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白的悬诗：关于甲午战争的七日谈（下）

　　参考：克尔白的悬诗：关于甲午战争的七日谈（上）

　　第四日：“皇军”=鬼子的形成

　　1894年11月3日，日本最早的大众漫画期刊《团团珍闻》登载出一幅阴森可怖的漫画，题为《奉天府陷落大祝祭》。图中被日军“占领”的奉天(沈阳)张灯结彩，旗绳和树枝上挂满了“灯笼”...不，那不是灯笼，而是中国人的人头。沈阳在甲午战争期间并未被日军占领，漫画如实反应了在后方听着连战连捷的战报，陷入狂热状态的日本人的野心和对杀戮的喜悦。

　　日本著名的大众小说家司马辽太郎，不仅小说出名，在历史学界也有着一席之地，“司马史观”在日本国内有着不小的影响力。所谓“司马史观”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光明的明治，黑暗的昭和”。在司马辽太郎看来，明治是了不起的时代，日清(甲午)、日俄战争都是“自卫战争”。而某部英国制作的关于日本近代史的纪录片中，则声称日本军队在明治时期很不错，遵守国际法，并受到(列强)赞赏，只是后来才“变坏了”。

　　这种观点毫无道理。就是在甲午战争期间，日军制造了旅顺的屠杀;也正是甲午战争期间，“皇军”=鬼子正式成型。

　　关于旅顺大屠杀，据说起因于日军发现了被中国处决的日军士兵的尸体，“山路将军非常生气，下达了对敢于做出这样非人道的国民，除了妇女老幼外全部消灭掉的命令，因此旅顺实在是惨而又惨，造成了旅顺港内恰似血流成河之感。”(《向野坚一回忆录》)由这种所谓的“非常生气”而进行的杀戮多有记载：“在一民家附近又发现日本兵尸体。一看，头、手、阴囊已取走，肌肉撕裂，腹剖开，腑脏被拖出。军官见状，命令士兵说：‘好好看此尸体。再见到敌兵，一人不留。”众士兵挥泪切齿而去。这时士兵发现此民家有两个土人，手部、腹部有血迹。于是，我士兵进去击杀之，鲜血四溅，溢于庭院。我也跑去，见此情，气稍平息。”(《向野坚一从军日记》)

　　就像提到南京大屠杀或“皇军”的其他屠杀行为，一些日本右翼都会举出“通州事件”或所谓“排日暴行”为“理由”一样，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狡辩。且看一例与“非常生气”无关的杀人记载：“我到九里庄，看到我军砍杀一个支那人。据说此人向敌人发暗号。还枪杀一个清国兵。当时一士兵呼喊：‘这个清人要求投降。’军官回答说：‘讨厌，杀掉!’随后在两枪声中，此清兵毙命。”(同上引)这是因为“讨厌”而杀害已经投降的人员的行为。

　　如果说日军的杀戮行为是出于为战友复仇，那对东学农民军的杀戮是出于什么理由呢？根据日军官方战史，在与农民军的战斗中，只有一名日军士兵是“战死”，还被军部和靖国神社张冠李戴的记到了成欢之战的名下。但我们来看看日军的有关记录：“我队，追赶敌于西南方，打杀者四十八名，负伤生擒十名......归舍后，拷问之上，烧杀之。”(后备第十九大队第一中队某士兵阵中日志)“本日东徒之残余，捕来七名，于城外田地里一字排开，上刺刀，森田近通一等军曹号令一下，一齐动作，俱杀之，旁观之韩人及统营兵等，惊愕最甚。”(同上引)将战俘作为士兵刺刀训练的工具，是中国人绝对忘不了的侵华战争中“皇军”的典型暴行之一，其实早在甲午战争时期就已经存在了。“敌争先乱进，突来四百米处，我队始为狙击，百发百中，实觉愉快。敌不过乌合之土民，恐怖之念一起，至无敢前来也(是日，耗费三千百余发)”这是自由党系的《宇和岛新闻》登载的军人来信，面对只有火绳枪甚至是农具的东学农民军，装备来福枪并且训练有素的日本军享受着“百发百中”的屠杀的“愉快”感。

　　【报纸上报道的农村出身的勇士啦，砍杀百人竞赛的勇士啦，说的就是我的事......实际上，我在冲锋之后进行的白刃格斗中杀死的只有四五个人......只要朝被占领的敌人的战壕喊一声：“你来来!”因为支那兵都是傻瓜，所以他们就会一个跟一个地向我这边走来。让他们排好队后，挨个砍杀......虽然获得了砍杀百人的荣誉，但其实几乎都是这样砍杀的......我们俩进行了竞赛。后来常常有人问我“没事吗?”我回答：“没事......”】

　　这是臭名昭彰的南京“百人斩”其中一人在故乡小学校讲演时的自供。从“百发百中”到“挨个砍杀”，从“乌合之土民”到“支那兵都是傻瓜”，无论是“明治”还是“昭和”，我们看到的是作为“皇军”精神史的一贯性。

　　明治政府在1873年制定征兵令、着手推行近代征兵制度时，曾引起众多的反抗和骚乱，毕竟老百姓有谁愿意被送上战场去，为还不知是何物的“皇国”卖命呢？但二十年后，当“皇国”的思想开始渗透整个日本社会后，往昔那些逃避抵制征兵的民众都已变成了最忠诚的“皇军”。普通百姓，为什么成了以杀人为“实觉愉快”的恶魔?著名的进步学者洞富雄在对二战时一名日本士兵的日记进行分析时指出：“正如我们在《“斋藤次郎”战地日记》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位有四个幼子、拥抱着怀孕的妻子、正在惦记着收割的庄稼的农民，是被一张突然到来的召集令驱赶到战场上来的......那些刚来时看见当地的孩子就思念自己远在故乡的儿女的善良士兵们，经过反复多次地去干那些抓人、杀俘虏的勾当之后，不知不觉地就变得心毒手辣了。把善良的市民和农民训练成杀人成性的凶手，我再次感到侵略战争实在太可怕了。”这当然是正确的看法。但我们还应该指出，很多日本兵并不是到了战场后才变得残忍，而是在来到战场前，思想意识中就已经有了残忍的种子。

　　日本帝国主义的建立，固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强制的过程，但与此同时，它也是向所有日本人发出的邀请函：从朝野各派的政治人物、财阀、思想家、宗教家、小说家、诗人、漫画家一直到普通民众，都参与到了其中。当政治人物谋划着实际的侵略计划时，占据着言论要津的人士则向“国民”灌输着侵略的预备意识。他们把邻国(中国、朝鲜)描绘成“愚昧、狡诈、肮脏、懦弱、虚张声势”的野蛮之国，就像何伟亚在评论鸦片战争前英国的中国观时所说：“在第一只英国枪瞄准中国人之前，中国就已经在著作中被摧毁了。”这样的评论用来反映甲午战争前日本的中国观、亚洲观，实在是更为贴切。蔑视和将邻国“非人化”的气氛如此普遍，使得如果列举具体的例子将耗费过多笔墨，我们只能说，从思想家福泽谕吉到大文豪夏目漱石，在他们的中国、朝鲜观中，随意间便流露出一种最为残忍无情的性格。当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尚有日本儒者批评其“兴无名之师”，但到了甲午战争，就连大名鼎鼎的基督教人道主义者内村鉴三都称之为“义战”了。

　　言论的广泛传播，得益于日本近代媒体的渐趋发达，战争又成为其极大的发酵剂。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八大新闻社的读者数相比战前增加了25%;战报、战地记录、战场地图、时局评论、诗歌、漫画，实际上这是日本以铅字为武器的又一支部队。以战争期间的漫画为例，有：《牙山的清军》、《清兵的七件道具》、《拿起文明之枪开火》、《清军扮成韩女逃离牙山而去》、《清兵的绑法》、《饿(牙)山兵的溃走》、《李鸿章的正梦》、《关羽搬家》、《舰队的灭亡》等等作品。这些漫画除了丑化嘲笑中国军队的腐败无能落后之外，还将中国人画成猪的模样;而猪象征中国，母鸡象征朝鲜，在当时已成为日本时世漫画中一种固定的用法。通俗易懂、生动直观的漫画作品，通过对中国人和朝鲜人的非人化，为现在的“皇军”和未来的“皇军”植入可以像杀猪杀鸡一样杀人的意识，由此当作为未来“皇军”一员的人文主义电影巨擘小津安二郎发表如下的言论时，我们也就不再感到诧异了：

　　【看到这样的支那兵，一点也没有把他们当做人。他们是无处不在的虫子，我开始不承认人的价值，他们只不过是傲慢地进行反抗的敌人，不，是个物件，不管怎么射击，都显得心平气和。】

　　第五日：清流派与李鸿章

　　长期以来，由于史学界主流对李鸿章予以否定，因此反对李鸿章的清流派人物一般都受到肯定或相对正面的评价。不过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之后，历史翻案潮大兴——实质上很多“翻案”、“新”历史观只是重复了新中国建立之前的历史观点而已——为了抬高李鸿章，对清流派的批判多了起来，他们被描绘成只会说大话喊革命口号，保守封闭一无所知的排外愚昧集团；如果不是清流派挤兑李鸿章，使得北洋水师无法添置新舰，说不定甲午战争的结果就会不一样，所以清流派才是失败真正的罪魁祸首。对清流派形象的描绘很明显有含沙射影之意，而代表这种历史观的典型例子就是引发不少争议的电视剧《走向共和》。

　　所谓清流派，主要是指以都察院、翰林院、国子监、“帝师”为中心的势力。除了清流领袖翁同龢掌握了六部中最重要的户部之外，大多数清流派都没有什么实权。他们以笔舌为武器，慷慨激昂，所以又被称之为“词臣”。当时京师有“翰林院文章、都察院奏章”之谚，谓有形无实之物，从一个方面也见出清流派的实际力量。清流派在甲午战争期间基本持主战立场，但主战的并非都是清流派。清流派的另一特点是拥护光绪帝实现真正的亲政，排除慈禧的影响，故清流派大都为“帝党”。清流派现在受到的主要指责之一是只会说空话，不明外部现实和世界大势，在甲午战争期间以道听途说的消息问罪李鸿章，如将李经芳说成是“日酋”的“驸马”等等。

　　的确，清流派的主要情报来源除了依赖邸抄或少数上海出版的报纸之外，就是以各种传闻为主，这与他们所置身的环境有关。不过，就此认为清流派只会胡说八道同样也是片面的观点。在平壤之战前，作为清流派代表人物的张謇曾这样分析派赴平壤的军队：“将才实难，就曾淮军者言，淮军树、鼎两军已无人，铭军半皆第二辈......叶志超亦庆军旧部，沾染官场习气，且夸诞恐不足当大事。闻此同去之聂某(聂士成)平日尚有勇毅之气耳。”《张謇致翁同龢密信》结果叶志超弃城而逃，平壤失守，证明了张謇确有先见之明。

　　对清流派的另一大指责是他们阻挠李鸿章加强海军建设。关于这一点，首先涉及到清末塞防论与海防论对财政的争夺；其次，海军经费不足与慈禧有关，而慈禧与李鸿章互为靠山，因此并不能单怪清流派。

　　分析清流派与李鸿章之间的主要矛盾，应该抛弃那种“反改革”势力(清流派)与“改革”势力(李鸿章)的影射式构图，还是要从清末出现的因理念与现实分裂而产生的国家权力结构的危机入手。

　　清流派，正如我们之前所介绍的，主要集中于言论和监察部门，说得更明确些，清流派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最坚决的捍卫者，是忠实的理念主义者。这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就是自明朝以降，不断强化的君(权)强臣(权)弱的国家权力秩序。清朝由于是少数民族统治，因此君强臣弱比之历朝历代更甚。然而两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严重削弱了君权的力量：一方面是出现了垂帘听政的太后，一方面是出现了手握重权的北洋大臣，作为理念主义者的清流派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在他们看来，太后的力量来自北洋大臣，而北洋大臣的威势则来自太后；为了使得皇帝实现真正的亲政，恢复国家本来应有的秩序，就必须排除这二股势力。太后是无法正面反对的，所以便将火力集中在北洋大臣身上，只要北洋大臣的力量弱化，太后也自然失去最大的奥援。

　　清流派有没有错呢?

　　实际上，在当时——恐怕现在也如此——的中国，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力量来推动近代化，那近代化努力的结果最终就是从洋务运动、东南互保到北洋军阀，所有的近代化事业和近代军队都沦为贪婪之徒与野心家手里的私产私兵。日本明治维新，不就是一场以“大政奉还”、“尊王攘夷”为号召的加强君权的运动吗？只是明治维新是有钱有枪的封建大势力(雄藩)将权力“归还”给几百年里都“一文不名”的天皇;但清流派，正如我们论述过的，并没有这样的力量。而在他们之后再次试图加强君权的维新派，尽管强烈地希望光绪学习睦仁甚至是彼得大帝，可维新派甚至比清流派更弱小，在失去了袁世凯决定性的支持后，不可能不走向失败。

　　关于清流派最后要说的一点是，清流派不是什么排外集团，其实在甲午战争中，不少清流派的代表人物表现出与洋务派不相上下的对西方列强的幻想，幻想着西方列强军事介入，待击退日本后与“帮助”了中国的西方列强共同“保护”朝鲜，这无异于“前门拒虎，后门进狼”。清流派对西方认识不足的典型例子可从其领袖翁同龢身上看出：

　　“常熟(翁同龢)奸狡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意[议]者;其误国之处，有胜于济南[宁](孙毓汶)，与合肥(李鸿章)可并论也。合肥甘为小人，而常熟则仍作伪君子。......日前常熟欲令洋人汉纳根练兵十万，岁费饷银三千两，所有练军均可裁撤......鄙人谓：‘中国财赋以属贺德，今再将兵权付之汉纳根，则中国已暗送他人，实失天下之望。’渠谓：‘此系雄图万不可失之机会。’等语。不知是诚何心!岂堂堂中国，其欲送之于合肥、常熟二子之手耶!幸此事未成。鄙人仍拟竭力征兵，冬末、腊初，兵力可恃，即拟力主战事云云。”(《荣禄致鹿传霖便条》)

　　有趣的是，日后声名狼籍的荣禄在这时似乎还表现出一定的民族主义情感。在他看来，翁同龢和李鸿章一样“误国”，都做着把中国拱手送给洋人的事。翁同龢乘着北洋实力大损，想借机强化中央的军事力量，所以支持汉纳根的练兵计划，却差点被汉纳根的野心所利用。

　　下面再来看一下清流派的“死对头”。

　　最近这些年来，李鸿章从“卖国贼”逐渐变成了“改革开放”先驱式的人物，电视剧《走向共和》是这种翻案的“里程碑”作品。在《走向共和》中，李鸿章在外交上有刚有柔，“以夷制夷”之术出神入化；内政上虽遭多方掣肘，仍苦心经营；马关谈判，忍辱负重。而剧中他的对立面翁同龢则被塑造成一个典型的“老左”形象，面目可憎。那我们就从各个方面分析一下李鸿章。

　　一：李鸿章之权力。

　　现在常说“权力有多大，责任有多重。”如果要确定李鸿章在甲午战败中的责任，首先需确定其时李鸿章之权力大小。为李辩护的观点声称李鸿章权力有限，因此不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事实是否如此？据日人稻叶君山回忆：“以余所闻，明治十八年，伊藤全权晤李于天津。某日，李告伊藤曰：‘予之与北京朝廷，犹之贵国往年幕府与京师。予于井伊大老，不能无一掬之同情。’语终，怃然者久之。”明治十八年即1885年，是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天津条约》，实为甲午日军侵朝埋下一大祸根。李鸿章是挺欣赏伊藤的，因此一时真情流露在所难免。李将自己与“北京朝廷”的关系同日本维新前的“幕府与京师”相比，一语即道出其权势大小。另外，淮军系的主要统帅刘秉章之子刘体智也指出：““文忠坐镇津门，朝廷大事，悉咨而后行。北洋奏章所请，无不予也。淮军将校果有能者，无不用也。”那么甲午战败，李鸿章当承担主要责任可确定无疑。对此，顾云的评价比较客观：

　　“中东之役，天下坐狱。鸿章几目同缪丑，要不尽然。日数言此系战后议和，非寻常可比，不能战而和，割地予金，虽苏张亦尔。惟其司北门筦钥，多历年所，炮台、轮舶、一切军实及养兵所耗几穷于计，一日衅起，骄将惰卒，类不堪用。初无一言，中朝不知，方恃以从事，致覆败相寻，又不援君尤臣死之义，剑寝屦皇，效死疆场，此则罪无可逭。”

　　二：李鸿章之用人。

　　平心而论，李鸿章用人有不拘一格的特点，也用过一些才干之士，如治台的刘铭传等。但总体而言，李鸿章兄弟及其周围的人，仍旧是中国旧官场文化的典型产物：无论是淮军还是北洋水师、北洋衙门，都成了裙带关系、乡党关系下贪污腐败、卖官鬻爵的渊薮;李鸿章兄弟及其周围的人也都成了“先富起来的人”。

　　三：李鸿章之治军。

　　甲午战争，即使北洋水师溃败，只要陆上能顶住日军之攻势，如万历之役那样，泥日军于朝鲜，那战局就会大为不同。但以淮军为主力的陆军表现如何，有目共睹。即使是对李鸿章每多溢美之辞的王尔敏也承认，淮军自成军时起就是一支没有理想、以劫掠屠杀为能事的部队，所谓“奋勇杀敌，只为利禄;争城略地，志在掳攫。”在王尔敏看来，淮军与湘军的区别在于，湘军尚受到儒家意识形态影响，有些卫道救世的使命感，而淮军则全无此等抱负。但他认为，因淮军重视利禄，战争为其最大发家机会，所以也有“上下用命，最喜锐进，以勇往进取为宗尚”的“优点”。然而这种“优点”实在是靠不住的东西，尤其是“淮人善营子母，得利生息，累赀而成巨富，故财产转移，土地兼并，较湘军为尤甚”。在初期的原始积累完成以后，只知道“得利生息、土地兼并”的军队，平时不暮气沉沉，战时不贪生怕死，恐怕也很难了。李鸿章明知这点，却一味庇护而没有任何对策。那么李鸿章的御军之法又如何呢?“文忠治军。不使诸将和睦，预防其协谋为主帅害，似传中丞衣钵。文忠常述中丞之言曰：‘时时已不肖之心待人。’......我军之终以不振，胥由于此。”(前引刘体智)以“不使诸将和睦”作为治军之法，其恶果直接体现在甲午战争中关键的平壤之役：

　　【而汝贵(卫汝贵)之遣，鸿章颇短志超，用激汝贵， 汝贵殊自张。比会议，宝贵(左宝贵)、玉昆(马玉昆)皆奋，汝贵独否。志超虽任总统，终以故等夷，降意咨之，卒不合。乃密言于鸿章，报谓有军法在。志超则招之密室，示以鸿章语。汝贵虽佯谢，愈益怏怏。鸿章驾驭当时，往往如此。尝自矜其术，而诸将水火即由之。(前引顾云)】

　　四：李鸿章之外交。

　　“李鸿章平生事业，就其个人而言，以淮军为最重要;就国家而言，则以外交为最重要”。王尔敏此论不虚。实际上北洋长期垄断了外交权，就像内藤湖南说的：“中国的外交是全部由李鸿章管理的，外国人有什么举动，就几乎到了不用到北京与北京政府商谈的地步。只有与日本的几次交往是例外......而一般的外国人就都认为与李鸿章打交道就可以了。不仅外国人这样认为，中国人也是这样认为的。”这便是虽然因甲午战败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但清廷在外交方面仍不得不依赖李鸿章的原因。李鸿章的外交战略一言以蔽之，就是所谓的“以夷制夷”。关于“以夷制夷”的本质，现在已不怎么流行的胡绳之《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概括的殊为准确：

　　他们先把中国的某些领土或主权奉送给甲国，企图依靠它来对付乙国。当乙国来找清朝政府的麻烦时，甲国往往以调停为名，实际上反而同乙国配合起来，强制清朝政府接受乙国的要求。过去向甲国送礼，这时成了乙国要求‘补偿’的根据;又须另外‘补偿’一些领土或主权给乙国，才能了事。转过来，甲国又以‘调停有功’为理由，再向清朝政府索取更多的权利。由于侵略中国的不是两个，而是好几个强盗，因此‘以夷制夷’的结果就是所有的强盗互相呼应，轮番勒索。

　　其实帝国主义者看得很清楚，德富苏峰谓：“李鸿章想借助俄国的力量牵制日本，这个策略不能说不妙，可结果却招来了德国、法国、英国，最后自己一无所得，反而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以夷制夷”反映出李鸿章对世界局势依然缺乏清醒的认识。比如他声称“美国直接大东洋，向无侵人土地之心”，一相情愿地认为美国人“最为公平”。琉球谈判时，让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参与调停，谁料“美利坚合众国的外交官们全面支持日本方面关于琉球问题的主张。”;又比如他竟然认为伊藤博文“不欲轻言战事，吞并小邦。”结果挑起战事，吞并小邦的正是这个伊藤。“以夷制夷”基本上是失败的外交战略，李鸿章后来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因英国在华利益最多，实力也最强，希望英人介入，但他却不知英国在与日本签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后，屁股就已经坐到日本一边去了。所以“文忠晚年憾英，辄言岛人无信。”(前引刘体智)就像清流派指责的一样，李鸿章的目的是“用洋人”，结果反被“洋人用”，真成了京谚里说的“外国忠臣李鸿章”了。

　　李鸿章的外交风格一向以妥协退让为主，单论与日本的交涉，除了《中日修好条约》算是一个对等的条约——但从传统的封贡体系的角度看，这个条约使得中国降格了——台湾的交涉、琉球的交涉、朝鲜的交涉，都是有理反吃亏的买卖。美国人马士从1874年台湾交涉的结果中就看穿了这一点：“这个插曲的一些特点就是支配着以后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国历史的那些特点——‘这种和解的确注定了中国的命运，它向全世界宣告着，这是一个富有的帝国，它准备给钱但是却不准备打仗。”

　　李鸿章的确是晚清第一流的政治人物，中国的悲剧正在此。

　　第六日：老将的诗

　　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战场上大败了所谓“联合国军”，于是一位“老将”激动之余，赋下七律一首：

　　师入三韩大有声，海东形势一番更。

　　美军屡败终难振，华裔方兴孰敢轻。

　　结日阴谋违夙愿，援朝义举洽群情。

　　中苏两国临斯世，同德同心致太平。

　　“老将”名叫萨镇冰，传奇式的中国海军耆宿。当“老将”还是一名青年军官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他奉命守卫日岛。日岛是位于威海湾南口深海中央的一个极小之岛，面积仅14亩，岛长120米，宽70米，高13.8米。其时日军攻势咄咄逼人，中国守军顽强抵抗，直至日岛炮台被完全摧毁。不久，北洋水师遭受全军覆没之结局。

　　时移世异，五十六年后，同样在朝鲜半岛爆发的一场战争，中国军人却击败了世界上装备最精良实力最强大的美国军队——那个打垮了日本的美国!如此的沧海桑田，今昔巨变，“老将”怎能不感慨万千？而今天那些动辄嘲笑、挑剔、批评乃至否定抗美援朝的人士，失去了起码的历史感，又实在有什么资格懂得“老将”的欢喜之心呢?

　　第七日：一百二十年后的现在

　　甲午战争过去了一百二十年，中国和日本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有些本质性的东西却不是那么轻易就会改变的。

　　在中国，对日本的警惕和厌恶随着日本在历史与领土问题上的一系列行为不断增长。电视里的连续剧十之七八是“抗日剧 ”，即使它们大多数都被称为“雷剧”，但“手撕鬼子”的热潮似乎始终不退。可是在现实社会中却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相反情况。在广州和上海的幼儿园里竟然先后出现播放《军舰进行曲》的事件;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南京中山陵无梁殿后的烈士墓前，一个电子打靶的娱乐项目也配上了该进行曲。南京是日军屠城的地方，而在烈士墓前播放“皇军”的军乐，烈士们恐怕都要在地下痛哭了。显然，铺天盖地的抗日雷剧好象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倒是使得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廉价化了。

　　日本宣布要成为“正常国家”，但是这个国家明显越来越不正常。社会右倾化的程度是如此之严重。而在互联网兴起后，出现了由网络成长起来的所谓“网络右翼”，如在这几年中发展迅速的法西斯式排外团体“在特会”。他(她)们举着“不逞鲜人”、“杀死朝鲜人”之类的旗帜在光天化日下游行。大众媒体和出版物中充斥着对日本主要邻国的漫骂、丑化、侮辱、意淫。稍微浏览一下它们的主题，实在令人瞠目结舌：关于中国的关键词是，解体、分裂、内乱、政变、崩溃、野心;关于朝鲜的关键词是，恐怖、“暴走”、饥饿、核、集中营、脱北、独裁、怪物。最近几年，因为受到“韩流”刺激和在历史、领土问题上的对立，反韩的出版物也大为繁荣：《嫌韩论》、《恶韩论》、《呆韩论》，一本接一本地出。这些耸人听闻的东西很多都成了畅销书，以致于在书店中出现反中反朝反韩的书籍在最显眼的位置排成一列的“壮观”景象。你不得不怀疑，世界上除了日本，会有其他国家存在着这样的出版生态。日本现在的舆论状况与甲午战争之前已经非常仿佛，只是格调更趋低下而已。

　　甲午战争已过去一百二十年。未来会不会发生新的甲午战争，这实难预料。我们只能说，如果不从一百二十年前的战争中汲取充分的经验教训，那么“未来”的战争仍将会是“过去”的战争。

　　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丢掉幻想”。在中央电视台时政节目中经常作为嘉宾出现的人民军队的一位少将，当谈到某某国不会在战争发生时援助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举出的理由往往是：“它(某某国)的在华利益是多少，它和中国一年的贸易额是多少”。当年“李中堂”的想法与今天少将的想法恐怕是一样的。甲午战争时，英国的在华利益和对华贸易额远远高于其在日利益和对日贸易额，结果却做了日本放手侵略的最大后台。也许这并不算什么，但某些位居外交要津或能够影响外交决策的人心存幻想就不是小事了。比如那位鼎鼎大名的外交明星，对别人谈兵论战非常不快，一开口就是“世界趋势的主流”、“和平与发展”、“互利共赢”，如果把当年“李中堂”的语言现代化，两者之间怕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美其名曰是承继周恩来总理的衣钵，然而周总理之外交，用韩国左翼学者的话说，乃是一种“竹柳外交”：该柔软时柔如柳，须强硬时硬如竹。岂是若辈之外交伎俩可以攀比的?

　　总而言之，“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是我们迎接不确定的“未来”时一个最基本的立场。

　　主要参考书目：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中华书局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人民出版社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刘体智《异辞录》 中华书局

　　欧阳兆熊 金安清《水窗春呓》 中华书局

　　王尔敏《淮军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萨支辉 萨本仁《锐舰：海军耆宿萨镇冰传》 天津人民出版社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上海书店出版社

　　稻叶君山《清朝全史》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 商务印书馆

　　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 商务印书馆

　　久米正雄《伊藤博文传》 团结出版社

　　德富苏峰《中国漫游记 七十八日游记》 中华书局

　　小森阳一《天皇的玉音放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小森阳一《日本近代国语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

　　子安宣邦《国家与祭祀：国家神道的现在》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鹤见俊辅《战争时期精神史：1931—1945》 四川教育出版社

　　本多胜一《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 北岳文艺出版社

　　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 新华出版社

　　牛越国昭(李国昭)《为了对外军用地图而进行的潜入盗测——外邦测量·村上手册之研究》第一编 同时代社

　　新川明《琉球处分以后》 朝日选书176

　　奈苍哲三《图解：幕末讽刺画与天皇》 柏书房

　　韩相一 韩程善《漫画所描绘的日本帝国——“韩国并合”与亚洲认识》 明石书店

　　清水勋监修《团团珍闻：甲午日俄战争时期》 国书刊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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