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列宁诞辰一百五十周年：列宁之后的列宁主义

　　纪念列宁诞辰一百五十周年：列宁之后的列宁主义

　　：沈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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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曙光俱乐部秘书处

　　第一代领导人离开以后怎么办?这不仅是政界，也是学界常常面临的问题。马克斯·韦伯将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分为传统型、超凡魅力型和法理型三种类型。亨廷顿也指出，衡量一个组织政治发展的水平关键看第一代领导人离去之后，组织能否正常更替。这样的现象在思想界、理论界并无二致。在思想界，一个至今热度不减的话题就是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

　　值得玩味的是，在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中出现了两本内容相同、视角相对的著作：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和法国学者汤姆·洛克莫尔《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前者从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与修正主义派的论战开始，以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结束;后者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连续与异同开始，以“作为黑格尔主义者的马克思”而结束——带有尼采似的“永恒回归的色彩”。

　　这样的问题放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就是正统传承的问题，同时也是“谁是国父”的问题。放在俄罗斯的语境下，就是如何看待列宁与列宁主义的问题。目前，国际学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带有明显的“学术政治化”的色彩。

　　对于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

　　关于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学界存在着两种相反的看法。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认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形成，是以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为基础的，而没有回到原来的马克思的学说上”。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及其后来所作的推论构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而斯大林主义正是沿着列宁主义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的。马尔库塞将从列宁主义发展到斯大林主义的过程视为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用他自己的话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最初年代与充分发展了的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就很快表现为极权主义和权力集中化的稳步增长。如果说我们可以运用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规律的话，那么，从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后)向斯大林主义的转变就很适合这一规律”。由此可见，在马尔库塞看来，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区别是有限的，而二者之间的继承关系则是更为主要的。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基础，规定了基本方向，而后者则是前者发展到极端的必然结果。

　　与马尔库塞相比，弗洛姆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则是在否定的向度上承认一脉相承的关系，甚至将这种否定一直延伸到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弗洛姆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就蕴含着集权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经过列宁的发展到斯大林那里达到了顶峰。他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过高估计政治法律的因素，幼稚的乐观主义以及中央集权主义的倾向”“导致了由列宁发端的对社会主义的毁灭”。在弗洛姆看来，在列宁和斯大林的统治下，苏联对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全力关注，完全忽视了人的需要，这是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违背的。他寄希望于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即一种精神健全的、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弗洛姆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走向了另一种极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主义。。弗洛姆将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延伸到马克思，等于彻底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他所寄希望的一种建立在人性和道德基础上的新社会主义只是一种软弱无力的空想。社会主义不是靠抽象人性论和道德主义能够建立起来的，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现实的运动。

　　基于对十月革命历史必然性以及列宁主义哲学理论价值的肯定，卢卡奇理性地将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区别开来，支持列宁主义而反对斯大林主义。在卢卡奇看来，“布尔什维主义有两个方面：创造性的方面，是列宁主义，衰落的、宗派的方面，是斯大林主义”。卢卡奇认为，列宁主义的本质是灵活性和对事实的开放性，因此列宁主义不是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的高度集中和专制不是继承了列宁主义，而正是与列宁主义相违背的。因此，赞成列宁主义就必定反对斯大林主义。基于此，卢卡奇提出：“共产主义者必须以列宁研究马克思的那种精神来研究列宁。”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来说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提醒我们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加以继承和研究(后面我们将作详细论述)。

　　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面对西方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歪曲，积极为马克思主义辩护。在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关系问题上，他的观点和见解是客观而独到的。

　　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伊格尔顿一方面认为，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不能等同视之，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斯大林主义的独裁统治有一定的客观历史原因，不可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他指出，列宁主义不同于斯大林主义，比如在革命问题上，列宁认为“革命不能被输出到国外并且用刺刀强加给别人，而斯大林在东欧就犯下了这样的错误”。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主义表现出明显的专制主义特征。

　　与此同时，苏联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观点是斯大林而非列宁提出的，如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在斯大林之前没有任何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这是可行的，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是可能的，但要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则是不可能的。这样，伊格尔顿就把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区别开来。不仅如此，伊格尔顿还认为，“苏联成立之初面临着非常严酷的生存环境，因此其政府采取某种程度的独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必须实行斯大林主义或者其他类似的主义”。然而，并不像某些西方理论家那样否定斯大林主义进而否定列宁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伊格尔顿认为，“斯大林主义不仅没有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名声，反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最佳证明”。换句话说，斯大林主义的错误从反面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因此，在伊格尔顿看来，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有生命力的。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伊格尔顿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评判称得上是客观而独到的。他的客观分析对于清除西方理论界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错误批判在大众思想中造成的负面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

　　回到列宁

　　和“回到马克思”一样，“回到列宁”同样是中外学术界非常急切的呼唤。齐泽克在评价当代美国学术界的“政治正确”时，满腔愤怒地说：严峻的政治经济斗争被转化成了一个伪心理分析问题，变成了主体无法面对内在创伤的闹剧。美国学术界的真正腐败之处不在于经济上，即他们花钱买来了许多欧洲的批判学者[1]，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欧洲的批判理论到这儿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温良时髦的文化研究。相比于这种学术时髦，鼓吹第三条道路的意识形态专家倒值得称道，至少他们没有那么拐弯抹角，他们毫不掩饰自己对全球资本家统治的接受，而那些学术上的伪激进左翼虽然对第三条道路论者嗤之以鼻，但他们的激进性除了显示一个空洞的姿态以外，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正因如此，列宁对于当代来说才不是一个僵化、怀旧的名字;相反，我们要去寻找的那个列宁是正在形成中的列宁，是那个被扔进灾难性的新情境中的列宁，同时必须重新发明马克思(克尔凯郭尔)。我们应时常想起面对新的问题时列宁那一针见血的话：“关于这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说过一个字。”

　　回到列宁不是说去重复列宁，而是在克尔凯郭尔的意义上去发现一个列宁，在今天的情境下去发现那种相同的脉动;回到列宁不是象一个怀旧者一样回到“美好的革命的旧时代”，或者是在“新的条件”下，对旧的方案作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式的调整，而是象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条件下重新制定革命方案一样，去重新认识当前的世界条件。霍布斯鲍姆将20世纪界定为1914~1990年，即从资本主义漫长的和平扩张结束到现实社会主义崩溃，新形式的全球资本主义出现这一历史阶段。列宁在1914年所做的，值得我们在1990年效仿。“列宁”这一名字就代表了抛弃僵化的、现存(后)意识形态的统合，即我们生活在其中的那种虚弱的Denkverbot的情境的自由，简单地说，列宁就意味着恢复我们思考的能力。

　　列宁既反对经济决定论，又反对纯政治的态度在今天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当今的左翼思想界对经济的态度是分裂的：一方面，存在着一些抛弃经济领域的 “纯政治家”;另一方面，又存在那么一些受眼下全球经济席卷之势的鼓动，将经济置于任何适当的政治干预可能性之上的“纯经济学家”。在今天，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我们都应该强调回到列宁——我们的斗争必须是双方面的：首先，当然必须是反资本主义的。但是，没有将资本主义的政治形式(自由代议制民主)问题化的反资本主义是不够的，不管它如何“激进”。也许，今天的诱惑之处在于不将自由民主的合法性问题化，也可以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中获得自治权，去批判、颠覆资本主义体制。这种诗化的反资本主义逻辑中提到了马克思，但马克思已经死了：因为在运用马克思的时候已经去掉了他的政治锋芒。

　　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整体性研究

　　从西马阵营对列宁主义的不同态度，我们可以看出：在西方，列宁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贬抑。原因包括两方面：首先，列宁的革命实践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定路线其次，斯大林的某些错误使列宁主义遭到了污名化。正因如此，我们需要为列宁主义“正名”。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关于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一系列理论的总体，列宁作为其后继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回答“俄国问题”时曾多次强调：对于资本主义的考察是以西欧为背景的，而他们对于“俄国问题”的研究正是力图找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亦是如此。他领导俄国人民选择了一条适合俄国发展且痛苦最少的道路，那就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必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列宁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尤其是其灵活的辩证法思想。列宁认为，具体的现实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因而，我们不应去“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而应去“研究新的生动现实的特点”。列宁强调不能“为死教条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一些西方学者之所以否定列宁主义，说到底是因为他们无法辩证地、历史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历程，因而一方面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却又陷入了教条主义的窠臼而不自知。

　　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应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由列宁等后继者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能忽视、遗忘或贬低列宁主义。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开放性和创造性、科学性和革命性等基本特征。正如卢卡奇所说，“如果说现在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继续沿着列宁的脚步前进，那么只有在他们试图像列宁建立他与马克思的那种积极的关系一样，建立他们与列宁的关系的那时候，才会有成果”[2]。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我们要有意识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并坚持在整体性原则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对此我们任重而道远!

　　[1] 在这里齐泽克这些，毫不讳言的指出这些“花钱买来的批判学者”也包括他自己。

　　[2] [匈]卢卡奇：《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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