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在社会主义下的定位
自由市场和民选体制，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资本利益的最大化才是其体制设计和演化的先决条件。因此，资本必须凌驾于政治权力之上。然而资本来自不同行业和集团，那么资本主义政府的主要任务自然成为充当他们谈判、分赃、妥协的平台，因此才采纳民选制度、因此才要求绝对自由市场、因此才强调三权分立、因此才美化权力制衡、因此才吹捧多元社会、因此才标榜自由媒体、因此才设计政党轮替、并将游说业制度化以便依赖半公开竞标来压低资本收买政客的价格费用。
相对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于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这和资本的利益有著根本性、绝对性的冲突，所以必然导致后者的抵制和反扑。而唯一足够压倒资本、保护全民公益的力量，显然只有国家机器；那么很自然的，政治权力必须凌驾于资本之上，这正是中共素来坚持党的领导的基本原因。然而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的体制选择和管理方法，并非全无是处，尤其市场经济在短周期的消费性行业具有先天的高效优越性；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充实国力，也就必须运用部分市场经济原理。但我们不能忘却初心，所以切忌人云亦云、盲目模仿，必须从第一原则（First Principle）出发，客观、理性、独立地评估每个政策细节和专业特性，选择整体收益的最大化。与此同时，还必须仔细检验这些收益的分配问题，运用公权力来避免赢家全拿、或甚至以邻为壑的现象，并且尽可能进一步主动平衡社会各阶级的受益。
对资本腐蚀政治权力的预防
因为政府是对抗自私豪强、保护社会公益的斗争中，唯一足够强力的防线，负责执行的众多官僚自然而然地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欺骗、渗透、收买和阻挠的重点对象。这早在农业文明初起，就已是政治管理的最大难题；尤其中国是全球第一个建立中央集权官僚体系的国家，有著两千多年的激烈斗争经验，近年来又特别注重纪律和监察，将这些工作制度化、常态化了，因而无需笔者多所置喙。这里只简短讨论利用科技来提高内部监管效率的新方向，亦即所谓的e-government电子政务。
虽然表面上，电子政务是将民间网络技术应用到政府公务的自然优化过程，有著全方位、多角度的效率改进，但从国家治理的大局来看，其中最重要的颠覆性新功能，并不是简化文书处理，也不是最近一些地方政府所尝试的用来监管群众、维持秩序，而是反过来让国家和民众能全面监督中低层官僚。在世界各国的诸般尝试之中，只有俄国深刻了解这一点，将查税、审计这些特别容易得罪资本、引发贿赂贪腐的任务，改为通过网络以自动、集中、远程、匿名的方式来进行，并将过程录下存证。Mishustin就凭著在国税局长任内的这个政绩，而被一步提拔成为总理。
中国既有的反腐机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弥补有余、预防不足；而充分利用电子政务和网络科技来大幅提高贪腐的门槛，是从“不敢腐“迈向”不能腐“的不二法门。这里的宏观重点方针，在于利用电子政务，将容易引发贪腐的职权从基层政府手中收回，如同零售门市店被网购统一供货取代一样，依照集中管理的原则，在不大幅增加高层组织规模的前提下，尽可能压缩基层的自由心证空间；这要求从头检讨各级政府机关应有的规模和任务，而在设计和实验的过程中，必须尤其强调纪委和监委的积极参与和优先决定权。
市场经济和资本运作的应有局限
前面提到资本在社会主义体制中的价值，来自市场经济的效率，因而市场经济的已知局限，也就对应著资本运作可以被容许的极限边界。以下我们对自由市场和资本运作的应有局限，依性质做分析讨论；请注意，若干行业可能重复出现，这是因为它们兼有多重不适合自由市场的特性，那么也就格外不应该开放给以利润为导向的私有资本。
一．涉及保障全民福利和国家利益的行业
近年一个很有名的学术研究成果，是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详细论证的，市场经济自然引发资本集中效应：亦即除非国家处于明显而严厉的紧急时期，否则大资本的投资报酬率必然高于整体经济成长率，因而导致资本财团在全球财富所占的比重不断升高；而回顾过去一百多年的现代历史，只有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前期的严峻敌对态势才足以迫使欧美先进工业国家出手，减低社会财富的集中程度。这是中国政府思考资本管理这个议题时，必须牢记的历史事实。
美国经济学界自Milton Friedman以来，一直鼓吹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虽然他自己不用这个名字，而后世则原本把它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但NeoLib后来扩张成为政治、外交、战略层面的广义信仰，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狭义假说不适合采用此名称），宣称绝对自由的竞争是最公平、最高效的经济体制。这很明显是受财阀资助、控制和指示而有意编造散布的谎言：不但他们如何被收买的过程证据确凿，而且很简单就可以看出，市场经济下的所谓自由竞争，既有的财富资源当然是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财团先天占尽便宜，毫无公平性可言。一旦胜出，追求利润固然可以靠高效运作，但形成垄断以尽情剥削用户的获利远远更高，所以绝对不能反射性地把市场经济和私有资本当成万灵药。
这里的头号负面案例，正是被前述的腐败经济学界所彻底忽悠的美国：居然连军队、警察和监狱等等国家政治权力的直接体现都做了私有化尝试，然后自然遭遇了可以简单预见的诸般严重弊端。但从与本文主题相关的经济治理议题来看，更多的问题出在一般中国人认为应该是优先保障全民基本福利的行业，例如大型土木基建，向来是美国国会议员图利本地土豪的主要利益输送通道，其结果是天价的支出和荒谬的时长；例如纽约市Hudson河底的百年铁路隧道North River Tunnels年久失修，在2011年又被飓风水灾淹没，虽然严重影响了美东铁路主干线和纽约市向西面郊区通勤的交通，联邦和两个州政府依旧扯皮到2020年才正式拨款启动重修计划，叫做“Gateway Program”，总价123亿美元，预计2030年完成第一阶段。
如果以上的预估数字，因为计划还在纸上筹划阶段，要到明年才动工，所以尚不含超支和延期而不够惊人，我们可以看看德国的既有例子。柏林新机场（Berlin Brandenburg Airport）从2006年开工，原定以28亿欧元的价格，在2011年完工使用；实际完工时间是2020年，总价103亿。或者Stuttgart市的铁路地下化工程，叫做Stuttgart 21，2010年动工，当时预算45亿欧元，预定2019年完成；最新的总预算成长到91.5亿，最早要到2025年底才能完工，但当然没有人真正相信这些数字。相形之下，中国既有的基建国企，是国家高速高效发展的基石、国际竞争的利器，甚至不应该对有敌对心态的外国（如印度）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然而有效市场假说的信徒依然鼓吹自毁长城，要把所有企业私有化。
再举美国的客运铁路为例：Amtrak正是出于美国国会对有效市场假说的迷信而被勉强私有化，可是客运交通这类基建的价值，原本就在于其对人民和社会所提供的便利，而不是利润的产生和资本的累积，所以政府以公费补贴不但合理、而且必然。美国国会在石油财团的游说下，全力资助机场和公路的建设，对铁路的维护和升级却一毛不拔，不但不愿投资高铁，甚至想方设法要置Amtrak于死地，其结果是整体经济效率的损失和碳排放的大幅增加，最终还是由国民和世界为资本间接买单。中国在成功建设高铁体系之后，强行将唯一获利的路段私有化，毫无逻辑条理，显然是对自由市场主义教条的盲目尊崇，亟需悬崖勒马。
其他的基建项目，例如电力传输、能源管道、集中供热、有线电信网络等等，不但也都以服务民众为首要任务，而且还有天然的独占性（Natural Monopoly），更加不适合自由市场和私有资本。此外还有广义上的基建，包括医疗、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等等，同样是以服务国家和全民为终极目的，金钱上的效费比并非头号考虑；而且这里还有另一个额外的效应，亦即这些行业的实际收益和成本，基本不可能在市场上精确测量定价，所以强行私有化的结果，只会带来严重的价值破坏（Value Destruction）。以下，我们针对这一点做进一步的详细讨论。
二．隐性的社会收益和成本
自由市场的最大困难之一，在于某些行业内含隐性的社会收益或成本，先天抗拒自由市场机制；这可能是因为这些收益或成本，主要影响市场参与者（Market Participant）以外的民众，也可能是行业的核心商品，根本无法精确地用金钱定价。此时市场的平衡价格，就不对应著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放任私有资本进入这些行业，他们可以利用价格的不确定性，做简单套利（Arbitrage）而轻易获取暴利，同时完全忽略市场之外的成本。其结果是，其他的利益相关者（Stake Holder）必须为资本所得的利润付出数倍或数十倍的代价。因而这些私有企业的效率越高，对国家社会的损害就越大。
医疗界是一个重要的例子：人命是没有明确价格的；它对作为第三者的商人基本没有价值，对病人和家属来说，却近乎无价之宝；换句话说，需求曲线纯粹反映个人财富，完全不对应社会整体利益。所以若是强加市场机制、把医疗私有化，放任资本运营管理的医院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可以简单地将医药价格不断向上提高，直到多数人即使倾家荡产也负担不起为止。然后医疗资源自然进一步集中到只为少数富人服务的方向：例如整形外科成为重点投资的大热门，真正能挽救许多生命的疫苗和抗生素却因无利可图而被荒废。这并非空言恫吓，而是美国医疗界在过去40年的精确写照。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基础教育和高考选拔：事关每个孩子的前途、国家新世代的思想、和社会阶级的流动性，若是交给市场任由商人自由买卖，前述的重要考虑自然会被完全忽略弃置，私营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必然又将所有资源向富豪阶级集中，整体花费大幅增长，选拔出来的所谓精英却越来越多是资质鲁钝的富家子弟。除了巨富获利之外，绝大多数人民被迫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且更糟糕的是，国家治理水平和学术风气也因而严重腐朽，进一步摧毁系统自我反思、改革、纠错的能力。在这方面，美国又一次成为值得我们警惕的负面先例。
然而正因为欧美的基础教育和人才选拔被市场机制和私有资本彻底腐化了，执政者对有效市场假说的迷信反而更加强化，连环境保护这样明显难以定价的议题也强要削足适履，硬是人为地创造出金融衍生品市场；这里我指的当然是碳排放交易。事实上，碳排放向来由企业自己说了算，监管工作的难处在于测量、审计、核实，而不是收钱；碳排放市场不但不解决核心问题，而且提供公关烟幕，方便污染性企业造假作弊。历史上劣迹斑斑：例如甲烷排放一百多年，一直到去年欧盟发射了侦察卫星，才确认美俄能源公司一直系统性地低报数倍；又如“碳补偿”被Disney和JP Morgan玩成骗局，也已被证实（参见《These Trees Are Not What They Seem》）；“碳回收”则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是21世纪版的永动机，因而毫无经济效益（参见《The Silliness of Carbon Capture and Sequestration》）。欧美政客只在乎作秀欺瞒选民，这是他们体制的弱点；中国有著务实的政治风气，毫无理由盲目引进西方的糟粕。
三．长周期的战略性产业
自由市场的另一个原则性缺陷，在于资本追求经风险调整的收益率（Risk-Adjusted Return）必定引发的短视趋势。一方面长期性投资代表著资金套牢，无法转向投入新出现的高回报资产，带来所谓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另一方面这些长期大型开发计划自然会有极高的风险，使它们更加不对资本家的胃口。然而几乎所有国运所系的重大产业发展项目，例如半导体、发动机和大飞机，都需要很长的无回报投资时段，往往数十倍于消费性产品的开发周期；放任资本对战略级产业发展做技术评估和投资决策，显然是自我毁灭国家经济前途的捷径， 1980年代英美的去工业化政策是前车之鉴。
长周期产业又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技术迭代升级，先天就需要极长的时间和天量的投入，例如大商用飞机的全新机型，从设计到交货，要十年左右；先进发动机更为耗时，从预研到实用，需要大约20年。如此长的研发周期，市场机制根本不可能包容，资本只有在企业已经预先完成寡头独占（Oligopoly）的前提下才可能考虑投资，然而就连波音和空客两大巨头都依旧高度依赖各式各样的政府补贴，那么在中国体制内也就毫无必要强行私有化。
第二类的长周期产业，是迭代升级的实际周期并不长，但是中国落后太多代，所以起始追赶过程对应著较长的时间。因为短周期适合私有资本，这一类产业不须要国营；然而初始阶段的技术落后，代表著绝对自由市场无法自然提供资本和技术累积，所以也不能完全放任。正确的做法，是由中央统筹管理、逐步调整，通过暂时的保护性贸易壁垒和针对性的间接补贴（亦即补贴消费方，以创造需求，而不是直接付给企业），一方面屏蔽国外行业龙头的降价打击，另一方面维持国内企业彼此之间的竞争压力，直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可以听任市场决定输赢为止。
上面所描述的有效产业政策，中国政府并不陌生，光伏和动力电池都是极为成功的经典案例。然而在半导体产业上，却很奇怪地选择放任地方政府以招商形式来建厂，补贴直接付给厂商；这是早年消费性低档工业的速成办法，对技术性高、追赶期长的产业完全不适用，结果自然是引来骗补的短线操作，甚至有同一个骗徒在不同省份获利两次的现象，必须尽快改正。
四．对整体经济有负面影响的获利机制
除了前面所讨论不应容许私有资本运作的三大类产业之外，即使是原则上适合藉市场机制来提升效率的行业，绝对的自由也是过犹不及，不能完全放弃监管。这是因为自由市场先天内含损人利己的获利手段，过度运转对整体经济反而有负面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寡头独占和金融操作。
任何行业的资本累积到足够程度，企业兼并就成为进一步提升营收和利润的最佳手段，而不断兼并的终极目的是寡头独占。这一方面消弭竞争压力，以便人为地维持不合理的高价；另一方面提高入场门槛，容许寡头削减投资，而无惧新竞争者的出现。前者等同变相对消费者抽税，从而遏制整体经济规模和成长；后者在国家的宏观尺度上，更代表著备用产能的不足，使供给链失去应对紧急事件的冗余，在全民面对困难和灾害的同时，不但只能由国家买单负责收拾善后，而且还让资本有了进一步大幅提价获取暴利的机会。当前美国的能源市场，在国际原油价格上涨50%的背景下，汽油零售价却上涨了75%，柴油则上涨了100%，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金融业唯一的正当任务，是收集社会多余的储蓄，转交给实体产业做明智的投资。在能够达成这个任务的前提下，越简单、原始、基本、透明，就越好。这是因为一切金融产品都是虚拟的，可以无限复杂化，从而凭空创造绝对的信息不对称，而不必要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资金配置的效率就越低。英美经济金融化、虚拟化，是他们国家的大不幸，中国完全没有理由去模仿。何况在金融监管上，中方还远不如SEC严格，导致各式各样的虚伪炒作横行，基本毫无代价和后果。这在每年GDP成长5-6%的时期，危害还不明显，未来降到3-4%的时候，如果依旧放任资本或学术界玩弄金融，使诈骗成为致富的最佳手段，投资实业相形见绌，人人不是想著空壳上市收割韭菜，就是要开银行或银子银行，那显然不是国家之福。尤其中国科研学术界的诚信程度还远远落后英美，Nigeria的现状可供借镜。
五．防范资本的洗脑攻势
美国的资本家为了维持自身地位、保障劫贫济富的政策不受阻挠，很早就明白必须掌握话语权，系统性地扭曲学术结论、制造错误认知。为了这个目的，百多年前以玩弄肮脏商业伎俩闻名于世的巨富Rockefeller特别资助设立了芝加哥大学，尤其注重经济系；多年后Rockefeller很得意地称之为他一辈子获利率最高的投资。
然而1929年的股市崩溃以及其后的经济大萧条，彻底摧毁了资本家在美国民众眼中的形象，他们在学术界的代言人也因而消停了一代人的时间，直到二战后美国经济强力复苏，刚好芝加哥大学获得传销奇才Milton Friedman，得以重启洗脑工作。然而他的影响力曾经受到东西两岸名校传统经济学家的抵制，被暂时局限在美国中西部，因而获得“淡水经济学”的外号。
到了1959年，美国富豪们决定另开战线，由Ford和Carnegie家族联合出资，对当时没人重视的商学院体系大幅投入资金和公关资源，使其成为比经济系更重要的理论来源和教育中心。因为商学院原本就是为在职进修而设立的职业教育机构，没有任何历史传承下来的学术尊严传统，所以可以更加一面倒地吹捧贪婪自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完全符合Reagan的治理哲学，于是在1980年代，商学院和将其教材理念付诸实践的Jack Welch都成为最热门、最尊贵的公众膜拜对象。
本文的主旨在于讨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如何管理资本，因而不得不特别强调预防资本买通学术界以扭曲管理原则的重要性。中国早有独立于美式的经济学理论，是改开以来守护国家不落入错误政策陷阱的思想盾牌；然而近年来各大学积极引进美国商学院的体制和教材，照单全收，是一个很大的隐忧，应做系统性的检讨重整。除此之外，国内资本家也已曾学习美方，投资高等学术机构，这是占据思想高地的企图，有严禁的必要。
【后注一，2022/07/19】关于正文所讨论的第四点，亦即即使在短周期的消费性产业，也必须提防自由市场过犹不及，其背后有个一般人不了解的数学常识，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上有广泛的适用性，不事先警惕的话，就会引发错误直觉。这里我指的是“Asymptotic Expansion”（“渐近展开”，参见《Wikipedia》）：与大一微积分所教的Taylor Series（泰勒级数）不同，绝大部分社会学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收敛，而是一个发散级数。换句话说，开头几步似乎有益，但达到某个程度之后，越是加码、偏差反而迅速增大。产生这个效应的机制也不难理解：任何政策都会有受益不平均现象，既得利益者必然会试图固化、推进其作用，因此过度加码自然是为他们顺水推舟。
【后注二，2022/07/21】上周在《龙行天下》（参见【观点│龙行天下】王孟源博士）谈了美国经济学理论之后，有在金融系教书的朋友写电邮来抗议。我想行内的读者可能都有类似的质疑，所以把对话（私人通信，中英夹杂，请见谅）转录于下，供大家参考：
问：1、关于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EMH) ：您在节目和最新博文中都批评经济学家以EMH 鼓吹宣传自由市场体制的高效和公平，但就我们所学，EMH 这一词只是财务学中一种拿来检验股市效率的定义型假说。简单来说，如果股票价格能迅速反应新讯息，调整到新价位，这样的股市就被认为是高效率市场。EMH 的论点是，在高度竞争下，任何投资策略都不可能持续胜出，若当真如此，大家就不必投钱给基金经理人了，可说是让华尔街十分感冒的金融市场假说。经济学家并没有以EMH 为真，而是做了不少实证研究，且研究结果颇为分歧，以致于提出EMH 的Eugene Fama, 和以行为财务学（behavioral finance) 反驳 EMH 的Robert Schiller 同在 2013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既然以美国股市检验EMH 都未能成立，很难想像会有经济学家将EMH这已具有特定意义的专有名词，扩张应用到其他市场，甚至经济体制宣传，至少我们从未听说。
2、关于现代货币学派理论 （modern monetary theory， MMT)：您在节目中将MMT， QE 和 Milton Friedman 作连结，事实上，MMT 并未被主流经济学家接受，它与Milton Friedman’s 货币学派理论 （monetarist theory ）完全不同。MMT 的支持者, 一般多为左派，其中包括 Sanders, 他们认为只要生产供应面没有问题，政府可印钞并大量举债来扩大公共支出，不用担心赤字和通膨，就像是日本长期以来的做法。 Friedman 货币论则认为，以增加货币供给来降低利率，对产出和就业的刺激效果都是短期的，所有增加的货币最终都会反映在变高的物价上。因此 QE 其实是偏离了 Friedman 货币论的主张。
3、关于 Larry Summers: Summers 固然学术能力杰出，但长期以来在国际上推动华盛顿共识，俄国经济私有化和亚洲金融风暴时，他是财政部高层，并且大幅放松金融监管，个人也因此得到华尔街极大回报，不像是您会推崇的人物，我们觉得十分困惑。
答：首先，因为我早年已经确认美式经济学是骗人的东西，自然没有耐心捏鼻子太久去反复钻研所有细节。其次，我读任何题材，向来都懒得记专有名称；这是因为我读书求的是逻辑脉络，而不是标签，即使当年学物理也是如此。此外，要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解释100多年的经济理论演化，不Play fast and loose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的抗议，在字面上都是对的，但在实质上不影响我的逻辑叙事。例如芝加哥学派的宗旨，的确是归纳市场万能，本质上等同金融系所谈的EMH；事实上后者还标识为“假说”，Friedman可是把它当成绝对真理来传播的。问题在于经济系没有赋予这个重要教义一个简单易懂的英文名字（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the “Market Omnipotence Theory”!），所以我只好去借金融系的Analogue，并不是在指控金融系也相信市场万能。
至于MMT，我知道是近年民主党系经济人搞出来的东西。不过我的观点是这样的：Milton Friedman开始的Monetarist Theory在学术上似乎很Innocent，但实际执行起来（别忘了，我在节目中特别先Qualify，我所解释的，不是那些理论的学术版本，而是它们在行政上的实际影响），就是遇到问题就印钱。MMT只不过是自然的下一步，鼓吹印钱可以是无限的。很反讽的，这其实反映了Sanders他们的无奈：过去几十年的印钱，都立刻进了财团的口袋；既然小老百姓排在最后，那么只好鼓吹无限才轮得到他们，事实上Biden也的确因此而做了较合理的分配。这一点，我在节目中也提到了。
还有Summers，他当然是Neoliberalism的健将，但这一轮通胀连Stiglitz都为了民主党的政治正确而事先多番Minimize the threat，Summers是成名经济人中唯一一个坚持高调警告的。我已经考虑了他90年代的犯行，所以才只称他为半个说实话的经济学人。毕竟Sachs也曾全力鼓吹休克疗法，不是吗？这里的问题在于整个美式经济学的基础就是歪的，不可能有完人；只要他们用心不太自私，偶尔有了解真相的智慧和说实话的勇气，就已经远胜芝加哥学派的全部。
【后注三，2022/07/24】正文举当前美国能源市场为例，解说寡头垄断为资本所带来的暴利。除了售价涨幅远超原料之外，上月公布的毛利率数字是从年初的略低于20%直升到60%，现在我们有了净利率的成长数字（参见《Top U.S. Refiners Set For 652% Surge In Profits》），在短短几个月跃升为7.5倍，可供读者参考。
【后注四，2022/07/25】最新的统计数字指出美国是今年上半年全球最大的LNG出口国（参见《The U.S. Becomes World’s Top LNG Exporter》）。当然这里的附带结果，是美国国内的天然气价格也成倍上涨；所以6月8日Freeport LNG Terminal爆炸，对Biden政权控制通胀的企图，是略有小补的。
【后注五，2022/07/31】正文中提到美国因迷信市场万能，连军队也硬是私有化；这除了对外用兵交给佣兵公司之外，也反映在正规军的生活管理细节上，几年前海军补给贿赂案丑闻（参见《Fat Leonard Scandal》）是一个例子，今天又看到另一个案例（参见《U.S. military-run slot machines earn $100 million a year from service members overseas》），多个媒体报导，美军在海外基地普遍设置赌场，供无聊的士兵玩乐，每年从这些原本薪水就很有限的底层官兵手中榨取金钱，进账超过一亿美元。
【后注六，2022/08/02】这两天因故拿美国经济和金融的一些历史记录来玩耍，偶然注意到一个以往没听见其他人讨论过的小现象，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参见下图。这里所用的数据是1947至2022年的真实GDP（Real GDP，亦即排除了通胀的影响），每季一个资料点（Quarterly Data at Annual Rate，含Seasonal Adjustment季节性调整，亦即排除了淡季和旺季之间的波动）；有兴趣复制的读者，请移步到《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C1)》，下载资料到电子表格，然后进行以下的三个步骤：1）取对数；2）消除斜率（De-trend；这75年的平均GDP年增率是3.07%，相当于每季增长0.75%，我们把这个平均增长率从数据中扣除）；3）适度平移放大之后，将时间序列制图为曲线。
解读这张图的重点观察，在于美国二战后75年的经济发展史，可以分为三个明显的段落：1947-1964是高速发展期，1965-2007期间虽有过滞胀，整体依旧算是稳定成长，2008至今则增长乏力。有趣的是，1964年是美国投入越战的起点（参见前文《美国小官僚的大错误》），而2007年则发生了subprime Crisis次贷危机。美国的没落咎由自取，在衰颓的过程中还忙著杀人越货、到处放火，真是邪恶至极。
【后注六，2022/09/10】博客曾在2019年反复发文以将波音衰败的起源和过程介绍给华语世界（参见《波音衰败之源》一文总结更早的其他4篇文章），其主旨正是本篇博文中所讨论的，美国商学院体系在上世纪后半被资本收买，因而有意扭曲教程，全力鼓吹短线营运和金融炒作，由Jack Welch在GE身体力行、发扬光大，然后传染到美国实体工业的另外两个巨头：波音和Intel。现在波音已经走上不归路，危机后的新任CEO居然依旧是GE的Alumnus（校友？），新总部搬离芝加哥却不是回归西雅图，而是转往Virginia以便就近游说国会，显然是准备进一步放弃民航业务，以专注在高利润的军工生意上。
今天看到PC行业的爆料天王MLID透露（参见《Intel’s Xe Odyssey is Over: Discrete ARC is Effectively Cancelled》），Intel因财务紧张而不得不放弃（Give Up，这里他指的是Intel将只象征性地生产销售极少量产品）刚刚重启的新一代GPU产品Archmage，综合上个月因同样考虑而终止的Optane永存技术，难免让人唏嘘。其实Intel步上波音后尘，要晚了十多年（正如波音自我毁灭的起点，也比GE晚了十多年），到2005年换上第五任总裁Paul Otellini才是金融财务出身；但他在任八年，对公司的路线、人事和文化有著深远的腐蚀效应，而且挑选来接任的Brian Krzanich和波音的Muilenburg一模一样，是工程专业做不好、半路出家转攻“经营学”的“科技管理人才”，再经一任又是CFO出身的Bob Swan，公司已经积重难返。等到了2021年，GE和波音的教训在美国思想界慢慢传开，Intel的董事会终于把几年前被迫出走的技术派主管Pat Gelsinger求回来收拾残局，然而16年的沉厄再遇上重新崛起的竞争对手AMD，他力挽狂澜的前景并不乐观。
这里最令人失望的，在于连Intel董事会这样的美国商界精英都在两年前就知道必须洗心革面，而我在第一时间就努力提醒的中国商业界和商学院却依然无动于衷，摆明了要继续害国自肥到底。唉，只能等中央出手整治了。
【后注七，2022/09/23】今天看到银保监会的公告（参见《银保监会：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增量风险已基本控制 存量风险化解正有序推进》），有点感触，建议大家去阅读了解。这些“成就”（我打引号，并不是因为方向不对，而是任务还没有完成），都是正确的方针，以短期的痛苦，换取长期的发展，而且执行上阻力极大，几年下来最高层仍在坚持，这在西方体制下是无法想象的。当然决策明智，并不代表细节上不会出问题，然而事关长远的国运，绝不能遇难而退；部分民众的经济利益也受损，请记得这是为国家公益的必要牺牲。
【后注八，2022/10/19】有住日本的网友私下问我对少子高龄化的对策，以下是我的回答：
我对少子化和高龄化这些人口议题，向来不是太担心，因为它们刚好帮助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对人类社会整体来说是一件好事。未来几十年，中国作为先进国家，如果能够不断推动理性、逻辑的改革，扫除社会中以私害公的利益集团，将生产发展效率最大化，那么即使因为人口结构问题让出一些低端产业，仍旧能维持很高的生活水平。换句话说，人口结构并非日本衰落的决定性因素，过去30多年面临美国连串打击以及台湾、韩国、大陆的竞争而没有做出正确政策应对，才是失败的关键。
【后注九，2022/10/29】前两天留言栏有被反中集团洗脑的人，对新冠防治问题妄下评语，让我非常失望；难道博客对昂撒系媒体扭曲事实的伎俩，讨论得还不够吗？八年多来，我反复解释并示范几千次，做分析第一步就是要找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在这个议题上，所谓的第一手资料是例如这个网页《（EU） Excess mortality hits +16%, highest 2022 value so far》）。为了方便英文不好的读者理解，我简单解释一下；请看下面这张图表：
这条曲线是2020年以来，欧盟的“额外死亡”“Excess Death”占2016-2019平均死亡人数的百分比。因为新冠致死的受害人不一定在死前死后做过检测，额外死亡反而是估计其人命代价的最佳指标；这一点博客在2020年疫情早期就解释过，后来《The Economist》还因此专门反复去做统计。这里最惊人的结论，在于欧盟的额外死亡率，自2020年3月之后，就以10-15%为中心值做上下震荡，并没有因为疫苗或新变种而缓和。当然，2022年的数据可能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但是事关每月多死5万人（考虑人口比例，相当于中国每月多死13万人），在有明确定论之前，根据保守原则，谨慎斟酌对策，才是为政的正道。
【后注十，2022/10/30】有兴趣进一步了解额外死亡率的读者，还可以参考另一个专业网站《Excess mortality dur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COVID-19)》，然后选择不同的国家和年龄区间。2022年额外死亡率居高不下的重灾区，正是西欧国家，例如德国和英国都还在15%左右；相对的，美国在5-10%之间，俄国则基本为零；其中美国算是典型，和全世界（中国除外）平均值最接近，比前两年有显著下降，这也和指出Omicron毒性有所降低的其他证据相吻合。至于年龄，在德国是60几岁的人贡献最多，英美则是青壮年；这可能是因为更年长的老者在2020年和2021年首当其冲，健康状况较差的已经被淘汰过了。
这里最可怕的观察角度，在于欧美早就躺平，所以有著相当普遍的自然免疫现象；要考虑中国放弃清零的后果，我建议读者专注到疫情前两年管制较为成功、在最近才失控的地区，它们不约而同地在其后经历一个极大的死亡高峰，例如新加坡5月为34%、台湾7月为44%、南韩5月71%、香港169%（参见下图）。因为中国的防疫比这些地区还要严密，自然免疫程度更低，如果不做好准备，可以预期开放之后会面临更剧烈的死亡潮；单月峰值50万人以上（若类比南韩，为64万人），第一年总额100-200多万人（若类比台湾，前五个月为106万人；若类比香港，则为三个月220万人；请注意，香港可以在疫情全面蔓延之后重新清零，中国因体量差距，很可能无法做到），是合理并相对保守的估计（请一并参考博客两年前有关东南亚人口对蝙蝠携带冠状病毒具有历史抵抗力的讨论）。
从上面的估算，可以进一步推演，讨论“牺牲人命换取经济产出”的合理性。首先，经济学认为国民人命的金钱价值大约为人均GDP的150%，所以上面估计的额外死亡人数相当于中国GDP的0.2%，的确低于一般估算清零政策的经济代价。请注意，经济学里的人命价格是由个人自己评估的结果，并不随年龄增长而下降，所以再加上躺平政策吹捧者所常提起的“老年人没有生产价值”那个论述，似乎放弃清零保障经济是明显划算的事。然而这个估算忽略了新冠后遗症对青壮年的危害，以及额外死亡代价主要由弱势阶级承受的事实，更别提尊重生命权作为最基本人权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因而在精确的计算权衡和足够的弥补措施出笼之前就贸然接受，有残忍、自私（如果有好健康和好健保）或愚蠢（如果没有）的嫌疑。以我个人为例，因为台湾的入境防疫要求，连父亲的丧礼都无法出席；一旦入境隔离在10月13日被取消，我当天就搭头一班合格飞机回来探亲。我自己当然喜欢解禁所带来的便利，但也明白这是由额外死亡几万条生命所换来的，所以绝对不会去主动做要求。
【后注十一，2022/11/29】上面【后注十】的讨论，用错了一个经济学数据，在此特别致歉并更正；不过实际上修正细节反而大幅加强核心论述，这也是上个月我掉以轻心，没有仔细去核实的原因之一。这里我指的是人命的经济价值：生命的等价估算，不是GDP的150%（那是一年“quality life”的价值，也就是少一年病痛缠身、可以自由走动），而是人均GDP的150倍；那么100-200万人的额外死亡，相当于10-20%的全国GDP，远远不是划算的交易。不过实际上，病毒致死会筛选老弱病残，所以这些估算原本就不准确，反而分散了对人命道义价值的关注。
【后注十二，2023/01/01】今天看到一则伪托Napoleon的笑话（实际上似乎是1920年代德军总参谋长Kurt von Hammerstein-Equord的评论，参见《I divide my officers into four classes》），刚好触及多年来在心中酝酿的一个担忧，在此和大家分享：有人请教Napoleon用人的基本原则，后者回答说，那简单得很，我考虑两个维度：聪明智慧和勤恳努力，两者兼有的可以带兵指挥，两者兼无的则当底层士兵。提问者追问，那如果只有其中一个优点呢？Napoleon答道，只有前者的适合出任最高级将领，但只有后者的必须赶紧枪毙。
这个笑话背后有很深刻的道理，亦即处理一般日常行政运作的领导干部（或者急著出论文的年轻学者）固然必须有些基本才智，但最影响成效考绩的还是其勤劳肯干的程度（忽略运气和吹牛拍马、拉帮结社等中性或负面因素）；然而越往高层的大方向政策取舍，全方位、长周期的深入思考、事先预谋、精确规划来追求节约并优化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换句话说，帮助国家人民“偷懒”）就越重要，纯粹凭借用功努力的事后弥补也越不可取。问题在于官僚体系下的考选提拔必须有统一规则，既然中低层行政以勤政为首要标准，最终拔擢出来的高层并不见得会有足够的智慧。以上的叙事正是《Peter Principle》的逻辑基础：无能将帅累死三军，例如中国政坛多年来在被打脸无数次之后依旧有人坚持崇美，就是这个原则的彰显结果；学术界那许多名不符实的院士，也同样来自这个机制。
【后注十三，2023/01/10】过去两年来，美国SEC（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前MIT教授Gary Gensler领导下，可谓脱胎换骨。他一上任就先拆了SPAC那个定时炸弹，然后对所有SEC辖下的金融产品和市场做了全面而且持续的检讨和监督；这里我是亲身体验，因为SEC本身的人手不够，必须分发工作给学术界，我的小孩因而一连两个学期替他们打工，分别研究了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这是最近拿新能源来骗钱的常用标签）应有的标准，和某种金融衍生品的交易细节。今天又看到这则新闻（参见《McDonald’s former CEO agrees to pay $52.7M in SEC settlement》），Gensler连个别高管搞烂公司后，拿巨额解约金退休都不容许，这可是美国20年来首见的案例。再对比本周稍早的报导（参见《FTC proposes ban on non-compete clauses in employment contracts》），另一个商业监管单位FTC（Federal Trade Commission，联邦贸易委员会）准备禁止Non-Compete Clause（NCC，竞业禁止条款），也是冒资本财团利益之大不韪、为国为民奋发改革的案例。SEC和FTC的主管虽然只是副部级，但作为金融和工商专业的领导，对国运有著绝对性的影响；光是SPAC一事就可能已经为美国节省了万亿美元级别的潜在损失。相对的，中国最重要的两类专业主管，亦即金融和科技，在2022年反而更加醉生梦死、图利强豪，怎不让有识之士忧心如焚？
【后注十四，2023/03/17】根据《经济学人》报导（参见《China’s Communist Party takes aim at hedonistic bankers》），最近几个月中国政府对“高等金融”（亦即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等等）的态度急转直下（“the communist party has taken an extremely grim view of finance”），读者可以拿来和正文对比。
【后注十五，2023/04/04】读者或许已经注意到这件消息《美光被审查背后，中国存储市场要变天了？》；我想指出它可以拿来和正文中那句“屏蔽国外行业龙头的降价打击”做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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