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从1965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上的一段批注说起——读《毛泽东年谱札记》之二（下）

　　(五)如何正确认识文革中的失误和毛泽东晚年的生活

　　文革十年有错误，1976年3月2日印发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中讲到：“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朱注：其实对文革的思考，首先应考虑的不是成绩与错误的比例，而应该是具体地分析文革的各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那些思考和做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正确在哪里，错误在哪里，它们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改正，最终才是作出总的估计。)文化大革命犯了二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关于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人打对了，至少对林彪的斗争是正确的，对许多老同志打错了，说是批一下，也可以，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发生打倒一切的错误，也有主客观的原因。《毛泽东年谱》在1965年的8月11日，记载毛的讲话中，谈到：“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还说：“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毛泽东这个观念从哪儿来?是从苏联斯大林去世以后，先是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后来勃列日涅夫搞大国沙文主义，所以毛泽东经常思考的是如何防止苏联这种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所以才有放手让群众起来揭露我们的阴暗面，让群众来鉴定和检验我们党的各级领导，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的状态。但是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场群众运动的结果是打倒一切，伤害了许多领导干部，文革结束以后势必出现反复，通过文革并没有达到如何建立自下而上监督各级领导之制度的目的。且不管其成败，这个问题迄今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尚未根本解决的问题。当然，当前反对贪腐的斗争，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或者说是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现在这场斗争还只是起点，离开终点还很遥远。文革结束初期，对毛主席说的“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党内”这个说法进行了批判，现在看来，现实证明这个批判是错误的。如果这个话要说得更准确一些，社会上许多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在哪里?就在党内，他们是我们反贪腐斗争的重点。现在网络上的实名或匿名举报，比当年文革时期的大字报要厉害多了，可见问题的关键还是在领导，纪检委有王岐山那样的的领导，如果他退休了，能不能后继有人呢?这一点我说不上来。然而更重要的斗争也许在思想战线上，这还没有认真地好好触动啊!要知道戈尔巴乔夫颠覆苏联正是从他的新思维开始的，一下子把苏联给弄垮了，苏联共产党没有丝毫与之抗争的力量，连东欧许多国家也一起垮了。

　　至于全面内战的问题，主要发生在夺权斗争过程中。这二个错误主要部分都发生在从1966年到1969年之间，从批判资反路线到一月夺权以后的一个阶段。全面内战有群众组织的问题，有军队干部的问题，也有原来老干部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权力再分配的斗争。中央一个省一个省召开会议通过军干群、老中青三结合处理解决，直到召开九大为止。九大以后还有资产阶级派性的遗留问题，九届二中全会前后这一阶段是毛主席全力粉碎林彪阴谋活动斗争的时期，如果林彪的阴谋得逞，邓小平能再度出山吗?还有以后的改革开放吗?1972年以后是第三阶段，毛主席的支持为老干部解放恢复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毛主席的支持下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是江青在进行干扰，在这个阶段毛主席多次批评江青，并制止她的干扰，这在年谱中有清楚的记载。没有第三阶段工作的基础，能有以后改革开放的局面吗?没有中美关系的改观，能有以后改革开放吗?当然打倒一切与全面内战，毛泽东也有责任，一方面这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关，另一方面毛自己在1966年12月26日生日聚会上的祝酒词便讲了明年是全面内战。这些问题既有决策者的责任，也有下面执行者的责任，它在我们一部分中高级领导干部心中积叠了一股怨气，一部分党员和积极分子由于在文革初期受压，也积压着一股怨气，所以文革结束前后，这股怨气冲天而起，这不是偶然的。这一切不能责怪他们，是我们在文革初期批判资反路线比较顺利的时候，做了报复性的过火的斗争，一股脑儿地压服，违反了同志之间不同意见应该耐心说服而不是压服，更不应该用喷气式那种斗争方式对待同志。文革后的一些遭际是以势压人所产生的后果，有一些是我们应得的报应。文革结束以后这许多年，我没有任何怨言，所有的只是以冷静的态度反复思考其中的因果关系。对文革的反思，决不要从个人的恩怨和得失出发，而是相反，必须先把它放下，从国家命运如何长治久安的大局出发去反思，才能有更广阔的视野。对文革十年中的毛主席所以有那么多负面的评价，其中也有一些是出于老同志在文革中挨斗挨批个人恩怨的情绪。当然，在情绪化支配下作出的判断不可能都是完全客观的。许多事不能只从个人遭际的幸与不幸看，有情绪也是很自然的事，要宣泄一下也是应该的，如果能在有情绪的时候忍一下，反过来为对方设身处地想一下，忍一下，也就风平浪静。有许多事的是非，不能只从局部看，退一步从全局看，自然就海阔天空。

　　因此，对毛泽东晚年的一切，在他这样一个当时即将离世的老人面前，从他读《枯树赋》背后，如果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他的体力还是精神，事实上很难胜任压在他身上的重担，有关党和国家前程的重担某种意义上是对他健康的摧残。在此九个月之前，1973年8月，十大刚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年谱》记载了8月23日周恩来在高级干部会议上，有过一个讲话，他说：“主席这几年苦心苦思想国家前途，想世界前途。”又说：“邓小平说过老同志身体不好可以做顾问，主席对小平同志的意见很重视，提出组织一个顾问委员会，他当主席。这件事主席跟我一个人讲，我说不行，他又跟政治局同志讲，大家又都不同意。主席说，你们大家不赞成，我只好鞠躬尽瘁。”毛主席讲他“只好鞠躬尽瘁”，实在是不得已啊。要知道十大会议结束时，毛主席在主席台上，已无法从座椅上站起来与台下的代表们告别，只有让代表们离场后，才让人扶持着最后告别人民大会堂。“鞠躬尽瘁”这句话的典故出于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这句话的完整表述应该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半句他没有说，大家心中都能领会，他也真的做到“死而后已”，这可不是他恋栈。有了这个前提，再来看八个月后他要我们标点大字本《别赋》、《恨赋》、《枯树赋》，特别是他离世前还让张玉凤帮他一起背诵二遍《枯树赋》那种复杂的心情，更可以理解他对家国眷恋的感情了。想想这些情况，个人遭际的恩怨，又何足道哉!他去世以后设立顾问委员会的事，还是毛主席早就希望做的，是为了让老同志既能安度晚年，又能为国家大事尽一份力。对此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理解他，而决不是怨恨。当然，后来邓小平取消终身制这一点还是对的，吸取了毛泽东晚年如何痛苦度过自己病残人生的教训。

　　我们不妨看一下，1976年四五事件以后，毛泽东同志最后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4月6日，江青在毛主席那儿汇报事件的经过，提出要开除邓小平同志的党籍，毛没有表态。次日毛提出了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还考虑到群众会不会冲击邓小平的住所，毛泽东指示不能冲击，不能抓人，还要汪东兴把邓小平转移到安全的地方。4月30日，毛泽东同志对华国锋同志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6月初，毛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脱离危险。6月25日，毛泽东再一次提示华国锋，国内问题要注意。8月26日，毛泽东索要宋代洪迈著的《容斋随笔》，这是毛泽东生前索要的最后一部书。8月28日，见女儿李敏。8月30日，中国成功发射一颗人造卫星。9月7日，毛泽东要看当时日本自民党总裁三木武夫的传记。9月8日，他由工作人员托着文件和书，看了十一次共二小时五十分。下午四点三十七分，看了三十分钟。夜，处于弥留状态。9月9日晨零点十分，在北京逝世。毛泽东的一生，从他个人而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伟大的祖国，都是为了人民。我与刘大杰是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成员，9月14日晚上，到北京时，我与刘大杰住在民族饭店一个房间，在路上看到工人从屋顶上卸下毛主席万寿无疆几个大字，心里不是滋味。从个人的生命周期讲，哪有什么万寿无疆的事，现在不是成为被人讽刺和嘲笑的话柄了吗?9月15日，我们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那个时候，我想的是没有了毛主席的领导，今后的日子会怎么样?我们又怎么遵从毛泽东的遗愿，如何永远做毛主席认定的上海写作班子的成员，坚持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一切都是为了让毛泽东思想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那两天，石西民和于会咏都到我们住所来探望我，我们都有同样的忧虑和同样的信念。9月18日下午，我参加了追悼大会，站在主席台的第二排，为毛主席默哀。记得我家乡无锡有一个东林书院，万历年间的明代人顾宪成曾写了一幅楹联，上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下联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一幅楹联非常符合毛泽东的一生。在中共党内，读书之多和知识面之广博，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得上他，他一辈子读书不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那一家子有多少人为中国革命而牺牲，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他家事却没有处理好，凭他那时的体力和健康情况，也没有力量和具体的办法去关心江青的病态心理。在国事上他留存遗憾，临去世前几天，他反复叮嘱的是“国内问题要注意”。而天下事，这个格局是毛泽东生前就基本定局的，毛泽东自己也说了“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在他身后，国际的格局也证明了他的论断是正确的。国内问题，他还是千方百计保留了邓小平，为今后的改革开放留有余地。在生前，毛泽东告诫过江青，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他想保护江青，那时已考虑到他死后江青的结局不佳，但是她不看形势，不顾大局，一味任性而为，最终是自食苦果，也连累了一大批人。读《毛泽东年谱》一定要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才能体会到毛泽东心中的的苦衷，才能感受到他恩泽于中华民族和牺牲自我的精神，才能体会到他的伟大。

　　(六)正确对待国家发展前途与个人得失之间关系的思考

　　文革这十年，有错误，但不是一片黑暗，它还有光明的一面，任何年代都有美好的事物，都有值得后世珍惜的奉献精神，我们除了总结教训以外，也应该多分析，也应该想到毛泽东已经那么年老，身体那么衰弱，设身处地为他想一下，理解毛泽东那一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与此同时，大量事实也生动地证明在任何历史阶段，“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而且“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文革前期的一些错误，正是文革中后期正确的先导嘛!当然这个纠正并不彻底，最后还有失误。如果以历史主义的眼光看，文革之前的十年是如此，文革十年也是如此。所以以历史的眼光来观察中国共产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之间在经济的发展上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搞社会主义如果不充分利用市场经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各种机会来发展生产，就无法丰富大家的物质生活。反之，只记得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如果不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进而抛弃四项基本原则，那就会背弃社会主义的理想，那么贪腐现象的泛滥，贫富两极分化，等级和特权制度不受制约，必然会产生新的阶级分化，从而带来社会和国家制度的蜕化变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同一问题的二个侧面。(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协商和调整好全球资源的配置，处理好全球必须共同应对的问题，若环境保护、气候变暖这样的问题，那必须世界各国共同协商来应对，其间虽有各国的利益博弈，其中仍然存在着以多数人的利益为主还是服从少数富人利益问题，这中间仍然充满着阶级斗争。故其本质仍属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性质何去何从的问题。)只有把握好这二者的关系，我们才能在社会生产上引领世界经济不断前行。如果历史地看，共和国这六十余年的发展和进步，没有前三十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和没有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失误，就不可能有后三十年的成就，

　　为什么要这样说?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家老子便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1957年2月，年谱记载毛泽东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问题的意见，毛泽东说：“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因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我说人民内部经常不断地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关于这个问题，我搞了四条办法。第一，克服官僚主义，适当地处理矛盾，使其不闹。第二，官僚主义没有克服，要闹就让他闹，因为你没有解决问题。第三，要闹就让他闹够。应该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打扁担，看作是我们改善工作，教育工人、农民、学生的一个过程。第四，除个别人以外，一般不要开除。我看将来问题还多。”实际上这也是我们今天处理群体性事件所应遵循的原则。再说，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也正是从解决文革遗留问题开始的。例如，深圳特区的设置，便是从那些年错误处理那里大量人口外逃开始的。习仲勋同志在1978年4月，南下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时，纠正了对外逃问题的错误认识，他讲“我们不能把偷渡外逃都当做敌我矛盾，香港澳门也是我们的领土，群众日子过不下去往那边跑，只能叫外流，不能叫外逃。关键问题还是要发展生产，迅速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然他们今天不跑，明天还会跑。”这样把深圳收容站收容的十万多人，都统统放了，再下一步就有设置深圳特区的设想了。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取向便是从这儿起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也要分析，那时的一刀切，不一定妥当，让知青到农村去大有作为这个方向是对的，当时受计划经济的束缚，只能采取这样的权宜措施，市场开放了，知青回城可以搞个体户，可以经商，知青回城，也是八十年代他们闹出来的，是邓小平同意开了这个闸门。然而，下乡这一代青年也得到锻炼了，农村的困境便正式摆到全国人民面前了。周总理去延安了解农村，特别是老根据地的困难，为此后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对任何事物总还要抱分析的态度，错误发现以后，认识到了，便可以转变为正确，前三十年的一些错误，为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取向和改革开放提供了条件，这就是错误转变为正确。当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会产生新的问题，在我们工作中也会出现新的失误，事实上这也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客观存在的许多新问题，这就是人认识发展的辩证法。后三十年虽然在物质生产上有极大丰富，但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领域却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其中有的也正是前三十年时想解决而没有完全解决好的老问题。社会历史也正是这样在这里退一步，在那里进二步地曲折前进。所以任何想割裂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间内在联系的观念，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念，否定与肯定是不可分割的二个侧面，这世界上没有绝对化的肯定和否定，而且肯定和否定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这就是辩证法，也是我们观察建国以来这六十余年历史不可或缺的辩证观念。没有这样的正确观念，便不可能正确认识建国以来这六十年的历史，历史、现实和未来总是一脉相承的。反之，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历史，也就不能正确认识现实中的问题，也很难争取一个辉煌的未来。我也是经历许多年的不断反省和思考，才体会认识到的。

　　我也曾经转换过一个视角，从普通百姓的视角看，文革十年中，小小老百姓们是怎么在柴米油盐中过日子的，我只能从自己生活的小区来观察。文革时期，我那个小区住的都还是高级知识分子和少数领导干部，在文革的第一阶段，对他们的冲击比较大，斗鬼风那一段时间，他们的日子最艰难了，有的被抄家了，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心情感到压抑，其实我也被抄过几次家，包括我父亲的家。再说他们居住的房屋也重新分配了，按人口多少搞平均主义了，前面二十号这二十户，房屋本来一户住一家，有的则变成二家住一户，我与蔡尚思住一起，我人口多，我住楼上，他住楼下。王中搬出去住在汽车间，王零搬到第六宿舍。那时还有早请示晚汇报，我也与许多被斗的对象一样，与他们一起在粉着毛主席头像的墙上早请示晚汇报。我的孩子那时还小，与同舍老师的孩子们一起玩游戏，如今他们还如当年小朋友之间的关系一样，互有联系。各家各户在饮食上也没有太大的困难，那个阶段，学校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是大幅标语，开大会，小孩子也去看热闹，我挨斗的时候，他们还年幼，也跟着去看热闹。马路上有时也红旗招展，不时有敲锣打鼓游行的队伍。从全市讲，工农业生产还在照常进行，没有发生什么大规模罢工的事。到了第二、三阶段，这种热闹的场景也很少了，尽管上面有神仙在打架，老百姓还是过他们柴米油盐的生活，还未因神仙打架而殃及百姓的生活。1976年四人帮被抓以后，学校周围一度也热闹一阵子，我是被抓了，关押十二年，孩子们照常在读书。当然小孩子间也有争吵，我的孩子偶尔因口角被人辱骂，不久也就平息了，小朋友之间大家还是友好如初。改革开放以后，那时的小朋友们，都各奔东西，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大部分都搬出去了，宿舍区人口流动很大，经常有人搬进搬出，邻里之间很少来往，也不知彼此的姓名。我门前二个日本人留下的防空洞被填平了，先是大家的健身器设在那儿，供老人们锻炼身体，后来变成停车场了。宿舍区小汽车多起来了，有时停满了车子，也不知是哪家的车子，那时的小朋友，都有私家车了。许多居民都有子女在海外谋生了，有的老人在国内与海外两头跑，去海外是照顾他们的第三代了。他们每年在海外住八、九个月，在国内住三、四个月，他们告诉我，海外的消息，都说国内如何乱，回国看看，大家都平静得很。过去大家都在学校工作的亲密关系不见了，现在邻里之间变得陌生了，大家见面都只是点头而已，没有来往，也没有争吵，再没有什么热闹的场面，偶尔会有一些过去的老邻居来谈谈心。从这一个生活场景的变化看，人们的生活条件，后三十年比前三十年要好一些，就以我家饭桌上的菜肴来说，也比我文革时在台上要好许多。从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看，后三十年比前三十年要疏远一些。对政治的关心，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后三十年比前三十年要淡泊得多，相互间很少议论到国家大事，各自关心的还是身边琐事。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反映在邻里关系上，比过去要淡泊，居委会也很少来干预居民的生活。也许这就是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在我生活的小区出现的变化吧。神仙打架殃及池鱼仍是一个规律，但它也有一个过程和程度的深浅，所以国家领导层上的事即使不时有一些曲折，总还会慢慢转过来的，这许多年国家政治生活的反反复复，对居民们实际生活的影响还毕竟有限，所以还用不到我们杞人忧天，因为地球还在转，女人还要生孩子，人们的生活还要继续。所以在任何困难面前，我们始终要有信心，要抱一个乐观主义的情绪。《老子》第二十二章有云：“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能接受委屈则能保全，而且还能伸张，这里有眼前和长远的关系，局部和长远的关系，应当正确地看待失与得。所以个人暂时的曲折和困境算不了什么，国家、民族、社会的前途总会是光明的。

　　如果作为一个有抱负、关心国家命运和前途的人，那还得坚持读书学习，关心时事，并以之作为自己毕生的义务。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反复强调在学习中，我们要克服认识上主观主义的错误，要做到三条，一是调查研究，了解现实的状况。如我这样一个老朽了，也能通过自己生活周边的人群，做一点社会调查和对生活的观察，也是我这许多年一直在做，不要对生活抱冷漠的态度，也许能以小见大。二是研究历史。毛主席批评我们的许多同志，“对于我们自己的历史一是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这一点非常重要，学习和研究我们建国以来的历史，尤其重要。我在每天读报、读书的过程中也能感觉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在解构我们党的历史，解构中国近代史，散布极其错误的历史虚无主义，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种危害极大的错误思潮，必须加以清算和整肃，决不让它有传布的余地。三是我们要学习外国一切先进和进步的东西。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时，反对的是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现在我们要反对的是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潮，只要稍微关心一点时事，就会感觉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了，也应该适时地表达一些自己的思考，诸如决不能如有些人死抱住华盛顿共识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宣扬普世价值，主张后发劣势，想照搬苏联休克疗法，走议会道路，搞多党制，从思想方法上讲，他们只是从既定的概念出发，不是从事实出发，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那些东西已经是被历史事实证明完全破产的东西。此外我们不能忘记西方霸权主义者的文武二手，武的一手，大家还容易看得清，目前霸权主义者还奈何我们不得，他们是力不从心，于是他们更注重文的一手，软刀子割头，这是更值得人们警惕的。香港的占中，本质上便是软刀子一手。这件事花了二个多月时间，应该说已经过去了。当然，青年学子是好的，他们还年轻，没有经验，青年人犯错误可以原谅，也应该爱护，但背后唆使他们的成年人是不能原谅的。直选，无非是表达意见的一种形式，它可不是万能的，看看各国有史以来的选举便可以知道了，少数服从多数能保证正确吗?古希腊苏格拉底被绞死的教训还不深刻吗?这可是元老院多数表决的结果，但真理往往站在少数人一边，对西方的直选制度，要保持冷静的态度。另一方面，霸权主义者颜色革命的远东波，就是直指中国的，我们可要提高警惕。我们怎么可能去玩西方那套欺骗性的普遍直选的政治游戏呢?那些竞选的演说可都是骗人的连篇鬼话，一旦上了台，那些承诺都早已束之高阁，为了竞选，什么骗人的话都说得出来，很多时候还会造谣攻击对方。看一下奥巴马上台以前的演说和许诺，再看看他上台以后的所作所为，便非常清楚了，现在他无论在大资产阶级还是在广大黑人中间都找不到身份的认同，这就是奥巴马最可悲的地方。在中国传统制度中，地方行政机构的人选历来是委任制，地方行政机构只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从汉、唐到明、清，这一套制度逐渐发展成熟，它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抵抗外敌侵略有利。我们1949年建国以来不搞联邦制，地方行政机构也从来不搞直选，因为对我们而言那是无效的高消费，有害无益。香港是特区，一国两制，所以搞有限度的普选。

　　我今年八十四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这是自然的客观规律，病多起来了，路也走不动了，它告诉我留下的日子不多了。

　　在年轻的时候，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在自己的岗位上要拿得起，担当得了。当环境变化，难以有所作为时，不要去计较个人得失，要放得下，即使让你蹲监狱，你也要静下心来，这也可以是你体验生活和读书的场所。所以，在那样的场合也应该是安下心来好好读书，冷静的思考问题，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同时在那儿也是你观察社会生活的一个视角，也可以学到许多新的知识，同时还在那儿尽自己可能做一点有益的事，尽可能改善自己周边的小环境。即使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也能保持身心的宁静和生活的乐趣，平安地度过自己的余生。人老了，更要相信革命的事业自有后来人。而自己则仍要好好读书，好好学习一切新的知识，不能无所作为，应该趁自己脑子还清楚的时候，为了现实和未来，好好总结往日的经验教训，从而把想到的、经历的，告诉大家，不要忘记历史上曾经的经验教训，一切都是为了今后的路会走得更好、更扎实。我们许多同龄的朋友中，曾经有一些也是过来人，他们也都垂垂老矣，往往认为自己已经难以有所作为了，所以悲观主义地对未来不抱希望，准备逐步自行消亡地退出历史舞台。到这样年龄段了，有这些想法也很自然。但我不赞成这种消极情绪，还是应该抱积极的态度。冬天，我在门口躺椅上，一边晒太阳，一边读书看报，在我身边走过的人，都是抱着善良的眼光来看我，我们这个社会，还是善良的人多。何况还有那么多中共党员，那么多国家干部，相信他们大多数是好的，我们国家有那么长的历史传统，有那么多人口，我们的党和国家是团结的，只要弄清思想，正确地总结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各种经验教训，使之转化为对我们有益的启示，由衷地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那么它的前途仍然是无限光明。所以我对祖国未来的发展始终还是抱着无限的希望和信心。要相信当今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也是国际环境对我们最有利的时代，也正是最有希望的时代。我们应该能创造一个极其丰富而又合理分配的物质文化生活，还能在精神上既有民主自由，又有集中统一的意志，既有组织纪律，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那么复兴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必然会越来越近地靠拢我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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