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按语：2014年是我非常繁忙的一年。2014年5月，我在人民大学组织召开了第六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当时就要把会议议程贴到博客中，但最后忘了。后来又多次想起，并打算把报纸当时的报道也贴到博客中，但最终还是忘了。今天偶然在文件夹中看到杨虎涛的这篇综述文章，贴到这里以了却心愿。
演化经济学新范式与中国问题导向的经济学
——第六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侧记
杨虎涛
发表于《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12期。
2014年5月17日，第六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隆重召开。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发起承办，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光明日报、云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云南财经大学以及美国麻省州立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爱尔兰国立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80多位学者与会。会议的主旨是，致力于发展历史-结构-制度的演化经济学新范式，以解释中国现象和解决中国迫切的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实现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推动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现就会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演化经济学流派的综合与创新
演化经济学不同流派与观点的融合、分析框架的型构是当前演化经济学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前沿课题。围绕着这一主题，与会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张宇认为，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比较、综合与创新对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马克思是不是演化经济学家”这一理论界颇具争论的问题，他认为，马克思具有演化思想，但并不是演化经济学家。从演化思想而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将社会发展视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无疑是演化的，但从研究对象上而言，马克思更为宏大。国外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是非演化的，主要依据是马克思是建构主义者，但就资本论的体系而言，并没有建构因素。
陈劲认为，熊彼特经济学是当代演化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但它也存在不足，需要融入其他理论进行综合创新。在微观层面上，熊彼特集中于技术创新，忽略了非技术创新、创新主体和创新的组织等问题，这就无法解释创新的发生机制。要解决这一不足，可以借助纳尔逊和温特的“惯例”理论和马克思的资本—劳动关系分析加以完善。在中观层次上，熊彼特经济学只注意到了创新主体如何塑造选择环境的问题，但对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家的分析则不足，也缺乏产业动态与演化分析，可以在熊彼特创新模型Ⅰ与创新模型Ⅱ的基础上引入产业动态与产业演化分析，同时借助熊彼特—马歇尔关系模型和纳尔逊—温特模型加以改造。在宏观层次上，熊彼特经济学需要增加横向角度，形成一个基于创新推动的演化增长理论。
陈平指出，新古典的外生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都没有恰当地处理知识和技术问题，知识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技术进步具有质变和间断性特征，其方式像小波的兴衰，而小波运动的特点和新古典模型的随机游走完全不同。由于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波浪式发展的技术进步，而非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随机性心理噪声或技术冲击，因此，要更好地理解知识的本质和经济增长的非线性规律，需要借助复杂性科学的工具。逻辑斯蒂小波是生态系统产生的小波，可以作为演化经济学的数学基础，可以依托人口动态学的逻辑斯蒂增长模型和物种竞争模型形成一个演化分析框架，讨论市场份额竞争中技术小波所推进的经济增长。
龚刚认为，发展过程必然伴随着经济体在制度和经济结构等方面的不断演化，对于此种演化规律的探讨，是经济学，特别是演化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他的研究表明，工资性收入份额是否上升取决于工资增长率是否大于通货膨胀率和劳动生产率之和，在经济发展初期，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工资增长幅度不够大，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下降，消费占GDP比也下降。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工资会随经济的增长上升更快，从而使得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下降的趋势得到逆转，消费占GDP比例的下降趋势也将得到逆转。
从自然选择的视角解读人类行为倾向的起源问题近年来也是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之一。基于进化视角，赵阳、姜树广对合作中的领导-追随现象的起源现象进行了分析，他们的研究表明，正是250万年前生活在小的、平等主义的群体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发展出了我们今天的领导—追随模式，领导在群体协调、威胁处理等内外合作问题的处理以及合作组织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杨勇华则从演化理论视角出发对损失厌恶的产生机制进行了研究，提出损失厌恶是人类在恶劣自然条件下长期生存斗争演化的产物的基本假说，认为损失厌恶策略在人类长期面临的恶劣环境下具有比非损失厌恶或其他策略更强的适应性，才最终导致今天我们能普遍观察到这种作为“进化记忆”的损失厌恶倾向。杨虎涛则认为，这种从进化视角对行为倾向和制度起源的解读是凡勃伦制度主义的核心观点，但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区分自然选择和社会选择，区分倾向和行为本身。
麻省州立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大卫•科茨教授用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SA)分析了当代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他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积累结构。一种是二战后形成的“监管资本主义SSA”，另一种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重建的“新自由主义SSA”。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是新自由主义SSA的结构性危机，其原因不是由于利润率的下降，而是由于作为新自由主义SSA本质特征的非可持续趋势以及促进资本积累崩塌的能力。爱尔兰国立大学的麦克唐纳教授则就批评实在论的起源、核心观点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二、演化经济学与中国现实问题
贾根良以高铁债务和铁路改革为例，讨论了货币主权、基础设施融资和经营效率的问题。他指出，2.6万亿的高铁债务之所以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元霸权和国内财政金融系统性缺陷的产物。在现行的体系中，因外汇储备损失了巨额的铸币税，从而严重地制约了公共财政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力，包括高铁在内的基础设施才走上了债务融资的发展模式。他指出，改革现有金融和财政体制的关键在于摆脱美元霸权的支配，主权信贷可以免费或廉价地为高铁等战略性基础设施提供融资，完全没有必要使其民营化和引进外资。
龙斧和王今朝认为，包括社会保障、住房、医疗等内容在内的核心消费范畴的形成对GDP增长的合理性、对日常/边际消费的价格、对家庭收入—支出的关系具有决定性影响，中国内需市场结构由于家庭核心消费范畴的形成而出现四种扭曲，这是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改变低技术、低质量、低价格、低管理、廉价劳动力、高资源消耗为主要特征的增长模式，还需要对核心消费领域方面采取改革政策。
刘刚认为，电动汽车产业作为一种战略性新兴产业，其核心技术并不依赖于传统汽车，是系统性技术创新。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适应性创新特征，在纯电动汽车的研发和产业化上拥有关键技术优势，几乎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应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基础和市场优势，大力推进电动汽车的产业化，谋求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和发展水平的国际领先地位。
傅沂和杨修进比较了经济政策的演化范式和新古典范式。他们认为，新古典的经济政策比较重视“量”的管理，但不重视“质”的提升，而演化经济学的政策范式更关注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等质量型的经济政策。以光伏产业财政补贴政策为对象，他们提出了基于演化范式的经济政策建议，其总体思路是：改变“事前装机补贴”模式，重点推行“事后发电补贴”模式，达到引导光伏企业技术创新的目的。
借助产品建构理论，宋磊对富士康—苹果的关联现象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苹果—富士康关联是模块化时代的西方工业国和中国资本间关系的典型形态，表现为西方工业国和中国的领先企业在同一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环节上的分工与合作、主导与从属关系。这种关联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其他产业。在这种关联中，西方企业往往拥有产品和关键部件的知识产权，决定产品的设计规则，在实质上控制生产和销售过程，并引导商业模式的变化;而中国企业大多按照西方企业的产品设计规则，采用西方企业提供的核心零部件，专注于组装过程。这种关联以价值链的全球展开为外在形式，但是其技术基础在于产品建构的变化。
李世财、李建德就我国农村需求型金融浅化与制度供给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后，在经济二元和金融二元并存的条件下，我国农村金融逐步从“抑制”走向“深化”，但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金融深化态势发生逆转，出现农村正规金融中介资金“离农化”、机构与人员的“城市化”、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与金融市场日趋萎缩等金融浅化现象。其原因主要在于金融机构市场化后的逐利性导致农村符合条件的金融需求不足。因此，实现农村金融深化关键在于制度供给，建立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促使“离农”正规金融中介和资本重返农村市场。
王晓通和李翠玲认为，先进国从事技术进步速度快的经济活动，落后国从事技术进步速度慢的经济活动，然后两国展开贸易交换产品。两国享有的技术红利在质量和数量都存在差距，这一差距还会随着技术的快速进步而扩大。为缩小差距，落后国需要进入技术进步速度快的产业，将与先进国展开学习竞赛。学习是一个成本耗费巨大的社会性积累性的过程，落后国企业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参与这一竞赛，因此需要借助政府和社会的力量。
杜曙光、刘刚系统地梳理了当前“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经济学基础，认为该领域还存在一些更具理论深度的经济学基础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其努力的方向需要包括以下三个方向。第一，一个能够解释经济发展阶段性差别和阶段性特征的基础性的方法论源头。第二，一个基于上述方法论源头的能够兼容“低收入均衡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统一的，同时又能标明阶段性差异的规范的经济学模型。第三，上述方法论源头和规范的模型最好能够就“比较优势”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及其作用机理进行较为清晰的解释。
三、创建新中国的李斯特主义经济学
年会同时还召开了“纪念李斯特经济学2015年传入中国90周年论文开题会暨中国新李斯特学派演化经济学座谈会”， 20多位学者参与座谈并就李斯特的经济思想、政策意义以及创立中国新李斯特学派经济学的可能性、必要性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贾根良认为，从中国实际出发构建中国的本土经济学之时，作为“所有追求独立和富强的后进国的先知”，李斯特就不能不成为我们重要的先驱。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宗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强调生产力发展对国民财富和经济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影响;其次，强调经济政策制定、国家发展战略选择和经济理论应用的时空特定性学说;最后，强调国家是比个人和市场更为基本的力量。但他同时也指出，由于时代发展和条件变化，李斯特经济学需要重大修正和发展，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李斯特的“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准则应被修正为“出口高端产品、进口低端产品”，而“贸易保护”也应被拓展到“投资保护”和“金融保护”。当前，虽然国外一些经济学家如张夏准、赖纳特等人也积极倡导李斯特主义经济学，但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史和经济政策史，对目前世界经济的重大变化研究不够，对一国内部发展机制的研究也较为缺乏，中国经济学家完全可以，也应该承担起在中国探索一种超越李斯特主义的、劳动阶级具有真正地位并实现“劳资利益和谐”的经济学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研究题材。
严鹏认为，对李斯特的研究仍需要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两方面深入，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以战略性贸易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新贸易理论”本质上是对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一种承袭。但“新贸易理论”无疑忽视了李斯特思想中更为深刻的部分，那就是战略性工业化。实际上，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必须以一国内部的战略性产业发展作为基础，而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有别于一般性产业发展，需要国家积极介入，将资源投入缺乏比较优势的部门。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国家推动战略性产业发展往往出于政治—军事目的，因此战略工业的演化也不完全遵循市场逻辑。对近代东亚装备工业的早期发展史的考察可以证实，存在着一种受国家意志支配的战略性工业化，而这种特殊的工业化类型是当前中国所必需的。
陈国涛通过对演化经济学的两个主要流派——老制度学派和新熊彼特学派的比较说明，虽然它们与李斯特学说具有许多共同性，但这两个学派基本上都是以发达经济为研究对象的，未能充分考虑欠发达与发达经济在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和制度安排等诸多方面的重大差异对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的重大影响;在运用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进行研究时，缺乏理论针对性，无法使用演化经济学的情景与脉络特定的研究方法，提出的经济政策也不能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利益。陈国涛的论文从学说史角度和理论比较上论证了贾根良教授提出的在演化经济学中创建新李斯特学派的必要性。
丁涛认为，李斯特生产力理论对正统经济学的交换价值和比较优势理论开展了颠覆性的批判。它彻底揭开了交换价值或价格理论的虚假面纱，以生产力的质量标准取代了交换价值的数量标准。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以交换价值的数量为目标的盲目增长破坏了国民生产力的整体发展。在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结构的紧要关头，需要再次强调并深入研究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
一些学者也就创建中国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应注意的问题发表了意见。宋磊认为，有必要将生产组织方式、组织形态创新等主题融入到新李斯特主义中。杨虎涛认为，在创建中国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过程中，不仅要强调历史比较研究，还要强调内在机理的阐释，同时，无论是李斯特还是赖纳特、张夏准等人，都没有在企业层次上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这是需要拓展的领域。李建德指出，现代经济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李斯特所处的时代，尤其在产业类型的划分上，在金融问题的研究上，都需要超越李斯特。第一部以新李斯特主义为主题的研究专著拟于2015年出版，张林、徐则荣和刘志高等对该书的研究大纲和写作计划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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