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这是笔者为《中日大分流》书稿准备的材料，将发表于《管理学刊》2015年第2期。本文完成于2014年9月19日，全文3万字，将分三次陆续贴出。参考：贾根良：甲午战争败于满清领导集团的改革开放观（上）
《管理学刊》编者按：2014年，我国各界展开了纪念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的活动，但很少有学者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我们了解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贾根良教授一直在关注反思甲午战争的讨论，并在2012年就已开始研究中日两国为何因西方列强的挑战在近代化道路上出现“大分流”：日本加入到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而中国却沦为其半殖民地?贾根良教授是我国著名演化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专家，对在美国、德国和日本崛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李斯特经济学深有研究，近年来致力于创建“新李斯特学派”。甲午战争无疑是导致“中日大分流”的重大事件，因此，本刊记者于2014年9月对贾根良进行了专访，请他就甲午战争发生的广阔国际背景及其对中日两国不同命运的深远影响谈谈“新李斯特学派”的看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军事、政治等上层建筑，这个访谈为我们反思甲午战争和目前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更为深邃的视野，而贾根良教授的观点则给我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冲击力。
全文摘要：晚清腐败、军事体制落后等目前人们所谈论的甲午战败的原因并不是其根本原因，这些原因只是满清领导集团毫无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念及其战略的具体体现。甲午战败的根源在于满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势，在于他们毫不知晓日本明治政府深得其精髓的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是指导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的民族国家建设的政治和经济学说，其精髓就是一国的内政外交战略及其政策制定都必须遵循“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的国家致富原则。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保护民族经济、与外资作斗争、建立独立自主工业技术体系和重构东亚秩序的“李斯特式”自主道路，而满清政府则走的是自由贸易、在国内市场“稍分洋商之利”和“外须和戎”的依附西方列强的买办道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改革开放观的本质不同导致了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大分流”，并最终决定了其截然不同的命运。与流行的看法相反，甲午战争并没有打醒中国人，无论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大陆时期的国民党政府都没有探索到导致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李斯特式”改革开放的道路，因而，即使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它也无法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命运。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当代世界，“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已不再是国家致富的基本原则，“出口高端产品并进口低端产品”已经成为国家富强的根本性道路，然而，我国却陷入了与之背道而驰的“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的陷阱之中，并形成了与洋务运动惊人相似的“自由贸易、依赖外资和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模式。我国目前这种发展模式的形成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支配中国知识界的结果，这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至今仍未探索到国富国穷的真理。值此纪念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对我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战略进行深刻的反思，重读世界经济史，探索新的发展战略和新的发展模式，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迎接近年来我国面临的历史新变局。
关键词：甲午战争;洋务运动;明治维新;改革开放;中国模式
我国的历史学家们到现在还没有看清当时的世界大势
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勇研究员认为，“如果按照(洋务运动)当时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走下去，不发生甲午战争，中国不犯这么一个‘颠覆性’的重大错误的话，中国的经济继续成长，它就一定会去调整社会结构，也得走自由贸易、自由经济之路，允许非国有企业发展，慢慢也能够成长出一个中国自己的资产阶级。但这是历史假设，没办法重新来过。”[1]马勇的意思是说满清不放弃朝鲜，跟日本打了一仗，是犯了“颠覆性”的重大错误。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贾根良：我觉得，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马勇的说法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他的观点纯粹是近十多年来席卷中国的买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产物。马勇这段话里关于甲午战争和洋务运动的认识都是错误的，让我先谈甲午战争的问题。即使满清政府当时拱手把朝鲜让给日本，这种绥靖主义也是无法阻挡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的，历史文献对此记录的很清楚：日本早在甲午战争之前二十年就已经制定了先割走中国台湾、再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继而把全中国作为其殖民地的既定战略方针，如果按照马勇研究员的说法，满清对日本一点也不抵抗，这难道不会更加刺激日本侵略者的胃口，导致整个中国在1937年之前就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马勇研究员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把甲午战争说成是满清政府犯下的一个“颠覆性”的重大错误实在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他对甲午战前世界大势的认识实际上没有超过李鸿章，这是为什么他对李鸿章佩服的五体投地的原因。马勇研究员的许多奇谈怪论，如“日本使朝鲜内部分化，就是要建构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要把朝鲜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近代战争就是一个愿赌服输，不存在不平等条约”，等等，这活脱脱就是一种“买办史学”的典型代表。马勇研究员在中国历史学界并不是个案，近十多年来，为袁世凯、李鸿章翻案，否认中国革命的合理性，这种虚无主义的“买办史学”沉渣泛起，甚嚣尘上，实在是一种不祥之兆!甲午战争已经过去120年了，中国学术界现在仍很少有人了解和信奉李斯特主义经济学，难道天命如此?
我在前面已经讲到，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这就是鸦片战争发生的历史背景，到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殖民主义就发展成为帝国主义，这是甲午战争发生的背景，对于当时要崛起的落后国家来说，面临的任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反对英国及其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主义，保护民族独立，但另一方面又要对沉睡中和弱小的国家实行殖民主义政策，在苏俄社会主义爆发之前，这是一种普遍的模式，虽然后一方面是非正义的，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对这种世界大势理解的就非常透彻，在他的“文明论”中，所谓“文明”的现代性就等同于对外扩张，了解这一点是理解福泽谕吉“脱亚入欧论”的关键。“1885年3月，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宣称‘我国不应为等待邻国之开明、共振亚洲而犹豫不决，莫如摆脱当前之处境，与西洋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也无须因是邻国而有所顾虑，应按西洋人之对待方法而行。’主张与西洋列强一道侵略朝鲜和中国。……(对于福泽谕吉来说)甲午战争就是他们所持见解的实践，福泽感到‘这次战争宛如自己发动的一样’，为之欣喜若狂。”
在福泽谕吉看来，满清政府对外奴颜婢膝，对内专横残暴，自我沉溺，愚昧无知，这样的国家如果不灭亡，天理不容，日本怎能与之共进退?西方列强侵略这样的国家理所当然，加入到这种行列是日本走向西方文明的必由之路。在日本，福泽谕吉被尊称为“日本近代文明缔造者”的启蒙思想家，一万日元是日本流通中面值最大的纸币，现在日本的纸币上就印着福泽谕吉的肖像，作为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一直就受到日本国民的高度尊敬，特别是印有福泽谕吉肖像的纸币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发行的，这一点值得我国高度警醒。在明治维新领导集团看来，通过战争建立殖民地是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也是日本摆脱西方列强重压的唯一出路，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成为日本举国上下的共识。
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历史学界经过过去十多年研究得出的下述结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甲午战争中日本取胜导致了日本的近代化从此转向了军国主义歧路。这种观点认为，甲午战争中日本采取孤注一掷，以‘国运相赌’、‘以小博大’取得胜利的方式，不仅使日本对外侵略的野心迅速膨胀，同时也导致了日本的近代化从此转向了军国主义的歧路”。[2]正如早就有学者指出的，发动侵华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目的之一，我上面对日本明治维新对外战略的梳理也清楚地说明了，日本的军国主义道路实际上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已确立了，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后来的“九一八”事变和全面侵华战争根本就不是什么随机性的赌博行为，而是日本殖民主义的本性使然。在我看来，我国历史学界近三十年来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不是进步了，而是倒退了，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值得历史学界深刻反思。
而我们现在从满清政府随意放弃琉球来看，其领导集团对当时这种殖民主义的世界大势毫不知晓，他们仍然按照古代的朝贡体系看待日本的侵略行为，它怎么有可能打赢日本为获取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须的殖民地而发动的甲午战争呢?实际上，当时中国在迎接西方挑战的条件上要比日本优越，假如满清政府能够在洋务运动之初就接触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假如政府中能有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这样血性的战略家，它本来就可以顺应世界大势，仿照西方的殖民主义体系很容易地把琉球、安南(越南)、朝鲜和缅甸等这些原先的藩属国变成满清的殖民地。假如是这样，甲午战争就不会被打败，抗日战争也就永远不可能爆发，目前的台海问题和钓鱼岛之争也就不复存在，美国人现在岂敢重返亚洲!昏庸无能的满清领导集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多大的灾难!留给了直到我们现在仍感到如此棘手的问题!由此可见，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是否以发达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为根据，国家领导集团接受什么样的经济学说对国家兴衰是多么至关重要!这个结论对反思目前我国精英阶层特别是改革领导集团接受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我将在后面再具体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仍处于帝国主义时代
记者：历史不能假设，旧殖民主义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我们不得不面对昏庸无能的满清政府留给我们的历史问题和目前美国对我国的军事、经济包围。今年不只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任仲平又在《人民日报 》上发表文章说，“100年过去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历史已经翻页，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3]我认为他这种看法太乐观了，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的?
贾根良：任仲平的这种观点不是实事求是的观点，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列宁早就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资本主义没有消亡，帝国主义怎会消失?从现实情况来看，如果说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任仲平说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历史可能会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帝国主义的新发展——金融帝国主义——在当代世界的肆虐，特别是美国金融帝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财富掠夺是史无前例的，在这方面，迈克尔•赫德森、廖子光和宋鸿兵的《货币战争》等大量著作都做了无情的揭露。帝国主义不仅没有成为历史，反而在目前正大行其道，所谓全球化的新时代，只不过是美国通过军事强权在全球推行以美元霸权为新核心的金融帝国主义的时代而已，这是一种高级形式的殖民主义。
你刚才讲到了历史不能假设。确实，历史是不能假设，但可以引以为戒!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意味着历史的悲剧将有可能重演，这就是我为什么作为一位经济学者在2012年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原因，因为我早在2006年通过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就已经发现，中国在1993年后形成的发展模式与历史上发达国家成功崛起的历史经验是背道而驰的，进而发现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按照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旧殖民主义和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帝国主义阶段，“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是所有崛起国家必须遵循的国家致富原则，凡是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形成“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工业制成品”的经济结构的国家最后都沦为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殖民地，虽然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在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高速增长并成为世界第五大高收入国家，但最后不得不沦落为依附型国家。日本在东亚为了建立其“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的“大东亚共荣圈”，不惜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可见，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世界经济中，崛起国家在制定对外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交流的政策上，“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在任仲平所谓的“全球化新时代”，崛起国家所遵循的上述准则是否就不成立，帝国主义的历史已经翻页了呢?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核心的“新国际分工”中，由于低端制造业不再呈现报酬递增的特点，所以，后发国家遵循“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的原则已经不再能够走上富裕的道路了，在所谓的“全球化新时代”，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国家致富的基本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已经修正为“出口高端产品、进口低端产品”，[4]这是因为由于全球价值链在国家之间的分解，在低端制造业不再呈现报酬递增的同时，原先只有制造业才具有的历史性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之特征在农业和服务业中也出现了，但它们都集中在了发达国家在所有产业中所掌控的价值链高端环节上，而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新时代”中则处于那些惯例化的、低附加值的、几乎没有创新机会窗口和进入壁垒很低的价值链低端环节。
在旧殖民主义时代，所谓殖民地就是沦为宗主国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地，当时的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政策就是不允许他们从事这种报酬递增的工业活动，强迫殖民地从事报酬递减的初级产品生产活动，从而使殖民地锁定在了贫困的境地之中。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今天，帝国主义对欠发达国家的支配和剥削关系就从工业制成品与原材料之间的进出口结构转变成了发达国家各产业的价值链高端与发展中国家价值链低端的交换关系，发达国家通过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等理论诱使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报酬不变和报酬递减的价值链低端环节，并牢牢地控制住全球价值链报酬递增的部分，在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同样达到了与旧殖民主义时代相同的经济目标。
我在上面之所以这样大段地讨论世界经济结构的这种重大变化，实际上就是要说明，我国现在的发展模式是与“出口高端产品、进口低端产品”这种“全球化新时代”的国家致富原则背道而驰的。如果说在老的帝国主义阶段，一国“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工业制成品”将不可避免地沦为“旧式殖民地”的悲惨地位，那么，在所谓的“全球化新时代”，我国现在的“出口低端产品、进口高端产品”的对外经济格局，是否也存在着沦为“新式殖民地”的必然?从英国到韩国，在落后国家的勃然兴起中存在着一种客观的历史规律，在国际发展战略上选择高质量经济活动就是崛起国家必须遵循的这样一种客观历史规律，尽管这种客观规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如果不遵循这种客观历史规律，迟早要遭到其惩罚。我在前面谈到的阿根廷是这样，洋务运动也是这样。在近代史上，我国沦为了“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工业制成品”的半殖民地，现在我国又陷入了“出口低端产品、进口高端产品”的新国际分工陷阱，这哪里有什么“中国崛起”的事情?
我在几年前就已经指出，所谓“中国崛起”或“北京共识”只不过是外国人忽悠我们而已，[5]目的是让我们陶醉在虚假的幻象中，而不是去反思，从而找到一条真正的“强国富民”的道路，而我们自己却跟着瞎起哄，殊不知危险日益在迫近。看看我国周边，现在已经不是狼烟四起了吗?中国人记吃不记打，在这方面，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洋务运动时期正好是西方主要国家忙于在国内发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因此在从鸦片战争到1860年掀起对中国的第一轮殖民主义热潮后，西方主要国家减缓了对中国咄咄逼人的殖民主义侵略，暂时的和平使洋务运动滋生了自大的情绪，甲午战争前的满清就陶醉在了“同光中兴”的盛世幻觉之中，而对日益迫近的战争危险漠然置之。在过去二十年中，喧嚣的“和平崛起”理论同样也是这样一种幻想，盛世情怀不也是同样在我国周边狼烟四起的今天仍在流行吗?任仲平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章就是这种虚无缥缈的盛世情怀的典型代表。
学习帝国主义的历史经验
记者：毕竟时代不同了，满清是根本不可以与目前的中国同日而语的，在这种情况下，对目前的我国来说，您对日本和满清对外关系的比较和反思还会有借鉴意义吗?
贾根良：这不是有没有借鉴意义的问题，而是意义非常重大。由于时间限制，我在这里只谈两点粗浅的看法，以便抛砖引玉，促使人们更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第一点是，我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军事、外交和文化交流上，都应该明确并紧紧抓住“出口高端产品、进口低端产品”这个全球价值链时代国家致富的基本原则，坚决放弃类似于满清帝国朝贡体系的对外关系思维模式，在对外关系的制定上要紧紧围绕着彻底扭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的“出口低端产品、进口高端产品”的对外经济格局这一政策目标。日本自明治维新到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在处理其与东亚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关系上基本上都是遵循着“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的关系准则，这是其成功应对西方列强挑战并在亚洲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关键之处，这一点对于目前的我国仍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我们知道，一国不可能脱离国际关系实现经济发展，即使是鸦片战争之前满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也没有脱离这种国际关系。我们前面已经谈到，满清政府在处理与他国经济关系时，建立在同质经济结构基础之上的这种国际关系是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背道而驰的，满清政府当时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把当时的安南和朝鲜变成自己的工业制成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地，但其精英集团根本就没有这种观念，因此这种选择是不可能的，它做出的选择仍是拼死保护在同质经济结构基础之上以睦邻理念为核心的“怀柔邻国”的朝贡体系，无论中法战争还是甲午战争，满清政府应战的目的就在于此，但最终结果却是被迫形成了与西方列强和日本之间的“出口原材料、进口工业制成品”的异质性经济结构，从而沦为了这些国家的半殖民地。
在当代“新国际分工”中，世界各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如果不是“出口高端产品、进口低端产品”，就一定是“出口低端产品、进口高端产品”，两者必居其一，不可能有别的选择。这种事实说明，国与国之间不可能完全实现所谓的平等互利，在当代世界中，平等互利实际上只是表面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与低端”关系之上的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国际关系。因此，对外开放对一国经济的影响之所以至关重要，并不在于对外开放的程度和规模，而在于对外开放的性质，也就是是否有利于通过转变对外经济关系，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了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并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同时，使外国经济对本国的技术、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和产业产生依赖，从而使本国经济能够对外国经济产生支配性的影响，这也就是说，一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时时都要以增进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宗旨，这包括提升本国生产力、确保本国经济安全并拥有支配他国经济的权力。
然而，令我感到悲哀的是，我国对外各种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与上述原理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正如在洋务运动时，满清精英集团并不明白“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这一基本原理在处理内政外交等各个方面的事务对于“自强求富”的关键作用一样，现在我国各种政策的制定不仅不知道“出口高端产品、进口低端产品”对国家崛起的决定性意义，反而在过去的WTO谈判、历次“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和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上，却屡屡按照“出口低端产品、进口高端产品”的思维模式制定了不利于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在这方面一个的突出例子就是，由于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后，我国从价值链低端加入到发达国家的全球价值链之中，从而使我国在东亚地区陷入了“日本掌控高端技术和资本品，韩国、新加坡甚至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提供资本品和中间产品，而中国则提供劳动密集的低端产品”这样一种可悲的担水劈柴的国际分工地位，政府对此不仅沾沾自喜，而且还不遗余力地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这种现代版的“大东亚共荣圈”。悲夫!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的历史悲剧难道还要重演?
由于缺乏一种通过“出口高端产品并进口低端产品”这种支配和控制周边国家的思维和战略，我国目前奉行的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原则本身并没有错，但它并不是建立在“出口高端产品并进口低端产品”这种新李斯特主义的经济外交原则之上的，而是本质上从满清“怀柔邻国”的朝贡体系模式继承而来的。因此，与鸦片战争之后满清所面临的形势非常类似：我国目前不仅早已丧失对周边国家的支配和控制，反而周边国家却日益被奉行“出口高端产品并进口低端产品”经济外交原则的美国和日本所支配，利用这些国家形成了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包围。在这方面，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局势的严重性：本来中国企业在缅甸有很大优势，但近几年来，由于日本采取对缅甸铁路、航空等交通和城市设施建设提供日元贷款;通过官企联合进军缅甸，接连拿下若干重要项目;并通过获得建设缅甸股票交易市场的许可，抢占缅甸金融业的制高点，现在，中国企业在缅甸节节败退，面临严峻危机。早在1997年，日本学者市川周就在《战胜中国》一书中提出通过价值链的控制，打造日本主导的亚太经济圈战略，安倍上台后，一直在呼吁组建美、日、澳、印四国战略同盟，目的都是孤立和战胜中国。[6]近代史的教训太深刻了，这难道还不令我们深刻反思吗?
现在，我再简单谈一下作为满清政府改革开放指导方针的“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深刻教训。针对西方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日本明治维新政府不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而且还采取了通过对外军事扩张，借此实现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地位的战略;但与日本不同，满清政府采取了屈服于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改革开放总方针，历史的发展不仅最后证明了日本的战略得到了实现，而且也说明了，一国如果不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国内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反帝”和“反封”在中国革命中紧密联系在一起就是这个道理。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奉行“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战略的结果，必然会在应对美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甚至会遭到小国的凌辱，这是普京在乌克兰事件中绝地反攻的根本原因。
笔者在三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已经论证：如果不建立一种摆脱美元霸权支配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的崛起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现在仍处于帝国主义盛行的时代，“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说明，只有中国才能承担得起领导世界进步力量建立反对美元霸权和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历史重任，这是历史赋予中国造福全人类的昭昭天命。[7]如果中国拒不承担这种历史任务，实际上就是不讲究正义的国家，因此，中国岂能“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我们过去只是批判帝国主义，被动地抵抗帝国主义的入侵，但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学习帝国主义的经验，而中国要领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样一项伟大的正义事业，如果不学习帝国主义的经验，岂能承担得起这种历史重任?对于帝国主义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就是甲午战争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
在这里值得说明的是，请不要把我在这个访谈中对我国现行发展模式和经济政策的批评看做是对改革开放的否定而拒不反思。失败是成功之母，正确的实践是在不断的试错中形成的，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人和任何事业都不可能是天纵聪明而没有差错的。英、美、德的崛起也绝不是在一开始就找到正确道路的，我们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国家崛起中只是一个短暂阶段，何况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呢?就拿英国崛起来说，我在前面不是已经谈到了英国的国家精英们经过了长达四百年的时间，才从不断试错中终于摸索到了“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的国家致富原则吗?梅俊杰在对英国成功崛起之路进行考察后，为了防止神话英国的成功道路，他在“也不必把英国纺织业的成长理想化”的标题下，以历史史实为基础，总结出了“就是在明君能臣统治时代也并非没有战略性抉择错误”、“实际产生正面效果的重要举措也并非总是有意设计的结果”等八条教训，对那种不允许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探索上犯错误甚至犯重大错误的看法提供了严重警告。[8]在我看来，如果拒不反思目前的改革开放战略，重蹈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的覆辙是很难避免的事情。
甲午战争后“中国经济开始更健康地发展”了吗？
记者：贾教授，我在前面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勇研究员的观点时，您说马勇对甲午战争和洋务运动性质的认识都是错误的，但您只谈了有关甲午战争的问题，还没有谈到他对洋务运动的认识有何错误。我再部分地重复一下他的观点：如果没有甲午战争，“按照(洋务运动)当时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走下去，中国也得走自由贸易、自由经济之路……1895年之后，由于外国资本直接介入，中国经济开始更健康地发展，而且规模更大了。之前我们一直想修铁路，但就是没钱，外国资本融入之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中国的资本主义时代就是从1895年开始的。”[9]您对他的这种观点是如何看待的?
贾根良：我首先要肯定他这段话里的正确看法：洋务运动本身对内并不是自由竞争的，这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马勇对于洋务运动时期对外经济关系的看法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个时期并非马勇所说的不是“自由贸易”的，虽然这是被帝国主义强加的“自由贸易”。在我看来，洋务运动的“对外自由贸易、对内缺乏自由竞争”的发展道路与日本明治维新国家精英所信奉的李斯特主义的“对外贸易保护、对内自由竞争”是截然相反的，这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我不否认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也不否认它(包括甲午战争之后洋务运动的继续)对中国近代化的重要贡献。但是，马勇所推崇的自由贸易和外国资本并不能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而只能把旧中国带入半殖民地之中。比较一下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发展道路，这点就很清楚了：由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主导的洋务工业实质上是买办阶级主导的依附性工业，因为洋务运动走的是一条类似于拉丁美洲独立后依附型经济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信奉自由贸易、在国内市场“稍分洋商之利”和“外须和戎”的依附西方列强的“斯密式”买办道路，而日本明治维新则走的是一条尽力保护民族经济、与外资作斗争并建立独立自主工业技术体系的“李斯特式”道路。亚当•斯密在美国建国之初，曾建议当时落后的美国实行自由贸易的“买办式”道路，但遭到美国国家精英们的坚决拒绝，他们通过“李斯特式”道路在19世纪末崛起为了世界第一工农业强国，[10]而信奉亚当•斯密学说的拉丁美洲直到现在仍陷入依附型经济而不能自拔。
因此，如果认为甲午战争之后，“由于外国资本直接介入，中国经济开始更健康地发展了”，这种看法无疑是罔顾历史事实的。甲午战争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程度，帝国主义的目的并不是要在中国发展真正的资本主义，它所建立的只不过是依附论学者普雷维什所说的受帝国主义支配和掠夺的“外围资本主义”，这大大迟缓了真正的资本主义发展。由于不了解当时修铁路之所以没钱是由于汇丰银行等外国资本控制了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满清政府无法实行“国家(主权)信贷”的结果，所以，马勇才讴歌外国资本的“伟大意义”。
理解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主权信贷”的重大意义对我国现在的历史学家们实在是太难了，因为中国经济学界很少有人接触过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和“货币国定论”的现代理论，何况历史学界呢?我国历史学界有关经济学所有的知识几乎都是来自皮毛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这怎能让他们正确认识历史呢?因此，用现在一个流行术语来说，马勇有关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他否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保路运动”中反对外国资本对国家经济命脉控制的意义，并全盘否定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们为民族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伟大历史意义。
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决定了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命运
记者：贾教授，按照您的看法，日本迫切地需要侵略朝鲜和中国，以便为其工业发展提供生死攸关的原材料来源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这是日本在关税自主权丧失情况下寻找的一种替代性道路，但如果日本丧失了其工业发展的国内市场，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不会成功的吧?日本在关税自主权丧失情况下，它还如何保护其民族经济?你还没有回答我在前面提出的这个问题呢。如果它还能够保护其民族经济，哪又是如何保护的呢?
贾根良：你这个问题提的很好。我刚才提到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实际上就已经涉及这个问题了。但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并不完全是出于摆脱西方列强对其通过国内市场发展工业所面临的重压而寻找替代性的工业品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旧殖民主义时代，后发国家崛起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保证本国新生工业的原材料来源地和销售市场，从而使之成为本国工业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重压，日本也会走上侵华的道路，这是资本主义建立殖民地的本性使然。但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在东亚建立殖民地，而是在于它在国内所进行的一系列民族国家建设的改革活动，这包括保护民族经济、财政金融改革、统一国内市场、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等，这才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性或主要的因素。去年，我曾通过对导致洋务运动失败和明治维新成功在国家经济体制方面的主要因素进行过简单比较，对中日两国两种不同经济发展道路的根本不同做了具体说明。
首先，虽然日本和满清同样是关税不独立，但日本关税自主权的丧失与满清在相当大程度上并不是一回事，日本在保护国内市场上还是相当成功的。清日两国虽然被迫都是只征收5%的关税，但在满清，由于海关为外国人所把持和走私等因素，征收的税率实际上连5%的一半都不到;与清政府允许外国商人深入中国的穷乡僻壤不同，日本只限于外国商人在日本通商口岸销售工业制成品，发达国家的工业品销售受到极大限制，这就为日本新生工业保留了相当大的国内市场。1886年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风波为日本对内地市场的保护提供了历史证据。与满清政府不同，日本在取消包括关税不自主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不断和西方列强谈判修改条约的事情。1885年12月，井上馨在就任首届外务大臣后，就提出了新的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方案，希望通过“给予外国人在内地自由旅行、居住、占有一切动产和不动产以及从事一切工商业活动的权利”的开放内地措施换取西方列强废除领事裁判权。但井上馨的这一方案遭到了强烈反对，反对者认为，“在资本和技术上都占有优越地位的外国人一旦进入内地，则正在发展中的日本工商业马上就会在竞争中败给外国人，因此，从保护日本工商业的观点来说，开放内地为时过早。”在这种反对浪潮冲击下，井上馨的修改条约方案终于以失败而告终。
其次，对外资的态度截然不同。在关税不自主的情况下，对外资的不同态度就成为导致洋务运动失败和明治维新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由于日本人具有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意识、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外国商人不能到达内地，所以，在当时的日本，根本就不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买办利益阶层生存的土壤，而对于已经进入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明治政府的目标也很明确：通过支持日资企业，把外资企业排挤出日本，例如，日本政府通过扶植和资助三菱汽船会社，在19世纪70年代打败了势力强大的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英国大海运公司“P· O”公司，把外国势力全部从日本沿海航线上彻底赶走了。但与日本对外资的态度不同，满清政府的目标却是在中国国内市场上“稍分洋商之利”，并给予洋商、洋货在内地市场等诸多方面的“超国民待遇”，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曾对此大加痛斥。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满清的轮船招商局与英国太古、怡和洋行签订的“齐价合同”不仅使这两家外资企业的实力大大超过轮船招商局，而且也因其合同的垄断性质扼杀了其它民族资本发展现代航运业的可能。[11]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这种依附于西方列强的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其教训值得我们对目前依赖外资的“新洋务运动”做出深刻反思。[12]
再次，日本建立起了对其主权信贷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国家银行体系，掌控着本国金融市场和对外贸易的融资、产品定价权，为其工业化融资和国家财政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而汇丰银行等外国银行通过洋买办控制和支配了满清政府的货币金融主权及其金融市场，从而控制了晚清的经济命脉，导致其工业化缺乏资金、财政税收主权丧失、国内市场四分五裂和外资对其经济的支配。国家银行制度的核心是中央政府拥有唯一的货币发行权，货币发行权不仅可以通过银行体系特别是作为“法币”的纸币发行为工业化融资提供成倍的信贷创造，而且还可以通过铸币税收入为国家财政提供巨额“免费午餐”，这是第二代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亨利·凯里和帕申·史密斯有关“国家银行”的核心思想，这一思想在美国内战期间通过不以金银为基础的“绿背纸币”发行得到了实行，而“绿背纸币”为工业保护主义的北方打赢战争提供了关键性的财政经济基础。作为日本天皇的顾问，帕申·史密斯建议日本建立以国家银行制度为基础的日本中央银行，伊藤博文通过对美国财政金融体系的考察，极力支持帕申·史密斯的建议。日本除了建立中央银行，还通过建立以国家银行制度为基础的横滨正金银行，夺回了对外贸易的融资和产品定价权。其结果是，尽管最早登陆日本的六大外国银行共有资本金2亿两，实力远远超过当时日本银行体系的总和，但在“明治维新之后，尽管外国银行的实力超级雄厚，但在日本开拓市场始终举步维艰。到20世纪初，最早在日本开业的六大外国银行，除了汇丰之外，已经全部倒闭或退出了日本。……(而汇丰银行)也已经被挤压到了外贸和国际汇兑等狭小的领域，非但无力染指日本的货币发行权，连进入日本市场的普通业务都寸步难行。”[13]反观满清政府，不仅缺乏统一货币发行权的中央银行，货币制度极其混乱，无法运用银行信贷和国债市场(例如昭信股票发行的失败)为其洋务运动和国家财政提供融资，由此大借洋债(以及巨额赔款)导致了财政税收、铁路矿山等经济主权的丧失，而且，更严重的是导致了其金融高边疆的彻底沦丧，例如，仅汇丰银行一家银行就基本上垄断了满清政府金融业的半壁江山，当时中国的国际汇兑、国际贸易、国内存贷款都主要依赖汇丰银行，该银行还拥有在中国的货币发行权，控制和支配着晚清的货币金融体系。
最后，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建立起现代中央集权国家和统一的国内市场不同，满清则在洋务运动期间开始走向四分五裂，地方政府日益独立于中央，国内市场分割空前加剧，这是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在近代史上，现代民族国家建设面临两大历史重任：一是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保护本国幼稚工业并在他国建立本国制造业所支配的原材料来源地和销售市场，二是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体系，并为了实现工业发展的规模经济，把地方性的、行会支配的区域市场转变为高度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在日本学者依田熹家看来,统一市场是建立民族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导致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和满清洋务运动失败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是有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和统一的国内市场。依田熹家认为，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日益走向分裂，而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建立起中央集权国家。满清未能形成统一国内市场，导致了买办资本和地方政府的日益独立，以此为基础的清王朝实际上并不是封建专制国家，而是一种“变形领主制”国家。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到辛亥革命后，各地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北伐革命，中国才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最后，通过新民主义革命完成了统一。”依田熹家主要用日本统一市场形成于明治维新前和当时交通手段落后导致国土广大的中国无法形成国内统一市场对此进行解释，但实际上更重要的因素则是由于满清政府在奉送货币金融主权给外国资本和财政税收主权丧失的情况下，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不得不将军权和财权大幅度下放地方政府，其中由此产生的厘金等才是导致国内市场严重分割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梁启超才一针见血地指出，李鸿章“知有洋务而不有国务”。发动甲午战争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对此洞若观火：“昔日本将构衅于中国,或有以日本之小,中国之大,疑势力之不敌者。日首相伊藤博文曰‘中国名为一国，实为十八国也。其为一国，则诚余倍于日本，其为十八国，则无一能及日本之大者，吾何畏焉。’”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争焉有不败之理?(未完待续)
[1]金若木：《马勇：甲午战争对当代中国的启示》，《同舟共进》2014年第6期。
[2]郑金刚：《放宽历史视野看甲午战争 ——新世纪以来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反思》，北京日报，2014年4月28日。
[3]任仲平：《让和平永驻人间——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年之际》，《人民日报 》2014年7月28日。
[4]贾根良：《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2期。
[5]《演化经济学对自主创新和中国经济学的意义——贾根良教授访谈录》，《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2008年第1期(创刊号)。
[6]正荣仁：《不能眼睁睁看日企在缅攻城略地》，环球时报，2014年1月8日。
[7]贾根良：《世界经济大萧条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革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2期。
[8]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3页;第87-92页。
[9]金若木：《马勇：甲午战争对当代中国的启示》，《同舟共进》2014年第6期。
[10]贾根良：《美国学派：指导美国经济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说》，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11]江秀平：《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创办近代企业的比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
[12]贾根良：《警惕自主创新战略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创新政策与管理》卷2014年第6期转载全文转载。
[13]宋鸿兵：《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1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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