胜的。他们发现，只有破坏公有制国家人民的团结，使人民分裂，才有可能取胜。要使公有制国家人民分裂，只能从可以组织公有制国家人民的政治核心——共产党入手;他们还发现，他们有一个天然盟友——“几千年来形成的以私有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也顽固地存在于公有制国家人民的意识形态当中。利用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私欲和传统文化中存在的个人主义，他们终于使苏联共产党出现分裂并引起苏联人民分裂，战胜了苏联，使这个国家被分解，变成十几个力量分散、很难重新聚集在一起的私有制国家。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公有制的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的声势之大、范围波及之广、影响人群数量之多，都是自人类产生以来前所未有的。但最关键地是，这场大革命的对象就是被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家看作天然盟友的“以私有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另一个对象则是有可能被西方政治家加以用的部分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不仅在中国达到了阶段性政治目标而且震动并影响了全世界。领导这场大革命的就是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屡次战胜美国侵略者、让美国总统不得不低头去书房登门造访、谈论哲学的毛泽东主席。
这一大段文字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是对西方政治家可以作为依据，制定、形成最高政治战略的历史背景的抽象描述。不管这些政治家在口头上是否承认，都可以用他们所做的事情为注解，从中提炼出一条清晰的主线：
反文革——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反人民
这条主线的起点就是反文革。
许多年来，为了反文革，美国政治家首先动员居住于美国的“中国学者”——利用他们曾经是中国人、曾参与过文革的身份，不惜捏造谎言，编写了大量诋毁文革的书籍资料。再由这些学者将这些书籍资料通过他们的亲友外加其他各种渠道，向中国大量散发、传播。这种手法和当年捏造事实、编制谣言，攻击斯大林大清洗所用手法，几乎一模一样。
例如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高级讲师(据百度)的王友琴，就充当过编制谣言的角色。她编写的《1966-1976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一书，援引了部分真实事件，以便将此书装扮成一种学术著作、调查报告模样。但基本分析罔顾事实，充满逻辑矛盾，足见是一部充满政治偏见的谎言大集合。
书里引用的关于1966年8月5日有邓小平女儿(邓榕)参与打死卞仲耘一案。
现在十分清楚，毛主席8月5日写的、8月7日十一中全会印发的第一张大字报，明确提到“50多天里，……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当月(稍晚些时候)，再次重申“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成文于1957年6月19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包含这种思想。不仅贯彻文革始终，也贯彻于毛主席领导革命思想、理论斗争的全部过程。
因此，打人的事和毛主席毫无关系，和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宗旨完全背离。
写大字报和打死人日期重合，是纯粹的巧合。
要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那就是毛主席的大字报反映了毛主席对类似打人、人身攻击一类伪装革命、披红色外衣的“白色恐怖”强烈反感和对一线领导人进行社会主义路线和政策教育失败的极度愤怒达到高潮;与此同时，弥漫在校园里一小撮人抵制文化革命的情绪也达到高潮。
卞仲耘之死发生在“50天”的末期、工作组被撤销后短暂时间里。游斗、殴打卞仲耘致死的北师大女附中低年级女生(邓榕为首，其余多为军队高干子女)，——这所学校是邓小平搞运动的“点”;邓小平一个月前刚去学校讲过话(内容不详)，对刘少奇、邓小平有可能成为资反路线的代表、成为思想斗争对象不易接受。情绪失控，演变成用暴力对抗、抵制文化革命的破坏者，也很容易理解。(挂牌游街不能解决任何思想问题，本属于轻微暴力，打人则使暴力升级，均带有政治示威性质。在工作组被撤销后，向谁示威?决定撤销工作组的人!)
但在王友琴书中，把抵制、反对文化革命，违背基本政策，不遵守“不许打人”的纪律，把行凶打人者造成被打者死亡的罪孽，一律强加到文革头上，——
——反文革的罪责竟然由文革来承担，这岂不是天下最大的悖论！同此悖论，还可以有，反革命的罪责由革命来承担；反对推翻蒋家王朝、大规模屠杀人民的罪责由推翻蒋家王朝的共产党人民军队承担；400多年前，批判经院哲学和神学、反对地心说，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的科学家布鲁诺的责任，由进步科学家布鲁诺本人承担；几千年来，从中国的柳下跖到陈胜吴广，从意大利的斯巴达克斯到法国的罗伯斯庇尔，他们的死全都是罪有应得，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这种反科学、反人类进步、低级的逻辑悖论竟然贯穿“留美中国学者、文革亲历者”所写的整本书中，由美国著名“反共专家”麦克法夸尔，哈弗毕业、现居美国的余英时和祖籍四川、当代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苏晓康联合作序，强行推广;由曾经是中国人、曾经参与过文革者做身份证明，现身说法，蛊惑人心，诋毁文革;在国内引起一小部分反共分子的共鸣，利用他们掌控的媒体工具，将这种伪造的学术著作(在海外大量流行)和它的孪生姐妹、隐蔽表达类似思想的“伤痕文学”，广为传播，产生极大影响。
几十年时间，内外勾结，披一张科学或文学外衣，散布反科学、反人民谣言的模式，一直被用于诋毁文革。直到宋彬彬、陈小鲁们 “以老红卫兵身份，代表文革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达到巅峰。
宋彬彬(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文革初期在天安门受到过毛主席接见，后长期居住美国——疑已加入美国籍?)、陈小鲁(开国元帅陈毅之子，文革初期“西纠”的负责人)。这帮文革初期非常活跃的高干子弟，——提起这些名字，会让人立即联想起北京的“西纠”、“联动”，想起西安的“红恐队”，想起传说中红恐队总部地下室雪白墙壁上“红色恐怖万岁”几个刺眼的红字。
不管他们以后怎么说，怎么表白，政治立场如何，他们都没有资格代表文革。
文革可能触动他们父辈的政治地位和精神世界，用一种类似“形左实右”的暴力行为制造混乱，抵制、反对文化革命，本质上属于文革的捣乱者、破坏者、反对派——白色恐怖的制造者、暴力行为的推动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他们都只能代表站在人民对立面反对文革的走资派。只能代表中国几千年文化积淀受到剧烈搅拌和震荡最初泛起的沉渣和污秽，代表暴风骤起时一股逆袭的寒流。
由于文革本身就是有千百万群众投身于内、两股力量的搏杀，这种搏杀以“斗私批修”的抽象形式存在于参与者每个个人的精神世界，又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具体形式，部分表现在现实生活当中，表现在无穷无尽的矛盾冲突之中。只能用革命、斗争、矛盾冲突、主流、逆流、各种政治力量、大方向、基本目的、趋势这些抽象字眼来描述。抽象的东西只能被理解。不可被感知。可感知的永远只能是局部和片段。由于个人经验和经历的局限性，文革无法以具体形象的方式被完整表达。世上任何个人都无法用他们的个人形象和行为代表文革的全部过程和真正内涵。除了毛泽东主席。
几个初期参与者在耄髦之年、按照美国人设计的“行为艺术”，向世人展现的不是文革的主要面貌、主流和方向，只是文革初始阶段的短期混乱，是一种不能代表本质的片面“表象”。所宣示的“文革罪行”不过是反文革者的罪行。同样不能代表文革的本质和全部过程、真正意义。利用媒体把相反的逻辑强行传输给年轻受众，形成强行灌输、洗脑式的现代化“精神暴力”，表达的仍然是西方的逻辑悖论。说明表演者已经落入美国人精心设计的圈套，结果又一次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这一次不仅代表中国新生的走资派，还代表西方的政治势力。——几十年时间都不能使他们成熟一点点。这不能不让人为这几个当年老红卫兵思想的幼稚、浅薄和贫乏感到遗憾。
浅薄的逻辑悖论在西方政治家头脑里早已根深蒂固。在他们眼里，革命本身就有罪。发起、领导革命的政治领袖，不管他是白人、黑人，还是黄种人，不管他叫什么名字——是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还是叫马丁路德金，或者叫毛泽东，全都无所谓。就因为他们领导革命运动(也包括改良)，所以更加有罪，并且是原罪。用不着考虑他们所领导革命运动的性质，是否有利于人类进步，就可以指证他们罪大恶极、是罪魁祸首。
这种黑白不分、是非不明，早就成为西方政治家终身遵循、用以捍卫私有制度、在精神上不可触犯的神圣原则。况且对直接冲击这一神圣原则、间接冲击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基础的文化革命，发起人和领导人毛泽东，任何辩解都无效，都不可能被承认。因为他早已被判定为“异端”，终生有罪!
正如前面简述的，西方金融资本赖以生存的经济环境与人民的利益根本不能兼容。“以私有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又是西方金融资本的天然盟友。文化大革命不仅广泛影响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造成强烈冲击和震动，还触动并动摇了全世界以私有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根基。这就使文革成为西方资本势力强烈反对的焦点和目标，必将成为西方资本势力政治长期战略最重要的一环。
但反文革又为什么可以和毛主席联系在一起?因为文革是毛主席倡议发起和直接领导的，反文革就等于反毛，这在逻辑上可以成立，不存在悖论。进一步推想，中国共产党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存在、唯一不可替代的精神支柱。因此反毛直接针对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针对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组织核心、团结核心。打垮了中国共产党，就可以使中国14亿人口在组织上分裂，重新变成一盘散沙，重新受西方金融资本的殖民压迫。这些在逻辑上也全都可以成立，不存在悖论。
在我们的论述中，出现的唯一悖论，就是在“反文革”这个起点上出现的西方帝国主义视为神圣原则、不容辩解、反科学反人民的悖论。依此悖论，可以将人类有史以来积极投身革命、勇于改造客观世界、推进文明进步的一切革命者判定为有罪。
可以想到，“文革——毛泽东——共产党——人民”这条主线互有联系的几个节点，西方政治家可以对其中任意一个节点、从任意方向发起攻击。茅于轼、李锐、吴敬琏、袁腾飞、厉以宁、贺卫方……，全都是身份各不相同的攻击者。攻击侧重点略有不同。但综合起来，要数对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处于起点位置同时又是终点目标的“文革”的攻击，在精神上杀伤力最大。但也最虚弱、几乎不堪一击，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反科学、反人类正常思维到荒谬程度的逻辑悖论的本质。
帝国主义所依据的内在逻辑如果能够成立，世界将永远停顿在奴隶主用棍棒驱赶被铁链拴住的奴隶痛苦劳动的黑暗时代。人类文明将永无进步。
文革是中国几千年前从反对奴隶主的阶级开始斗争的延续，也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浴血奋战、英勇斗争的延续，更是从1949年以后，为建立社会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面对严重困难、面对既得利益的反抗、面对企图使中国停滞不前然后转向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的反扑、与党内资产阶级进行长期、尖锐、复杂斗争的延续，是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后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领域开展思想斗争的延续。
现在中国——包括习近平在内的所有政治家，还有那些夸夸其谈的左派领袖、时常将“毛主席晚年错误”挂在嘴边的大学教授，怎样看待这个关涉到文革的逻辑悖论，怎样对待这个逻辑悖论，永远是万众瞩目的焦点。
只有在世界传唱了一个多世纪的《国际歌》中提出的“冲破思想牢笼”，在文化革命中响遍全中国、震动全世界的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才代表唯一正确、已经被世界绝大多数人接受的人民的历史逻辑。体现这一历史逻辑，由文革公开宣示的造反精神，不仅代表中国人民起于数千年前一次又一次顽强地从苦难中走出、奋不顾身创造新世界的勇气，还代表全世界劳动人民世世代代追求光明，要摆脱黑暗统治、冲破思想牢笼、砸碎各种奴役和锁链的斗争精神。这种勇气和精神世代相传、生生息息、永存于世，是不可被战胜的!
我不认为有左派学者将习近平关于文革一些零碎谈话汇总在一起就能说明他有不可更改的定论。现在还不是定论的时候——真要那样，反而有可能引发巨大的社会冲突、甚至有可能引导中国立即面对世界战争——中国准备好了没有?
2015年1月1日——元旦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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