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专制与资本主义革命
——从文艺复兴说起
加尔文，这个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家，勤奋工作，拒绝享乐，每天只吃一顿饭、只睡三四个小时，忘我地探索着民主共和国的初期模式：全体国民认真改造思想，禁止私欲，禁唱靡靡之音，禁止赌博，禁止放高利贷;提倡美德、勤劳节俭和克己奉公。
文艺复兴是伟大的时代。
何以伟大?
它以对私有制的重释彰显伟大：私有制否定特权，是对所有个体私利的认同。
它以对公有制的正名论证伟大：公有制拒绝特权，是对每一个人权益的尊重。
人性的觉醒首先表现为个性的解放，人道主义首先表现为个人主义。因为，被罗马教权淫威所异化的整体抽象，形成对个体的全面压制，实际上沦为少数统治者的私欲以“上帝”和“公利”名义对大多数人私利的剥夺。
个性解放!个人主义!文艺复兴以变通方式张扬多数人的公利，强烈地彰显着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本质诉求。
但丁绍承奥古斯丁、托马斯，伸张蕴含于私有制的公有制内核：“国王或执政官虽然统治着公民，然而按政府的目的来说，他们都是公民的奴仆，尤其是君主，无疑地必须把他们视为一切人的奴仆。”(转引自黄伟合：《欧洲传统伦理思想史》)
如果说，托马斯是文艺复兴的理论奠基;那么，文艺复兴便是托马斯的形象张扬。而但丁，则是引领文艺复兴全部旋律的前曲。
在中世纪便被视为“文学界托马斯”的但丁，以其《神曲》完成了托马斯正统神学体系的形象写照。
托马斯以人类精神弘扬宗教的本质，将基督教思想体系发展到最高阶段;同时宣告了这个体系的终结，也宣告了私有制的终结。
但丁将这一使命诉诸文学，他抨击罗马教廷“跌入泥塘里去了，她自己和她所抱着的都弄污秽了。”他指斥教皇与王权狼狈为奸，“使世界变得悲惨，把善良的踏在脚下，把凶恶的捧到头上。”(《神曲》) 他创作的3重世界9级天使，虽然是对罗马3等9级贵族世俗权力的摹写，却以对“善的等级制”的热情歌颂，表达对罗马教廷特权剥削的酷烈颠覆。他以崇高的人类精神，歌颂天国的纯正，鞭挞教会的丑恶，宣告了“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
《神曲》以浪漫之笔，完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抽象。
资本主义的第一声婴啼，响亮地吟唱出人类解放的希望：无限放大的私有制，就是对私有制本身的否定;彻底的私有制是所有个体私利的彻底实现，于是，公有制也便“不期而至”。
但丁之后的著名思想家托·莫尔昭彰文艺复兴的终极指向：“除了彻底废除私有财产的制度之外，不可能有正义和利益的平均分配以及道德事务中的任何幸福。”(《乌托邦》)
废除私有制!
托·莫尔写道：“所有的乌托邦人都为大家工作，谁也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社会使人人得到富足和闲暇，人们可以利用闲暇来‘自由培育自己的精神’。” (《乌托邦》)
只有在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基础上，才有真的“自由精神”。
精神的抽象矗立起人类进步的灯塔;然而，思想先驱的激情呼唤却终究受困于社会发展程度的局限。任何指引历史进程的伟大“宣言”，都不能不历经炼狱之旅那漫长而苦痛的磨难，在挣脱一个又一个传统的和现实的羁绊中彰显。
事实上，托马斯—但丁只能在基督教思想体系内呼唤自由。其冲击私有制与束缚于私有制的矛盾，给予文艺复兴以深刻的两极对立，并贯穿其后资本主义运动的全过程。
否定私有制，否定基督教思想体系，是文艺复兴的主导精神;正视私有制，正视基督教思想体系，是文艺复兴的现实呼求。文艺复兴自身的矛盾，推动着资本主义精神在对立统一中运动。
对立统一：两个代表人物——但丁与马基雅维利。
如果说，但丁以对“人类精神”的激情，为资产阶级的旭日吹奏了一支清新的晨曲;那么，马基雅维利则以对私有制现实的把握，引领资本主义的世界进军步入凯旋之旅。
马基雅维利无情地托出了文艺复兴的腐水浊流，以及沦陷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人间的阴霾与卑劣。
被后世“知识精英”们捧成一朵花儿的“人文主义”，在马基雅维利的瞳仁里竟如此丑陋：人文主义流弊助长着人与人之间为私欲的冷酷争夺。“谁要是能够放弃自己的便利来为别人的便利服务，只会自蒙损失而且从别人那里又得不到任何感激。”(《致弗朗西斯克·韦托里》)
如此文艺复兴!
人类精神的本质要求被私有观念的现实肆意玷污，个人主义的泛滥使人们从统一的专制下解放出来，也从统一的道德中解放出来。既然教皇、主教、君主放纵私欲，那么，为什么艺术家、诗人、平民百姓不可以放纵私欲呢?于是，保障每一个人私利的公义要求，迅速演化成每一个人私欲的恣意妄为。以至于罗素尖刻地批评道：“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不经常犯的罪过我想不出一件。” 因为，“旧的道德规律不再受人尊重，……在这时期难得有一个意大利人为公众的利益作任何牺牲。”(《西方哲学史》)
资本主义辉耀着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灿烂，也强烈地散发出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腐臭。
马基雅维利写了《君主论》，以实用政治学开启了资本主义几百年实用主义的先河。他充分正视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的自私性，以及人们为追逐私利对社会的无情撕裂;他以直面教会铁幕的冷静甚至冷酷，强调君主专制;他主张君主不为道德束缚，要“兵不厌诈”，诡谲、残忍、奸诈、仁慈并用，驾驭私欲，以实现集权的目的。
在马基雅维利的笔下，集权并非与人民为敌，而是集中人民的力量，冲击教会神权统治，削弱特权，保护人民。他要求君主尊重私有财产，落实私有制，表达了尚属脆弱的新兴资产阶级寄望世俗君主挣脱基督教会一统天下的愿望，同时以变通方式曲折地反映了对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追求。
从但丁到马基雅维利，基督教的一统天下被打破，宗教改革应运而生。
如果说，文艺复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在上层建筑的反映;那么，宗教改革则是资产阶级试图用改良手段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名的激烈行动。
宗教改革深入挖掘宗教领域的精神自由，迫使教会权威让位于理性。海涅写道：“自从路德说出了人们必须用圣经本身或用理性的论据来反驳他的教义这句话以后，人类的理性才被授予解释圣经的权利。”(《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
理性剥离《圣经》，说穿了，无非新兴资产阶级夺取罗马教廷对于《圣经》及其统治观念的独占话语权，同时以对《圣经》的内在核心——人类精神的重光，占据历史进步的制高点。
基于这个意义，路德在宗教角度上张扬但丁;加尔文在宗教角度上深化马基雅维利。
马克斯·韦伯写道：“对于路德来说，《新约》中的上帝占主导地位，……对加尔文来说，超验的上帝占优势。在加尔文教的通俗发展中，取代这一上帝的是《旧约》中的耶和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四章注释)
路德回归《新约》，让耶稣抽象的“爱”君临天下，加尔文回归《旧约》，给上帝重新披上了惩恶扬善的黑色法官袍。
路德在思想的层面提出了人类精神的原则，加尔文在实践的层面投身于人类精神的变通——为善的等级制的奋斗。这已经不是对封建社会的补救，而是以“天职”的严肃和“勤俭”的作为，来创建新时代——资本主义社会。
在路德那里，人是中心点，上帝爱人，为了人的获救;在加尔文那里，千千万万人的升华凝聚成一个指向：为了真、善、美的原则——上帝。他说：“我们是上帝的仆人，因此，让我们为他生存，为他牺牲。人为自己而活，追求私欲，是最可怕的事情，必将毁灭自己。唯有把自己忘记，把自己舍弃，完全听命于上帝的向导，人才能得救，进天堂。”(转引自赵林：《西方宗教文化》)
可见，加尔文教表现出革命资产阶级的牺牲精神，与后来共产主义革命的牺牲精神，本质上是一回事——千百万人民的利益，从旧的原则、从统治者的“上帝”中挣脱出来，赢得解放;然后，解放了的千百万人民，将每一个人的利益集中在新的原则、新的上帝，乃至新的领袖人物身上。于是，这个原则或者上帝或者领袖人物就成为千百万人民的化身。
为了这个原则或者上帝或者领袖人物，于是人们应当“克己复礼”，勤俭，节欲。这时，“一切奉献于上帝”与“一切奉献于共产主义”便成为不同时代的同义语。而当这种同义语成为千百万人民的自觉时，就会爆发出改天换地的巨大力量。
——资本主义革命的成功，所依赖的正是加尔文教的这种自觉。
中世纪封建势力对新教徒的血腥屠戮，将耶稣的“上帝之爱”化成泡影;而《旧约》中的上帝耶和华显示出父爱的专制与对敌人的残暴，自然成了新兴势力的反抗旗帜。于是，加尔文教从路德的抽象落到阶级斗争的现实地面上。“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 封建势力强大而残忍，新兴资产阶级过于弱小。加尔文以《旧约》上帝的宗教形态，义无反顾地举起了阶级斗争的反抗之旗。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毛泽东)
作为人民之子，加尔文与毛泽东是相通的。他以上帝的名义鲜明地划分敌我：“上帝的恩典并不是毫无分别地把得救的希望赐给所有的人，却是将救恩赐与某些人，而对另一些人则加拒绝。”(加尔文：《基督教原理》)
加尔文的“预定论”不仅为新兴资产阶级扩张财富与权力制造舆论，更是为着早期资产阶级英雄们舍生忘死投身人类解放事业创立理论根据和精神支柱：“所谓预定，乃是上帝的永恒旨意，就是神自己决定，他对世界的每一个人所要成就的。因为人类被创造的命不都是一样的;永恒的生命是为某些人前定了的，对于另一些人却是永远的罪行。”(加尔文：《基督教原理》)
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被上帝泰山压顶般的威严所判定。对剥削者和特权者的永罪审判是不能变更的;永生者属于勤劳节俭、为粉碎旧制度而奋斗的劳动人民。
加尔文的专制实在是为革命的迫不得已，加尔文的残暴也实在出于对敌人残暴的反抗。在西班牙，连续五次惨无人寰的大屠杀，将新教徒几乎杀尽，其中被活活烧死的就超过万人。整个欧洲，持续数十年的血腥镇压，使成千上万的加尔文教徒惨遭屠戮，“断头台，火刑柱，以致大路两旁的树上，风车轮上，都挂满被绞死、烧死或砍头的尸体。周围的空气象墓地那样腐臭。每天都有处决的人。”(勃兰特：《低地国家宗教改革史》，转引自杨真：《基督教史纲》)
如此暴行，焉得不“以暴抗暴”!
路德最终掉入利益集团，为世俗君主效劳而丧失了革命精神;加尔文处于被压迫被驱杀的危境，却没有路德的软弱，因为他融进人民大众中，人民的生命力赋予他坚强的力量，坚定着他拼死一搏的革命精神。
加尔文的专制是严酷的。
既然整体利益的指向是人类的进步与幸福，那么个体利益就要服从整体利益。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来：人，成了理想的棋子;人的抽象排斥人本身。为理想的专制不免带上几分冷酷，对塞尔维特这个“持不同政见者”的火刑，便是这冷酷的极端。
这个“极端”，也便成了后世“知识精英”们诅咒与挞伐加尔文专制的著名案例。
然而，加尔文的专制是人民的需要，是历史进步的选择。
资产阶级政治家礼赞加尔文专制。马克斯·韦伯如此抒怀：“加尔文教的教规，正如它在16世纪的日内瓦和苏格兰，16和17世纪之交的荷兰大部地区，17世纪的新英格兰，以及一段时间内在英格兰本土所实施的那样，在我们看来是一种绝对无法忍受的对于个人的宗教控制形式。” 然而，“那些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那些国家中正在蒸蒸日上的资产者中产阶级，不仅没有阻挡这种史无前例的清教专制，反而为保卫这种专制发展出了一种英雄主义精神。 ……资产阶级本身在此之前极少——在此之后从未——有过英雄主义的表现。正如卡莱尔不无道理地说过的，这是‘我们唯一的英雄主义行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几百年来，资产阶级“唯一的英雄主义行为”!
于是，资本主义因此有了辉耀自身的永恒光荣。但是，别忘了，刻在这枚光荣勋章上的遒劲字——加尔文专制!
只有那时的资产阶级，才是人类精神的优秀代表，才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表率，才是历史进步的先锋，才没有西服领带包裹的满身铜臭气。
“保卫专制!”
加尔文的“预定论”为新兴资产阶级正名;准确地说，为革命正名，为人民正名。资产阶级 = 人民;不仅如此，资产阶级甚至就是人民伟大精神与意志的抽象!正是资产阶级具有了最充分最集中的人民性，才支撑起专制的残酷，表现出宁死不屈的革命英雄主义。
加尔文专制是伟大的专制。因为它是为民主的专制。
加尔文否定教会与贵族的特权，采取民主共和制，牧师由信徒推选，最高机构议会由市民选举产生;政权由集体领导，废除等级制。“加尔文的教会组织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而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够仍然从属于君王、主教和领主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的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加尔文以神权共和国创世之举，为英国、法国和整个欧洲以及美国开辟出人权共和国的光辉路。
人民主权!
人民以对自身革命专制的捍卫，反抗并冲击着腐朽的封建专制。
加尔文，这个以宗教领袖形象出现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家，勤奋工作，拒绝享乐，每天只吃一顿饭、只睡三四个小时，忘我地探索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初期模式，他把日内瓦神权政体改造成宗教团体的典型：全体国民认真学习新教，改造思想，禁止私欲，禁唱靡靡之音，禁止酗酒、赌博、吵架，禁止放高利贷，提倡美德、勤劳节俭和克己奉公。
新天新地新风气。加尔文以公有观念的宗教形态，规定着资本主义的人类精神内涵;同时，把人的社会实践提到与信仰相同的高度。加尔文“把确立的信仰和圣洁的事功都归于上帝的恩赐，被拯救者应该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两方面显示上帝的荣誉。”(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
对于私有制的现实，马基雅维利正视，加尔文也正视。但马基雅维利指引资本主义一条实用之路，加尔文则给予资本主义精神指引下的“善的等级制”。
加尔文断言：一个被上帝拣选的人，必定信仰上帝。因而必然在社会生活中勤俭、朴实、善良，并增进道德与财富来荣耀上帝。人在现世的成功或失败，是“选民”和“弃民”的标志。谁成功谁光荣，谁就是上帝的恩宠之人;谁失败谁狗熊，谁就是上帝遗弃之人。
加尔文看到了资本主义不可遏止的进军和封建特权无法逃脱的覆亡，增强着战胜一切的自信。他鼓励劳动创造，讴歌资产阶级的光荣，为广大劳动者勤俭奋斗指明方向，从而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步。
在加尔文那里，“善的等级制”被崇高的精神严格制约：上帝拣选之人，“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为上帝增添荣耀，决不索取报酬。但同时，上帝则公正地奖励善行，按劳分配。财富与成就便是得到上帝呼召而蒙恩的证明。
加尔文教的“善的等级制”，规定了美国精神。资本世界的胜利，正因为立足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现实，而以“善的等级制”的名义向世界扩张，才使社会主义不得不为自身理想的空幻和对现实的超前付出代价。
然而，在资本世界的运行里，加尔文教被异化。
既然上帝是财富的象征，那么在资本主义进程中大肆聚敛财富的“社会精英”，一定源于上帝捡选;那些不能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增加上帝荣耀的人，一定因为上帝遗弃。——加尔文教走上不归路：精神被阉割，成为资产阶级为特权腐朽的实用。
资本的唯一特性是金钱，用钱生钱，即资本增值。因此，最优秀的资产者便是最符合资本特性即最勤于赚钱的资产者，于是荣膺了“社会精英”之伪誉 。
资产阶级的精英如何同上帝发生关系呢?
那就是淋漓尽致地发挥资本的特性，让源源不断的金钱“为上帝增加荣耀”。
怎样增加荣耀呢?
那就是让大量金钱用于上帝的事业。
上帝什么事业?
人类的福利事业：教育、医疗、科学、艺术……， 上帝拣选的社会精英，绝不同于上帝弃民。“精英”精于发财是上帝的特许，而精英的巨额捐赠，不但是精英的光荣，而且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光荣。于是，一捆捆以美元、英镑、马克、欧元，还有人民币等等形态表征的“赎罪券”，以现代化的手段和速度铺筑着一条通向上帝后花园的金灿灿的捷径。
于是，上帝一屁股跌坐在花花绿绿的钞票堆里，与“精英”们把盏碰杯，开怀畅饮。
新教伦理的庸俗化，重蹈了“旧教”的覆辙：上帝被金钱异化，屈辱地沦为资本的奴仆。这是加尔文未曾预料的悲哀，却也是加尔文教无法回避的宿命。这一宿命自白于社会的，是加尔文教的终结。
资产阶级和它的“精英”们将“荣耀上帝”的使命置诸脑后，而加尔文教对世俗活动的道德辩护，使资产阶级将血腥的剥削和无耻的投机披上了正当职业的外衣，“剥削合理”、“投机光荣”成了天经地义。
于是，“善的等级制”畸变为“恶的等级制”。
卫斯理从宗教家的角度说：“那些伟大的宗教运动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其禁欲主义的教育影响，而它的充分的经济效果，一般地讲，只有当纯粹的宗教热情过去之后，才会显现出来。这时，寻求上帝的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转引自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其实，所谓宗教热情，不过是人民大众对平等的强烈愿望在宗教形态上的表现。正是这种深入到每一个人，尤其是每一个下层穷苦人内心深处的利益诉求，以及这一个个单个利益诉求汇聚成惊涛骇浪的总体利益大潮，才成为无坚不摧的革命力量。
个体利益被总体利益升华，成为每一个个体利益的象征。这个象征，便是公有制和公有观念。
(本文节选自《中国：21世纪宣言(世界篇)》，美国学术出版社2015年3月版)
北京市写作学会 薛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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