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为什么要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

　　笔者按：将发表于《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1期

　　我国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家刘秉麟在1925年曾指出，“经济思想在今日最占势力者”有三：一是亚当·斯密的个人主义;二是李斯特的国家主义，三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实际上，自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以来，一直到“冷战”开始时的一个世纪里，以李斯特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由主义经济学就一直是有关国家发展的相互竞争的三种主要学说。但是，从“冷战”开始，李斯特经济学就逐渐地被边缘化了，并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极端。

　　笔者自1989年研究生毕业后，就从事发展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自然就很熟悉李斯特的经济学说，深信德国学者萨林的这句话：“任何人想要就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著书立说，首先应当师从这位增长理论与发展政治学的伟大前辈。”所以，当笔者在2004年初看到韩裔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夏准新著的书名《踢掉梯子：发展战略的历史性透视》(2002)并读到埃里克·赖纳特的论著时，就意识到复兴李斯特经济学说的时机快要到来了。因此，就首先通过翻译张夏准介绍其专著的一篇论文将其思想介绍到国内。[①]2011年初，笔者在和梅俊杰研究员商议主编《经济史与国富策译丛》时就把《目光远大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列入了出版计划。[②]

　　转眼到了2014年春，在筹备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第六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时，笔者考虑到，随着中国经济内在矛盾的进一步展露，中国经济学界在今后十年左右将有可能对李斯特经济学重新产生兴趣，因此，笔者便与部分与会者商议并决定将李斯特经济学作为会议主题之一专门进行讨论，以推动其先期研究。由于刘秉麟在1925年出版了国内第一本较为系统介绍李斯特经济学说的著作，而在同年五月，留德学生王开化在德国也翻译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并为之作序，因此，这一年无疑可以作为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的标志性一年加以纪念。出于这种考虑，2014年5月17日，第六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利用晚上休息时间，专门召开了“纪念李斯特经济学2015年传入中国90周年论文开题会暨中国新李斯特学派演化经济学座谈会”，20多位学者就李斯特的经济思想、政策意义以及创立中国新李斯特学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③]

　　经过与一些学术杂志商量，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计划2015年在三家杂志开设《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3期专栏，这是第一期专栏。这些论文最后将与笔者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汇集成册，出版专著《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并计划在2015年于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山东日照)召开的第七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上举办“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专题讨论会。

　　在本期专栏中，笔者的文章将依次简要讨论李斯特经济学与西方世界的兴起、李斯特经济学与中日大分流、李斯特经济学的性质和意义、国际金融危机呼唤李斯特的归来、对“中国模式说”的“中国例外论”的质疑等问题，最后总结开设本专栏的意义。丁涛博士的论文认为，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实质上是“国家生产力”理论，我国以交换价值的数量为目标的盲目增长破坏了国家生产力的整体发展，新李斯特主义的国家致富新原则对于纠正这种失误具有重大意义。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后，曾对民国时期保护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中国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路线争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尚未有人对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进行研究，这正是严鹏论文的着眼点，他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历史考证和深入的分析。本专栏的第二期将讨论中国经济学界为什么要创立新李斯特学派、该学派的主要学说和新李斯特学派的管理学基础等问题，计划刊载于《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3期。刊载第三期“纪念专栏”的杂志目前尚未最后确定，讨论主题将为(新)李斯特主义与“中国模式”的问题。

　　在这里，笔者有必要对新李斯特主义或新李斯特学派的概念做一交代。笔者最早见到使用“新李斯特”一词的是迪特·森哈斯于1985年出版的英文版著作《欧洲经验：发展理论的历史性批判》。李斯特经济学对森哈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曾于1977年出版专著《世界经济秩序与发展政策：对隔断的呼吁》将李斯特学说导入到当时有关发展问题的辩论之中，引起了德国经济学界对李斯特这一主题“极其热烈的讨论”。[④]在这场讨论中，迪特·森哈斯发现，缺乏历史视野是发展研究的一大缺陷，这促使他对复杂多样的欧洲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其结果就是这本以历史案例比较研究为基础的“后发展”理论专著的出版。[⑤]但是，迪特·森哈斯并没有提出新李斯特学说，只是重申了李斯特学说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对20世纪70年代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适用性，丰富和发展了李斯特的学说。

　　2011年底，当笔者构思成熟并开始撰写《新李斯特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新学说》时，忽然想起来需要搜索一下国外是否还有人使用过“新李斯特主义”这种提法，一搜，果然有Neo-Listian Economics这个提法。本·塞尔温(Ben Selwyn)将张夏准、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艾丽斯·阿姆斯登(Alice Amsden)、阿图尔·柯利(Atul Kohli)和梅迪·谢菲丁(Mehdi Shaeffedin)等这些李斯特的当代追随者所提出的经济学说称之为“新李斯特经济学(Neo-Listian economics)”，但却遗漏了埃里克·赖纳特这位当代李斯特主义最重要的代表。实际上，本·塞尔温所谓的“新李斯特经济学者”是指经典发展经济学中深受李斯特影响的学者，这些学者反对“华盛顿共识”，仍坚持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传统，但这些学者并未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全球价值链分工、美元霸权和系统整合型全球公司——及其对欠发达国家的新挑战进行研究。

　　挪威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家埃里克·赖纳特在经济理论上对李斯特经济学的贡献最大，代表着目前世界上对李斯特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最重要的成就是把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运用到李斯特主题的研究上。笔者曾向赖纳特建议，将其研究成果命名为“演化发展经济学”;[⑥]著名演化经济学家和熊彼特研究专家安德森将埃里克·赖纳特的理论体系称之为“熊彼特—李斯特发展经济学”。但是，赖纳特也未能深入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结构的前述重大变化，以至于在有关中国经济问题和发展中大国内部发展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缺陷。[⑦]因此，集中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新国际分工”之下实现经济追赶和赶超就成为我们创建中国“新李斯特学派”的初衷。

　　众所周知，在演化经济学中，“新熊彼特学派”的“国家创新体系”概念的提出深受李斯特的影响。在过去十多年中，该学派将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重点放在了欠发达国家上，但却进展甚微;与此同时，笔者注意到，受“新熊彼特学派”很大影响的我国科技政策研究几乎普遍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笔者看来，导致这种状况的首要原因是“新熊彼特学派”的研究已经丢失了与李斯特经济学的联系，而在演化经济学其它流派中，欠发达经济问题则是一个被严重忽视的主题。因此，笔者在2012年提出，中国学者有必要在演化经济学中创建专门研究欠发达国家问题的“新李斯特学派”，使其与老制度学派和新熊彼特学派并列为演化经济学的三大主要流派之一。[⑧]

　　但是，“新李斯特学派”并不局限在演化经济学之中，创建该学派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改变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被边缘化的状态，恢复民族国家经济发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并在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做出原创性的贡献，这是我们为什么要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的原因。

　　[①]张夏准：《踢掉梯子：新自由主义怎样改写了经济政策史》，王晓蓉译，贾根良校，《经济学消息报》，2005年5月27日(第21期)。“踢掉梯子”一词就出自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7页)一书，张夏准的这本专著最后在2007年以《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为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②]亨德森的这本李斯特传记因版权问题一直无法翻译。目前，梅俊杰研究员正在翻译温德勒教授的新著《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具有前瞻眼光和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家》，并将收录到其主编的“外国经济战略家丛书”中出版。

　　[③]讨论的内容请见杨虎涛：《演化经济学新范式与中国问题导向的经济学——第六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侧记》，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12期。

　　[④]Dieter Senghaas，The European Experience: A Historical Critique of Development Theory，New Hampshire: Berg Publishers Ltd, 1985, P.8, P.3. 该书中文版将于201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改为《欧洲现代化的历史经验》。

　　[⑤]梅俊杰：《迪特·森哈斯理论与后发展之道探寻》，海派经济学，2014年第3辑。

　　[⑥]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上、下卷)，贾根良、王中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⑦]贾根良:《新李斯特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新学说》，《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3期。

　　[⑧]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的综合：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另见贾根良：《新李斯特学派：专门研究欠发达国家问题的经济学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11日第6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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