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世纪20年代，在卢卡奇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危机概念表达了社会生活中更深层次的不和谐。危机可以导致新形式的社会意识，进而导致“革命实践”。然而，这种转变并不具有机械的必然性，因为危机可以通过恢复主导性权力关系而得到暂时“克服”。物化理论必须辅以关于革命变革的集体主体的理论，这种集体主体可以形成一种去物化的意识，从而改变占主导地位的对象性形式。在危机时期，制度的相对不稳定性也要求我们思考组织集体政治实践的适当形式，以有效干预历史的连续性。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危机时期，革命政党政治能够表达、团结和增强群众意志，因此，需要一种关于革命政党政治的批判理论。卢卡奇对物化、危机、去物化过程以及政治组织的阐述，论证了革命性政党政治的意义，为我们思考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和政治解放提供了重要路径。
［关键词］
卢卡奇 物化 危机 革命实践 政党政治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危机”一词在全球政治话语中重新获得重要地位。这个词表达了当代的各种现象：银行和股票市场暂时但反复的崩溃、全球变暖和生态系统的极端不稳定、物种的大规模灭绝、地区冲突和战争的爆发、社会凝聚力的日益瓦解、新冠病毒大流行等全球性健康威胁的加剧等，这里仅举了其中的几个例子。即使危机似乎在塑造着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和行为、情感和话语以及对未来的态度等的整体理解，我们也远未对危机的确切含义形成一致理解。
危机一词指向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一方面与经济和金融相关。不过，银行破产所带来的广泛影响推动了一种更具穿透力、也可以说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扭曲状态。因此，许多试图捕捉和表达这一重大时刻的人，经常论及我们主导性的态度和价值观中更深层次的危机。诸如“这远不止是一场经济危机，更是一场价值危机”的言论，在社会和政治话语中几乎司空见惯。但是，难道危机的这两个方面不是相互关联的吗？难道我们必须在从经济角度依据经济必要性来解释价值观与从文化角度将经济理解为由文化价值观所决定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吗？
卢卡奇关于社会历史总体性的研究进路可以将危机的各个方面重新结合起来。事实上，对卢卡奇来说，危机既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也不全然是文化价值的缺乏。为了理解卢卡奇的危机概念及其为应对危机所开启的实践可能性，我们必须借鉴其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对象性形式”及其对社会世界的影响（即“物化现象”的兴起）的理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将危机解释为一种违反人类现实之本质的特定对象性形式在社会层面实施导致的后果。在他看来，正是这种在现代性中占主导地位的对象性形式的不恰当性，为能够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些抽象的历史可能性的真正实现，取决于通过政治组织实现的政治具体化，这种政治组织能够推动阶级意识的形成，从而削弱物化，而去物化是“真正的民主”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实现。
一、物化现象及其限度
对卢卡奇而言，危机揭示了他称之为“对象性形式”的更深层次的社会本体论和认识论模式的不足。卢卡奇所说的对象性形式是其对社会历史总体进行辩证重建的核心概念。作为一个辩证概念，它具有对象性（客体性）和主体性的双重性质：第一，它指的是特定历史时期中社会结构的组织原则；第二，它涉及该历史时期的主导性认知图式和相关意识形式。根据卢卡奇的说法，这种基本的社会本体论和认识论模式渗透到历史上特定生活形式的全部领域，决定了“一切对象性形式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切主体性形式”。
借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中对价值形式的分析，卢卡奇找到了现代基本的对象性形式。它就是“商品形式”，即商品交换所依赖的在质上不等的事物的等价形式。这种形式的基础是对质的属性进行抽象和客观的计算，将其还原为量的尺度。因此，商品形式是计算合理性的一种实现。计算合理性是一个更广泛和更普遍的公式，体现了现代核心的对象性形式。
这就是卢卡奇声称商品形式只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对象性形式”的“原形”的原因。商品结构作为一种特定的对象性形式，即对事物具体内容的计算合理性的还原，我们也可以在经济生活以外的领域找到其身影。因此，它呈现出一系列进一步的合理性形式：除“等价形式”外，它还以“可计算性”“合理的对象化”“形式合理化”等形式出现。这些形式渗透到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资本主义生产与商品交换到国家官僚机构、法律规范和实践、婚姻和家庭等社会制度、科学知识、主体的自我理解等。
根据卢卡奇的观点，现代对象性形式的社会普遍化带来了“物化现象”。卢卡奇首先将其定位在经济领域：基于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他解释了“商品结构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
的确，卢卡奇使用的“物化”一词的意义的确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所使用的该词的意义相同。在那里，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即“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些“物质的生产关系”指的是每个社会的社会再生产所必需的抽象的“技术”功能。马克思所说的是，这些抽象功能被等同于它们在特定社会关系框架内的历史性的具体实现。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后者本质上的历史性就被掩盖了。对卢卡奇和马克思来说，物化正是指社会关系之历史性的“消失”，而这是通过社会关系作为“物质生产关系”、作为具有“物”的不可改变性的“技术要求”出现而发生的。
卢卡奇用马克思的表述“幽灵般的对象性”来表示资本主义对社会历史现实的神秘化，即作为一种“物”的商品关系的幽灵般的对象性的构成。卢卡奇将他关于现代“典型的”对象性形式——商品形式——的概念与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综合起来，以解释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是在社会中被决定的，但价值形式转化为了一个准自然事实，即他所说的“自然形式”。只要它被视为“自然的”，更进一步的资本主义的神秘化就会随之而来：劳动、资本和土地从它们的社会关系背景中分离出来，并表现为价值的“自然”来源。
对卢卡奇来说，就像在马克思看来一样，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是作为“似物的”、无法被改变的东西出现的，像“物”一般独立于人的意志。因此，商品形式的社会普遍化导致了一定的社会关系的自然化，它的“物化”是对其社会历史性的遮蔽。这并不意味着“物化”仅代表着一种认知错误或虚假意识，即一种意识形态。
事实上，商品形式的普遍实施创造了一个社会规律体系，这些规律以其准自然必然性的力量施加于个人。这就是卢卡奇将这些体系称为“第二自然”的原因。物化包括两个维度：在主体方面，物化意味着对如下事实的混淆，即社会规律体系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并因而是可以改变的，因此，其主体性层面呈现出“物化意识”的形式；在客体方面，物化意味着社会实践体系的巩固，一个“认识了的、能认识的、理性的规律体系的必然结果”，是从外部强加给行动者的。事实上，卢卡奇着重指出：“物化的规律性……决不是纯粹思想的形式，而是当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对象性形式。”
尽管形式上的合理结构的社会化带来了不可改变的铁的规律所统治的僵化现实的物化外观，但这种具体的现代合理性有其可识别的限度。对卢卡奇来说，现代占主导地位的实践和知识理性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危机最终的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世界的这种表面上彻底的合理化，渗进了人的肉体和心灵的最深处，在它自己的合理性具有形式特性时达到了自己的极限”。合理化包括一种特殊的“处理”：将“生活的各个孤立方面”分离出来，并将其归入抽象的普遍概念和规律之下。合理化的“极限”正是“对物质的具体特征的忽视”，这构成了现代理性主义的基本特征。
形式合理性要求普遍性，声称自己无所不包。然而，总归有剩余物，即一些不能用合理的形式铸造的、被忽视的生活内容。换句话说，即便在“正常”的情况下，理性形式也总是对生活施加暴力。危机在某种程度的灾难性爆发中，将这种潜在的暴力暴露出来：“危机的结构就仅仅表现为资产阶级社会日常生活在量上的增加和越来越紧张。”因此，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不合理的”因素介入一般不受阻碍的社会进程的结果。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合理的形式与被压抑的内容的对立便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对立，即“社会总体进程”与形式上的合理性行动的“子系统”之间的对立。恰恰是这种不连贯性在经济危机时期明显地显现出来，此时各子系统之间不再相对顺利地相互联系，它们之间的独立性得以揭示出来。
因为由现代的对象性形式（即可计算性）构成的合理性结构决定了社会生活的整个范围，合理性结构的危机现象可以发生在其任何特定领域。它们还是表现出一种共同的特征：在卢卡奇看来，现代的危机代表了合理性形式与被压制的生活内容之间、社会需求与因维持主导性权力关系而受挫的人类潜能之间的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的不协调。在现代性中，严重的系统性危机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或文化上的；它们总是占主导地位的合理性形式的危机，而卢卡奇将这种合理性形式视为现代世界的结构性要素。因此，这些危机揭示了其压制性的本质。
二、革命实践的可能性
卢卡奇从朝向“去物化”的实际社会运动的角度描述和解释了意识形态（主体的）意义上的和实践（客体的）意义上的物化现象。因此，物化理论必须辅以关于革命变革的集体主体的理论，这种集体主体可以形成一种去物化的意识，并为改变占主导地位的对象性形式而斗争。众所周知，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解释了为何这个主体只能是无产阶级，以及为什么革命变革取决于其阶级意识的形成。然而，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克服物化，因为“对于每一个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来说，物化是必然的直接的现实”。卢卡奇的回答是将他的危机理论与关于政治的——用他的话讲就是“革命的”——时机的理论相结合。
对于历史上的一个革命时期而言，危机是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先决条件。危机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不再发挥系统的“正常”功能。因此，它打断了资本主义剥削过程的决定论式的展开。一个处于危机中的系统是脆弱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危机会自动导致系统的崩溃，以及新的社会权力结构对其取而代之。它仅仅代表着一个出现新的可能性的时期，因为各系统机制所施加的强制性减弱了。即使危机揭示了历史性，因而揭示了以前自然化的社会关系在政治上的脆弱性，但这并不一定导致新的集体意识的形成和相关的政治参与。因此，危机可以通过对没有受到足够大规模和彻底质疑的主导性权力关系的恢复而暂时得到“克服”。对卢卡奇来说，人的意志在这样的革命时机中可以成为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在客观发展所形成的这些时机中，主体性可以获得相对的独立性并积极地影响进程的走向。
因此，“时机”代表着崭新事物的出现或集体主体的实践性自我决定，代表着主动克服关于主导性沉思行为的二元论。行动者可能不会一开始就获得清晰的意识；然而，即使在其最基本的形式中，所谓的“革命实践”也已包含了一种关于现实的新的观念，它不是一个现成的“物”，而是一个具有矛盾倾向和可能性的动态总体，在特定情况下，这些倾向和可能性会导致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在这个意义上，从抽象的角度来看，革命实践代表了一种新的对象性形式在实践中的实施。
如果说沉思性实践是建立在物化的计算合理性之上的，那么革命实践则对应于既有世界的历史化、对渗透其中的对立倾向的承认，以及通过强化这种代表了历史中的新事物的倾向而实现的去物化。从一开始，关于实践的理论（the theory of praxis）就旨在将自身转变为“实践的理论”（practical theory），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集体主体革命行动的实际可能性的具体化。因此，它包括两个基本的时刻，一个是断裂的时刻，即新事物从当前矛盾中的出现，另一个是逐渐发展的时刻，这种逐渐发展建立在每次（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新矛盾的基础上。
作为与过去的决裂，以及与既有东西的决裂，革命实践反对沉思，因为沉思总是对已完成的东西进行事后的考虑。相反，实践显示出一种“能预见的和变革的意识”。因为它预见到社会变革，这里的社会变革指的是占主导地位的对象性形式的质变。这种将实践视为与决定论相决裂的看法可以与当代理论，例如斯拉沃热·齐泽克或阿兰·巴迪欧的理论中的“事件”概念相类比。
对于齐泽克来说，“真正新的”视角是由“行动”打开的，事实上，行动与卢卡奇的革命实践有一些相似之处。齐泽克所讲的行动代表了“在实证主义的历史观中无法想象的东西，它是一个‘客观’的过程，预先决定了政治干预的可能坐标”，它“恰恰是一种激进的政治干预，改变了这些‘客观’坐标，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为自身的成功创造了条件”。这种行动不能被还原为既有的东西；它是一个根本性的新开始。它代表了“自由的时间性”，是“（自然和/或社会）因果关系链的彻底断裂”，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关于规则和因果关系的框架。
因此，这种行动代表了“不可还原为‘客观’历史进程的主体性”的时间性，“这意味着事情可以在任何时候发生弥赛亚式的转变，时间可以变得‘密集’”。在这里，齐泽克提到了“事件的密集时间”，即革命的“绝对的当下”。矛盾的是，这个“绝对的当下”恰恰是“发生”的某种东西，一个我们无法决定也不能造就的“奇迹”。相反，它将我们确定为一个事实；迫使我们承认它并通过“从它那里得到结果”和“保持对它的忠诚”来实现它。正如齐泽克所指出的，“因此，悖论便是，在一个真实的行动中，最高的自由与最大的被动性相重合，相伴随的是向一种不加思考地执行指令的无生命的机器的沦落”。
尽管齐泽克和卢卡奇关于实践是与既有世界的彻底决裂的理论有着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但卢卡奇并没有导向同样的矛盾结论，因为在他看来，决裂将断裂的不连续性整合进了一个更广泛的辩证结构。卢卡奇同样非常重视的是，将革命行动视为一个开放过程中的辩证环节。因此，它并没有实现一个神话般的最终和解的“局面”。归根结底，正如卢卡奇所指出的，“最终目标不是在某处等待着离开运动和通向运动的道路的无产阶级的‘未来国家’”，“它也不是用来规范‘现实’过程的一种‘义务’、‘观念’”。向崭新事物的“飞跃”实现了对立面的直接统一，为新的中介链条即辩证过程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材料。正如卢卡奇所解释的，“一旦行动完成，主体性环节就会回到对象性环节的序列中去”，从而要求新的中介。因此，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而是存在着一种与作为断裂和过程的革命实践相补充的关系。
革命实践代表着崭新的质的出现。这种新的质就是在有意识的行动中实现的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对卢卡奇来说，社会变革只能是主体的意识以及相关的政治和社会实践长期发展的结果。最近的研究强调，去物化的这种过程性特征体现为在“无产阶级自我教化”框架下的“中介的培养”。这些研究还将“无产阶级立场”的构成和无产阶级的主体化描述为无产阶级意识因无产阶级遭到社会排斥而展开的矛盾性、开放性的发展。
无论如何，实践与正确意识之间的关系并非无可置疑。卢卡奇在他的阶级意识理论中强调了仅仅“经验实际的”或“从心理学的角度可以描述”的意识与理论上构建的关于“客观可能性”的理想类型或“被赋予的阶级意识”的概念之间的差距。卢卡奇将被赋予的阶级意识定义为“理性上适当的反应”，这种反应“归因于生产过程中某个典型的地位”，因此，必须与持有这一地位的特定主体的经验态度的简单总和或平均值区分开来。毕竟，无产阶级本身就是物化世界的产物；物化是它的“存在形式”，只要对它的批判仅仅是经济上的，那么就是仍然不够全面的，它就一直屈从于物化。
因此，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形成的“渐进性”决定了阶级意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即从对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必然性的简单认识，发展到对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作用的认识，甚至进一步发展到对文化问题与无产阶级利益之间密切联系的认识。当然，过分强调阶级意识的渐进发展过程，可能会误解卢卡奇将其理解为“有机”社会进化理论的解释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这一过程中的不连续性、断裂和崭新的方面就会被抹去。
三、政治中介与去物化
然而，正如我在前面指出的，在卢卡奇那里，连续性与不连续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被保留了下来，因为关于意识的辩证法得到了一种有关革命关键时刻的理论的补充。这一理论概念化了实践中保留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因素的干预中的双重不确定性。这种双重不确定性排除了用渐进的、有机的过渡来对社会变革进行解释的可能。这一点在卢卡奇的描述中得到了体现——他将革命行动描述为一个“决定”的结果，我们必须将这一表述视为一种隐喻，因为卢卡奇同时又与如下观点保持着距离，即将革命视为“纯主观的决定”，因为它注定会“被‘按照规律’自动行动的未被理解的事实的压力所粉碎”。政治实践的成功，特别是革命实践的成功，取决于关键时刻的不确定性（包括不能被机械地预见的新情况的出现）与主观因素的同样不确定的干预之间的“匹配”，主观因素则取决于它已经或即将达到的意识的水平与实践准备的水平。
革命实践的集体主体本身不能被视为已经完成的东西。它是一个通过主体化过程而正在生成的主体，依赖于在社会政治的关键时刻不断变化这一变动条件下，日常意识与理论上赋予的阶级意识之间成功地实现中介。因此，需要一个中介因素。卢卡奇在撰写《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是一个坚定的列宁主义者。他在书中坚定主张先锋党是革命成功的适当手段。然而，他又对列宁主义作出了一种相当特立独行的哲学解释。在他看来，共产党代表了经验性的阶级意识与被赋予的阶级意识之间的“真正的中介形式”。共产党的倡议和行动总是指向正在成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集体，也就是说，它们是更广泛的教化策略的一部分。同时，组织措施必须确保在党内形成民主的意见和意志。
党的斗争的主要目标是“推进或加速阶级意识的发展”，因为它意识到，“从长远来看”，阶级的客观目标“只能由阶级本身去赢得或保持”。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可见形式”，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独立形式”。正如安德鲁·芬伯格所指出的，“尽管卢卡奇没有使用这一术语，但他显然掌握了模范行动的概念”，通过这一概念，他试图将卢森堡与列宁的观点、阶级的首要地位与其政党的自主性综合起来。尽管党“必须代表无产阶级行动的最高客观可能性”，但如果要避免宗派主义，它就必须向工人阶级提供这种客观可能性。
在卢卡奇看来，党能否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来确定自己的方向，从而能一直辩证地重新确定其理论和战术，取决于其内部生活。党的内部结构必须把自由的组织原则与团结的组织原则结合起来。它们的统一就是纪律——“也只有纪律使得有可能采取那导致今天已可能的自由的第一个步骤，这种自由虽然还很原始”。卢卡奇认为，纪律和集中化增强了党对不断出现的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以及在社会政治危机的不确定的多变条件下的适应性和战术灵活性。然而，它们并不只是可以独立于其思想前提的技术性措施。
纪律的含义包括抵制退回到资产阶级政党的物化结构，这些资产阶级政党的成员是作为独立的外部进程之被动的和原子化的旁观者发挥作用的。此外，共产党必须将纪律与自发性结合起来，通过每个成员的斗争和个人经历来锻炼其纪律。可以促进这种转变的组织措施包括：避免特殊化，将等级制度建立在个人能力而非职位之上，甚至间或“清理”那些仍然无法摆脱资产阶级传统的党员。尽管卢卡奇有关组织措施的建议实际上仍旧模糊不清，因为它们不能保证其最终结果是所预期的结果，但很明显，它们的目标不是加强党的领导决策的强制力，而是使充满活力的和自由发展的党内生活成为可能。
物化理论经常被解读为试图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无产阶级革命无法取得成功作出解释。然而，基于前面的讨论，很明显，它也可以被解读为试图积极地指出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系统性危机所揭示的既定社会生活形式的不足可以激发人类实现自由，使其朝着摆脱这些形式束缚和作出改变的方向发展。卢卡奇立场中的模糊性反映了不同的社会政治关键时刻所分别开启的内在的、多重的可能性。它符合人类实践和历史在本质上的开放性，也符合人类自由的本性。
卢卡奇在自己的时代经历了这种模糊性，并力求在理论上指出人类自由在主导性制度不稳定的时刻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他反对泯灭人类实践创造力的决定论，因其片面地强调人类实践是由机械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因此，他强调如下事实，即社会变革不可能是这种规律的结果；它不是什么我们可以耐心地等待其到来的东西。实践理论只对那些想要行动的人有意义，即便当时的客观条件可能是不利的。通过革命实践进行的去物化的确有物化作为其辩证的对立面，并且随着危机的加剧，物化似乎变得更加强大。在这种看似不可抗拒的“原始现实”取得胜利的时刻，我们需要如下这种果断的预测来抵消其力量，即我们会合理地、在实践层面意识到人类存在的历史性以及人类实现具体自由的可能性。
在过去的200年里，对政治、社会领域的自由所需条件的研究表现为探求“真正民主”的形式。卢卡奇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已经表现在如下事实中，即它所依赖的恰恰是“不行动”，依赖于“群众”的被动性，也就是局限于“旁观者角色”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因此，人们必须通过努力构建“真正的民主”，以对抗“不能理解的事件过程的必然性以及它的意识形态形式，即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上的自由”，这种真正的自由“不是形式自由，而是集体意志的成员们的活动，他们紧密结合并以团结的精神进行合作”。
当代批判理论只能是关于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民主的批判理论。这对卢卡奇来说亦是如此。最近一些试图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在现实中实行的做法就体现了如下特点，即朝着关于后民主社会中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民主再政治化理论的方向发展。卢卡奇也清楚地认识到党员的纪律有可能不再依赖于其必要的“思想前提”这一危险。如果没有这些前提条件，中央集权的政党很容易就会变成一个权利和义务的官僚化的物化体系，就像资产阶级政党那样。然而，尽管他认识到在党内生活中应该认真对待党员的经验和意见，但他没有发现可使批评意见自下而上传达的制度性渠道。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去物化过程的开始要归功于不确定的关键时刻与做好了准备并富有灵活性的行为主体之间的配合。但这一开端立即面临着倒退到僵化和官僚机构物化的危险。革命后建立的机构要对新事物的持续出现保持开放，这代表了一种历史要求。如果没有彻底的变革，纪律严明的中央集权政党更有可能阻止而不是促成这一历史要求的实现。
尽管卢卡奇的建议并非没有缺点，并且在事后的考察中我们更容易发现这些缺点，但是，在探索集体行动的组织模式的背景下，其观点仍然可以被认为在理论上是有趣的。正如伊恩·雷诺兹所言，“如下可能性……仍然存在，即由于物化在党这种组织形式中发挥作用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卢卡奇的理论来批判性地思考党，而不是直接对其加以片面的接受或轻率的拒绝”。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危机时期，能够表达、团结和增强群众意志的解放性政党政治的必要性实际上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种关于革命性政党政治的批判理论。卢卡奇以其复杂的关于物化、危机、去物化过程以及政治组织的角色的理论，从哲学和社会理论的角度详细论证了革命政党政治的明显意义，并提供了一种对资本主义时代实现社会和政治解放所面临的变迁与困难进行思考的路径。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本杂志纸质版）
：康斯坦丁诺斯·卡沃拉科斯［Konstantinos Kavoulakos］，希腊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教授；译者：叶甲斌，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博士后、助理研究员，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成员；陈思静，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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