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本色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是非观”
——一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群众的认知（下）
田辰山
政治学博士、哲学硕士
原上海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文教专家
三十一、“精英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不齿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
如果心中有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科学是非观”，会如何看待今天全球化影响下十分流行的“精英主义”与“专家、公知”社会现象呢？“精英主义”是“是”还是“非”呢？一下子该意识到的是，“精英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词汇，不是社会主义词汇，而是属于将人类分为统治阶级少数与被统治阶级大多数的二元对立社会结构为世界观的语汇。造成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对这一语汇广泛使用的缘由，是约翰·穆勒的“精英主义”这一个人自由主义假设。他接受宇宙世界存在一个超然绝对真理的假说，进而提出作为原子式个体的众人当中，存在极少数比大多数接近真理的个体人；他们是精英，必须给他们言论自由，允许他们享受比大多数人更多的各种权利，以致大多数人在少数精英统治下走向更接近真理的地方。
一直在西方社会流行的“精英主义”几十年来也变成在中国社会广为传播而影响教育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流行话语，衍生出成功“企业家”、高级“知识分子专家”以及有影响力的“从政者”形成的一个特殊特权阶层，成为青年人眼中的精英偶像和竞相追逐的目标；无论什么胡言乱语，只要从“精英、专家、公知”口中吐出，就成为被广泛流传的“警世恒言”或“金口玉言”。“精英主义”是阶级社会产生、流行的共有现象，是人类社会被分裂为经济政治不平等的阶级结构的“哲学思想”所驱动的社会“共识”和“常识”。如果不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论的“科学是非观”看问题，则会只将“精英主义”视为一种的合理合法现象。但它不是“是”而是“非”，因为人类社会作为大生命体和大生命健康延续过程的自然经验事实表明，“精英主义”不仅不是事实，反而是一个虚假建构、违反事实和背道而驰、对生命实在事实起到损害甚至毁灭的妄念与谬行。
最根本的谬误已经从将人类视为原子式个体和世界存在一个唯一超绝真理的虚构假设开始。特别是当人类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精英主义作为个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维护少数资产阶级精英分子的经济政治统治地位，造成整个社会碎片化操行与分裂性阶级矛盾与斗争状态，明显不利于作为社会生命体与共生体生生延续过程主体和主流成分的大多数人的生存生活而处于艰难挣扎之中；尤其它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照鉴之下，是属于明显的“非”和“坏”。“精英主义”建立在两个根本哲学谬误上，一个是，人类经验事实的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个超然和绝对真理，必须由少数所谓“成功者”的精英才能统治引导着到那里去；事实而是至今无人可否定唯物辩证法科学所发现的世界，是人类经验的一个一切内在联系一多不分的万物共生体系。再一个即是将整个人类这一大生命体与生生不已生命延续过程，虚构假设为人人都是原子式单子个体。这两个哲学谬论决定了精英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违反事实的“非”，到头来势必是戕害人类生命结果的有害任性假想。
三十二、人与人“竞争”是万恶之源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论的“科学是非观”看出的“精英主义”，是一种有害假想的“非”，这同它看出的“竞争”经济学的戕害社会生命体的“恶”与“非”，是同样的谬误哲学思维。除了对“市场经济”当作抽象无害姓资姓社皆可用的工具论话语之外，还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竞争是天经地义”的对“市场经济”的辩护话语。这样一个西方臆想假说被某些“经济学家”及一些领导干部拿来为市场经济竞争机制在官方场合进行解说的共享话语。这明显说明是失去在认定“市场经济”机制问题上应有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科学是非观”。
社会达尔文主义以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与自然选择作为对社会发展规律及人类之间关系的解释，也将人类社会视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状态；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弱者只能遭受灭亡的命运。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进化论固然是一种猜测性假说，但它强烈冲击了《圣经》上帝造物主的创世论，等于发起一场革命。虽然如此，有三个原因使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可避免地沦为一个谬误社会学理论：一、达尔文理论本身不过是猜测性的一个假说；二、社会达尔文主义借用这一假说，等于在假说之上又进一步将假想的“物种起源”范畴篡改为风马牛不相及的“人与人竞争关系社会”范畴；三、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强者生存，弱者灭亡”的假设，仍是以人类被视为自存自在独立“原子式个体”的哲学谬误为前提的建构。这样则完全违反唯物辩证论以及中华文化传统基于人类经验事实而揭示的，人的存在本质是内在联系的、社会关系总和的生命共生体与生命延续过程。这样本质的人类及其社会不仅不是原子式个体人之间生死竞争，反而势必是一种同气连枝的“同则不继、和则相生”。所以，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科学是非观”看来，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强者生存，弱者灭亡”作为对“市场经济”的解说，恰恰讲出的，是“市场经济”作为人与人竞争的本质而决定了它的不可能是一种“是”，而绝对是戕害人类生存生活、使之发生异化的“非”。逻辑表明“竞争”是万恶之源。
三十三、“初级阶段”是必然的社会主义“是非观”
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论“科学是非观”的立场，应如何看待“初级阶段”这一话语的“是”与“非”呢？它的“是”与“非”，不取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初级阶段”这一反映经验事实的判断性理论，而是决定于这个“初级阶段”期间人的思想、决策、行为和话语，是属于“是”还是“非”。“是”，即是不断开拓与发展有利于作为一个生命整体或命运共同体社会的大多数人口的经济、政治平等的公有制度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决策、行为和话语。“非”，则是与此背道而驰，以“初期阶段”为说辞“要补资本主义的课”，不是对有害于大多数人口经济、政治平等的私有制度资本主义加以限制和改造，而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力更先进”为由，将本来建立起的公有制“改回”资本主义性质去的机制，开启严重向“资本主义”复旧的社会变化，造成社会削弱以至丧失其社会主义性质的危险。在这样形势下出现社会不稳定乃至动乱，缘由恰是这种社会性质变化所源自的思想、决策、行为和话语，它们的由“是”变“非”引起人口的大多数对思想、决策、行为和话语的混淆性以至颠倒性所产生的困惑。
三十四、“实事求是”是唯物辩证论“科学是非观”
数十年来，“实事求是”的口号成了一个反射过去的口号，似乎对人们暗示，过去大讲“阶级斗争”，大讲“政治挂帅”，大讲“又红又专”，大讲“解放全人类”等等，是空喊口号，很不“实事求是”。现在不要空谈这些口号，把中心移到经济建设，要一个心思用在搞“经济”谈“发展”的“实事求是”。或许为表达这一份决心，甚至将一份传达党领导国家的方针政策策略的刊物名称也从“红旗”改成“求是”。不过，如果秉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论的“科学是非观”，可立刻意识到，“实事求是”口号的“实”和“是”，是用来对应“红旗”的两个关键字，产生明显的二元性与对峙感。“实事求是”原是指在人的经验事实之中求索事物内在联系的发展过程。而这一变，“求是”却是意味“过去光讲大空话”，满足于“虚”的东西，不是“实事”中的“求是”。今天讲“实”的东西，不喊那些空口号；含义在似乎言辞含糊之中清楚地被认定为，过去强调党和社会主义社会方向路线的那些东西，今天看都是“虚”的，少讲或不讲那些强调方向路线的话，才是“实”。现在要改变，要“实事求是”。这个表面逻辑的走向，可判断是主张摈弃唯物辩证论的“科学是非观”所限定的路线大是大非观，“求实”含义自然成了“求非”。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论的“科学是非观”和中华文化意义的“实事求是”，都是与“是非观”分不开的，其“求是”即是“是非观”；“是”即谓实在经验事物的自然之道，它势必首先即是方向路线正确的。其实应该说，没有没有“是非观”的“事实”；“求是”就是发现与把握它的方向路线正确性。这就必须将一切实在经验事物，全部纳入方向路线的是非准绳上加以判别，才可发现。因此“实事求是”不是撇掉方向路线是非的“求”。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大大小小事物，一切大大小小道理，一切大大小小范畴问题的解决，都无不在唯物辩证论的“科学是非观”准绳之上，无不在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原则上，没有任何或大或小的事物是可以与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事物相提并论和不分是非的。所以，脱离社会主义方向路线的大是大非准绳地高唱“实事求是”，在根本性质是离了“正”，是“求非”。
三十五、“无是非”的“实践”不是马克思主义“实践”
说起毛主席离开我们之后在整个党和国家理论和实践产生的变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说法在一场所谓“大辩论”之中被“脱颖而出”地成了要决定一切发生的“大理论”。确立这样一个“大理论”，明显是针对解决两大“问题”：一个是确立一个“共识”——即“实践”证明“过去所当成的真理”是“极左”、错误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搞出来了“动乱”，这一“实践”检验出来“它不是真理”；另外一个是确立：从否定这个真理开始，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即“不在侈谈真理”，只须“实践”，“实践”即是一切；似乎“实践”即为“是”，对它没有什么“非”可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毛主席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听起来是对毛主席哲学语言的一个重复。但正在这一貌似语言重复之中，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加了一个“唯一”的定语，它就变成一个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真理的“标准”。将这种情况放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论的“科学是非观”之中，一下子便看到两大理论谬误：一个是对于“实践检验”的结果的“是非观”判断谬误；另一个则是闭口不谈，只是在理论指导下才会有马克思主义意义的“实践”。首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是什么需要被“实践”检验的“真理”，而是它早已是由实践产生出来的真理，是不需要这一脱离“是非观”的所谓“实践”来检验的。这一真理不是来受检验的，而是要来指导实践的。而对于它的实践结果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这是基于是否站在唯物辩证论的“科学是非观”上，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判断的。站在“科学是非观”立场上看，它不仅没有失败而且在重大意义上成功了。对它的成功与失败的判断，不在于一时或一段实践，而是在于历史永远继续证明它的真理性，证明它的理论的成功。
事实上，今天的人们在照鉴今天的所谓“实践”过程中，更能彰显“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能使人们判断其真理性。那种持有“实践检验”它是错了的立场的人，既反映了对这一理论真理性的“是非观”的错误，也反映了这一理论所指导下的“实践”的“是非观”的错误。这样的人没有认识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早已是颠扑不破性的真理，它不是受“实践检验”而是“指导实践”。有人会说它在政治上“失败”了，这并不是它的真理性的失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指导的实践，本质上是“解释世界”的一场教育实验，是科学“是非观”的一场实验，是谈不上失败的，相反更越来越证明它的正确性。
对于在“实践”“是非观”上犯的错误而言，它是将“实践”只形而上学地视为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了，而看不到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实践”。“实践”不是一把抽象了的尺子，而是比理论更庞大的极端复杂、瞬息万变的经验事实情景过程。对这样一个对人口大多数人来看充满着积极健康精神和现实意义“实践”，却对于特定条件下一个有权有势的人来说，不难预料是满目苍夷的。这并不奇怪，而是历史上往往发生的正常事情。更何况，即使正确理论在一定条件下没能得到预期结果，也并不证明真理不真，反而是这种暂时没有行得通情况，恰恰正是对它作为真理的更有力证明。苏联的变修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真理吗？否！这正是从反面证明其伟大的真理性。这种事件正是向我们表明，不秉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论的“科学是非观”立场，不仅失去对待真理与实践二者的“是非观”，更是会走到是非颠倒、背道而驰的邪路上去。
三十六、只有唯物辩证论“科学是非观”“一百年不动摇”
数十年来，“一百年不动摇”这句“至理名言”被百般反复提醒、叫人们念念不忘，甚至被当作“警世恒言”镌刻、矗立在显眼的大城市街头。然而如果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论的“科学是非观”照鉴下，立即可判明这是一句错话，要对它说“非也”。因为其实常识即告诉我们，天地宇宙，尤其人世社会事物，根本没有什么“一百年不动摇”的事；只能是虚构！只有将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的经验事实臆想为孤立和静止不变形而上学的概念，才会有事实上永远找不到的“一百年不变”或“一百年不动摇”。这个形而上学“一百年不动摇”的指向是什么呢？是如雷贯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位置重要性次于“经济建设”的“四项基本原则”再加“改革开放”。而如果这不是在唯物辩证论“科学是非观”上的错误话语，其实唯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务必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务必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务必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务必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理应配得上“一百年不动摇”的最重要地位。理由一点也不难懂，唯有此四条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论“科学是非观”在人类经验事实中“求是”得到的真理。恐怕直到实现全人类解放，这四条在时间上甚至是比一百年还要长更多的“决不动摇”真理；而任何动摇都必将导致人类社会历史是非的颠倒和大多数人口利益的得而复失。
所谓的“一百年不动摇”，是必然被判定为“非”或粗暴地违反经验事实，正是在于本来应置于“一百年不动摇”中心地位的四项基本原则，未能被视为它本应具有的极为重要性。在道理逻辑上，这至少是一个罔顾“什么才是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大是大非错误。如果如所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其实那只有是在四项基本原则被置于中心地位情况下，它才会真正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否则只是“非也”。这个表面逻辑很简单，将“经济建设”视为比“四项基本原则”更中心的地位，已然是将它与“四项基本原则”分割孤立出来，构成了一种对立关系，已然是相互矛盾和冲突掣肘的非统一体。
与“四项基本原则”比较，“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更不可能是“一百年不动摇”的。更何况事实是，这样将随时根据国际国内情势而变动的、更为策略性层次的这二者，粗暴地强化为“一百年”都“不变或不动摇”，显然是一个心理状态的刻意而为，而不是符合经验事实的唯物辩证论决策与行为。出于主观心理状态的刻意性，将不可能“一百年不动摇”东西强摆在“一百年不动摇”位置，同时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这一科学论断”，且更以改变这一科学论断范畴的概念内含，来作为对道理逻辑上无法站住脚的谬误提法施以支撑，就更凸显这一提法毫无顾忌的浓厚武断色彩。
这种武断清晰地显露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期间的一百年不动摇的方略，本来明明应是向前推进对资本主义的加以限制和改造，直至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完全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但现在这一概念范畴却被改变为反向地去对社会主义“改革”和使之退回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决策、行为和话语。这本来其实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乃至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时，即已讨论清楚、解决了的理论。这明显是由“是”变为“非”的、削弱和取消四项基本原则精神的一个大是大非颠倒。况且这一属于形而上学虚构的“一百年不动摇”举措，已经被仅仅很短时间的经验事实即已证明是与事实不相符的错误。“务必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务必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务必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务必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的一百年不可动摇的方向路线大是大非，很快因为“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为基本点”与之的矛盾对立性与冲突性，而在很大程度上被置之不理。
中国的路尚在多大意义上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恐怕对于大多数人民群众，都可以亲身经历，轻易举出大量事实讲得清楚明白。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也是可以亲身经历的大量事实讲得清楚明白，其中到底有多少是可以归结为仍与“四项基本原则”相互联系和统一的，多少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有多少基本是属于美西资本主义形式在中国的复制。我们党在上世纪60年代发表的《九评》，本来是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惨痛发生的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复辟的战斗性宣言，是不是今天也可作为针对中国自己情况的一个参照呢？这是每一个自命共产党人的人不可不认真思考的“是非观”问题。
三十七、“性恶论”是唯物辩证论“科学是非观”的天敌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论的科学“是非观”，严肃正视、直面社会意识混乱状态中的形形色色关于大是大非、中是中非乃至所谓小是小非的问题，例如到处泛滥的“性恶论”和“厚黑学”观点，就是十分值得引起重视的。在科学“是非观”的立场明显可以看到，“性恶论”近些年在中国流行，首先曾一度是对过去广大人民群众深受雷锋精神、“老三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斗私批修”时代弘扬共产主义思想意识的影响的逆反回应；接着的则尤其是与从美西方引进“市场经济”体制并同时势必引进西方“性恶论”分不开。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特质的市场经济，不是建立在其它哲学基础上，而是发源于西方传统特质的“性恶论”及其延申且得以在启蒙运动生成的“个人至上”一己主义的自由主义哲学与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它的假设是：“人性恶”天经地义，人类社会是每个人与所有人为一己私利的战争状态，人出于一己私利才会不遗余力，成为比任何其他力量都强大的驱动经济发展动力。中国人在那个引进市场经济年代清楚地记得，曾大张旗鼓被说服教育“要改变传统观念”，要为个人利益而奋斗。自打那个时候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价值观渐渐从“阴沟”泛起，被允许登堂入室。
“性恶论”迄今为止的大泛滥，及伴之以“厚黑学”以及形形色色“诡道论”的被各种媒介津津有味的盛传不已，则是社会现实资本主义以一己私利丑行丑态，而引发伤天害理、鲜廉寡耻的乱象丛生，对人们社会心理的刺激与反映。这表明，睁开眼睛看到的社会现实状况，已经使不在少数的人绝望到不敢“谬信人之初性本善”的地步。这种状态大量地正向人们传达的信息是：“仁义百无一用，强者精于作局”。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论的“是非观”，科学地告诉人们，不是人性“非也”，而是如苏格拉底曾说：现世“非也”。人类如果向“性恶论”妥协，相当于慢性自杀，摈弃“性恶论”之非，坚持“人性善”之“是”，人类生存生活顺应“生生之道”，寻回“无我之心”，才是同“性恶论”争夺命运的未来。
三十八、摈弃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论“科学是非观”必走向愚蠢和堕落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论的科学“是非观”是共产党人的灵魂。摈弃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论的科学“是非观”，也是同样摈弃君子之道，那么走向“是非混淆”、“颠倒是非”或“不论是非观”则成为一个必然。这对于一个人群与社会而言，则是走向愚蠢与堕落的一个必然。而且走上这一可悲的路向，对这群人及某些起着影响社会作用的人而言，甚至会浑浑噩噩而不觉的一幅捡到垃圾而当美食之状，一幅堪比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相。如果想象不到这种“惨象”，正说明我们亟需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是非观”，只有它才使我们心明眼亮。
三十九、“人口红利”是反马克思主义“科学是非观”的“人的异化”
不妨来用唯物辩证论的“科学是非观”看一看“人口红利”这样一个在社会精英嘴里流行的颇为高大上的经济学词汇。据“经济学”说，“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这其实是一套“混淆是非”、“不论是非观”、“颠倒是非”的黑话。为什么在唯物辩证论的“科学是非观”灯光下看是这样一种情况呢？因为只有“唯物辩证论”才是马克思主义讲的“科学”。这个“科学”是人类经验事实的概括和总结，不是将人排除在外、不讲人的“是非观”的工具性“科学”。这个“经济学”的“人口红利”论之所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正是由于“人口红利”是将“人类”视为提供资本“红利”的好工具，而且这个“工具”恰恰服务于“人类”之外的不讲“是非观”、不讲道德观作为抽象概念的“经济”或曰“资本”。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唯”的是关于人类生存生活所必须的社会生产，而决不是人类生存生活必需之外的以赚取最大利润的“经济”。马克思主义的只是基于这种“唯物”辩证论的核心，是人类与其所必需的生存生活社会生产的内在必然联系，也即只能是这样的社会生产的“经济”、它必须以人类的生存生活为目的，而不是背道而驰地将人类异化为“手段”，而“经济”变成了凌驾于异化为“手段”的人类之上的目的。只有这样的、符合人类经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而形而上学地虚构假设、将人类降低为提供“红利”的手段、以攫取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经济学”，逻辑上必然是一套剥夺人类权利的黑话。
剥夺人类的生存生活权利的意愿、价值和行为，无论在抽象理论上听起来多么符合“逻辑”，也只能是如何使人类异化的“逻辑”，也是“无是非论”、无道德论，是混淆了乃至颠倒了只属于人类“是非观”的黑话。什么是人类的“是非观”？不是别的，正是人类与生俱来特有的对“生命可贵”的认知能力和为生命的健康和延续而呵护和努力的意识。人类“是非观”只在于符合这种人类经验的自然意识。这一意识包括对人类的人与人、人的社会是内在生生不分联系的共生体系的认知，只有这样才谓“是”，才是“道德”。与此背道而驰、破坏人与人生生关系的、宣扬人与人战争的、宣扬一部分人富有、大部分人受穷合法的，乃至蔑视生命、提出各类消灭人口的歪理邪说，都属于“非”，属于颠倒是非，属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邪恶意志、价值和行为。所以“经济学”的“人口红利”论，是彻头彻尾的非人类道德与颠倒人类“是非观”的荒谬“理论”。
四十、做一个配得上红色本色的“共产党人”
最后，一言以蔽之，如果一个人的本色不在于秉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是非观”，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到头来不仅配不上“共产党人”这一伟大光荣正确的称号，反而不可避免地将沦为人民推动历史的壮观场面照鉴出来的一名跳梁小丑。
（2023年4月5日于北京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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