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订阅的《炎黄春秋》第二期刚到，看到刊首有一个叫作“一家言”的栏目，本期刊载了二篇文章。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再思考”，是应克复，文末注明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第二篇文章的题目为“处理社会关系的新思路”，胡德平，他是胡耀邦的儿子。这二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互相呼应的，既然你们提出这个再思考的议题，那我也只能再认真地思考一下。
所谓的再思考，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和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正面挑战。第一篇文章的第一个小标题为“‘阶级国家’与‘阶级专政’在现实中是一种虚幻”，他的主旨是否认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器不存在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文章中公然宣称：“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作为一种公器不容某个集团永久占有，各阶级、各集团可以通过组织政党，通过兢选，攫取有限的国家权力。那种把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是难以服人的。”第二个小标题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客体)的非科学性”。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明确的专政对象，理由是地主、资产阶级被剥夺生产资料以后便不存在了，故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明确的客体对象，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不能成立。第三个标题是“剥夺资本，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其合理性不能成立”。他立论的根据，一是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否认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和掠夺，认为资本是投资风险的承担者，生产经营的管理者，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代表，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此剥夺资产阶级的资本，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是不合理的，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不是什么“唯利是图”，而是马克斯·韦伯所言：“诚信、勤俭、敬业、守法，他们为上帝而积叠财富，在临终之际往往将巨额财产捐献给教会或慈善机构，他们为事业而生存，不是为生存而经营事业。”第四个小标题是“多数人可以对少数人专政?”即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专政这个理论前提不能成立，他认为在民主制度下，少数派应受到保护，因为多数不一定正确，先知先觉者总是少数，因此“保护少数”与“多数决定”同样重要。第五个小标题是“无产阶级专政是临时的革命措施还是长远的制度安排?”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估计是错误的，更不能由此而演化为无限期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应该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社会转变为以公民权利为中心的社会。他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为了要建一个以西方普世价值为标准的“公民社会”，这就是全文的最终主旨。这“一家之言”究竟是哪一家啊?是耶?非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这儿先放一放，慢慢再来讨论。
这个“一家言”栏目的第二篇文章是胡德平“处理社会关系的新思路”，其实就是他在广东大梅沙论坛讲话转过来的，那篇讲话的题目是“人民民主专政应受法律的约束”，现在只是题目换了一下，思路没有变。文章中有那么几句比较典型的话，他说：“我们的宪法和法律还能像列宁说得那样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到头来只能使一部分人民受另一部分人民专政，全民也会受到自己专政的迫害。”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问题，能够约束我们宪法和法律的“法律”究竟是哪家的“法律”，宪法是最高法，是母法，其他法律条文都是子法，那么这个居于宪法之上的法律又是什么法律呢?他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得出法律不再在人与人之间划分阶级，法是对全民而言，对所有公民而言，那我们的国家应是全民国家，我们的社会应是公民社会了，所以他反对王绍光那篇文章中讲的“我国现在仍然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主线索”的观点，胡德平认为这种观点使他联想到的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线索。故胡文与应文在基本思路上是一致的，他们要取消“专政”二个字，要建立的是不承认有阶级区分的公民社会。
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10月4日“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中，对于不同意见，“我主张采取辩论的方法，面对面，不要背靠背，好好辩论辩论，真理就是辩出来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问题，是一个带有根本性原则的问题，当然应该辩论清楚。这两篇“一家之言”的文章之思想锋芒很清晰，不仅仅是对着王绍光那篇文章，实际上是对着邓小平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的题目便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原则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坚持其他三条原则的根本保障。在整个八九十年代，如果查一下《邓小平文选》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及《邓小平年谱》，邓小平对此在各种不同场合反反复复地讲了几十次，在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是始终不渝坚持到底的。1992年邓小平八十八岁，在那年的一月十八日到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时的讲话要点，二月二十八日中央第二号文件下发。他强调党的基本路线的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工作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都是为一个中心服务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障社会主义的方向，改革开放是为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发展经济这个中心服务。这两个基本点缺少任何一方，那么发展经济这个中心任务就得不到保障了，而党的坚强而正确的领导，是实现一个中心与二个基本点的火车头。反对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便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与之相连的也必然否定社会主义的方向，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那么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把国家的经济政策建立在“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这在观念上便是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完全市场化、彻底私有化、普遍自由化，取消对国际金融资本的一切限制，其结果是放弃国营经济，取消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经济的任何掌控，那么不受任何限制地无限放大资产阶级法权，只能导致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法西斯的资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官僚资本与国际金融资本对中华民族的专政，使国家分裂，内乱不断，霸权主义可以在中国肆无忌惮地任意横行，其结果是中国重新回到比过去半殖民地更加悲惨的地位。今天北非的利比亚、中东的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就是一面很好的镜子，那会使中华民族重新陷于万分苦难，不知何日再能翻身得解放的境地。故《炎黄春秋》今年第二期开卷的二篇文章挑战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观念，实际上是对党基本路线的挑战，也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挑战，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挑战。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它是由如何正确认识阶级与国家这个问题衍生而来的，为了正本清源，我们还得从阶级与国家的关系这个老问题说起。国家机构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机构是否定如应克复所言超越于各个阶级或集团之上的东西?1919年7月11日，列宁作过一篇题目为“论国家”的演讲，他简单明白地把国家形态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问题作了清晰的阐述。关于国家的形态，列宁说：
“国家一直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机构，一直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人分为被管理者和专门的管理者，后者居于社会之上，称为统治者，称为国家代表。(朱注：孟子将其概括为社会分工的产物，即劳心与劳力的区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里统治者劳心，被统治者劳力，由被统治者供养统治者，统治者吃用都是由被统治者供养，并认为这是天下之通义。这是孟子对国家管理人员的理解，与列宁的概括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机构，这个管理别人的集团，总是把持着一定的强制机构，实力机构，不管这种加之于人的暴力表现为原始时代的棍棒，或是奴隶制时代较为完善的武器，或是中世纪出现的火器，或是完全根据现代最新技术造成的二十世纪的奇妙武器，反正都是一样。使用暴力的手段可以改变，但是只要国家存在，每个社会就总有一个集团进行管理，发号施令，实行统治，并且为了维持政权而把实力强制机构、暴力机构、适合于每个时代的技术水平的武器把持在自己手中。”
简单概括列宁的这一段话，就是说明国家是一个拥有强制手段不再从事生产劳动而专门从事国事管理的统治集团，这个集团是食于人者，即由生产者来供养的人群。而各个时代的社会属性又决定了国家的属性。在阶级社会，国家只能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统治的机器。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是否就成为社会的公器了呢?列宁在演说中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说：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特别是像瑞士或美国那样一些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里，国家究竟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全民决定的总汇、民族意志的表现等等，还是使本国资本家能够维持其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统治的机器?这就是目前世界各国政治争论所围绕着的基本问题。”
所以我说，应克复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是过去早就存在，并已有明确答案的问题。列宁在演说中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列宁说：
“国家的统治形式可以各不相同：在有这种形式的地方，资本就用这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在有另一种形式的地方，资本又用另一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但实质上政权总是操在资本手里，不管权利有没有资格限制或其他限制，不管是不是民主共和国，反正都是一样，而且共和国愈民主，资本主义的这种统治就愈厉害，愈无耻。北美合众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共和国之一，可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凡是在1905年以后到过那里的人大概都知道)，资本权力即一小撮亿万富翁统治整个社会的权力表现得如此横蛮，采用贿赂手段如此明目张胆。资本既然存在，也就统治着整个社会，所以任何民主共和制、任何选举制度都不会改变事情的实质。”
以上是列宁在近一百年前所作的论断，那么这一百多年来事实的发展是证实了列宁的论断，还是仍然难以服人呢?我们用不到列举很多例证，去年8月间，在美国弗格森市的警察威尔森枪杀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布朗后，当天在弗格森市引起了大规模的骚乱。11月24日，密苏里州的大审判团宣布枪杀黑人的白人警察威尔逊免于起诉的裁定。此裁定一出，弗格森市及其他城市相继爆发抗议示威活动。在此前还有一件事，是去年7月17日，几名纽约警察在斯塔滕岛地区巡逻时，怀疑43岁的加纳出售未缴税香烟，在抓捕过程中24岁的警察科尔用胳膊紧紧勒住加纳的脖子，使其窒息而死。12月3日，一个庞大的陪审团作出对白人警察丹尼尔·科尔免予起诉的裁定，结果使美国黑人对这个种族歧视的裁定再次掀起抗议的怒潮，使华盛顿、纽约、费城、加利福尼亚及弗格森市所在的路易斯安那州再次出现成千上万的抗议人群。在种族歧视背后，实际上是阶级的压迫和斗争。从事态的发展过程看，警察和法院，还不就是国家暴力机器的象征，种族歧视背后，反映了不同族群的贫富差异。在美国，黑人的失业率要高出白人二倍以上，黑人受教育程度要比白人落后四年以上，发生白人警察无故杀害黑人青年的地点，都是黑人的聚居区，形式上是族群差异引起的种族歧视。3月13日早晨，我在电视上看到弗格森市有人对警察开黑枪了，二个警察受伤。这还不是以暴制暴吗?在事件的背后还是阶级关系的反映，美国的司法机关和警察还是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美国民主共和国的形式，黑白混血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并没有改变美国国家的本质。在美国，工人阶级或者无产者，是不可能通过组织政党、通过兢选这个和平的方式夺取国家权力的，美国两党竞争的背后都有大资产阶级的支持，说到底美国还是由金钱和资本统治的帝国。从弗格森事件及纽约锁喉事件可以看到，在美国，这个国家机器始终是一小撮亿万富翁对全社会实行专制统治的权力，在这一百多年来，始终表现得如此蛮横和凶残。
应克复的另一个重要观念，便是挑战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的学说以及可变资本、不变资本的论述，并非马克思的首创，在古典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到里嘉图都早有论述了，马克思不过是把这个问题表述得更加清晰明白而已。如果有时间去读一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便应该明白了。在《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第二编，有这么几段话：
“第一，活劳动是对象化在一个生产物，一个属于劳动者的商品内;第二，这种商品，会再与一个包含等量劳动的别种商品交换。”
这里等价交换是商品交换的基本原则，但这种交换只要涉及到活劳动，情况便发生变化了，那就是：
“在资本和工资劳动的交换上，在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交换上，一般的法则是被破坏了。”
“像里嘉图所说，他也许一定会得到相反的结论。”
“亚当斯密也很认识了，再生产劳动力和维持劳动力所费的时间，和劳动力本身所实行的劳动，是极有区别的。”
这里无非是要把劳动力的价值与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区分开来，资本是死劳动，它不创造新的附加价值，创造价值的是活劳动，而剩余价值便来自活劳动所创造之价值的一部分。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是在资本本身包含的劳动量之外，还常常能够购买“一个追加量”的活劳动，当作资本的利润。那就是说，它会无代价地占有活劳动的一部分，而不支付它。亚当斯密强调地极力说明了，这种变化是和资本主义生产一同开始的，这是亚当斯密强过里嘉图的地方。换一句话说，资本是掌握在劳心者手里，活劳动是劳力者的化身，这里也是资本统治着劳动，死劳动统治活劳动，用孟子的概念便是劳心者统治劳力者，不劳而食是他们的本色。那么剩余价值论就根本不是什么一个理论假设，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这几百年来客观存在的一个概括。至于在文章中说的马克斯·韦伯概括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整整一个世纪，中国人没有发现的新大陆，更是无稽之谈了。在我的书架上亦还有几本马克斯·韦伯的著作，我也多少翻过一下，你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过出现在他《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那一章中的几句话，它所阐述的不过是禁欲主义清教徒的观念，如何成为资产阶级追求经济利益的源泉，事实上现世的成功反过来又破坏禁欲的生活方式。马克斯·韦伯曾引用约翰·卫斯理的一段话：“因为宗教必然产生勤俭，而勤俭必然带来财富，但随着财富的增长，傲慢、愤激和对现世一切细微末节的喜爱也会增长。”故在马克斯·韦伯心目中，这种清教徒禁欲主义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资产阶级身上也只是昙花一现，它是不可能持久的。资本掠夺的剩余价值，在资本家手上，最终必然给社会带来奢靡之风。勤俭节约的风气在富人那儿不可能代代相传，富不过三代嘛!如今在富二代那儿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败家子。再说，清教徒们发展资本主义，也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历史过程，《资本论》第一卷之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第六节工业资本家的产生，对英格兰的新教徒在北美如何建立资本统治是如此描述的：
“那些谨严的新教大师，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0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一百镑，每俘获一个男子得105镑，每俘获一个妇女或儿童得50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50镑!’”
马克斯·韦伯的《经济史-社会-经济通史纲要》早在1927年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此书当时取的书名为《世界经济通史》，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有它的保存本。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与马克斯·韦伯的《世界经济通史》进入中国知识界的时间相差不远，这许多年来中国人民欢迎什么的问题不是非常清楚了吗?何来“整整一个世纪，中国人却没有发现‘资本主义精神’的新大陆”之说呢?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客体，在定性上缺乏科学性，如果相对于资产阶级专政而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认为这难道不是一种“阶级复仇”吗?那岂不是有违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信念吗?至于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作为专政对象，岂不是对专政一次次泛化与滥用吗?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客体缺乏科学的定性。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百多年来，无论理论和实践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最早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是在1852年3月5日，他在给魏德迈的信中，叙述自己在理论上的新贡献时这样说：
“我新的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所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换一句话说，在全世界进入共产主义阶段以前，是否承认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是鉴定一个人是否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标准。马克思的一本著名的著作《法兰西内战》是他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重要著作，恩格斯在1891年为发行《法兰西内战》单行本写了一篇导言，他阐述了马克思所总结的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恩格斯在序言中说了这么一段值得注意的话：
“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他们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起初用通过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权力，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宰。这种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袭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内也同样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国，‘政治家’比在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加厉害地构成国民中一个特殊的和富有权势的部分。那里，两个轮流执政的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拿合众国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而在本党胜利后取得相当职位作为报酬。”
从这里可以看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何防止掌握国家机器的人，从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而这一点也正是历史上一切国家机构的通病。巴黎公社夺取巴黎政权以后，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有一段很生动的描述：
“当巴黎公社亲自领导起革命的时候，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侵犯自己的‘天然尊长’的管理特权，在空前艰难的条件下虚心、诚恳而又卓有成效地执行这一工作，并且他们所得报酬的最高额，据科学界一位权威说，还不及伦敦国民教育局一个秘书所得最低薪额的五分之一的时候，——旧世界看见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简直气得发疯了。”
从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可以知道它的教训是巴黎的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没有利用紧迫的时间坚决镇压被推翻的资产阶级政权，随后而来的是他们的疯狂反扑。其经验是夺取政权以后，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那么为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必须拥有自己的军队，马克思在共产国际成立七周年的庆祝大会上讲：“无产阶级专政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同时还必须防止自己建立起来的国家机构的相关成员从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也就是从劳力者的角色转化为统治者的角色，这个变化就表现在工作中究竟是从管理者方便的视角还是从人民大众的需要之视角去处理问题。当然，国家机关公务人员薪酬待遇的安排，那还得根据形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它与工农群众基本生活的状况不能相距太远，它的职务是为了奉献，决不能只是为了“管”，更不是什么升官发财的机会。列宁把这一点说得更加具体了，他在《国家与革命》中说：“要完全消除升官发财的思想，就必须使国家服务机关中那些无利可图但是‘光荣’的位置不能成为在银行和股份公司内找到肥缺的桥梁，像在一切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内所经常看到的那样。”这种情况我们在今天现实生活中还可以看到不少高官们若前商业部长之流让自己的子女到银行和上市公司，甚至到海外资本主义国家如摩根大通那样的财团去谋求高薪的闲职，从而成为霸权主义者挟制我们国家的人质。从而由此必然会逐渐改变国家的性质，这个问题在无产阶级国家建设的实践上，有很多深刻的历史教训。上述这二点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不可少的历史使命。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也集中在这二点上。关于其中的一点，列宁说：
“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对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但在这里实行镇压的机关已经是居民中的多数，同过去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奴隶制时代的情形完全相反。”
关于另外一点，列宁说：
“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前一时期报道的原财政部长吴波的事迹，便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人民的多数——工人农民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
在这里附带说一下，文章的应克复在文中抽象地提出反对“多数人可以对少数人实行专政”的问题，他回避了阶级关系讲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关系，结果是把资产阶级专政说成是最完美的民主制度，把无产阶级的民主说成是专制制度，这不完全颠倒是非了吗?掩盖了事物的本质。保护少数是人民内部不同意见争论的问题，与敌对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二回事。在这个问题上模糊事物的本质关系，通过掩盖矛盾的本质特征而混淆是非。
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便是“无产阶级专政是临时的革命措施还是长远的制度安排?”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它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决定于国际国内的客观形势。在社会主义阶段，有关国家消亡的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第五章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列宁说：
“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列宁这样说的理由是什么呢?那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个分配的原则是建立在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上，但实际上每个人的劳动能力是不等的，而以同一尺度的劳动来计量，形式上的平等背后存在着实际上的不平等。最简单的道理，劳动的能力，对男女老少是不等的，这种建立在商品等价交换基础上的按劳分配原则之上的平等权利，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这个情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有非常具体和清晰的分析，所以就按劳分配这一点来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因此，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指出的：
“‘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共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从上面列宁的这些论述，便可以知道在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社会内部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是什么临时的革命措施，而是长远的制度安排，而且是在消灭资产阶级以后长远的制度安排。无产阶级专政的时间不仅要考虑国内的因素，还要考虑国际的因素，只要国际颠覆因素，无论武装挑衅和干涉还是政治及思想因素的渗透存在，我们还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根弦。
还提出，“经过土地改革，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地主的土地及家财、资本家的资产都被剥夺了，地主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资本家也成了普通的市民，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对他们专政，就是拥有国家权力的强势力量对已经失去土地和资本的普通公民实行专政了。”不仅应克复先生是如此认识，胡德平先生的文章也有类似的观点，这些观念实际上是对六七十年代党的基本政策的错误理解。
我们不妨看一下毛泽东在六十年代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1962年8月6日，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据《毛泽东年谱》记载：
“邓小平作介绍后，毛泽东讲话，他说：小平同志没有讲到的，我想还有一些问题可以谈一谈。第一，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共产党也就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了，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的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了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讨论的一个问题，他是作为问题提出来，应克复先生是以肯定的口气谈这个问题的。到了1962年的9月24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南海主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会议上，再一次讲了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他说：
“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呢?应当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本国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本国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生长着资本主义分子，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复辟的。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后，有几次复辟。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
到了1963年5月4日，毛主席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阿尔巴尼亚的青年代表团，有柯庆施、胡耀邦、曾三在座，毛泽东说：
“社会主义国家经常会生长资本主义因素，有些共产党员挂了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分子，这不是多数，但有一部分是如此。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铺张浪费，浪费问题很大，这个问题如能适当解决，就是搞出几十亿美元。美国人不会借款给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借给我们，我们有个办法，就是向官僚主义者借款。”
我不知道胡耀邦有没有忘了毛主席亲口对他说的这一番苦口婆心的教导，事实上这一段时期毛泽东同志讲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主要是针对党内一部分同志蜕化变质的问题，他们便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官商勾结，挖社会主义的墙角。他们也正是我们今天反腐斗争的主要对象。矛盾的焦点很清楚，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把社会主义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包括文化大革命和今天反贪腐斗争的锋芒也都是对着党内的走资派。最近二年来，我们依法治国，抓反对贪污腐败的斗争，本质上便是与党内资产阶级分子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怎们能一讲依法治国，便看不到法律本身便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呢?依法治国也就是抓阶级斗争嘛，就是强化人民民主专政嘛，应克复怎么能闭着眼睛瞎说一气呢?
1974年10月20日，毛主席在长沙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邓小平在座。毛泽东说：
“中国现在还不行，不够好。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前(注：指旧社会)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的)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这一番话便是前面所载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阐述的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必须加以限制的东西，而资产阶级法权表现的形式是等级制度，而由等级滋生的特权，也正是在党内滋生和形成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这一段话主要不是说给丹麦首相哈特林听的，，毛泽东同志是给将要继周恩来执政的邓小平的叮嘱和希望。
我们还应该注意，10月20日毛主席在长沙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是在10月18日王洪文因风庆轮事件在政治局吵架之后，奉江青之命去长沙告状之后二天，所以让邓小平作陪同来长沙，要听取邓的意见，并就政治局内部的争论表态。在丹麦首相告辞之后，邓小平被留下谈话，讨论四届人大的人事问题。毛泽东说：“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要看总理的身体情况，看准备工作的情况。我不发表意见，你们去议吧。简单明了，法国派好。”这里的“法国派好”这句话便是对总理和邓小平的支持，这个支持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便是必须支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二天，邓小平给王洪文写信报告了这次谈话并请转告中央各同志，这次江青由风庆轮事件在政治局挑起的事端，以失败告终。就在那一天的下午，毛泽东再对王海容与唐闻生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李先念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最后还说：“总之，方针要团结，要安定。”还说：“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12月23日，周恩来与王洪文乘专机到长沙，毛主席从23日到27日四天听周恩来与王洪文关于四届人大人事问题的汇报。12月26日晚上到27日凌晨三点，毛泽东同周恩来单独谈人事安排和理论问题。在周恩来后来整理并由中共中央印发的谈话要点，主要有以下内容：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次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成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一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1975年1月9日，周恩来将这个经毛主席审阅的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送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传阅。此后整理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法权之语录的工作，由张春桥下达给上海市委写作组整理编辑，我们编了四十多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语录，在1月28日上送给张春桥。张春桥、姚文元删选成列宁的二十条语录，在29日直接报送毛主席。列宁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年谱载张、姚在送审报告中说：“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共二十条，五千字，不知是否符合主席的要求。如果这次摘录的不行，我们可以再摘录一次。如果基本可以，是否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参考。”毛泽东批示“同意印发”。2月3日，毛主席圈阅姚文元2月2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社论稿公布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指示中的一段话：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社论指出：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像列宁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生产的条件。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社论。2月18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通知》。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三十三条，之所以增加到三十三条，是因为增加了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的语录。在1976年毛主席去世前，他还说过“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党内”，这更点明了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根本问题是在党内的贪腐现象的泛滥。
2014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题为《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下，
“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中没有解决得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得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
这就是系统地总结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及实践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而不是简单的抛弃。说到底马、恩、列只是在理论上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斯大林也做了探索，他犯了二方面的错误，既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伤害了许多革命同志，又犯了放纵干部队伍特殊化及缺乏严格政治思想要求的错误，最终导致苏联这样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覆灭。我们建国以后，在这方面既经历了理论上的探索，又在实践上作了各种尝试，其实四清只是拍苍蝇，而文革本质上是为了打老虎。以四清为中心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只搞了一阵子，没有坚持下去，而文革运动在批判资反路线的问题上，犯了打倒一大片的错误，而夺权斗争变成全面内战，变成打派仗的问题，加上林彪事件，使整个文革运动遭遇失败的命运。1973年以后的许多工作，虽也有曲折，但解决了文革的不少遗留问题，在国际关系上打开了局面，为以后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不应该简单地抛弃，而应该好好总结它的经验教训。
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市场经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通过货币的等价交换，本质上也就是属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范畴，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自然会产生资本主义，人与人的关系上势必会产生由贫富分化而固化为阶级分化，当然会产生阶级。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会产生新的阶级分化，贪腐现象的存在和蔓延，势必侵袭各级官僚机构，官商界线不清，势必产生新的官僚资产阶级，这完全是不争的事实。今天社会上除了工人、农民以外，还有以个体户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还有以大中型民营企业主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我们的国旗仍然是一颗大红星旁围绕着四颗小红星，它们分别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位的是官僚资产阶级。既然有阶级存在，怎能否认阶级矛盾的存在呢?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的决定之说明中，明确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而我们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承认国家机器是专政的工具。当前的大事是依法治国，也就是以法律为武器打击贪污腐败的问题，是用法律武器精准打击隐藏在官僚机构内部的苍蝇老虎。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比之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和文革运动对苍蝇老虎的打击要精准得多，也具有更大的威慑力量。我们为什么要讳言甚至去公开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呢?现在不是强调要读书嘛，为什么不读一点马列的著作呢?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列著作都有非常清晰的论述，我读马列的著作，当然不是生搬他们过去做的个别断语，而是掌握它的方法和理论最精髓的部分。现在我们的许多做法要说与过去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过去是通过群众运动，不免有很多盲目性，敌我界线不清，扩大了打击面，一些同志受委屈了。现在则是动用法律和监察机构、司法系统的力量，精准打击官僚资产阶级分子。目标是一致的，斗争的方式不同而已，指导思想则始终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名称上有一些变化，不那么直白地提阶级斗争为纲，而是如何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共产党员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从而全面深化地加强党的领导，以保障国家的各项工作都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再说去年十二月，习近平同志在江苏调研时，强调的“四个全面”，说到底，“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以经济工作为中心，而“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两个基本点，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而“全面从严治党”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保障无产阶级专政永不变色，说到底还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党的基本路线没有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这次与过去相比不同的地方，一是在表达的语言上更加完整、更加科学，涵盖面更广泛，也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二是过去党内贪腐的问题在这次集中暴露了。三是真抓实干，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四风”那种懒政、惰政治状态的决心更大。如果把建国以来六十年的历史线索理一理，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念理一理，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不能变，也不允许变，任何妄图改变这一方向的思想和做法，最终只能是螳臂当车罢了。事物的另一方面，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融入全球化的浪潮，在词语表达方式上也应该有一些变化，因为这个世界还是资本主义占着统治地位，词语表达的变化，也只是为了便于在国际上相互沟通而已，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内在的本质不能变。应克复之流，只是在字面上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空子，从而模糊人们的视线，偷换概念地贩卖西方“公民社会”的私活，从而做霸权主义思想渗透的应声虫和代理人，毕竟有苏联的前车之鉴，要在中国出戈尔巴乔夫那样的领头羊，恐怕也难，人们不难识别他们的属性及其可能带来的恶果。
我如此解释四个全面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内在的相互关系，是否也能算一家之言?谨以此文就教于《炎黄春秋》编辑部及应克复与胡德平二位先生，并致言胡德平先生，望他慎言慎行，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理论问题上，可不能信口胡言啊!因为你是胡耀邦的儿子，对你的批评，我还是留有余地的，而你要考虑好你一言一行的社会影响及其后果，有一些后果不是你个人负责得了的。何况你姓的是胡，据《百家姓》，胡姓可是舜的后裔，你们可不能数典忘祖，给自己的老祖宗丢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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