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本色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是非观”
——一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群众的认知（中）
田辰山
政治学博士、哲学硕士
原上海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文教专家
十八、大是大非观是决定共产党人政治思想路线的灵魂
怎样把握寸步不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原理的政治思想路线观呢？那是要把握这一革命学说体系的根本结构框架。这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纵然有千头万绪，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怎样有清醒的头脑，怎样才在各种以马克思主义为名目的形形色色胡言乱语面前不被搞得晕头转向，是在于通过他心中领会了的马列毛原理千头万绪的灵魂。这个灵魂不是被“蹩脚理论家们”口若悬河讲得天花乱坠的东西，而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工人和贫苦农民即刻便可懂的平白道理。若是让这一灵魂进入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心扉，最简单地，是聆听《国际歌》的歌词，让世界工人阶级无人不懂的万众一心灵魂道理与自己的平常心产生共鸣与会通。这样的心灵共鸣与会通的马列毛原理千头万绪的灵魂，早由无产阶级领袖毛主席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毛主席这一句对马克思主义灵魂的简洁高度概括，才是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对自已一生交付给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归宿；你人生所想的、做的和说的必须只属于这一归宿，而不是任何别的归宿。这本身即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论“科学是非观”，更是这“科学是非观”以大规模确凿经验的事实确认的真谛及其所对人的灵魂所安、所求的至正、至圣。这是在毛主席领导的革命与建设时代，千千万万共产党人、革命先锋至死不渝的初心与伟大实践，已成为日月照鉴、惊天地泣鬼神的经验史实。必须说，任何一个自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如果哪怕只是把这句话忘记了一分钟，那就至少在那一分钟里，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事实就是如此简单和绝情；这是说，在一个人活着的生命之中意识清晰的每一分钟，他都忘不掉他活的意义是在于与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命须臾不分地密联系在一起。这才是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信奉者的、来自马列毛原理千头万绪的灵魂及其根本结构框架——鲜明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非观”与立场。又进而言之，鲜明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非观”与立场，不是别的，只是对非社会主义、非共产主义——尤其以资产阶级针对无产阶级劳动大众惨烈斗争为典型事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白经验事现实的敏锐辨识。
十九、共产党人的本份——对资本主义惨烈事实的高度警醒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是非观”在根本上是思想政治路线观，这是一个简单内在联系的逻辑。思想政治路线观根本上是把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革命学说体系的根本结构框架。这个根本结构框架，尤其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言，是对以资产阶级针对无产阶级劳动大众惨烈斗争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平白经验事实的敏锐辨识、高度警醒。这是基于整个人类世界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存在及其对国际与国内阶级压迫的惨烈经验事实并对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产生历史与现实影响的基本事实。
是出于这个道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唯物辩证“科学是非观”在根本上作为思想政治路线观，要不可避免地归结到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差别是否具有敏锐、鲜明根本大是大非的认知与区分上。若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差别上搞“不清楚论”、“抹煞差别论”或是搞“共存共荣融合论”混淆是非的“折衷论”，则是自此开始走向背离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科学是非观”，是在生死攸关人类共生体实现优化还是蒙受灾难的大是大非上走向反面；这一方向性错误是必然不可避免的。
十九、社会意识形态背离“是非观”，势必引发大面积是非曲直混乱
在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根本大是大非问题上搞思想意识形态及其话语的模糊性，其效果必然是为向资本主义方向的道路的一个开始引诱的手段。必须承认，这也必是引发大规模、大面积地在许许多多大是大非、中是中非、小是小非上的界线混乱的开始，是引发大规模、大面积在许许多多大道理、中道理、小道理的是非曲直上界线混乱的开始，是引发大规模、大面积许许多多大范畴、中范畴、小范畴的是非曲直界线混乱的开始。
二十、“无我观”公天下与“一己观”自私自利的是非颠倒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根本本质的是非混淆颠倒，引发一个哲学文化大是大非问题的混淆颠倒，它即是优秀中华思想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无我人生观”的公天下与资本主义“一己主义”自私自利之间的是非混淆非颠倒。此二者的是非混淆颠倒，本身也是将“万物互系不分世界”的人类经验事实与“一切为原子式个体的世界”假设虚构之间两个天壤之别宇宙观的“是”与“非”的混淆颠倒。
二十一、“人民民主”与一己主义“蒂莫克拉西”（抽象“民主”）的是非颠倒
中华文化及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无我人生观”与资产阶级“一己主义”自私自利之间是非的混淆颠倒，引发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民主与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压迫人民的“迪莫克拉西”（被译为汉字“民主”）之间是非的混淆颠倒。不仅如此，它还引发人民打倒压迫者争取“自由”与资产阶级个人追求一己私利不择手段的“自由”二者不同本质是非的混淆颠倒；也引发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实现按劳分配、保障生活资料与共同利益的“权利”同资产阶级个人至上追求无限积累私有财富、带来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合法“权利”根本不同本质的混淆颠倒。这一马克思主义“科学是非观”在“民主”问题上产生混淆颠倒的来龙去脉是我们已首先把资本主义视为“无害”的、甚至是“先进发达”的，是我们效仿的榜样，然后把它的“蒂莫克拉西”当成“民主”两字去理解了，接着我们就宣示“不搞意识形态”斗争，也把我们“人民民主”的“人民”去掉了；最后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也就变成去掉“人民”的“民主”了。这个来龙去脉即是混淆颠倒逐步演变过程；清楚显明的是，我们首先改变了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论“科学是非观”早已作出的“非”的辨识，然后在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一本质是非的混淆“理论”话语中，阉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千头万绪的“造反有理”点睛一笔的灵魂，进而用去掉“人民”二字一法，改变“科学是非观”对“人民民主”作出的“是”的结论，这也随即是在根本上思想政治路线观上发生的偏离。
二十二、“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社会主义”为什么“行”？
当今社会一时流行一种“共产党行”、“社会主义行”和“马克思主义行”的说法，可以说这是一种隶属“根本大是大非”之下的“中是中非”观问题，也即它们如何起到“唤起、组织”民众和“达到成功”的作用。但是彻底讲清楚“为什么行”的理由，揭示“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社会主义为什么行、共产党为什么行”，则必须追溯它取决于唯物辩证论“科学是非观”的统帅层次上去。这就在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都不是虚构性假设概念逻辑，而是属于从人类经验事实出发的“贵生、利生、惠生和护生是非观”。这一“科学是非观”，不是一般“科学”的所谓“价值中立客观”或者“无是非”可言。恰是相反，“共产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正是由于它们是反对、批判、并与形形色色形而上学虚构假设胡言乱语的所谓“价值中立客观”、“不论是非观”针锋相对的、符合优化共生体系的“是非观”。
二十三、必须反对违背辩证唯物论的“不论是非”的“科学主义”
在以上较为第二层次的是非混淆颠倒情况下，引发出来一个很重要的科学是否独立于“是非观”的问题。它实际也可归于一个关于科学技术的大是大非问题。那就是，社会被脱离政治是非观念、单纯重视“科技”气氛笼罩，将“科技”视为“价值观独立”的不存在是非的纯工具问题。这其实恰恰表现出，是堕入抹煞“科技”自产生之日起即始终离不开受政治统领和驱动的大是大非经验事实；也即，科技是用来服务于尊重生命、有利于生命、以人类生存生活福祉为目的，还是作为贱生、害生、灭生工具服务于私有资本利益的大是大非。“科学”其实甚至不是破除迷信，而是一开始即服务于教会证明“上帝存在”政教合一的政治，到了所谓“启蒙”运动后则是一直服务于扩大私有资本利润和私人资本集团发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实行在世界到处掠夺行径的军事工具。这一大是大非的人类经验事实被一时鼓噪“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的扭曲话语的抽象概念化遮盖了，被混淆颠倒为科技正确论，甚至变成了名不副实的“社会文明”代名词，走上“唯科学主义”邪路，完全颠倒“科技越进步、文明越野蛮”的从人类经验事实得出的唯物辩证“是非观”。
人类在“科技是非观”上行为的一个最大败笔，即是在将“科技”抽象化、概念化和无害化之中，背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是非观”。这也是说，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的“科学”，不是“唯科学主义”无害“工具论”，而是基于确凿地从人类经验事实概括总结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是非观”。是从这一出发点，马克思看待的“科学”，是世界本身与人的认识及实践必然统一的“唯物辩证”的“是”，而凡“科学”不是在这一意义上的，都是出自虚构和违反经验事实的“非”的范畴。所以迄今为止过分流行的关于“科学”的话语，大体上是混淆颠倒“科学是非观”的、引导人类走向邪路的社会认知、话语与行为。
二十四、必须反对违背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经济主义”
背弃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科学是非观”，导致取消“科学是非观”并在这条道上，同样性质地引发混淆、取消和颠倒“经济是非观”。“发展经济”堕落为一种不问是非的“绝对真理”，回避批判“经济”是资本主义私人资本攫取利润最大化这一本质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是非观”。不可忘记马克思主义原理所揭示的历史基本事实，是只有搞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才发明“政治经济学”，建构“经济”抽象化、概念化、无害化，借抽掉其本质以空洞宣传“一切为经济”的经济主义说教。这本是一种十分粗暴、不顾唯物辩证论科学事实地取消、混淆、颠倒“经济”的“是”与“非”。抽象虚构的“经济”本身不是“是”，而是“非”。其确凿的、根本决定性的理由，是所谓“经济”与“经济学”，它的完全建筑在虚构“原子式个体人”的抽象假设前提下、脱离经验事实的形而上学哲学谬误的“一己主义”世界观、认知观和价值观之上，是一个根本的“非也”认识观。
二十五、“白猫黑猫论”的“国以利为利”违背马克思主义“科学是非观”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论的“科学是非观”，是给“白猫黑猫论”留不下任何立锥之地的。这本是十分浅显易懂、毋庸置疑的道理；也即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论的“科学是非观”问题意识，是属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范畴的经验事实，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制度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的事实，是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反抗斗争的事实。在这一唯物辩证论视野的建立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大是大非观范畴之内，鼓噪一种不管白猫黑猫不择手段地追求个人发财致富，是在理论事实上明显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是非观”的实行否定，掩盖人们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本质认知的“大是非观”，从而引发对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不动声色和不知不觉。社会主义社会不属于“个人发财致富”的问题意识范畴，而恰恰是对“私有制”与“私有制观念”，也即对“个人发财致富”实行决裂的“大是非观”。“不管白猫黑猫”，在猫抓耗子这一十分微小问题意识范畴上是老百姓经验事实的无人怀疑的“是”，但是拿来作为“不择手段个人发财致富”的社会问题意识范畴，不仅是不折不扣的“非”，而且是将社会带上邪路必然性的“非”。
二十六、必须清理“实用主义理论”的谬说
不少西方学者将中国改革开放“理论”称为“pragmatism”（被译为“实用主义”）。这一词汇传入中国是出自美国哲学派杜威、由中国一己主义自由派学者胡适将“实用主义”阐释介绍为“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其实这本是对杜威思想的误导介绍。只关心“问题”而少谈主义这一误导，一下子将一些中国人带到“只讲手段不讲是非”的谬误上去，被说成是不讲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只讲“手段进步”（科技物质）。胡适其实本应很尴尬，因为作为杜威学生他却表现得不太晓得他老师的思想并不属于“个人自由主义”，不晓得杜威并不是不论是非地只推崇手段。而是相反，杜威的“pragmatism”是在于反对虚构抽象的谬误哲学，是主张人类经验事实的合理性，是很大意义的批判个人自由主义谬误哲学。那些西方学者把中国改革开放“理论”当成“pragmatism”理解，已然是在误读杜威思想基础上又叠加对“白猫黑猫论”的误读。只要想一想，即可知道“白猫黑猫论”不可能出自于杜威那种西方反形而上学的哲学意识；另一方面在汉语文化语义环境，“白猫黑猫论”无论如何谈不上是什么思想理论，而只是一种很简单与实用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毛主席早已评判了它的是非。“猫抓耗子”的不予计较黑白的道理，怎么会成为不管白猫黑猫硬性地实行在人类历史社会发展大是非走向的问题意识范畴中呢？这很像同样一种错误，“人家谈前门楼子，他谈胯骨轴子”，也即，你把胯骨轴子道理粗暴地讲在前门楼子的道理之中，是根本离谱的谬误。
二十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唯物辩证论“科学是非观”不相符合
忽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论的“科学是非观”，不识“科学是非观 ”，在这一路向滑坡下去，必然引发在一切是非问题上的混淆颠倒“是非观”、明显折衷主义特征思想话语的大行其道。我们不妨历数一下数十年来在中国流行的“创新”语汇、概念和话语，很容易发现，除了有的是沿用一些所谓“旧”语汇、概念和话语，恐怕基本上都是极具折衷主义抽象概念色彩的。恐怕最属于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科学是非观”上突显折衷主义特征的新概念是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莫属。
“社会主义”是具有鲜明“是非观”的，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本身不可作出任何理论与实践妥协的“大是”或曰大仁大义观念。同样，非“资本主义”范畴逻辑莫属的“市场经济”本也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是非观”上不可妥协地加以反对和斗争的“大非”或曰不仁不义观念。这二者为毋庸置疑于理论范畴逻辑是不可调和矛盾、对立、冲突的。虽然在现实运作中并非绝对完全没有任何可操作余地，而且是在一定条件下和特定外因作用下，是可以取得局部相对性成功的；但将“市场经济”搭配上起修饰作用的“社会主义”这一限定形容词，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了一个带有绝对性、可具普遍实践效果的抽象“理论”概念，则将既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也在实践上是必然会走向反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人为地从人类社会历史经验事实抽象而出，被硬强加为“共存”在一个被创造的语汇中，除了是唯心主义折衷论，则不是别的。听起来使人似乎感觉“社会主义”还保留“大是”的本质在，“市场经济”却被臆想地脱离开它“大非”的本质，变成“无论白猫黑猫”的工具性，这样似乎即可不存在矛盾、不存在冲突地被用来为社会主义的“大是”目的服务了。而实际大量经验事实中发生的情况表明，恰恰是“社会主义”被取消了它本来的“大是”本质，被私有资本者变成用来掩盖“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大非”本质的遮羞布。这种大量发生的社会运行矛盾冲突事实已经验证了的问题，不能不值得我们实行深刻的反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折衷主义，还有与之重叠的“特色+社会主义”语汇，更强化二元主义折衷论的主观性意义。“特色”预示区别于“社会主义”的“大是”本质、具有“市场经济的特点”。如此一“折中”，“社会主义”本质被削弱了，“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本质被加进来，在折中辞令手法产生的模糊性之中，加上以新自由主义庸俗经济学占据对社会经济运行的主导地位，事实上的从社会主义滑向资本主义则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事实上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因素作用的，是始终影响中国现实运作、产生效果的源自传统的因素，亦即被称“北京共识”的传统党和政府作用；而大量引发消极的社会分裂与矛盾冲突的，恰是源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大非”本质所必然制造矛盾对立的效果。
二十八、没有“独立于是非观”的“工匠精神”
应该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国家和社会思想意识的大层面，一直不再像曾经大讲“突出政治”、“政治挂帅”、“又红又专”、“既要低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那样，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科学是非观”，所以变得“姓社姓资”的“是非观”淡漠，“意识形态”的“是非观”不讲了，“经济”的“是非观”不讲了，“科学”的“是非观”不讲了，“生产力”的“是非观”不讲了，等等等等。在这一路向下滑坡势头之中，出现了以明显折衷主义对一切“是非观”的混淆与颠倒。所谓“工匠精神”是其中之一。其实一点不难理解，“工匠精神”是对技术、专业、工艺的精益求精精神。但是“工匠精神”从不离开一定目的，也即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为什么服务的？是为胸怀着的一个社会主义大道正业还是为狭隘个人的追逐名利或发财致富？也即以求“是”为出发点的“工匠精神”还是不以“是非”为出发点的“工匠精神”。如果社会意识宣扬“不论是与非”的“工匠精神”，或者宣扬为了抽象“成功”目的的“工匠精神”，其实是“折衷论”的否认或混淆“工匠精神”的是与非，势必导致自古以来中华文化所不屑的在“道器”或“道术”上“是非观”的混乱。古代出现过的不强调“道”于今天则是相仿于不强调“社会主义”的“公心”而滑向“资本主义”的自私自利之心，势必带来社会人心涣散、四分五裂，乱象丛生，怨声载道。唯物辩证论的“科学是非观”表明，社会主义“工匠精神”离不开对与资本主义“工匠精神”的不同本质是非加以区分。
二十九、“顶层设计”一词蕴含的二元论
一些年来流行一个“顶层设计”的新名词，原是系统工程学概念，后作为中国新的政治名词。该词本义是统筹考虑项目各层次和各要素，追根溯源，统揽全局，在最高层次上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提出这一新概念是突出总体规划具体化，意在解决如果总体规划缺乏具体实现手段，很可能发生各自为政、分兵把口局面的资源难以共享和信息难以互联互通。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国家广泛应用于军事与社会管理领域的工程学概念，是政府统筹内外政策和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思维方法。然而，由此得出的“顶层设计”这一新词是一个被置身“是非观”之外的词汇，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政治战略思维方法，一下变成今天“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政府政治的新词。“顶层设计”是没有是非的、无论什么目的皆可使用的工具性词汇吗？其实很简单，如果秉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论的“科学是非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顶层设计”都绝不适合拿来运用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府政治中来。唯物辩证论的“科学是非观”是首先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不同的“是”与“非”，这样“顶层设计”则并非因为是一个抽象概念、即可不论“是”与“非”地普遍正确。不能不清楚，“顶层设计”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是一个特定技术性（或曰器术性）词汇，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是一个明确的方向路线的“是非观”（或曰“道义”性）词汇。社会主义条件下没有抽象的同老百姓之心、人民利益相脱离的“顶层设计”，任何“上层设计”必须以“从群众来到群众去”为前提、为过程、为结果。二元论的以抽象、独立含义存在的“顶层设计”，明显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唯物辩证论“科学是非观”以及社会主义性质社会大是大非的、应采用的词汇。
三十、没有“客观于”唯物辩证论“是非观”的所谓“发展”
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论的“科学是非观”，会发现“发展是硬道理”是一句什么话呢？第一，“发展”是有“是”和“非”的。在社会发展的问题范畴内，符合社会共生体系和生生健康过程的发展才称“是”，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是非上说，“社会主义”才是“是”，否则“非”也。资本主义是不符合社会大生命体和它的健康发展过程的。由于它的追求私人财富绝对性与一己主义对社会的碎片化与分裂性，它是导致病患乃至死亡的。私有资本驱动的一切科学技术，无不是在这一路向上奔跑，它的“发展”铁定只是“非”。在脱离这一铁定的“大是大非”意义之上的所谓“发展”，作为人类的经验事实而言，是不存在的。接下来也一样，“硬道理”与“软道理”是相对而言，所谓“硬”，对于说话人而言是“真实”，所谓“软”对他而言是“虚、假、大、空”。但在唯物辩证论的“科学是非观”上看，这是建构了一个二元对立形而上学结构，虚构“硬”和“软”之间或“真实”同“虚、假、大、空”之间的截然对立。但是经验的、在任何人们要办事务的从无到有过程中，并不存在这样的二元对立，而实际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与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之间不仅不是二元分叉的，反而是相系不分贯穿始终的同一过程。资本主义思想意识与资本主义一己私利的事实成就也同样是浑然不分贯穿始终的同一过程。这样的过程根本不存在“真实”与“虚、假、大、空”、需要人为进行二选一的事实。但是这里却存在人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二选一的事实，那就是构成“是”与“非”的关键，要么是选社会主义之“是”，要么选资本主义这个“非”。回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是非”，把“发展”虚构抽象出臆想一个假设的经验事实，这本身恰恰是具有“以假乱真”性质。这即是以“社会主义”为“假说”，闭口不提或无需提及，而以貌似“价值独立”或“不论是非观”的“发展”的“硬道理”，紧密地与资本主义科技发展和实现个人发财致富“软硬”不分或说“兼施”一切思想和“实践”，相提并论；这恰恰是把“道理”“硬到”资本主义的“非”那里去了。在这一“发展是硬道理”话语的道出与付诸“实践”中，所能发现的，不过是“社会主义”只作为一个“口是”，“资本主义”作为了一个“心非”的折衷论两面性语言技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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