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资本经历了从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的形态转变,同时也经历了一个从区域性空间向全球空间拓展的过程。资本的这种“时空之旅”始终离不开国家权力的“守护”。由于不同时期资本积累逻辑的转换,资本与国家权力的结合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变化,即当资本力量弱小的时候,它寻求国家权力的庇护;当资本力量有所增强、建立起自己稳定的积累规则时,它开始限制国家权力;当资本力量由于日益集中而急剧增大、进而成为自身发展的限制时,它又会完全支配和占据国家权力,把国家当作它的避难所。资本与国家关系的这种演变逻辑预示着资本统治的日益成熟及走向衰亡。
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一般被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或者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中进行研究。由于这种研究框架本身停留在抽象的一般性讨论的层面,因此没能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对二者的关系展开充分的考察。实际上,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逻辑,要对现代国家进行研究,首先必须立足于资本批判的基础上,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就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这种分析将自然地使资本和国家都呈现出一种具体的历史形态。沿着这条逻辑线索,就产生了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具体地考察资本与国家关系的理论任务。马克思提出了这个任务,但遗憾的是他未能完成。不过,在《资本论》等著作以及各类手稿、书信中,马克思还是对这一主题留下了虽然分散但却丰富而又宝贵的理论资源。如何深入挖掘这笔理论资源的内涵,同时吸收学界关于资本和国家的最新研究成果,深化资本与国家关系的研究,就成为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资本与国家的辩证关系
要考察资本与国家的关系,首先要理解二者关系的辩证性质。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来看,资本与国家的关系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国家的政治统治属性来源于资本关系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在分析生息资本与职能资本的分离时,曾把附着在封建领主土地上的司法和行政职能视为土地所有权的属性。同样,在马克思看来,当资本替代土地成为支配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后,资产阶级国家不可避免地也要刻上资本属性的烙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所有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一样,是一种充满冲突与对抗的生产关系。要使这种冲突和对抗得以缓解,形成相对稳定的秩序,必须依赖一定的强制力量。资产阶级社会与其他阶级社会所不同的是:这种强制因素不再与国家权力直接结为一体,而是形成了二元分立,支撑资本主义剥削的强制权力不再归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所直接掌握,占有的要素和强制的要素分别被分配到一个私人占有者阶级手中和一个专门的公共强制机构即国家机器手中。由此可以看出,资本虽然与国家权力实现了分离,但仍然稳定地依赖着或支配着国家的强制力量。资产阶级国家具有的政治对抗性质并不是自身固有的,而是来自资本关系的内在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说:“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既然国家的政治统治属性是从生产本身生长出来的,那么它就不可能反对它所依赖的生产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是一个天生的保守派。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这种经济必然性,在资产阶级社会就是资本积累秩序的内在要求。资产阶级国家不是外在于资本的东西,而是资本统治的政治形式和固有属性。
第二,国家作为公共权力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国家产生于社会矛盾的对抗,但又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成为社会公共权力的代表。正是这种公共权力属性赋予了国家一定的能动性和相对的独立性。这种能动性和独立性首先体现在国家是整个统治阶级普遍利益的代表上。资产阶级内部是由各种特殊的利益集团组成的,这些利益集团在竞争规律的强制下,彼此对立。但是,在整个无产阶级面前,资产阶级拥有着共同的普遍的利益。因此,资产阶级是作为一个阶级来统治的,国家作为公共权力只能是资产阶级共同利益的实现形式。同时,国家的公共权力属性还意味着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代表社会整体的利益。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国家在不同的资本家派别利益面前,不仅要扮演全体资本家的角色,而且还必须考虑到居民的普遍利益……国家应当消除这三方面的利益(资本家个体的利益、资本家整体的利益、居民的普遍利益)之间的界限。”在国家面前,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意志都是特殊意志,只有国家意志才是普遍意志,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正是因为这种公共权力的普遍覆盖性,资产阶级才能利用国家有效地行使自己的阶级权力。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把国家理解为不同阶级力量之间的契约。这种对于各阶级特殊意志和利益的超越性,赋予了国家一种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使国家成为一个有着内在“尊严”并自主地追求着自身合法性的实体,虽然这种合法性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统治阶级特殊利益的侵蚀。
以上,我们还只是在抽象地讨论资本与国家的关系。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历史使命是创造全球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它本身包含着时间和空间两个现实的维度。从时间维度上说,资本形态经历了一系列演变,从最初的商业资本逐步发展到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以至最后的国际金融资本;从空间维度上说,资本并不是一步就创造世界市场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区域性空间向全球空间拓展的过程。在资本的这种“时空之旅”中,国家始终扮演着重要的“守护”角色,尤其在空间的拓展上,国家甚至扮演着决定性的力量。因此,要深化对资本与国家关系的理解,本身也需要经历一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结合世界历史的演进而展开。下面,我们就对资本与国家关系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演变做一梳理。这种梳理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以作为决定因素的资本形态在历史上发生的“质变点”为线索而展开,以理清资本形态演进的内在逻辑;二是注重从每一种资本形态的特有属性及其引起的社会对抗上来引出国家权力运行逻辑的一般特点,同时注重阐述国家权力在维护资本积累和社会整体利益方面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在对立统一中叙述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的现实互动过程。
二、商业资本与封建主义国家
商业资本是“资本在历史上最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是资本的最初形态。它的存在说明当时的社会处于流通还没有支配生产,而生产也没有支配流通的阶段。商业资本只是对当时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着中介作用。因此,商业资本只是外在地嫁接在当时的农奴经济、家庭手工业以及自耕农等形式的生产之上,并同时对生产者与消费者进行盘剥,这构成它的主要利润来源。商人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盘剥的主要手段来自对市场的垄断。当一个商人作为购买者进入市场时,他希望像他一样的购买者越少越好,而售卖者越多越好;同样,当他以售卖者的身份进入市场时,他希望像他一样的售卖者越少越好,而购买者越多越好。总之,防止像他一样的竞争者在市场上出现是商人的绝对利益和本性。作为商业资本的人格化代表,商人预先就设法使竞争者不能进入市场,但这只有依赖暴力才是可能的。因此,“商人力求建立一个强大的但当然是效忠于他的国家政权,同时力求扩展那些被国家政权所征服的地区并且在这个地区内尽可能取得特殊的特权”。对于商业资本的这种特性,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近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对于商业资本来说,国家的暴力是它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是由商业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
早期的商业资本植根于封建生产方式之上,但是随着人口的不断集中和资本的不断积聚,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逐步发展起来。工场手工业本身是非常脆弱的,“只要其他国家发生任何最微小的变动都足以使它失去市场而遭到破产”。因此,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完全依赖商业的扩大或收缩。工场手工业这种对于市场的高度依赖性,进一步加剧了商业的竞争,使商业资本借助国家暴力扩张又增添了新的动力。“正是这些商人,特别是船主最迫切地要求国家保护和垄断;诚然,手工工场主也要求保护并且得到了保护,但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说,他们始终不如商人。”商业资本在16世纪—18世纪获得充分的发展,尤其是18世纪,被马克思称为商业的世纪。商业世纪由于商业资本本身的性质而打上了“国家暴力”和“征战主义”的烙印。当时欧洲的主要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为了争夺欧洲和世界市场进行了大规模的商业战争。在那个时代,每艘商船都是一艘军舰,每个商人灵魂深处都有海盗思想;国旗到哪里,贸易就跟着到哪里,国旗就是战争中的军旗。
商业资本的发展激化了当时欧洲封建国家之间的战争,但是欧洲封建国家之间的战争并不完全基于资本的发展,同时也基于权力的争夺。这种围绕权力的斗争很大程度上源于近代早期欧洲地缘政治的高度破碎性。据统计,15世纪晚期的欧洲存在的独立政治单元达500个左右,国家权力的集中程度很弱。正是这种地缘政治的破碎性引发了常年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作为封建国家名义上的代表——王权逐步发展起来。它消灭了领地分封制,制止了贵族割据,限制了贵族权力,从而把权力集中到君主一个人手里。这就是近代专制王权的出现。但是在与地方诸侯的战争中,王权起初由于权力薄弱,不得不依赖新兴的商业资本力量,而商业资本为了国内市场的统一,同时也为了得到国家权力的庇护,也愿意大力支持王权对诸侯割据的压制。这样,各国的君主就与本国的商业资本密切结合在一起了。
专制王权的形成依赖商业资本的支持,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它受到了商业资本的改造。商业资本代表着一种新兴权力形态——货币权力的崛起。货币权力是一种物化权力,在这种权力形式下,所有者对劳动者的统治不需要依靠基于暴力的人身强制关系,而是“采取物的形式,通过某种第三者,即通过货币”来实现。随着货币权力在经济领域的不断渗透,专制权力也不得不改变自身的运行逻辑,通过追逐货币权力来进一步稳固和加强自己的权力基础。因此,当时的欧洲专制主义国家在追求领土扩张的同时,都普遍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以不断积累货币财富作为国家权力的主要目标。阿瑞基曾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国家的地主阶级逻辑与资本主义逻辑。国家的这两种逻辑鲜明地体现出资本对权力的塑造。
专制王权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诞生的过程。在地缘政治高度破碎的状态下,民族意识很难形成。专制王权对市场的统一和领土的固定要求为民族意识的萌发和形成提供了温床。正是在与地方诸侯的斗争中,王权开始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民族的利益,把自己与其他君主的抗争说成是本民族与外来民族的抗争,从而使自己逐步成为民族利益的凝聚者和体现者。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诸多战争中,1618年—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尤为重要。这场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彻底终结了凌驾于王权之上的神权统治,确立了国际关系领域中主权至上的原则,大大推动了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诞生。民族国家的形成对于资本发展的意义重大。三十年战争本身由商业资本主导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领衔,这场战争被阿瑞基理解为处于上升时期的商业国家荷兰对欧洲政治地理空间的一次重大重组。作为这种重组的结果,民族国家成为孕育资本发展的一个固定的“权力容器”。民族国家的建立使资本可以借助国家法律的强大力量来强制地清除各种封建制度的藩篱,也使资产阶级通过革命重构国家的组织形式成为可能。在资本力量刚刚兴起时,民族国家是它最好的栖居地。正如哈贝马斯所说,主权国家体系的形成是早期资本主义世界起稳定作用的条件。
民族国家对于资本发展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基础之上的国家体系,这个体系中不是只有一个国家,而是有很多国家,这对资本的历史发展非常关键。在华勒斯坦看来,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不断演化,其秘密正在于这个体系不是一个单一国家体系,而是多国家体系。尽管体系中各个国家之间充满了冲突甚至战争,但冲突和战争从来没有消灭这种多国家体系的特征。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曾试图统一欧洲甚至世界,建立一个大一统帝国,但最终都失败了。资本主义正是在这种国家间的竞争体系中不断演化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商业资本时代在政治上取得的伟大成就,它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作为一种历史社会制度成为可能。
三、产业资本与自由主义国家
在商业资本时代,虽然其本身不是当时生产方式的主体,但是它是瓦解旧生产方式的主要力量。它的进一步发展使生产越来越具有追求交换价值的性质,从而使生产领域逐步资本主义化,产业资本应运而生。产业资本是资本的典型形态,它的发展经历了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两个阶段。在工场手工业发展时期,产业资本尚从属并受制于商业资本,“一旦工场手工业相当巩固了,尤其是大工业相当巩固了,它就又为自己创造市场,并用自己的商品来夺取市场。这时,商业就成了工业生产的奴仆”。当生产者成为商人,商业资本便逐步从属于产业资本,成为执行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职能的一个环节,其利润来源也由原来的欺诈、侵占发展为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而参与平均利润的形成和分配,商业资本的独立形态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由其主导的整个商业征战时代成为历史,代之而起的是一个自由贸易的时代。
产业资本一开始就显示出与商业资本不同的性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是商业资本积累的根本,但对于产业资本来讲,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尽管也很重要,但是它对于产业资本家来讲却只是一种附带现象了。与商业资本相比,产业资本“发现”了一种潜力巨大的利润来源——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是它获取利润的两种主要方式。因此,作为产业资本人格化的产业资本家,其关注重点逐步从市场领域转向生产领域,他所看重的首先是劳动力价格、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因此,产业资本家希望工人相互竞争,以降低工人的工资水平;希望市场上出售原料的商人之间相互竞争,以降低生产成本。旧时的商业垄断由于提高了生产成本而成为产业资本家痛恨的东西,自由竞争成为产业资本家的口号。于是,“军舰到哪里贸易就跟着到哪里这句话就成为不合时宜了。现在和平是贸易的正常状态,贸易的动力不是那种保护着垄断地位的大炮,不是鱼雷,而是利润。人们从那些售价最低廉的商人那里买东西,而不是从拥有军舰最多的商人那里买东西”。与商业资本倾向于征战主义并崇尚国家暴力原则相比,产业资本倾向于和平与稳定的原则,以此为自由贸易的开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产业资本对于经济自由的要求最早体现在亚当·斯密提出的公民社会理论中。该理论认为,如果任由个人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国家的干预只会妨碍这种自然的和谐。但是,产业资本对于限制国家干预经济的要求仅仅是针对国家干预对自由竞争造成的负面影响而言的。实际上,在保障自由竞争上,产业资本对于国家权力有着强烈的需求。产业资本所建立的只是一种生产领域的微观权力,一旦离开这个领域,产业资本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而且,由于外部竞争规律的强制,产业资本家不是走向团结一致,而是走向彼此对立,这进一步妨碍了产业资本家对自身普遍利益的维护。这种维护和保障整个产业资本积累的一般外部条件的职能只能由国家承担。“绝对的私有财产,将生产者和占有者结合在一起的契约关系,商品交换的过程——所有这些都必须有法律形式、强制机器和国家的警察职能来维护。”19世纪中期,欧洲主要国家各个层次的政府机构都经历了广泛的改革,政府部门职能日益专门化,公共服务职能不断扩大,尤其以生产领域的调节职能更为突出。比如,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清除了妨碍土地市场形成的不动产限嗣继承权、保护土地贵族利益的谷物法以及妨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贫民救济法等一系列障碍,为自由经济保驾护航。产业资本家限制国家权力的要求,其实质是将作为一种障碍的国家转变成自己的发展工具,使国家成为自身发展的强有力杠杆。为了适应保护自由主义秩序的时代要求,国家权力并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自由主义国家并不虚弱,它的能力远远超过了旧制度国家。当时,自由主义的英国政府的开支是沙皇俄国的四倍。
与商业资本曾经受到封建专制权力的庇护相比,产业资本在政治上要求推翻专制权力的统治,争得民主,建立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这种诉求在欧洲国家主要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和自上而下的改良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产业资本家还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去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因此,产业资本家提出的民主要求,对于社会全体成员来说,至少有利于实现形式上的平等,实现国家每个成员的公民权。产业资本之所以不绝对地排斥公民权,主要是因为它在社会生产领域建立起了另外一种独裁权力。在大工业中,每个资本家都是工厂内天然的独裁者,“集立法者、审判官和执行吏于一身”,工厂内基于现代技术的劳动分工粉碎一切反抗。
但是,产业资本对国家民主制度的改造并不是一步实现的,而是经过了漫长、复杂的过程。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改良,都没有迅速彻底地肃清旧时代的封建势力。甚至到19世纪中后期,大多数欧洲国家在政治上也只是完成从专制王权向贵族统治的转变,由贵族统治向大众参与的民主制度的过渡要更晚一些。在19世纪很长一个时期里,产业资本家并没有掌握政权,真正掌握政权的是土地和商业金融贵族。即使在最发达的英国,产业资本获得政治上的主导权,也是在谷物法废除之后才实现的。而当时的德国则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成、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总的来看,19世纪的欧洲国家虽然已经受到强大的“资本主义逻辑”的影响,但是国家权力的“地主阶级逻辑”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起步几乎都是在土地和商业金融贵族的统治下实现的。因此,自由主义国家所谓的自由主要还是由贵族政治所采取的自由主义倾向的政策来体现的。
与商业资本的征战主义倾向相比,产业资本要“温和”得多,它标榜自己的自由、和平和边沁理念,誓言在自由贸易中可以实现所有人和所有国家的幸福。对于对外扩张、征服殖民地,产业资产阶级兴趣不大,甚至还一度表示反对。这种观点在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尤其突出。英国一些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甚至认为,殖民地的解放和完全脱离英国,是一件不可避免而且有益的事情。与占有殖民地相比,英国产业资产阶级更加关注别的国家是否实行自由贸易。就殖民地作为工业品销售和原料购买市场而言,只要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在世界上就不存在值得一顾的竞争对手。在产业资本家眼中,征服殖民地是一个代价高昂的政策,很不划算。这种主张听起来颇有几分道理,也反映了一定的现实,但实际上对国家政策的影响非常有限。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欧洲国家仍然具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国家的地主阶级逻辑要求殖民征服。而产业资本尽管对殖民征服兴趣不大,但它的政治影响力非常有限。而且,产业资本的积累逻辑并不绝对地排斥征服逻辑,通过殖民征服掠夺的大部分财富在宗主国都可以转变为资本。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自由贸易的鼎盛时期,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停止对殖民地的攫取。由于产业资本比商业资本具有更强大的能力,这个时期欧洲国家对殖民地的征服不再满足于占据一些关键的贸易据点,而是得以向被殖民国家的腹地挺进;对殖民地的剥夺也不再是纯粹的暴力劫掠,而是在暴力的基础上推行资本主义的市场法则,对殖民地进行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改造。由于世界市场和先进技术在19世纪都向英国集中,英国由此获得了世界霸权。英国通过自由贸易、殖民主义和欧洲均势三大政策塑造世界,其中,自由贸易体现的是国家的资本主义逻辑,而殖民主义与欧洲均势体现的则是国家的地主阶级逻辑。因此,它既是一种世界经济,又是一个世界帝国。
四、金融资本与帝国主义国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产业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这个过程表现为两个方面的融合: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竞争的加剧和股份公司的充分发展,资本集中趋势不断加强,进而形成垄断。另一方面,随着产业资本的发展,货币资本不断从中游离出来,归银行支配使用,在现代信用制度的支撑下,银行日益垄断了货币的供应。产业资本使用的资本很大一部分已经不归产业资本家所有,他们只有通过银行才能支配这部分资本。而银行为了追求高额垄断利润和创业利润,又不得不把一部分不断增长的资本通过借贷或虚拟资本的方式固定在产业中,进而促进产业资本对产业链的整合。随着银行资本的不断集中和权力的不断增大,银行不仅成了产业的创立者,甚至还成为产业的统治者。这样,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越来越融合发展,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具有产业垄断和资本信用垄断双重属性。作为产业垄断,它支配了产业提供的巨额利润,这种利润很大程度上是对其他阶级收入的一种扣除,相当于垄断资本对国民征收的一种税赋。作为资本信用的垄断,它发展起了一整套基于有价证券投机的赌博和欺诈制度。这种投机以已经创造的货币财富为目标,它本身不创造任何价值,但却改变着财富在社会各阶层的分配。金融资本正是通过这种虚拟经济的方式对中小资本家和广大市民阶层进行剥夺。金融资本这种剥夺式积累,给一切经济机构和政治机构罩上了一层依附关系的密网。正如列宁所说:“现在已经不是小企业同大企业、技术落后的企业同技术先进的企业进行竞争。现在已经是垄断者在扼杀那些不屈服于垄断,不屈服于垄断的压迫和摆布的企业了。”
金融资本是资本的最高形式。资本最初的形式是商业资本,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发展是资本形态的一次质变:产业资本并没有消灭商业资本,而是扬弃它,把它包含在自身之内。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发展是资本形态的又一次质变:在产业资本发展到垄断阶段时,金融资本扬弃了产业资本,使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都成为它的从属要素。从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资本形态的跃迁表现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作为这个过程的结果,金融资本登上了“资本权力的顶峰”。
金融资本把经济力量联合在一起,大大加强了自身的政治影响力。这突出反映在国家政治统治形式的变化上。在产业资本时代,资产阶级曾找到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两种政治统治形式。同君主立宪制相比,民主共和制是更好的国家形式,因为它在形式上奉行商品经济中的平等原则。这种平等既包含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平等,也包含资本家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平等。随着垄断资本的发展,这两类平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垄断利润是金融资本对工人工资和中小资本家利润的一种剥夺,这就导致工人阶级和中小资本家与大垄断资本家之间的利益裂痕不断加深。产业资本时代那种普遍主义的平等关系逐步被一小撮垄断经济社会权力的金融寡头的独裁统治所代替。这种变化反映到政治统治形式上,就是议会权力的下降和行政权力的上升。在产业资本时代,资产阶级曾把立法权看作行使权力的主要武器,把议会当作行使权力的主要舞台,崇尚权力的分离与制衡;现在,随着资产阶级内部平等关系的破坏,议会权力开始式微,以总统、总理和首相为代表的行政权力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在1870年—1914年殖民帝国建立的时期,欧洲各国中央政府普遍存在篡夺议会民主权利的情况。在最为典型的英国,内阁几乎垄断了全部立法提案,议会下院几乎沦为内阁的登记机关。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越来越徒具形式,成为粉饰寡头统治的遮羞布。
在对外政策上,金融资本能够利用国家政权有计划地塑造世界市场。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各先进国家先后进入垄断阶段,并积累了大量的过剩资本。解决资本过剩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资本输出。资本输出替代商品输出,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区别于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通过这种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扩展,而金融资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缓解本国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通过剥削落后国家和地区来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在这种扩张中,为了制服广大殖民地的政府和人民,金融资本只能以国家暴力为后盾。正如希法亭所说:“所有在国外存在利益关系的资本家,强烈请求国家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权,以它的权威保护自己哪怕是世界上最遥远地方的利益。”资产阶级不再是民族国家主权的积极鼓吹者,相反,它认为那些落后国家的主权成为阻碍它发财致富而亟待消除的障碍。在资本主义国家实力发展不平衡和殖民地瓜分不均等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最后只能以帝国主义战争的方式来解决。这样,对于金融资本来讲,政治力量就成为经济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国家权力的强弱直接意味着可获取利益的大小。金融资本家成为不惜一切手段强化国家权力理念的体现者。与产业资本相比,金融资本要的不再是自由,而是统治。如果说产业资本尚且相信自由贸易、民主平等和永久和平的可能性,那么金融资本则不再相信资本主义利益的和谐性了,“民主平等的理想被寡头统治的理想所替代了”。
五、国际金融资本与“资本的帝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金融资本仍然封闭在殖民帝国的壁垒中。正是基于这种地区割据和封闭空间的争夺,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被彻底摧毁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殖民帝国时代的封闭空间被彻底打破了,资本的力量开始真正走向全球。金融资本由此发展到国际金融资本阶段。
国际金融资本是全球化时代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主要有三大特点:在金融资本主导下,生产实现了国际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体系是美国基于全球自由贸易原则而设计的,它打破了旧世界秩序下各经济区人为设置的经济壁垒,实现了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在此基础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以直接投资为主要手段,大肆向全球扩张,尤其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生产外包成为跨国公司的发展趋势,发达国家制造业的低端环节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转移,一个跨国金融机构操纵控制的全球生产网络逐步形成。虚拟经济获得巨大发展,成为金融资本积累的一个结构性特征。虚拟经济在19世纪末已经有所发展,但特征并不明显,过剩的资本很快被军备竞赛所吸收。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本过剩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到20世纪70年代初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陷入“滞胀”后,资本投资于实体经济已经很难盈利,于是大量资本从投资转向了投机,涌入证券市场,以资产证券化为主要特点的各种金融创新也随之而生。由于虚拟经济的迅猛发展,传统的商品贸易规模与之相比已经难以企及了。国债市场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最活跃的一个领域,也成为金融资本操纵国际关系的重要杠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凯恩斯主义福利政策支配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职能一度不断扩张,但在经济陷入“滞胀”、政府税收不断减少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以发行国债的方式融资。而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国债很快就成为国际金融资本投机的对象。美国的情况最为特殊,持有美国国债的主要是各国央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美国获得不受限制印刷美元纸币的特权。美国向世界输出的美元越多,其他国家就越受制于美元的汇率变动,越是不得不把本国央行积累的巨额美元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为美国提供低息融资。国债成为金融霸主控制别国政权的重要工具。总的来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是实体经济的发展还是虚拟经济的投机都实现了全球化,这是金融资本在殖民帝国时代所未能实现的。伍德把这个时期的世界体系界定为“资本的帝国”,而哈特和奈格里则把这种世界体系理解为“一个无中心的、无疆界的”帝国统治机器。
国际金融资本主导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扬弃了殖民帝国时代的暴力法则。在殖民帝国时代,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面对的是一个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存的二元结构体系。当时,除了欧洲以外,亚洲、非洲和美洲都处于前资本主义甚至原始公社的宗法制社会中。在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这些地区也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官僚国家。资本主义要向这些地区扩张,必然会遇到暴力抵抗。因此,金融资本与暴力征服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列宁正是在此意义上指出了金融资本与殖民帝国及其战争之间的必然联系。但是,这种必然性也是有条件的。因为世界体系内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存的二元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历史发展证明,在殖民帝国解体后,广大殖民地在获得国家主权的基础上,能够以市场化方式融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因此,金融资本与殖民帝国暴力征服法则的联系只具有相对的必然性,而没有绝对的必然性。殖民帝国暴力征服的历史条件是金融资本在向世界范围内拓展的过程中所遇到的,而不是金融资本本身所产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金融资本在主权国家体系上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证明,资本为了不断积累和增殖,并不总是需要暴力征服。资本的历史使命是创造全球市场,它在一定历史时期之所以与殖民主义的暴力征服相结合,其原因不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也就是说,它还不能以自身内在固有的经济法则建立起对世界经济的全面统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统治的这种经济法则逐步建立起来了。它的最新特点体现在金融资本尤其是虚拟资本的剥夺式积累方式中。金融资本相对于产业资本来说,最大的特点是它不再直接参与剩余价值的生产,而是在生产过程之外收获财富。这个特点集中表现在利率和汇率变动对于世界财富的再分配上。美国每一次的量化宽松政策,都是对世界各国铸币税的一次无偿征收,由此造成的美元贬值又使各国外汇储备面临缩水的风险。而美国正是依靠这些印刷出来的美元纸币到世界各国收购优质资产和高端产业。股票和债券价格的每次涨落,对于能够操纵这种涨落的金融寡头来说,都是稳赚不赔的生意,而广大中小投资者则可能赔得血本无归。货币基础利率的每一次变动,对于与央行密切联系的金融寡头来说,都是一次利用金融衍生品投机获取暴利的机会。一次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轮替,就可以剥夺一国人民的所有财产。一次巨额的外汇交易,就可以引起一国货币的震荡,甚至造成金融危机、国家破产。金融资本的这种积累方式无须暴力征服,却能轻而易举地实现巨额财富的瞬间转移。“在发展中国家中,不论对劳动力的剥削多么残忍,也无法抵消汇率与一种无比强大的货币挂钩带来的后果。”在金融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经济一旦证券化、虚拟化,就为国外金融寡头掠夺本国国民创造的社会财富创造了条件。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国家不再可能拥有完整的经济主权。当然,即便有了这种经济法则的统治,金融资本主导的国家也并没有完全放弃暴力的使用,只是这种国家暴力的使用不再表现为对落后地区的殖民征服和资本主义大国集团之间的战争,而是表现为维护金融资本全球统治秩序的“警察权”。对于拒绝服从或扰乱这种秩序的“异类”国家,资本帝国一定会不惜动用武力进行讨伐,比如美国对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国的军事打击就是如此。
金融资本之所以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现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权力设计主导并推动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马歇尔计划首先就是美国政府的大手笔策划。只有有了美国政府的无偿援助,饱受战乱的欧洲才能恢复购买力,从而为美国私人公司战时积累的过剩产能找到买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陷入“滞胀”危机时,又是在美英两个国家的主导下,新自由主义政策得以在全球推行。“如果没有1979年—1981年由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开始实施的自由化、放宽金融管制和私有化经济政策,资本全球化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是这些政策的实施使资本在工业化国家成功地打破了自1945年至70年代末以来束缚和制约资本活动的大部分羁绊和屏障。”日本、欧洲以及新兴工业国家陆续开放了本地区的金融体系,很大程度上不是这些国家主动选择的,而是在美国以及美国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被动选择的。而正是这种选择使这些国家经济主权受到了严重侵蚀和损害。
国家的上述行动都是资本利益的体现。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国际金融资本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已经积聚起了巨大的能量,足以支配和控制国家,以至于使国家仅仅维持表面上的自主性都不再可能了。哈贝马斯把这种现象称为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国际金融资本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资本都是巨无霸资本。在美国,资本集中程度已经非常之高,涉足金融衍生业务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总共不超过6家。而这几家巨无霸金融机构每家都是富可敌国,其资产都是上万亿美元,超过大多数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而其衍生品价值最多达几十万亿美元。在国际金融资本权力格局中,“与绝大多数人作对的,是一帮数量很少的寡头精英,他们是华尔街的货币利益集团及其同伙,主要的人物都在伦敦金融城、在艾伦·格林斯潘金融革命核心中的三十多家世界一流的国际银行里”。巨大的资本实力使金融寡头们几乎垄断了国家权力,使国家成为赤裸裸的资本积累工具。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废除。该项法律是罗斯福新政时期颁布的禁止商业银行从事证券投资的法律,其主要目的是防止金融寡头拿普通老百姓的储蓄存款进行金融投机。但是在华尔街金融寡头耗费巨资的游说下,国会废除了这项法律。而正是该项法律的废除使流入金融市场的货币骤增,从而加速了资产证券化的进程。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危机时期从金融寡头手中夺回的权利,又被金融寡头再度夺了回去。
金融寡头对国家权力的操纵和垄断使民主制度越来越形同虚设。“从1998年起到2008年,华尔街银行及其美国金融业相关的卫星机构,通过竞选捐款和‘游说’,至少已经花费了50亿美元来买通美国国会的选票。”美国总统为了回报金融集团的竞选支持,所任命的内阁成员几乎都与华尔街的大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经济学家》2003年统计,在曾经担任过美国政府要职的405位顶级公司的董事中,绝大部分都是国际金融资本的代表。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推出了7000亿美元的史上最大救市计划。国家付出了巨额救助金,但却没有获得相应的资本权益。这就相当于“把纳税人的钱白白送给那些将整个世界拖到灾难边缘的人和金融机构”。种种情况表明,在国际金融资本时代,民主权利越来越取决于财富的多寡,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只剩下喝彩的权利。对于资本发展最新时代出现的现象,哈贝马斯指出,国家不再只是一般的生产保障条件,而是积极地介入到再生产过程之中。而国家越是卷入直接的生产关系和财富的再分配之中,就越是使生产关系日益政治化,越是把矛盾集中于国家,而国家政治也就越发显得腐败。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布赖恩所说:“富豪统治一个共和国是最令人憎恶的,它比君主制更专制,比贵族制更无情,比官僚主义更自私;它在和平时期掠夺国家,在灾难时刻密谋反对国家。”
六、小结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资本是一个能动的主体。自从它诞生以来,就承担着创造全球市场的历史使命。这个使命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之中,而世界历史不过是资本展示自身使命的时空载体。为了完成这个使命,资本形态不断发展,从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逐步过渡到金融资本形态。像任何一个有机体一样,资本形态的每次转变,都意味着其一次重要的成长。资本形态这种变化总的趋势有两个:一是资本力量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强大;二是资本从外在于生产过程(商业资本)到完全掌握生产过程(产业资本),逐步发展到日益脱离生产过程(金融资本)。正是在这种形态转换的过程中,资本才获得足够的能量,一步步地从欧洲一隅的民族国家,走向虽然封闭但却更为广阔的世界殖民空间,最终迈向了全球。
尽管资本的力量随着形态的变换而不断增强,但无论哪一种资本形态,在其发展进程中都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和保障。在资本力量弱小的时候,它寻求国家权力的庇护,早期的商业资本就与封建国家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并激化起国家之间一轮又一轮的商业征服,而它就是借助这种国家间的斗争而不断地伸展自己的躯体,扩大着自己的范围。当资本力量发展壮大,进入产业资本时代时,它就建立起了自己独立的运行规则,这时,它不再需要国家权力的超经济强制来行使经济职能了,于是国家从经济领域退居上层建筑,以形式上相对自主的公共权力,为资本积累提供外部秩序的维护。国家本身的组织制度也得到了资本的改造,民主制度发展了起来,市民社会的实质性不平等与公民社会的形式平等完美地融合在资本与国家的二元结构中。当资本力量走向集中和垄断,发展到金融资本时代时,它的力量就得到了空前的增强,甚至可以操纵国家的内外政策,从而把国家直接当作自身积累的工具和利器。它不再排斥国家这个公共权力,而是直接占据甚至吞噬了国家权力。尽管力量不断增强,但在对外拓展上,面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地区割据,它仍然需要借助国家暴力来为自己的空间拓展扫清道路。随着非资本主义的世界地区日益资本主义化,随着民主制度在世界各个主权国家的普遍发展,资本最终以自己特有的经济规则统治了全球。这时,它开始弱化自诞生以来一直伴随其左右的国家暴力的运用,但这只是因为它史无前例地获得了强大的物化权力。而为了维护这种主要基于经济规则的剥夺和统治体系,它不是放松了而是加强了对国家权力的支配和运用。随着国家越来越屈从于资本力量的支配,民主政治越发向寡头政治转变,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已经难以维持,进而陷入合法性危机。资本与国家关系的这种演变被阿瑞基精炼地概括为“从一种积累体系完全基于和从属于权力体系的制度,转变成一种权力体系完全基于和从属于积累体系的制度”。这种转变充分体现了资本发展的日益成熟,但也预示了资本统治将走向衰亡。它表明,资本已经开始成为自身发展的限制,国家只是它为了摆脱这种限制而寻找的避难所。正如哈特和奈格里所说:“民族国家的衰弱乃是国家和资本间关系的充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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