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笔者为《甲午战争与中日大分流》书稿准备的材料，将发表于《管理学刊》或《海派经济学》2015年第2期。《甲午战争与中日大分流》如果明年不能完成和出版，书名将更改。本文完成于2014年9月19日，全文3万字，将分三次陆续贴出(略去了主要的文献出处)。
摘要：晚清腐败、军事体制落后等目前人们所谈论的甲午战败的原因并不是其根本原因，这些原因只是满清领导集团毫无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念及其战略的具体体现。甲午战败的根源在于满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势，在于他们毫不知晓日本明治政府深得其精髓的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是指导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的民族国家建设的政治和经济学说，其精髓就是一国的内政外交战略及其政策制定都必须遵循“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的国家致富原则。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保护民族经济、与外资作斗争、建立独立自主工业技术体系和重构东亚秩序的“李斯特式”自主道路，而满清政府则走的是自由贸易、在国内市场“稍分洋商之利”和“外须和戎”的依附西方列强的买办道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改革开放观的本质不同导致了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大分流”，并最终决定了其截然不同的命运。与流行的看法相反，甲午战争并没有打醒中国人，无论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大陆时期的国民党政府都没有探索到导致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李斯特式”改革开放的道路，因而，即使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它也无法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命运。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当代世界，“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已不再是国家致富的基本原则，“出口高端产品并进口低端产品”已经成为国家富强的根本性道路，然而，我国却陷入了与之背道而驰的“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的陷阱之中，并形成了与洋务运动惊人相似的“自由贸易、依赖外资和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模式。我国目前这种发展模式的形成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观支配中国知识界的结果，这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至今仍未探索到国富国穷的真理。值此纪念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对我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战略进行深刻的反思，重读世界经济史，探索新的发展战略和新的发展模式，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迎接近年来我国面临的历史新变局。
关键词：甲午战争;洋务运动;明治维新;改革开放;中国模式
中国人毫不知晓的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根本原因
记者：贾教授，您好!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大败中国是日本明治维新获得成功的标志性事件。一年多以来，我国一直在反思甲午战争惨败的历史教训，但很少有人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和满清洋务运动失败的比较来探讨这个问题。您在2012年3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1]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集体接受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是其成功的关键性因素。据我所知，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从未有人提出过的一个全新观点，你能具体谈下你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吗?
贾根良：我所谓的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包括在英国、美国和德国分别指导其成功崛起的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和李斯特经济学，这种经济学揭示了后发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崛起的客观历史规律，它并非单纯的经济学说，而且也是建设现代国家的政治学说。在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不久，日本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就以迅猛之势展开，这与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在日本被其国家精英们所普遍接受具有根本性的联系。我们知道，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主宰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内政外交政策，但我们并不知道的是，这两位领导人以及明治维新的绝大部分国家精英们完全接受了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我可以举出这方面的四个历史事实作为证明。
第一个是，日本明治维新政府大藏省官员若山则一(Wakayama Norikazu)在 1870年就出版了宣传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保护税说》，在该书中，他提出日本必须实行贸易关税保护政策，并在该书的《附录》中大量引用了第二代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亨利•凯里有关贸易保护主义成功的历史事实，这种保护主义思想得到了当时任内务部部长 (相当于现在的总理)的大久保利通的支持。大久保利通写到，“现在是最适当的时机，政府和官员们应该采取保护性政策，旨在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已经开发的产业必须予以保护，尚未开发的产业必须予以建立”;在上呈天皇的备忘录中，大久保利通显然对亚当•斯密不屑一顾，因为他向天皇推荐效法的是遭到亚当•斯密大力批判、但却催生了震撼世界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重商主义时期的保护主义经济发展战略。
第二个历史事实是第二代美国学派的综合者帕申·史密斯在1871年至1877年曾担任日本天皇的顾问，当他离任返回美国时，“美国的保护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已经在(日本的)政治家、政府官员以及学者中达成了普遍共识。”帕申·史密斯何许人也?迈克尔•赫德森的书中写到，帕申·史密斯是美国内战以前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对他同时代的著名李斯特主义者、林肯的经济顾问亨利·凯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还是曾担任林肯与约翰逊总统两届政府国务卿苏厄德的追随者和顾问，曾一度在苏厄德国务卿任期内的国务院中是排名第三的人物，“帕申·史密斯的《(政治经济学)手册》出版于1853年，比共和党成立还要早一年。该书为这个新政党的以下纲领提供了理论基础，即保护性关税、工业化战略、内部改善以及废除黑奴制度——所有这些政策在美国内战的重建时期一直在实行。”苏厄德在访问日本时，与日本结下了特殊的友谊，日本要求美国为其天皇派驻国际法律顾问，帕申·史密斯因此就担任了这一职位。作为坚定和充满激情的李斯特主义者，帕申·史密斯极力促使日本的国家精英们采纳李斯特经济学和美国学派的国家发展战略，在长达六年多的时间里，他最终实现了以其经济学说作为“帝王师”的人生目标。
第三个是1870年11-12月间，日本政府派遣大藏省少辅伊藤博文前往美国考察财政金融制度，由于受到美国高关税保护制度的启发，1871年3月，在美国考察的伊藤博文在给政府的意见书中指出，“尚未臻于完全开化之国如我国者”，关税保护乃是最合适的制度，英国之所以富强也是由于“初借此法大兴产品之制造”，现在英国人主张自由贸易，“并谋诱导我国亦行此法”，“此乃彼国谋求自利之术，对我国有大害;我国应如同美国设置关税保护，以发展我国内之生产”，当伊藤博文回国时，他已经成为以关税保护、国家银行和内部改善为核心的“美国制度”在日本的坚定推行者。正是根据美国学派经济学家帕申·史密斯的建议和伊藤博文这次考察的建议，日本政府决定中央银行采用由国家控制的美国国家银行体系模式，而非采用私人控制的英格兰银行模式，1872年颁布国家银行条例，并在1882年建立日本中央银行。日本中央银行的建立排除了西方列强对日本金融体系的控制和支配，为日本明治维新的工业化提供了关键性的国家信贷支持，后面我们还要谈到这一点。
第四个历史事实是岩仓具视使节团对美欧国家立国之道的大规模考察。明治维新之后，通过废藩置县、消除割据势力，日本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在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发展道路上，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却仍然没有明确的战略，因此，他们决定派出被称为“几近日本行政部门的全体出动”的大规模使节团考察西方列强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模式。1871年12月23日，岩仓具视率领使节团从横滨出发，踏上了“考察美欧”之途，1873年9月回到日本，历时一年零9个月。在美国的半年时间里，他们积极地阅读美国学派先驱汉密尔顿及其支持者如美国将军和总统格兰特(Ulysses S. Grant，1822-1885)的论著;然后，他们到了德国，在当时的德国，正如俄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写道的，“德国所有大学都在学习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而且此书还是俾斯麦的案头书”，所以，他们阅读李斯特的著作，并在柏林的许多场合会见俾斯麦，俾斯麦向他们指出了19世纪国际社会中强权政治的活生生现实，指责英法的殖民统治，现身说法地讲述了弱小的普鲁士如何成长为德意志帝国的艰苦奋斗的历史，这不仅给使节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对日本崛起道路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
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之路：民族国家建构的普遍道路
记者：贾教授，我记得您曾引用马克思的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为人”指出，在日本，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就是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迎接西方挑战的这种思想闪电。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有这么大的威力?为什么说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集体接受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是其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呢?
贾根良：这是因为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揭示了落后国家崛起的客观历史规律，它不仅是指导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的经济学说，而且它也是以这三个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的，所以，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崛起走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由于英国在1750年以前在制造业上落后于东方的印度和中国，而美国和德国是英国崛起之后的追赶型国家，所以，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的道路实际上就是落后国家的崛起之路，它具有三个核心的特征。首先，拒斥自由贸易理论，通过关税保护建立起本国与发达国家竞争的高端产业，这种高端产业在当时就是制造业或者说工业。从13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长达四百多年的时间里，英国经济先后受到汉撒同盟和低地国家的支配和剥削，在反抗这种命运的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的反反复复的斗争中，英国的国家精英们终于摸索到了“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这种重商主义的国家致富原则。1721年，在英国议会开幕时，英国国王乔治一世经人授意，把这种重商主义的国家致富原则确定为国家战略：“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料，对于公共福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也没有的。”正是按照这种国家致富的基本原则，英国通过对当时印度次大陆占据世界统治地位的“高科技”棉纺织品的禁止性关税保护，在进口替代战略之下，最终催生了震撼世界的“工业革命”的爆发。[2]英国在大机器工业占据世界垄断地位后，转而诋毁贸易保护，大肆宣扬自由贸易，但正如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英国自由贸易理论是“建立在英国应该成为农业世界的唯一大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3]其目的正如李斯特指出的，踢掉英国攀高时贸易保护的梯子，以免别的国家跟着他上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和德国接受英国经济战略家的洗脑，他们将面临着在长期内沦为其殖民地的命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经济学家们和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奋起反击，制定美国和德国后发崛起的新战略，最终促成了美国和德国通过保护主义工业化道路在1900年崛起为超越英国的工业强国。
其次，通过军事扩张重构世界经济版图是国家崛起的基本条件，这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任何国家的崛起都无法摆脱与他国的国际经济关系，英国的崛起标志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诞生，这种体系与以往西欧封建帝国对他国的军事统治以及满清帝国的朝贡体系存在着一个本质上的不同：后者是建立在同质经济结构基础之上的支配与臣服的关系，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则是建立在工业国和原材料供应国的异质经济结构基础之上，这就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而诞生的殖民主义时代的来临，所谓殖民地在经济学上的经典定义就是成为宗主国的原材料来源地和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旧殖民主义时代，在保护本国市场的同时，通过武力建立殖民地并强制其实行自由贸易是国家崛起的必由之路，虽然这并非是正义之路。所以，处于崛起过程中的英国，作为军事财政国家，[4]通过战争将制造业比其先进的印度次大陆置于其殖民地的命运;美国在高关税保护的同时，派遣海军中将佩里在1851年率领舰队强迫日本签订“自由贸易”的不平等条约;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在1878年召集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瓜分世界市场的《柏林条约》。在这种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如果那个国家试图“和平崛起”，无异于痴人说梦，最终必将陷入任人宰割的命运。
最后，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的道路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用目前流行的术语来说，它是国家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根本性提高的必由之路，没有走过英、美、德崛起道路的国家是不可能完成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的。从重商主义到李斯特经济学，其经济学说的核心就是这种民族国家建构的指导原则。现在，人们一谈起这些学说，只知道其保护主义学说，但实际上，正如李斯特和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施穆勒指出的，重商主义的本质“在它的核心深处，并不在于关税壁垒、保护性关税或者航海法案，而是在于某些远为重要的事情——即在于(它所产生的)社会及其组织、国家及其制度体系的整体性转变，在于用民族国家的经济来替代区域性和地方性的经济”，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实质上就是这样一种国家建构的经济学说和实践活动成功经验的总结。就民族国家建构的经济战略而言，在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将破坏这种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所以对外贸易保护是其民族国家建构的前提条件，但并不是经济崛起的充分条件。正如李斯特指出的，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并不是同质的，“一国范围以内的贸易自由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自由……这两者的性质与作用都截然不同，犹如天渊之别，”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和李斯特经济学都把市场划分为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在国内市场上强调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而在世界市场上则强调贸易保护和对国际市场的各种干预。
以上是我对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道路核心特征的概括，在我看来，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崛起道路就是落后国家崛起的普遍道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政者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国家精英深得这三个国家崛起经验的奥秘，在理论上深刻地领悟了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精髓，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明治维新必然要取得成功的原因。正是在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日本明治政府通过大力扶植和保护民族经济，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的工业化;甲午战争后，日本开始了以机械和钢铁为中心的重工业化，到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已能大规模生产汽车、坦克、飞机和大炮，而国民党政府在这些战争必需的重化工业产品上一件也不能生产，中国因此而差点亡国，是否寻找到并接受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富国强民的真理深刻地影响了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命运。
日本“明治维新”的强力崛起
记者：贾教授，明治初年，日本继续受到幕末以来对外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和当时的中国一样，日本也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不能运用关税控制权自主地保护它的新生工业，直到明治时期(1868-1912)末期的1911年，日本才最终获得了关税自主权，它怎么可能保护其民族经济，在明治时期就走出一条类似于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崛起道路呢?
贾根良：这正是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所苦恼的问题，我在这里先讲一下自称为“东洋俾斯麦”的大久保利通的故事。在岩仓具视使节团的考察过程中，“坐在疾驶的英国火车上，看着外面的工业化景象，大久保利通……陷入了沉思：英国曾经是与日本一样的小的岛国，但它系统地实施了保护主义的自强战略。……英国曾经坚决维护贸易保护政策，直到它取得工业领先地位以后才放弃了这一做法而主张自由贸易。日本没有17世纪的英国所享有的控制关税和商业贸易的自主权。更令人苦恼的则是欧洲拒绝有关不平等条约的重新谈判。”怎么办?!岩仓具视使节团这次出使美欧国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试图修改西方列强强迫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其失败给他们带来了深深的挫败感。
然而，正当岩仓具视使节团为此而苦恼的时候，“铁血宰相”俾斯麦和德国参谋总长毛奇的一席话使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集团茅塞顿开。俾斯麦告诉他们，“方今世界各国, 虽皆以亲睦礼仪相交, 然全属表面现象, 其于阴私则强弱相凌、大小相侮……彼之所谓公法, 虽云保全列国权利之典常, 然一旦大国争利, 利己则执公法不动, 若不利则翻以兵威相见, 固无常守”;德国参谋总长毛奇也说，“法律、正义、自由之理,不足以保护国内,也不足以保护境外,非有兵力不可。万国公法,也是系于国力强弱,局外中立而唯守公法者,乃是小国之事,至于大国则无不以其国力来实现其权力。”[5]
俾斯麦和毛奇的话使岩仓具视使节团的成员们兴奋不已：弱小的普鲁士不就是依靠“振兴国力”即发展经济军事实力，成为新兴军事强国的吗?再往前说，英国不也是通过三次英荷战争、英法战争、武力占领印度以及鸦片战争，从一个孤悬欧洲大陆之外的落后岛国变身为“日不落帝国”的吗?英国和德国能够做到的，日本也能做到!在日本身边，大清帝国还在沉睡，琉球和朝鲜这两个满清的藩属国不就可以首先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进而台湾、满洲和中国大陆不就可以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吗?这真乃天赐良机!日本暂时惹不起西方列强，身边的肥肉怎能放过?大久保利通为此兴奋不已，他给西乡隆盛写信说，听过俾斯麦的一席话之后，我开始感到日本的前途大有希望了;[6]他还说，来到德国, 最有意义的是见到俾斯麦, “经营国家不可不如彼……用俾斯麦的强权, 缔造英国式的富强……(为此)即使我一个人, 也要维持这个国家!”[7]
对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来说，自对外开放以来，欧美各国一直侵略日本，被强加各种不平等条约，日本实力不够，暂时无法直接对其反击，所以，他们认为，通过侵略琉球、朝鲜和中国找回这种损失，并通过这种侵略强大起来，才能实现与西方列强们平起平坐乃至最后进攻他们的目标，“铁血宰相”俾斯麦和德国参谋总长毛奇的一席话为他们从前已接受的侵略邻国战略提供了根据。“这种以屈服于欧美和侵略邻国为日本出路的想法，在幕府末期就已经由长州的吉田松阴——后来成为明治政府领导人的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的老师——明确地阐述出来。……松阴的观点被他们直接或间接的弟子——明治政府领导人——继承下来……这点一直贯穿着明治政府的对外政策……大久保死后，主要由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推行的征伐朝鲜到甲午战争的侵略主义，也没有偏离在对近邻的侵略当中找回从属欧美的损失这一念头”。
我们知道，吉田松阴的观点是典型的封建帝国主义侵略思想，并不含有建立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的任何元素。但对于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来说，欧美之行使他们为吉田松阴的思想赋予了一种全新的含义：强大的工业是英国作为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关键，[8]而工业则需要殖民地作为原材料来源地和产品的销售市场，但日本资源匮乏、市场狭小，所以，日本只有把朝鲜和中国变成殖民地，才能确保作为日本崛起所需要的原材料来源地和工业制成品销售市场。正如甲午战争的发动者伊藤博文后来露骨地指出的，瓜分东亚的目的，“和‘仅仅为了侵吞国土和荣誉’的(甲午战争之前的)‘昔日之战争’不同，‘其目的在于消除向国外扩充工商业利益时的外来障碍，或主动向世界扩张工商业’，即‘必须带来资本主义利益’。”由此可见，伊藤博文是深得英、美、德崛起成功经验的精髓。
正如Ian Patrick Austin指出的，日本明治维新国家精英们的核心目的是建立可持续的政治、战略和经济结构，这不仅仅是为了预防日本像大多数东亚国家那样被殖民地化，而且要遵循英、美、德崛起的道路，并使自身成为东亚区域的殖民主义者。由此可见，甲午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它是日本早在明治维新初年就已经作为一种国家崛起的战略精心策划好的，而满清统治者在战争爆发时仍对此一无所知。这说明，洋务运动一点也没有看清殖民主义在当时作为国家崛起必由之路的世界大势，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初就以这种世界大势制定了通过在东亚建立殖民地实现国家崛起的战略，视野的差距如天壤之别，不禁令人浩叹!
(待续)
[1]贾根良:《新李斯特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新学说》，《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3期。
[2]普拉桑南·帕塔萨拉蒂：《为什么欧洲富强了而亚洲却没有》，王中华译，贾根良审订，商务印书馆，2015年将出版，该书为贾根良、梅俊杰主编《经济史与国富策译丛》的一种。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29页。
[4]皮尔•弗里斯指出，“1688年至1815年之间，英国中央政府用于市民政府(civil government，中译本译作全民政府)建设的资金不超过财政开支的20%，其余用于支付军事开支或偿还国债，而国债也常常是用于军事方面的开支。……假设英国国家称得上在推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那么它自身一定属于重商主义‘财政军事国家’，”见皮尔•弗里斯：《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和第111页。琳达·.维斯也指出，“英国政府在1715-1850年时期的国防开支是俄国这个竞争对手(1885-1913)的2.5到3倍之间。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俄国在工业化时期的政府支出，在欧洲中已算是最高的了”，见琳达·.维斯等：《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131页。
[5]久米邦武：《美欧回览实记》，第三卷，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329页。转引自廖建林：《岩仓使节团的欧美之行与日本的近代化》，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3期。
[6]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1853-1972》，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3页。
[7]转引自姚传德：《用俾斯麦的强权, 缔造英国式的富强评大久保利通的近代化思想》，学术界，2005年第3期。
[8]大久保利通对工业在国家富强中的关键作用及其国内政策的含义具有深刻认识：“大久保利通回国之后,就向政府提出了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大力推进殖产兴业的方针。他在《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书》中说:‘大凡国之强弱由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虽基于人民之是否勉力于工业,但追本溯源,未尝不仰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功。’”见廖建林：《岩仓使节团的欧美之行与日本的近代化》，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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