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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亚彬:党的领导、反腐败的本质与官僚特权的终结

黎亚彬 · 2015-01-19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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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下,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新一代国家领导集体的头等大事。改革开放以来,历经36年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洗礼,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帮助贫苦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而获得领导权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一种生死存亡的危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经济已占80%的基础上重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让劳动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方式重获人民的支持,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唯一出路。

  任何稳定的政治领导,都是以一定的社会阶层为基础的。当前中国可划分为三大政治阶层,一是普通劳动者阶层;二是党政官员阶层;三是新兴资本家阶层。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上的不足,原本是劳动群众中的一员或先进分子的党政官员们在改革开放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普遍转变了立场,站在了新兴资本家阶级的一边。但无论何时,党政官僚阶层与资本家阶层都只是社会的少数,广大的劳动人民才是社会的大多数,才真正决定着中国的命运。

  中国的未来前途也只有两种,要么是彻底实现了社会主义目标的中国;要么是陷入新自由主义陷阱中的资本主义中国。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要求决定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形态,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根据生产方式的不同,人类要么由资本决定一切,要么由劳动者的生产与生活决定一切;要么是新自由主义的雇佣劳动方式,要么是共产主义非雇佣的劳动者自主联合劳动方式。长远而言,除此二者之外人类没有别的可能与选择。

  因此,掌握着中国政治权力的党政官员们不可能把现状维持下去,他们不可能一边掌握着政治特权,另一边又可以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良好发展。维持政权稳定需要的是民众的满意与支持,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却需要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小政府、经济危机与民众的日益贫穷。在这种矛盾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常需要采用多党民主选举,让政府不断垮台的方式来缓解民众的不满。

  专制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并不符合现代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和需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需要劳动人民的普遍贫穷,需要“小政府”的配合以及政府的及时下台来缓解民众的不满,以有效实现资本家阶级获利的需要。在当前中共政权愿意为资本家服务以促进私有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要求中国实行多党民主政治,甚至不惜以发动“颜色革命”为手段,就可以看出国际大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要求和目标所在。

  在资本主义经济占主体,从而经济危机必然爆发、民众必然贫穷不满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想长远地保住执政党地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不但社会的发展和劳动人民的不满不会让共产党的领导持续下去,掌握经济大权的资本家阶层也不会答应共产党政权的长期执政。现存的,所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私有经济为补充”的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局面根本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趋势,只可以作为一种国企私有化的手段和形式,却不可能作为某种“中国模式”而永恒确立下来。

  资本主义经济是由资本决定一切的,谁的资本实力雄厚,谁才有最终的发言权、决定权。资本主义经济下的中国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国际最大资本家们的手中,而不是中国党政官员们的手中。官员们可以不听国际资本的话,可以誓言抵挡住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攻势和颜色革命大潮,却不可以不满足本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经济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其重要性可以说是决定一切的。为了发展经济,党政官员们将不得不答应国内外资本家阶级的各种要求,不得不为国际资本获利创造各种条件。最终,为了发展经济,党政官员们将被迫让出自己的政治特权,实现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显然,只要中国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为主体的,那么官僚特权与国内外资本家阶层之间的矛盾必然是要以官僚特权的失败而告终,这既是充分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既成现实,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是无孔不入的,没有深得人心的有效的社会主义政策,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很容易就会转变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

  显然,当前中国这种党政官僚们独自成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现象和局面迟早要终结的。他们要么重新回到劳动人民一边,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方式去实现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从而让党的领导制度得以延续下去。这实际上是把政治权力以真正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交还给了人民。要么,他们就站在资本家的一边,以把手中的政治特权交给资本家阶层,通过进一步实现资本主义政治民主的方式去实现国内外资本家阶层的利益。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展开的强有力的反腐败运动,从根本上说就是针对党政官员阶层特权的一种反制。这无疑既得到普通劳动人民阶层的拥护,也得到资本家阶层的拥护。这种广泛的拥护本身证明了官僚特权的存在已经过时,已经不适合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无论是资本主义方向的,还是社会主义方向的,都对官僚特权阶级的存在说出了“不”!官僚特权已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拦路虎,已沦为彻底反动的事物,说其是“封建余孽”一点也不为过。因此,官僚特权阶层的消亡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逆止的趋势。

  不可否认,这种官僚特权阶层的存在与共产党的领导是密不可分的。正因为如此,中共才要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强有力的反腐败运动。否则,单单党政官僚们严重的腐败现象就足以让共产党的领导垮台和失败了。严重的腐败现象说明官僚特权的危害程度,也说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严重的不足。中共如不能有效反腐败,等于无力再继续领导中国。

  事实上,官僚特权及其严重腐败现象的根源,并非在于共产党本身,也不是政治制度上的,而是根源于基本经济制度上的不足。政治是经济的延续,任何政治上的腐败,都体现在经济上,与经济密切相关,都是经济制度不合理的结果和表现。经济制度存在问题,再好的政治制度也没有用,也都会产生诸如腐败等等的问题。因此,严重腐败现象的存在,并不说明这个党不好,也不是说党政官员这些人不好,同时也不是说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不好,而是说明我们的经济制度存在极大的不合理性。在合理的经济制度下,不合理的政治因素是不可能如此严重地干预经济生活,从而也不可能有如此严重和普遍的腐败现象出现的。不合理的官僚特权是建立在不合理的经济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政治制度上的。因此,反腐败以及对官僚特权的消除其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如果要想取得人民群众所希望的彻底的胜利,那就只有确立真正合理的经济制度。而一种合理经济制度的确立,本身是一种政治事件,而不是学术问题。这其实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刚刚就任时所提到的“发展道路”问题。发展道路问题根本上就是社会生产方式问题、基本经济制度问题。

  官僚特权阶层的存在是以不合理经济制度为前提的。就是因为其不合理,才能获得掌权者的支持,掌权者才能以权谋私,从中获得好处。只有在经济制度不合理的前提下,官僚特权才能产生和存在,腐败现象才能普遍发生,想以权谋私的党政官员们才能有机可乘。因此,反腐败的成功、官僚特权阶层的消亡是以合理经济制度的确立为标志、前提和基础的。只有合理的经济制度,才能避免不合理的官僚特权的产生和存在,党政官员们的普遍腐败现象才能得以避免,那些拥有公权力的党政官员们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借经济制度上的漏洞去以权谋私。合理的经济制度自有一套完善的经济机制,是不以官员们的权力为基础的,而是以人民群众自身的生产与生活需要为基础和决定的,党政官员们想以权谋私也无从下手。显然,习近平总书记的反腐败行动,只有在成功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前提下,才可能取得最终的成功和胜利。否则,要么是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丧失,要么就是腐败现象的死灰复燃。

  当前中国腐败现象的严重程度、官僚资本主义的事实性存在都说明现行的以“混合所有制经济”为特色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全是不科学、不合理的。在以这种经济制度和理论为核心的特色社会主义主导下,中国的私有经济从改革前的一无所有,发展到现在的占比80%,同时出现一系列严重官僚腐败、贫富差距世界第一、经济危机定期出现、官民矛盾激化、劳资纠纷严重、人民贫穷失业、劳动群众弱势化等等,都充分证明了这是一条错误的发展道路。这些问题和错误显然不是单单“反腐败”就可以解决的。制度和道路上的问题必须从根本的制度和道路上去解决,只在表面上反腐败是远远不够的。

  毫无疑问,对于党、国家和人民来说,中国现有的这种以“混合所有制”为基本特点的发展道路其实就是一条死路和绝路,它只符合官僚阶层的利益要求,却不符合广大劳动人民和资本家阶层的普遍要求。把这种类似于凯恩斯主义的只符合官僚特权阶层利益的制度坚持下去,无疑只会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带来负面效果,积累更多的问题,给中国问题的解决带来更大困难。坚持现有道路,不但无法遏止人民群众的贫穷与不满,也无法阻止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和失败,最终无法阻挡中国成为一个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让中华民族陷入再一次的百年屈辱之中。这条发展道路的所谓“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其实都是虚张声势,这样的自信越多,中国亡党亡国的速度就会越快。

  当然,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更加不符合中国的利益。13亿中国人民希望的是普遍富裕,而不是少数资本家阶层的富裕。如果说“混合所有制”是一种错误,是一条死路和绝路,那么这种纯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新自由主义则是一条死绝了发展道路,它本身就是一种灾难。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有一丝希望,新自由主义的中国则是毫无希望的深渊。

  新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并不能让官僚特权现象彻底消失,而只是处于资本家阶层的有效监督、监管之下而已。新加坡、欧美国家的官僚特权、腐败问题较轻,只是因为新加坡、欧美日等国家的政府官员们都处于资本家阶级的有效监管之下。而印度、非洲、俄罗斯等国家腐败现象严重,是其资产阶级不够发达,资产阶级对官员们监管不力而已。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结果,最终只能让中国像印度一样,而不会像欧美日等国一样。因为中国的民众过于庞大,资本家阶级不可能强大到可以有违民意的程度。宪政民主除了可以埋葬共产党的领导,埋葬社会主义事业之外,对于中国来说其实毫无意义。

  中国的正确出路在于以党的领导和国有经济为基础,发展和建设出科学的、可以取代私有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来,去满足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与生活需要,争取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不能只是根据少数官僚特权阶层的利益要求而把社会主义事业停留在国有经济的层次上,仅仅用私有经济来补充国有经济的不足,让官僚和资本家们继续勾结起来共同欺压、统治广大的劳动人民。

  只有建立真正社会主义的,由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而不是党政官员们当家做主,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体系,中国才能唯一有效地在确保共产党的领导的同时,消除不合理的官僚特权,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确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政治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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