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对自己前途命运的探索，大体有历史进步论的“世界大同”思想，历史循环论的“历史囚笼”思想，历史悲观论的“人类原罪”说，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学说。历史上不少进步思想家有“大同世界”实现人类解放的社会历史进步理念，有人甚至还付诸实践，但他们大都没有将这种思想理念建立在对人类历史的客观全面地把握及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解基础之上，没有关于未来“大同世界”科学的客观必然性的论述；而绝大多数剥削阶级思想家对此则持怀疑与否定态度，他们中即便有人相信会有人因历史的发展和个人的努力能获得解放，但也不相信整个人类社会有能力和可能获得彻底解放。唯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把握历史与现实，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科学地论述了系统的人类解放学说。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世界大同；历史囚笼；人类原罪；人类解放
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和矛盾，以什么样的历史观来认识历史、现实和未来，有没有能力解决我们当下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这一直是历史研究和哲学所关注和讨论的重大问题，也是各种文化思潮所聚焦的焦点问题。这里仅就以下几种历史观作一概要的分析讨论。
一、历史进步论的“世界大同”思想
人类对自己前途命运的探索，其中就有“世界大同思想”。世界大同思想源远流长，几乎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记载的古希腊及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大同”是古希腊对古代原始社会“黄金时代”的称谓，也是中国古代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这种社会理想明确的文字表述出自孔子弟子以及战国秦汉间儒家学者所撰写的《礼记•礼运》。《礼记•礼运》里是这样描述大同社会的：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但早在公元前611年以前《诗经》中的《硕鼠》篇，诗人就把贵族剥削者比做一只害人的大老鼠，并且发出了逃离这只大老鼠的“适彼乐土”、“适彼乐国”、“适彼乐郊”呼声。
中国古代“和”“合”文化与“大同”学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殷周之时，“和”与“合”为单一概念，还没有联用，但已包含着天下和谐、世界大同的思想。《易经》上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天道、王朝、人事不断变化，各正性命，各得其所，天地万物保持最大的和合、和谐，是普利万物的首要因素，所有邦国都会因此得到稳定和安宁。《尚书》上说，九族和睦了，就可以平理百官族姓，昭明礼仪。百官族姓明理彰义，就能实现天下和谐。《诗经》不仅提出“既且和平，依我磬声”，寄托了对社会和谐的向往，而且还蕴含和乐、和鸾、和旨、和奏、和鸣、和羹等美好理念。以上说法可以说是迄今保留下来的关于社会理想的最早的材料。
在春秋末到秦汉之际，由于当时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发生了剧烈变动，产生出很多人不适应的社会矛盾和动荡，这时就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关于大同理想社会的设计，其中包括农家的“并耕而食”理想，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和儒家的“大同”理想。“和合”二字联用而构成一个范畴用来表示世界的和谐生成，最早见于《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意思是说，商契能把“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教”加以和合，使百姓安身立命。《国语·郑语》还记述了史伯的“和”“同”言论：和合中包含了不同事物的差异，矛盾多样性的统一，不同的东西彼此和谐才能产生世间万物，完全相同的东西则无所生。老子提出自发、自化和无为之“和”的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顺乎自然就能达到和谐状态。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制礼，守礼以“致中和”的思想。孟子继承、弘扬孔子“和”的思想，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于是他将“人和”置于“天时”“地利”之上，基于“人和”观念，得出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结论。管子将“和”与“合”并举，予以高度重视，《管子·幼官图》上说：“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养兵以道则人民和睦，养兵以德则人民团结。和睦团结就能使力量聚合，聚合就能协调，普遍地协调相聚，这样谁也不能伤害他们了。在先秦的思想家中，管子第一个对‘和合’概念作了表述，“民和”、“民合”，不仅仅是指民众自身的“和合”，也是指君王和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和合”。在此基础上，教育引导民众和睦团结。只要民众能够‘和合’，就能产生‘莫之能伤’的强大力量。
中国不仅最早提出了大同思想，而且还有人尝试实践这种思想。如农家类型的大同理想，就主要通过组织农民起义的宗教团体的某些生活制度体现出来。东汉末期张鲁的五斗米教就很典型。五斗米教张鲁据有汉中后，废除官吏，设“祭酒”分管部众，各祭酒的辖区设义舍，放置义米、义肉，供行人无偿取用。
伴随历史的发展，后来人们对世界大同又作了进一步阐释。康有为的《大同书》，综合吸收中西古代大同思想及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思想，对大同作了较为全面的归纳与提炼，他把历史划分为封建主义的乱世、资本主义的升平世和未来理想社会的太平世（大同世）三个阶段，认为太平世有以下特征：
（1）消灭国家。康有为说：“今欲至大同，先自弭兵会倡之，次以联盟国缔之。继以公议会导之。”为消灭导致战祸连连的国家，康有为提出消灭国家的三个步骤和办法：第一步是建立各国的平等联盟，使力量相当、利害相关的国家结成联盟，以条约形式相互制约，和平共处；第二步，建立一个超于各国权力至上的公议政府，各国实行自治，大政统一于公议政府，公议政府负责制度大法，编制军队；第三步，取消在公议政府时期的各个国家的邦国称号，最终取消国家。
（2）废除家庭。康有为认为，家庭总是自私、狭隘、贪污贿赂、抢劫凶杀、奸诈等一切罪恶的根源，虽然它于人类的繁衍生息中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其消极的一面是不可回避的，是乱世生平世进入太平世的最大障碍。为此他列举了家族制度危害社会进步的14条公害，如他认为私妻私子，不好天下为公；养家之累，心术必私等等。康有为认为废除家庭制度需要两个步骤，第一个是实现男女平等，使女权得到独立；第二个是当女权实现平等独立时，婚姻由本人自愿选择，以契约方式可以自由签订和续约，由此人们能够摆脱家庭私有制的禁锢，真正实现博爱、自由、和谐的天下一家。
（3）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全部资本归联合起来的人民，但个人收入和消费仍有差别，人们根据自己的贡献取得货币工资，以货币来购买消费品，货币仅具有如此的交换形式，不会成为资本。据此，康有为提出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他提出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思想更为明确具体，而且有着更切近现实的可行性，其主要内容有：土地国有，大企业国营，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生活普遍改善；国家举办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公共福利事业，供公民享用等等。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还要求把他的大同理想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付诸实施。总的说，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思想继承了前人大同思想的精华，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成果，摈弃了“小国寡民”以家庭为中心的封建糟粕，体现了中国人民追求国家民族独立、自由平等、公天下、公民享有普遍福利、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抑制列强豪强、复兴中华等追求，还部分地带有共产主义思想追求，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影响力。
追求建立一个没有阶级之分，人人完全平等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在西方最早出现于古希腊。生活于公元前七世纪的古希腊诗人赫希奥德在他的《工作与时令》诗篇中热情歌颂神话传说中的“黄金时代”，说那时候人们不会被“可耻的贪财好货的欲念”所驱使，去奔走钻营。因为那时候有丰富的物资供人人分享，各取所需，人类生活在永久的和平之世，不见兵革。古罗马诗人奥维特（公元前70——公元前17年）也曾说，过去有一个时代“世人都不知道有什么地界，也不知道有什么篱笆、围墙”，人们没有财产所属关系观念，大家不分彼此，没有“你的”还是“我的”这类观念。这种思想，在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的《理想国》一书中得到理论性的阐述。柏拉图认为：一切纠纷和战乱的根源，都在于私有制。他说：世事纷争不已，战乱时起，究其原因，均来源于“这是我的”或“这不是我的”，“这是他的”或“这不是他的”之纷争。……而在那个治理得最完善的国家里，对于事物，绝大多数人就不会用这样的字眼，说什么“这是我的”或“这不是我的”，人们压根就没有这类观念。
柏拉图在其所著的《理想国》中，曾设想有一个这样的社会，描述了在那里、一切东西均属于公有，连妇女与儿童也归为公有（第五卷）。不仅如此，在集体生活中甚至根本没有个人生活的地位，苏格拉底曾把一个管理得好的国家比之于个人的身体，各部分苦乐同感、息息相关。由此大家视则同视，听则同听，同作同息。在一定的场合下，视形势需要，大家必须同声一起唱歌赞美，或同声一起表示谴责。忧则同忧，乐则同乐。
然而在西方，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言：“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直到17世纪，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在西方也仅限于虚幻的文学游记形式，不具有理论的表达形式。如16世纪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开山鼻祖的英国政治家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在他1516年出版的名著《乌托邦》一书中，虚构了一个航海家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根据莫尔的描述，乌托邦是个不闭关锁国、朴质无文、纪律森严、从事着对外贸易而同时又防止外国不良习俗腐蚀的海外仙岛。在那里，没有剥削和压迫，一切财产归全民所有；主要公职人员由人民选举产生，任何公事必须由集体讨论决定，随时撤换与严厉惩处玩弄阴谋实行暴政的公职人员；整个群体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度，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在内部交往中取消商品、货币和市场，在产品极大丰富和人们高度自觉的劳动基础上实行消费品按需分配的原则。乌托邦社会提倡健康丰富的精神生活，追求科学文化知识和高尚的道德素养，每人每天劳动6小时后进行科学、艺术和体育活动，社会成员相互帮助，在为自己谋利益的同时不损害别人的利益，一切公民都穿同样的衣服，住一式一样的房屋，任何人不得允许均不能外出旅行。那里没有私有财产，不需用货币进行内部的交换，金子银子用来打造马桶和溺器，个人在各方面都受群体的约束，社会安定，风景秀丽，人人都过着幸福的生活。另外，类似的著作还有托马斯·康帕内拉（1568——1639年）1623年在法兰克福出版的《太阳城》。《太阳城》可谓《乌托邦》的姐妹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深受《乌托邦》影响，与莫尔乌托邦的设想有许多共同之处。在太阳城，全部生产资料和一切生活资料都归全民所有，由社会组织生产，共同劳动，共同享有劳动成果，纪律严明，人人平等，在内部不存在商品和货币，且有着区别于乌托邦的更为先进的思想内容：第一，太阳城以经验丰富、技能出众的人来领导，以生产小组为基层生产组织，取代了乌托邦以家长来指挥、以家庭为生产和分配的基层单位，突破了血缘关系的束缚；第二，太阳城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进行生产，劳动时间比乌托邦减少三分之一，剩余时间从事科学、文化和体育活动，精神生活更加丰富，而且主要领导人“必须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物理学家”，以适应经济社会管理和发展；第三，康帕内拉在《太阳城》还创造性地提出劳动光荣的思想，他天才地预见未来社会劳动性质和劳动态度将发生根本变化，任何工作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一切为社会服务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会受到社会尊重；第四，与乌托邦还存在奴隶劳动不同，太阳城没有奴隶和仆人，没有奴役性的劳动；第五，太阳城提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注重对儿童进行自然科学、生产工艺和历史知识的教育，而且主张智育、体育和生产劳动教育并重。
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那些伟大的启蒙学者的启蒙理性和所谓理性原则。对于这些启蒙学者来说，“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但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真理和正义不过是资产阶级法律和司法实践中的所谓人生而平等权利不可剥夺，归根到底主要的人权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不可剥夺。只不过资产阶级在与封建贵族的斗争中，在强调人生而平等的人权不可剥夺时，是打着所有人的旗号并认为他们代表当时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反映了所有人的呼声。真正在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基础上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进行理论描绘的，在当时还是无产阶级独立运动的先驱者，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1489——1525年），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1760——1797年），还有18世纪法国的摩莱里（约1700——1780年）和马布利（1709——1785年）等。摩莱里和马布利是代表城乡无产者利益的启蒙思想家，他们将共产主义思想微光直接发展为共产主义理论，在理论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们那里，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仅限于政治权利，而是已经扩展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扩展到消灭阶级特权和阶级差别，包括消灭私有财产。他们在理论上论证了从私有制过渡到公有制的必然性，明确指出是私有制导致了社会的阶级分化和不同阶级间的利害冲突。而在私有制出现以前，曾经存在过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原始社会，而在经历过私有制社会的种种痛苦和罪恶之后，人类仍然会回到合乎理性的公有制社会。这就驳斥了资产阶级学者关于私有制是自古已有且永恒存在的谬论。摩莱里和马布利还以法典和法律条文的形式阐述了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纲领和最根本原则。如摩莱里在《自然法典》中提出共产主义法典，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生产资料公有、人人为社会各尽所能并从社会各取所需的社会，而且提出了基本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生活资料归个人占有、每个公民都有劳动的权利的观点。但他们那里的共产主义也还仅仅是平均主义、禁欲主义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恩格斯称这种共产主义学说是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
巴贝夫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一位共产主义革命家，他在《平民宣言》、《在高等法院的终审辩护词》和一些书信中表达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巴贝夫严厉斥责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法国社会中的贫富对立更趋尖锐，他说革命后的法国事实上存在着两个对立的集团，一个是由一百万富人组成的剥削者压迫者集团，另一个是由2400万穷人组成的被剥削者被压迫者集团；法兰西共和国是支持剥削者的残暴专制的政府，残酷地剥削压迫广大劳动人民；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雇佣劳动制度是用饥饿迫使工人出卖劳动，忍受剥削；资本主义不择手段的竞争将导致无政府状态和生产过剩；法国大革命发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是对人民的欺骗；人类历史就是贵族和平民、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阶级斗争史，少数人霸占一切财富使大多数人无法忍受时，财产关系的变革就不可避免，“那时穷人奋起革命反对富人乃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必然性”。他认为只有这种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为此他号召人民拿起武器，用革命暴力摧毁资产阶级政府，以实现财产关系的变革。他认为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后，必须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专制，以镇压敌人的反抗、保证人民所需要和所得到的一切；人民政权不仅要消灭私有制，而且要铲除使私有制由此产生的一切罪恶现象复活的根源。根据巴贝夫的思想，法国平等派密谋组织制定了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和镇压敌人的法令，并规划了逐步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过渡性措施和建立共产主义国民公社的方案，主张公社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使用机器生产减轻劳动强度和节约劳动时间，无条件地解决劳动群众的生活就业问题。这对19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包括巴黎公社革命无疑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积极影响。但巴贝夫无差别地绝对平均分配思想在实践中也必然地带有平均主义、禁欲主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局限，与无产阶级消灭阶级差别的平等观仍然是有原则差别的。
后来，西欧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即圣西门（1760——1825）、傅立叶（1772——1837）和欧文（1771——1858）。这三个人虽然都不是自觉地作为当时已经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而出现，而是和其他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他们的理性王国与启蒙学者的理性王国有着天壤之别。因为在他们看来，按照启蒙学者的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性和非正义的，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弃。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英法两国尚不成熟的无产阶级向已经取得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愿望和要求。
按说，理性的国家和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与永恒理性、与人生而平等相矛盾的东西，但当法国大革命把这个理性的国家和社会实现了的时候，人们却看到对自己丧失信心的资产阶级最后竟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早先许诺的永久和平变成了无休止的掠夺战争，富有和贫穷的对立非但没有化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于封建特权的废除及财产自由的实现，变成大资本和大地产主借助自由竞争对小资产者和小农疯狂地掠夺，自由成了竞争失败者的小资产者和小农不得不变卖财产失去财产的自由，劳动群众的贫困成了这个所谓资产阶级理性社会的生存条件，赤裸裸的现金交易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化为竞争中的蓄意刁难和忌妒，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里，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犯罪的次数一年胜过一年，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竟然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无一不对资产阶级建立的这个理性王国进行了辛辣地讽刺和批判。1803年，圣西门在巴黎出版了《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8年傅立叶在莱比锡出版了《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开启了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理性王国的批判，并在他们的批判中提出了他们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圣西门率先对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存在的论调进行了批驳，他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有规律向前发展的过程，每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出现都是过去全部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每个社会又都存在着完全对立的两种力量，即衰亡着的力量和新生的力量，由于它们的斗争，新生的力量总是战胜衰亡的力量。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是历史的进步，但资本主义社会不过是旧的封建制度和未来社会制度之间的一个“中间的和过渡的体系”。傅立叶不仅认为整个社会运动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而且认为每个社会制度上升发展到极点时就会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倒退，而是要转向更高级的社会，新社会将在旧社会的衰落中取胜。而且每个社会都包含着前一社会制度的残余和未来社会的萌芽，都要被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暂时的阶段。他指出，与资产阶级最响亮的词句相对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在资本主义商业领域充满了欺诈和小商贩习气，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但“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欧文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与新的生产力不相适应，指出这种新的生产力“是要求迅速改造社会的时代即将到来的另一个意义特别重要的标志”，强大的生产力是改造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这便从生产力发展趋势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他还首次运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指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工人在生产过程除了生产自己赖以生活的生活资料还生产出“剩余产品”，但剩余产品却被企业主以利润的形式占有了，工人的贫困，主要原因是资本家作为“主人掌握了权力和资本”，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揭露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是新的剥削压迫制度，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根本缺陷，雇佣劳动制度造成了工厂主阶级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对立，贫富分化是其必然产物，工人阶级的贫困是由资产阶级占有一切的富裕造成的，因工人贫困而形成的生产过剩是引起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冷酷的利己主义，资产阶级的道德说教是骗人的，资产阶级的人权是虚伪的，是对劳动人民天赋人权的否定。要克服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端，圣西门提出未来社会要把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改善无产者的身心生活当作“唯一而长远的目的”，把尽善尽美的运用科学、艺术和工业作为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要促使每个人提高生产的积极性和尊重别人的生产”，并充分发挥知识和知识分子在“实业制度”里的重要作用。圣西门和傅立叶都认为，未来社会消灭了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现象，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和作用将随之而改变，社会权力将由对人的统治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整个社会将按照最有利于生产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大工业的基础上有计划地组织与进行协作化生产，有组织地进行合理化分工，以实现工、农、商、科学、教育、艺术和家务劳动的全面协作，节约劳动力和时间，发展生产，满足需要。欧文克服了圣西门和傅立叶主张理想社会保留私有制的重大局限，坚决主张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认为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大生产，才能真正实现协作和计划经济，极大地发展生产力。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还反对不劳而获，提出未来社会要人人劳动，各尽所能，按贡献分配个人消费品，而待生产力高度发展，产品极为丰富，人们的觉悟也相应提高时，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傅立叶还提出劳动权是最主要的天赋人权、平均主义是“政治毒药”的思想。
根据人人平等的和谐社会建设需要，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提出了未来社会要充分体现民主管理的原则，主张人民领袖由人民选举产生，领导管理人员不享受任何特权，实行集体领导。欧文设想公社的最高权力属于全体社员大会，一切重大问题由社员大会讨论决定；公社的领导者由全体社员选举产生，一律不得终生任职。公社的常设机构总理事会必须向全体社员大会汇报工作，接受审查。每个社员“对一切事情有发表自己意见的充分自由”。圣西门主张未来社会要尽可能地把“经常对立的一切力量结合成为一个唯一的整体，要想尽可能把这些力量引导到改善人类命运的唯一道路上来”。为此，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要通过城乡结合、工农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实现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设想；通过树立新的高尚的道德风尚与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诚实、勤劳、具有集体主义精神、聪明才智而全面发展的人；最终是要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男女平等、解放妇女、恋爱结婚自由、儿童养育由社会承担、统一和谐、团结互助、长久和平、对外实行和平外交政策的和谐社会。
欧文不仅是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系统地制定了他的消灭阶级差别的方案，而且是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践家，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将自己的理论付诸于实践，从19世纪30年代初期就在英国建立工人合作社，到1833年10月创建了“全国生产部门大联盟”，并在短短数月中使联盟成员发展到几十万人，使合作工厂和合作社遍及英国各地。早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欧文和他的学生就在美洲创办财产公有、每个人享有平等权利和义务的共产主义和谐公社。至30年代末期，他又在英国建立了一个示范性的共产主义公社。虽然这些活动在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下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但也证明了没有资本家的生产及劳动者集体经营的大规模生产是能够进行的。
古今中外，人们关于大同世界的探索和实践证明，人类对自由平等和和谐社会的向往与追求，是一直也没有间断的，而且有不少仁人志士相信历史在不断进步，人类终将会逐步地迈入一个没有剥削奴役、没有压迫、人人自由平等、和谐互助的和谐社会。
二、历史循环论的“历史囚笼”思想
历史循环论是一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历史循环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周而复始地循环。在中国，战国末期的邹衍以“五德终始”说(即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相继更替)来证明朝代的更替，由此而提出了金木水火土终而复始的历史循环论。在西方，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维柯（1668——1744年）认为历史的变化经过三个阶段：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神的时代是原始时代，是人类的童年时期；英雄时代是贵族统治的时代，是人类的青年时期；凡人统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人类的成年时期。凡人时代是历史发展的顶峰，历史变化经历了这个阶段以后，就会重新回复到原始时代，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19世纪末德国著名的唯意志论哲学家尼采（1844——1900年）提出了“永恒轮回”论，认为世界从简单到复杂，从静到动，从单一到矛盾，然后便从复杂复归到简单，从动到静，从矛盾到单一，如此循环不已。后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大都热衷宣传“历史循环论”，鼓吹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认为当资本主义获得充分发展后便将回复到原始社会。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年），是持历史循环论、囚笼论的典型。他经常使用合理性和合理化概念来描述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历史发展境况。他认为资本主义古已有之，它经历了从非理性向合理性的发展过程，经历了掠夺型的资本主义、奴隶型的资本主义、官僚制政治资本主义、完全市场化并按市场规则来运行的合理性资本主义几个发展阶段。除了完全市场化的合理性资本主义是属于现代合理化资本主义外，资本主义的其他几个阶段都属于传统资本主义，是非理性的资本主义。但从传统的非理性资本主义向合理的理性资本主义的转化，有一个合理性不断增强的过程。如官僚制就是合理性管理的最有效形式，官僚制的机构是依等级原则合理设置，严格按照书写的法律和程序办事，遵循非个人化原则处理事务，官员按照功绩晋升，等等，这些都是政治合理性的表现。现代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大企业基础之上、按照严格的会计核算和市场规则来运作的合理性资本主义。在管理上，在古代和中世纪，政治管理和运作是通过传统世袭的官僚制进行的，是非合理的管理形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一种遵循市场规则和民主自由规则并讲求效率的合理的官僚管理形式便取代了旧的官僚制管理形式，大大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和办事效率。
在韦伯看来，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向着合理化的方向前进，但合理性或合理化并不总意味着社会进步。在某些方面，向合理化的方向的发展也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例如，经济生活的合理化，不仅是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还带来了道德的滑坡，精神的颓废和理性的窒息，科层制管理带来了官僚主义，新教禁欲主义伦理在促进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使人们丧失了创造力和进取精神，人们追求世俗享受的欲望囚禁束缚了人类对理性的追求，人类社会向合理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中不仅内在着非人性非人道的人的异化，而且内在着非理性的南辕北辙二律背反趋向，等等。总之是合理化发展的前景并不能让人乐观，反而是让人极为悲观。
韦伯对自由民主问题极其关注，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民主的实现却极度悲观。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最后一些段落里，韦伯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物质进步将引起资本主义精神萎缩退化。资本主义物质进步将把人们的思想禁锢在物欲主义的铁笼之中，人类最终也将被锁进这个物质的铁笼而失去自己。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人类将越来越陷入不自由的境地。在《俄国宪政民主状况研究》一文中，韦伯指出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自由民主要依赖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产生于资本主义诞生的过程中，在西方促进自由民主实现的条件、如海外扩张、早期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社会结构、科学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征服、及西方独特的伦理性格和价值观念，不是在每个民族每个发展时期都出现的。因此不是在每个民族资本主义的特定发展时期都会发生社会生活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上述条件不仅正在消失，而且资本主义生活越来越受制于生产的卡特尔化、标准化和科层化管理，因而在管理合理化并不断提高管理效率的同时也不断地趋于一致化。在这种条件下，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就越来越失去了土壤和市场，而集权专制和权威主义却将应运而生，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生成和成长。这在没有自由民主传统的国家，自由民主的条件本来就缺乏，要实现自由民主就极其困难。要维护自由民主，需要城市资产阶级尤其是大企业家们对民主运动的积极参与和支持，需要建立有力的议会政治，但现代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对自由民主运动越来越缺少兴趣，对议会政治也是仅仅从他们的物质利益需要去考虑和参与。这样，自由民主运动也就只能限于思想运动，其影响力也就极其有限了。基于这种认识，韦伯实际已隐约看到了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将走向集权专制的官僚资本主义，而且很难走出极权专制这一历史的铁笼。
历史循环论者承认历史按一定秩序变化，但他们曲解了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往往把历史曲折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误解为历史周而复始的闭环循环。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循环”，更不是以资本主义为终点的封闭的“同心圆圆圈运动”，而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不断发展和上升的过程。但古代思想家不能从历史本身去寻找历史变化的原因，资产阶级思想家不相信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他们迷恋资本主义却又无法摆脱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尖锐矛盾和绝望情绪的氛围，而且所有历史循环论者都不认识社会基本矛盾、阶级矛盾以及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因而也就不能正确理解社会发展规律，于是便使他们陷入历史循环论的怪圈。
1945年7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等六位民主人士访问革命根据地延安。在参观访问几天之后，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延安的访问观感，黄炎培答道：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满怀信心地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著名的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先生关于“周期率”的谈话内容。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对话，讨论的不是历史规律层面的问题，而是讨论了历代统治者历史兴亡这一反复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讨论的是在既定客观规律条件下人的努力程度以及有没有真正的人民民主与政权周期兴衰的关系。黄炎培说政权的“兴”，是因为人们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政权的“ 衰”，是因为环境渐渐稳定后，统治者的精神也懈怠了，大家各怀心思，“政怠宦成”，最终便导致人亡政息，没有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说起来，这也是一种恶性历史循环。但毛泽东相信共产党已经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律恶性历史循环的根本出路，那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让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监督执政党和政府。
三、历史悲观论的“人类原罪”说
《圣经》里讲人有两种罪——即“原罪”和“本罪”。“原罪”是人类始祖亚当源自本能而犯下的罪性与恶根，“本罪”是各人今生所犯的罪。“原罪”的基督教基础教义告诉人们，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因为人性本恶，它有着天然的犯罪的本能欲望和根源，引导着人们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为上都走向犯罪的深渊且难以自拔，所以人只有借助上帝的救赎及终生的忏悔改过才能脱离犯罪深渊。但基督教认为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由于人本身就带着原罪来到人间，魔鬼又时时纠缠着人类，人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永远无法实现自身的救赎，只有依靠上帝的救赎才能洗去生时的罪孽让人在生命终结后其灵魂可以升入天堂。
佛教虽然也认为人是带着原罪来到人间，人的自私、肉欲、物欲、色欲、贪婪、贪图享受、本性难移，但人可以通过修身养性达到人性提升的目标，最终能达到“四大皆空——无我”的境界，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关键在于个人修行。
中国的儒家学说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是后天的生活环境与习俗使人性变得丑恶且差别巨大起来。但儒家同时也认为人作为“食之性也”的饮食男女，同样也有着难以改变的人之罪恶本性，即便怎么修行，也难以成仙成圣。于是就有人“天性如此”，“天不变道也不变”——人始终要靠上下有别的“礼制”、靠“三纲五常”来约束管理才符合天道自然的说法。这实际上是“纲常伦理社会制度不可改变”的说法，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主奴性作为人之本性，认为奴隶社会制度符合人的“主奴本性”而不可改变之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叔本华（1788——1860）是德国唯意志主义唯我论生命哲学的创始人，他把人的绝对自由、自发性、随意性的能动性、本能欲望、非理性的直觉与顿悟作为人的生命生存意志或自然本我的实在性，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的自由和人生意义等伦理社会问题当作他关注的核心问题。他认为，如果排除或者忽视了人的自由，就根本谈不上人的真正的存在和人的道德行为。但他把现实生活中的人以及人的现实的认识和实践活动都排除在了他所说的自由和道德领域之外。因为在他看来，现实的社会和历史领域都属于现象世界，各种各样的社会理想和目标也只是理性派思想家所杜撰出来的虚构的世界理想和目标，现实生活的人都必然要受自然和历史必然性的支配，而不是本然的真实的存在，不是世界真正本质的展现。现实社会中的人不了解自己和世界均是盲目的意志的表现，不了解自发的、非理性的、盲目的生命意志才是必然性、因果性和目的性等等的基础，而且是决定社会制度和结构以及社会理想的决定因素，他们企图给自己去设定某种目的和理想，并试图通过认识和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和理想，然而这一切却注定了他们要成为意志客观化之奴隶，注定了他们必然成为社会的傀儡和工具，这就注定了他们不自由、不道德，而且因个人行动的结果总是与其目的和理想背道而驰而给他们带来痛苦。因为生命意志在支配着一切，而生命意志的本质就是盲目的欲望和永不疲倦的冲动。人的本能欲望和冲动都是无穷无尽的，它们绝对自由自发地发挥作用，且具有非理性的随意性，当一种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新的欲望就会产生，这样欲望就永远无法满足，而无法满足欲望就只能给人们带来痛苦。叔本华说，即使欲望得到了完全满足，人们也不能摆脱痛苦。因为一个人如果一切都满足了，他就会感到孤寂、空虚、厌倦，同样还是痛苦。总之，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悲剧，他们越是抱着某种理想和目的，越是为实现这种理想和目的去认识和行动，越是在自己的行动中取得成功，那就意味着他们那盲目自发的意志越是强烈，从而也意味着更大的痛苦。同时，从道德的本质是自由来说，这种受盲目的意志支配的人必然也是没有自由、没有道德的人。叔本华由此断定那些最活跃的人必是最痛苦也是最无道德的人。这实际上是把人的本能欲望及其生命意志作为人先天就有的原罪来看待了。
叔本华把意志比喻为一个勇猛刚强的瞎子，把理性比喻为这个瞎子所背负着的给他指路的瘸子，但理性的目的不是其本身，而是作为满足欲望的手段，理性知识无论从起源和其本质而言，都是来源并服从于意志并由意志所决定的，而且人的一切心理意识现象包括人的记忆力、性格、知识、智慧等等，概莫能外，它们都是意志的产物。叔本华甚至认为人在他的娘胎里就已经是由意志所决定的了，胎儿有头脑是由于他有思想的意志，他之有循环器官是由于他有血液流通的意志，他之有嘴、有肠胃，是由于他有吃东西和消化的生存意志。总之他身上的每一部分，他肉体的全部活动都是由他先天就有的意志所决定的。叔本华由此认为，只有意志才能解释人的存在、人的行动、人的运动的意义和内在结构。而这都不是靠何时何地为何目的以通常观察事物的方式来观察事物，而是靠自由自发的能动的直觉所领悟到的。在抛弃了抽象思维和理性概念对意识的支配，抛弃了主客体的分立对立而完全沉浸在对自然客体的直觉和领悟中，人们才会发现，被直觉和领悟的客体已不复是具体的事物，而是理念、意志之类永恒存在的形式在直觉中的直接的客观化，是主体客体的合二为一，由此才达到我们对于事物的本质、对于自在之物、对于真理的认识。但这种非理性主义的生存意志的直觉却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说的一种东西，一种对生存意志本身的领悟。这便把生存意志和直觉导向先验而自发且随意而任性的神秘主义的方向去了。
正是基于上述这样的认识，叔本华对一切促使人们面向自然和社会而进行的革命变革以及鼓励人们积极向上的哲学，对一切讴歌进步、理想和幸福的哲学，对坚持历史进步论的一切历史乐观主义，都极力加以攻击，而由此走向了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人生哲学上。
怎样才能减轻和避免人生的痛苦、成为有自由、有道德的人呢？叔本华提出的根本办法就是抑制人的欲望，否定人的生命意志，摆脱一切世俗的利益和要求，去除一切现实的生活、现实的理想和目的，抛弃一切理性和科学的观念以及以理性为基础的一切道德规范，而进入无我境界的涅槃境地。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超脱现象世界而进入自在之物的世界，即意志世界。而自由和道德正是属于意志世界。叔本华认为只有作为自在之物的意志之自发随意的行动才是自由的，而直觉到自己作为意志本身的唯一的行动就是否定一切、否定生命生存意志的行动。但由此又会导致漫无目标的瞎闯与盲目地否定一切，又需要借助理性来为意志指明方向和道路，以保证生存意志“恰当地客观化”。于是叔本华就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自我否定、自相矛盾、既要沉浸于自我生存意志又要走出自我生存意志盲目性的的哲学逻辑循环，陷入对世界发展前景悲观绝望的境地。
尼采（1844——1900）是19世纪下半期唯意志主义、唯我论人本主义的主要代表，非理性主义在尼采那里也表现得更为彻底和极端。他对打着理性主义旗号批判与打倒资产阶级的巴黎公社革命十分敌视，认为这一革命是对他所鼓吹的个人的生命力和个性自由的极大威胁。他主张人要彻底地回到生命意志、个性自由、直觉和本能那里去，以否定一切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姿态重新评估一切价值与善恶观念，“用铁锤从事哲学”，推翻以往的一切价值和权威，并且把推翻这些价值和权威当作人之存在的最高目的和价值，当作人的最高的自我肯定。对于自苏格拉底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和权威，他自称是“炸药”，是“真正的破坏者”。他认为苏格拉底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文化限制扼杀了每一个人所独有的非理性的生命和本质，使人奴隶般地服从普遍的、纯粹的理性及作为体现理性的世界，遵循着狭隘的实用主义和奴隶道德，不敢去创造新的东西，从而不能看到自己真正的前景和价值。他认为越是被认为经过理性的严格训练的人就越是成为理性和知识的奴隶，越是成为因循守旧、感情贫乏、思想迟钝的人，从而就越是缺乏激情和创造性，变成一台任人摆弄的机器，而失去人的生存本能和价值。因此，为了使人的生活和道德行为具有真正的价值，便必须摧毁理性派思想家所制定和神圣化的一切观念和价值，挣脱这些传统的束缚，而代之以突出人的生命力和本能冲动。他要把生命意志和本能冲动彻底解放出来，使它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任由其奔驰。为此他自称他宁肯作一个非理性主义的、癫狂的酒色之徒，而不愿作一个圣者，他要使人一切最原始的本能冲动都获得充分的释放和表达，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狄俄尼索斯的狂醉的世界，使个人的生命与世界的生命融为一体，富有激情和无限的创造力。尼采认为如此一来真实存在的只能是倾向、活动、冲动、激情、过程，是永无止境地在流动，是不具有任何固定特性和特征的非实体的东西。至于世界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将走向何方，则既无从考究，也不能言明，不能用理性派哲学家们所使用的各种实体性基质性概念去把握和说明。
尼采认为，人的思想意识以及道德价值观念都来自人的生命，人的生命就是一种冲动、冲力、创造力，或者说是一个不断自我表现、自我创造、自我扩张、自因自果的活动过程。他同叔本华一样把生命的这种过程叫做生命意志，但他不同意叔本华把生命意志当作现象世界之后的自在之物，也不同意把生命意志归结为单纯地追求生存的意志。他认为生命的本质并不单是追求生存，因为不处于生存中的东西没有愿望，而处于生存之中的东西所追求的不单是生存，而是发挥其生命力，是释放、改善、扩大和增长自在的生命力的意志，即权力意志。所以生命意志的本质即权力意志，它是决定了各种肉体的过程直到最高级的精神活动——人的一切生命活动的最为根本的生命本能与基础。他说，生物所追求的首先是释放自己的力量——生命本身就是权力意志。生物有机体摄取营养就是作为权力意志去占有和吞噬环境。不仅如此，一切自然事物和自然过程的本质也都是权力意志，都是权力意志的矛盾、争夺和斗争。受求生意志支配而消极被动的人是遵从奴隶道德的下等人，是畜群似的普通人，他们心甘情愿地听从主人阶级的宰割，却又要求主人同情怜悯与关爱自己，宽恕自己的过错。这些人缺乏旺盛的生命力和激情，没有奋发有为的生活理想与自我创造欲望，把获得功利当做生活行为的准则，把强者和具有独立个性的人视为危险人物，害怕、嫉妒与仇视强者，是堕落颓废的、丧失了人的本真和自我甚至不配为人的个人。而那些生命意志权力意志旺盛、奋发有为、富有创造力的人，则是将自己的生命本能充分发挥表现的上等人或贵族。他们遵从上等人的“主人道德”，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不受任何确定的、被常人认为是普遍的道德原则的约束，完全以自己的意志为尺度创造价值，制定道德观念，把一切能发挥个人内在生命力和本能、发挥个人创造性能动性的东西当作善，把一切卑劣的、柔弱平等、循规蹈矩、祈求怜悯同情而缺乏自我创造精神而且对自己有害的东西当作恶，他们知道只有他自己才能赋予一切以价值和意义。上等人知道整个社会不是为了其本身而是为了他们才存在，才有价值，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大群大群人为了他们而牺牲。“如果贵族……以使人发呕的崇高而放弃了自己的特权，使自己成了道德感情的牺牲品，那就是堕落。”因而尼采公然鼓吹弱肉强食的社会秩序是人类社会有创造力有活力的表现，鼓吹人对人的剥削压迫不是什么不道德的、堕落的行为，而是合乎人的生命的本质、合乎权力意志的本质的行为。根据这个原则，尼采主张“超人”（“超人”在尼采那里是无所不能的理想化的人，是有别于上帝的上帝的人格化）、“强人”必须使用残酷的暴力来维护这种弱肉强食秩序，使用暴力、掠夺、征服和践踏手段来对付异己者，把弱者当作自己生长、获得优越地位和条件的工具，以彰显生命意志和权力意志。这就充分暴露了尼采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及他顽固站在剥削压迫者阶级立场以人民大众为敌的反动立场和本质。
总之，叔本华和尼采看到了以苏格拉底、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派哲学家把人的意识和理性作用无限夸大、把世界当作是意识和理性化的世界、把人当作是意识和理性化的人、把意识和理性的本质当作人的本质的认识局限，看到了资产阶级理性启蒙与革命的历史局限，反映了资产阶级在取得统治地位后由一个革命的阶级逐渐走向保守甚至反革命的阶级之历史局限，而由此走向了看不到人类未来光明前景和希望的个人唯我主义、非理性主义、人本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错误极端。从资产阶级现代、后现代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叔本华和尼采的这种哲学倾向无疑是给后来的资产阶级哲学带来了极大的深远影响。
四、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类解放学说
从上述人们对人类前途命运的不同探索来看，尽管有不少进步思想家肯定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而且最终要迈向“大同世界”实现人类解放的社会历史进步理念，有些人甚至还实践了这一思想理念，但他们大都没有将这种思想理念建立在对人类历史的客观全面地把握及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解基础之上，没有关于未来“大同世界”科学的客观必然性的论述；而绝大多数剥削阶级思想家对此则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他们中即便有一些人相信会有部分人因历史的发展和个人的努力能获得解放，但也不相信整个人类社会有能力和可能获得彻底解放。
黑格尔（1770——1831）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最早对全部历史进行辩证思考的第一人。他指出规律是现象的静止的稳定的方面，是现象内在的本质的关系，规律和现象既有差别和对立，又内在地统一，而且相互转化。在现象中，那些具有持续性的、静止的、稳定的东西，就是反映和体现事物规律性的现象。人们可以透过这样的现象认识和把握规律，从非理性的人逐步上升到一个理性的人，并最终通过认识利用规律、驾驭规律而与上帝相通，而获得真理性的认识并掌握绝对理性，理性地改造世界，获得人的自由解放。但黑格尔把这一历史发展演变过程说成是类似上帝一样的绝对精神、绝对观念或绝对理性按照自身内在的现象和本质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不断地感性对象化、实体化，最终又返归自身的自我生成演变过程。这就把客观发展的真实历史过程最终归结到绝对精神或绝对观念自因自果的自我生成演变、自我认识过程了，从而彻底地滑向神秘主义的唯心主义和神创论那里去了。
恩格斯说，黑格尔哲学的伟大功绩是：“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思维的任务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但黑格尔受其认识局限、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他虽然提出了这一任务，却没有完成实现这一任务。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在他那里，“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1818——1883）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青年学生时代在政治上是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哲学世界观上是唯心主义者，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他们几乎在相同的时间内各自经过艰苦的理论探索和阶级斗争革命实践，不约而同地逐步完成了从唯心主义者到唯物主义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转变，经过他们的终生努力和奋斗，使他们在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理论基础上，最终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学说，也使“大同世界”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共产主义学说。
在1844年2月出版的《德法年鉴》上，马克思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恩格斯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在这些文章中，他们明确指出物质力量对精神生活具有决定作用，主张通过社会革命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类解放，并把无产阶级作为完成实现这一任务的物质力量。在1844年8月至1846年底，他们又合作撰写了《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并分别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人本主义以及唯心史观进行了彻底清算，从现实的个人和人的实践出发，阐述了他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崭新的哲学世界观。此后，他们又陆续写出并发表了《雇佣劳动与资本》《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结合无产阶级生活实践革命实践，全面系统、科学实证地总结了人类历史经验及思想成果，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和人类解放学说，为无产阶级认识改造世界，解放全人类，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及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的解放”的含义：它不是单纯的政治解放和思想解放，而是包括从人的一切关系束缚下解放出来，是一个以解放发展生产力为基础的劳动解放、经济解放、政治解放、思想解放的总体性的社会解放，是一个不断解放的历史过程。人的自由也是这样一个不断超越一切既定关系束缚的历史过程。共产主义者的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而其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不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总是以一定时代的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主体——工人阶级及其运动也不例外。人类的不平等和各种矛盾是由分工和生产力有所发展但又不够充分发展而产生的私有制所造成的。阶级分化、贫富两极分化的消除，有赖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人的世界性普遍交往以及普遍经验的个人取代地域性的个人，消灭旧式的固定分工，而且有赖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自觉和世界性联合。真正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在组织联合为革命的阶级基础上，才能作为一个自觉自为的革命阶级、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人而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在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以及人们的生产和经济关系中去寻找。人们要创造历史，首先必须能够生活，而为了生活，就要解决人们的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就要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而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中，存在着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人和社会之间的历史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历史的相互关系。社会生产力以及与一定的生产力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是全部历史的基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关系和一切社会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作用，是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和根本动力，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类一切历史的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人们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最终总是要引发革命，引发和表现为各种冲突的总和，表现为各个阶级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等等。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和法律等观念上层建筑的基础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基础是以财产关系所有制为核心的经济基础；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和意识形态的变革有赖经济基础的变革，而经济基础的变革则受生产力及生产力的交往形式的制约。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以这种观念范畴来解释实践和历史，“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由此也就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是对既有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整个社会的基础与社会制度——一言以蔽之对人们的整个社会存在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否则，既不可能改变人的现实，也不可能改变人的思想观念，不可能实现人的解放。这也就是说，人类的解放和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紧密关联，而无论是对自然的改造还是人自身的改造都需要相应的客观物质条件，只有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以及阶级的分化与对立达到严重激化的程度，社会大多数成员无力承担压在他们肩上的重负而且具有了彻底革命的共产主义意识之时，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才会到来。
马克思主义认为，创造历史的历史主人是先进的革命阶级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在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及其领导的人民群众。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必须拥有足够发达的社会化生产力，而且需要与以往不触动人们生活基础的单纯政治革命划清界限，消灭私有制条件下的一切剥削和压迫，使劳动者真正获得彻底解放。这就要求工人阶级在现有社会历史条件下从现实实际可能出发设计与选择共产主义革命变革的道路、方针和策略，根据实际可能推翻剥削阶级统治，以渐进的方式逐步消灭剥削阶级赖以存在的土壤和条件。工人阶级惟有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才能使自己获得解放，而且他们只有在革命中抛掉自己身上一切受私有制和剥削阶级影响而形成的那些陈旧肮脏的东西，才能实现对自然和人的彻底而有效的双重改造，成为推动共产主义运动不断胜利前进的历史主体。
至于无产阶级（或者说工人阶级）为什么要革命，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装，而且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所要论证的问题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哪里有剥削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和革命。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剥削压迫无产阶级的根源和秘密，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幸福的乐园，而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是工人阶级的生活地狱，说明了工人阶级为什么要革命的经济根源。资产阶级借助生产力的近现代化、工业化和社会化发展，借助资本主义竞争、“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及血腥的殖民掠夺，完成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消灭了大量小私有者和小生产者，垄断了一切生产资料，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成为一无所有的人，成为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工人。资本家以支付工资的形式按照工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或价格购买劳动力，取得对雇佣工人劳动力的支配使用权，迫使雇佣工人在生产劳动过程不仅通过具体劳动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到新的商品中去，而且通过活劳动和一般的人类劳动耗费再生产出大大超过劳动力价值的新价值，于是资本家便通过出卖商品以企业利润的形式无偿占有雇佣工人所创造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剩余价值，这便是支配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经营活动的资本主义占有规律或剩余价值规律。追求剩余价值、无偿占有雇佣工人活劳动、剩余劳动创造的劳动成果，进行资本的积累，以不断扩大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是资本家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但由此一来，也就造成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和资产阶级的富有贫富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奴役和压迫日甚一日，造成了生产和消费的脱节以及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的日益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日益尖锐，最终造成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和危机，导致工人阶级的激烈反抗和革命，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成为历史的发展要求和必然。
剩余价值学说还阐明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历史地位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虽然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但由于资产阶级占有一切，无产阶级一无所有，这就决定了无产者虽然有选择资本家而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却没有不选择资本家不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而且每次出卖劳动力所得到的都只是养家糊口为资本主义生产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那点工资，他们不仅要终生受雇于资本家遭受资本家的剥削奴役，还要世世代代成为隶属于资本家及其资本的奴隶。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的这种悲惨的历史地位和命运，在不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不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是永远无法改变的。这就决定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他们只有联合组织起来，整个阶级行动起来，共同战斗，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消灭产生两极分化和雇佣劳动制度的私有制，解放全人类，才能获得自己和整个阶级的真正解放。正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的特殊规律，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阶级矛盾和斗争的经济根源，才揭示说明了无产阶级是推翻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社会力量，科学说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那么，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当消灭一切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任务和使命呢？这不仅是由于无产阶级的社会历史地位及无产阶级的阶级特性所决定的，而且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以往历史革命经验所得出的科学结论。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私有者阶级领导的革命，他们受阶级局限历史局限，很难领导革命取得胜利，而即便夺取了国家政权，争得了统治地位，能够上升为统治阶级掌握政权和生产资源的也只是极少数人，实际也只是极少数人的胜利。而这些人受其私有者阶级的局限，总是利用手中权力使整个社会服从于他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他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和既得利益。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只有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处于社会的最下层，不占有生产资料，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废除全部现存的私有制占有方式，这样才能以整个阶级和集体的名义掌握一切生产资源和权力，取得社会生产力，抬起头挺起胸来。所以，无产阶级在反对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也就成为革命最彻底、战斗力最强的阶级。另外，无产阶级与机器大生产和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与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在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又培养造就了他们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使得他们具有历史的先进性和组织纪律性，加上资产阶级的教育，工业的进步，资本主义剧烈的竞争，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分裂和瓦解，不断地将成批的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抛进工人阶级队伍，担负起教育组织工人阶级的工作，还有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实际锻炼，使他们在斗争中不断地成熟壮大和发展，这便使无产阶级最有希望也最有可能和能力担负起消灭一切剥削压迫制度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精神生产伴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人们的思想的改造和解放始终是与人们的社会存在、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的基础的变革紧密联系的，“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又具有不同的形式，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无产阶级砸碎旧世界，失去的只是锁链，而伴随旧世界的灭亡，人们头脑中固有的各种旧的思想观念也将失去其存在的基础而逐渐消失。无产阶级要完成实现其历史使命，就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工人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要夺取国家政权，使自己整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和无产阶级专政手段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而在无产阶级消灭了一切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之时，它也就消灭了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使政治国家走向消亡。所以马克思说：“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即为了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并使人从一切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阶级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阶级并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必不可少的过渡手段政治手段。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