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就业机会日益减少和家庭严重透支的情况下，已经到了退养年龄的农民不得不外出打工。村庄被日益纳入资本化体系中，作为农民退养之所的功能正在快速弱化。建设一个农民能够回得去的村庄，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
一
我的家乡位于中部地区的村庄，村庄500户，2300口人。属于丘陵地区，农业耕作不方便，人均土地很少，只有0.5亩，农业收入很少，糊口都很难。农民早在十几年前，就将土地流转一个外地老板种植苗木，亩均土地租金200元/年。村庄距离县城大约一个小时车程，村庄内部的就业机会非常有限，农民主要依靠外出务工收入。我统计了全村60岁以下男性农民的就业情况，发现没有一个壮年男性劳动力将农业收入作为主要家庭收入来源。即便农民60岁以后，仍然难以在村庄内部找到就业机会，不得不外出打工。
村庄内部的机会非常有限，留守在农村的男性青壮年劳动力数量非常少。留守在村庄中的60岁以下的农民，只有30多人。主要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有较正式工作的人，有10人左右。其中老师3人，村医1人，电工1人，村干部4人，农村通讯员1人。老师工资较高，年收入能达到6万元以上。村医是个体户，年收入有10万元。电工、村干部是半正式人员，年收入3万到5万元。他们的家庭一般多多少少有副业收入。电工家里还在搞养殖。农村通讯员获得政府补助收入约3万元，他在家里还有泥水匠收入、种田收入等。
第二种类型是在农村抓住了非常有限的稳定就业机会，有10个人。王林，56岁，帮助苗木公司做管理，年收入4万元。王宏伟，56岁，在家从事工业加工。王松柏，50多岁，做泥瓦匠，这2年收入降低，年均收入不到2万元。王才，40多岁，开了一个驾校，承包乡镇学校的校车运营，还是私立学校的小股东，还在学校开了一个小卖店。王浩，51岁，在家从事殡葬生意（出租冰棺、经营乐队），还做二手车生意。在农村开商店和棋牌室，有5个人。
第三种是残疾人，大约5人。比如，王法，55岁，有智力残疾，评上低保，帮人抬棺材、挖树、劈柴等，每年收入2万元。王松，50岁，有智力残疾，一直未婚，之前在外地打工，存款十几万元，现在母亲87岁，他就回来照顾母亲。
第四种是丧失生活动力的人，每个自然村都有一两个人，有十几个人。在一个自然村，夏森，51岁，很早就离婚了，有1个儿子，赚钱自己花。王凯，30岁，王林的儿子，结婚后一直在家闲着。
农民60岁以后，在村庄内部也找不到就业机会，必须外出打工挣钱。农民一般要到身体不好或者确实找不到工作，才会返回到农村，一般是65岁之后。
柯大有，65岁，长期在外从事建筑业，两年前熟人介绍在上海的一个工厂里看管机器，工资月均4000元。老板如果雇一个年轻人则需要花费8000元/月。去年，因政府严格控制超龄农民工，老板因为政策原因无法雇佣他。他返乡后在附近打零工，一年收入1万多元。他在家里没有田种，只种了点菜园。
姜发，71岁，之前一直在武汉做建筑工，从3年前开始，因为年龄较大，就很难继续找到工作了，只能返回农村。现在耕种了4.5亩土地。他老伴原来花钱买过职工养老保险，现在有2000元养老金，养老是不愁的。
二
在过去，农民60岁以后就到了退养年龄，可以留在农村。农民种点地，做点副业，带带孙子，也可以维持生活。但是现在，农村就业机会在日益减少，农民的家庭开支在持续增加，大龄农民不得不外出打工。
第一，农村经济日益衰败，农村就业机会非常有限。
当地是丘陵地区，土地贫瘠，且人均土地少，农业收入非常有限。在工商资本快速进入农村的情况下，农村副业也大规模减少了。即便最近2年，农民工尤其是建筑工人的收入降低，但是大龄农民工并未返回村庄。对于大龄农民工而言，留在城市，即便收入降低了，但是还有收入。留在农村，则一点就业机会都没有。
我所在的村庄，土地已经流转出去了，大龄农民已经无地可种。71岁的姜发表达了不满：“过去，土地卖过去，产生了地主。现在是土地租出去，也产生了地主，与过去没有区别。”姜发返回农村后，没有土地可耕种，只能耕种其他村庄的土地。
在土地没有流转的村庄，土地也难耕种。主要原因是水利瘫痪，道路不通，农业难以机械化。种田劳动强度大，且赚不到钱。当被问及56岁的王林为什么不种地时，他抱怨道：“在毛主席时代，种不好田，村书记是要被骂的。当时全大队的人都一起解决水利问题，在抢水的季节，会一起去打架。现在没有人管理水利，没地方抽水，港也用不了，单家独户的一个人肯定搞不到水。”他很愤怒地说，“现在去种地的人是傻子，种地是贴钱的。”
种地的农民少了，粮食销售都成为一个问题。米厂只愿意收大户的粮食，不愿意收小农户的粮食。姜发就是因为粮食卖不出去，只能种植口粮田，不敢耕种更多的土地。在访谈过程中，他念念不忘的是政府能否在乡镇建立一个临时的粮食收购点。
养殖业也基本资本化了。现在的养殖业基本上是规模化养殖，农民根本竞争不过工商资本。政府项目补贴的一个养殖场，投入几百万元，承包经营的农民亏本了，只能外出打工。目前养殖场转手给了电工，电工只是将其作为副业。
农村的副业经济也一直在衰落。过去村庄中有10个商店，主要销售日常生活用品、水管、瓷砖、化肥等。在更早以前，村庄中还有打米厂、榨油厂等。现在农民越来越多地在线上购买生活用品，村庄的商店越来越难以为继。这2～3年，农民越来越多地进城买房，农村建房也变少了，农村泥瓦匠也找不到工作。原来村庄中有十几个泥瓦匠，现在老一辈基本退出，只剩下2个中年人，年收入也从2年前的3万元降低到1万多元。
从留村的壮年劳动力的就业情况来看，没有人依靠一项就业就可以维持家庭开支，都是兼业。村干部也很难找到兼业机会，家庭收入不高，被认为是在村里“混日子”的人。原来的村书记，现在60岁了，没有担任村书记后，就只能外出打工了，凭借管理能力，当个小包工头。原来副书记，乡镇领导一再挽留，五年前主动辞职外出，在亲戚工地上管理工人，一年能挣10多万元。现在的村书记，33岁，父亲在家开棋牌室，父子俩的收入都不高，没有人愿意给其介绍对象，目前还是光棍。
农村仅有的就业机会，还具有很强的竞争性。王林，帮老板管理400亩苗木，一年有25万元的用工费用。他负责日常请人工，人工费用每天90元。工资不高，但是机会有限。有农民为了获得就业机会，平时还要送点烟酒给王林。王林也感觉到，自己还是一个小官，有权力雇谁来打工。
第二，被结婚、进城购房严重透支的家庭，家庭开支压力增加。
在婚姻成本高企以及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家庭被严重透支。农民普遍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当前，进城购买商品房和买车，已经成为结婚标配。对农民而言，进城买房和买车，是更高的结婚成本，彩礼就是小儿科了。买房、买车和彩礼，结婚成本最少也要100万元。
儿子还未成婚的农民，要准备结婚费用，不可能返乡。农村普遍存在的晚婚甚至光棍，将农民工返乡的时间大大延迟。儿子已经结婚的农民，往往就留下一堆债务，还要继续打工。过去，儿子结婚后，农民就完成了人生任务，就开始进入养老状态，维持底线养老就可以。现在，儿子结婚后，农民反而要开始进城打工了。
马阳，快60岁了。以前只在外面做了几年建筑工，就一直在家。儿子前年结婚，在市里买房花费50万元，目前每月还房贷2000多元，要还20年，彩礼12万，还花费几万元买了一辆二手车，家庭目前欠债26万元。去年，为了给儿子减轻债务负担，马阳夫妻俩就外出打工了。他的女儿给养猪场打工，把他们夫妻俩带出去了，夫妻俩一年能挣8万元。
王成，已经61岁了，从来没有外出打工。8年前，自己动手术，花费了30万元，现在还欠债十几万元。儿子去年在广东买房。今年儿子生二胎，老伴计划要去广东带小孩，也要一块打工。
三
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产值日益降低，2022年农业总产值占GDP比例7.6%。村庄不再是经济引擎，而是主要作为农民的退养场所，为无法进城的农民提供福利保障。农村虽然就业机会不多，但是退养老人的开支也不高，大龄老人可以维持生活。
当前村庄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资本化，村庄的退养功能正在日益弱化。这在经济层面表现为，工商资本通过各种方式进入村庄社会，农民的经济收益空间不断压缩。这在生活层面上表现为，农民的生活日益商品化，农民生活开支不断提高。村庄正被全方位地纳入城市资本化体系中，农民既遭遇收入机会减少的挤压，又遭遇家庭开支增加的挤压。城市是一个高度资本化的生活体系，建立在高收入的基础上。有高收入支撑的城市生活体系，对农民而言，就是高质量的生活。缺乏高收入支撑的城市生活体系，就是痛苦的根源。
在农民难以获得高收入的情况下，建设一个低成本的村庄生活体系，就变得特别重要。低成本的村庄生活体系，让农民在收入不高的情况下，也可以维持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当前的乡村振兴政策倡导资本下乡，不断挤占农民的收入空间，不断提高农民生活的商品化程度，正在日益加速村庄的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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