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Worker's Liberty
翻译：赵丁琪
近几十年来，关于“民粹主义”作为新的重要政治运动形式的讨论不绝于耳。一些左翼人士甚至说，我们应该拥抱它。诚然，讨论“民粹主义”在概念上存在很大困难。一方面是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高度多元化和异质化的“左翼民粹主义”，它非常倾向于黑人解放和妇女解放等解放政治。另一方面，英国工党中的“蓝色工党”派则是深具民族主义和社会保守色彩的民粹主义，普遍敌视解放政治。
在概念上出现的其他困难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虽然民粹主义的一些变种会被认定为“左翼”或“右翼”，但民粹主义运动往往采用克服或超越左/右分歧的说辞。
在我看来，民粹主义的关键原则是“人民”与“精英”之间的核心对立。占领运动中关于“1%”和“99%”的著名口号很好地表达了这一信条。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中，“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对立是基于剩余价值榨取的剥削关系，但民粹主义中“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对立则不同。
我认为，所有形式的“民粹主义”，包括那些政治内容最进步的“民粹主义”，对社会主义者来说都是死路一条。我将用两个被视为 “左翼”和“民粹主义”的截然不同的政党来说明这一点：让·吕克·梅朗雄的 “不屈的法兰西”（La France Insoumise）和西班牙的“我们能党”（Podemos）。
我的观点是，尽管这些政党在实质政治上有很大不同，但它们在实践中表现出的缺陷都源于民粹主义本身固有的理论弱点：阶级的缺位。在这里，我将阶级理解为一种与社会生产力相关的物质地位，而非一个文化范畴或只是一个相对收入的问题。
换句话说，民粹主义的核心问题在于它以“人民”而非“工人阶级”作为主概念。作为一个范畴，“人民”掩盖了阶级的区别，尤其是(i) 工人阶级；(ii) 传统的小资产阶级（即出售其劳动产品而不雇佣他人的独立商人和工匠）；(iii) 小资本家之间的区别。
因此，任何转向民粹主义的做法都只会让我们忽视，为什么社会主义要把工人阶级作为社会变革的关键力量，为什么我们需要为有组织的劳工建立独立和民主的机构。
简而言之，采用民粹主义就是背离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任务：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
“不屈法兰西”
“不屈法兰西”运动由曾长期在法国社会党任职的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领导，是一个自称为“运动”的组织，成立于2016 年。梅朗雄在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取得了一些成功，他在第一轮选举中赢得了19.58%的选票，但在今年（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不屈法兰西”组织在法国只获得了6.3%的选票。该组织的主要人物纷纷投奔其他政党。
梅朗雄的前地区顾问安德雷亚·科塔拉茨（Andréa Kotarac）就是这样一位叛逃者，她甚至支持玛丽娜·勒庞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以此来阻止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总统的“前进”（En Marche）运动。
尽管梅朗雄提出了再分配政策，但他的政治纲领本质上是披着左翼外衣的民族民粹主义。梅朗雄计划的核心支柱是法国的国家主权。他的言论往往以反德和反欧盟为主题，而不是针对国内和国际资产阶级的联合阶级斗争。
例如，他在2015年出版的《俾斯麦的毒药》（Le Hareng de Bismarck）一书中谴责了强加给欧洲的“德国毒药”。梅朗雄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否认法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希政权的反犹行动负有任何责任。维希政权曾与占领法国北部的纳粹德国达成协议，统治法国南部。
尽管此前梅朗雄曾表示移民不是问题，但现在他公开主张加强边境管制。他多次将移民描述为“对工资和社会收入造成压力”的重要因素，并对迁徙和居住自由表示敌意。他甚至采用极右翼言论，称移民正在“偷（法国人的）面包”。
梅朗雄将国家主权置于阶级团结之上，并因此迎合仇外心理，从而掩盖了法国国内的阶级剥削，并以国籍为界限分裂工人。这也清楚地表明了为什么一位备受瞩目的“不屈法兰西”运动（La France Insoumise）成员会如此轻易地投奔极右翼。
“不屈法兰西”运动缺乏内部民主。虽然该党有一个“大会”，但60%的大会代表是从网上表示有兴趣的党员中抽签选出的。由于这些代表从未经过选举产生，因此表面上他们甚至不对党内其他成员负责。
实际上，大部分决策权都掌握在梅朗雄的核心圈子里，因为他们可以刻意制定限定的会议议程。因此，“不屈法兰西”组织无法就其政治立场进行有意义的公开辩论。
事实上，梅朗雄在2018年左翼集会“变革的世界”（The World Transformed）上发表演讲时，公开表示“不屈法兰西”没有党员结构就意味着“没有内部权力斗争”，并对此感到自豪。
因此，无论是其对民族主义的拥护，还是其自上而下的单一结构，“不屈法兰西”的“左翼民粹主义”都不是社会主义者的榜样。
“我们能”党
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于2014年在西班牙反紧缩抗议活动后创立了 “我们能”（Podemos）党，作为一个针对失业或不平等问题的左翼运动。
“我们能党”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按党员人数计算，它是西班牙第二大党。在2019年11 月的大选中，由“我们能”党和其他左翼政党组成的选举联盟 Unidas Podemos 赢得了西班牙议会下院（众议院）350 个席位中的35席，以及上院（参议院）265个席位中的6席。11月12日，该联盟与社会民主党PSOE签订了联合政府协议，马德里《国家报》报道称，协议“措辞宽泛，可以考虑任何形式的措施”。
总体而言，“我们能”党的民族主义色彩远低于“不屈法兰西”组织。它的内部政治生活也更加丰富，并设有向国家机构提交提案的正式机制。
尽管与其他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相比，“我们能”党的优势值得称道，但其政治存在严重弱点。它采用的“选举战争机器”战略牺牲了最初让Podemos声名鹊起的街头运动。
与21世纪的大部分左派一样，“我们能”党也对“互联网民主”有些痴迷。虽然网络投票在“可及性”方面似乎很有吸引力，但对网络投票的依赖却挤压了商议和辩论的空间。
成员们经常独自在家投票，没有机会充分、透明地听取所辩论的提案。这有利于那些对组织内部交流拥有最大控制权的参与者。“互联网”民主很容易成为组织领导层为其立场获得全民投票批准的工具，而不是批判性地讨论和决定成员提案的手段。
尽管“我们能”党在形式上的民主结构令人印象深刻，但实际上伊格莱西亚斯的个人领导才是该党的核心。这是左翼民粹主义运动类似于波拿巴主义的大趋势，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与作为无差别群众的“人民”直接沟通。
换句话说，由于民粹主义的基础是一种能够克服“人民”内部分裂（包括阶级矛盾）的“共识”，因此民粹主义运动往往围绕着一个能够体现这种“共识”的领袖人物展开。
就“我们能”党而言，与“人民”直接沟通的意识形态甚至到了完全以民调数据为决策依据的地步，仿佛仅仅反映“普通公民”的现有观念就足以取代通过民主决策的方案来改变这些观念的斗争。
“我们能”党曾希望“人民”与“精英”的民粹主义分野能创造出一个新的、统一的左翼，但事实证明这种希望是错误的。在经历了2014-2015 年快速但短暂的崛起之后，其选举表现一直不佳。伊格莱西亚斯与“我们能”党的创始人伊尼戈·埃雷洪（Íñigo Errejón）之间多年来一直存在激烈分歧，如今该党已经分裂。埃雷洪更强烈地主张“不左不右”的政治，强调反对阶级对立的“爱国团结”。他现在领导着自己的政党 Más País，该党正是基于这一纲领。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民粹主义的根本问题：尽管它口口声声说要构建一个超越传统左/右二分法的新社会联盟，但它并不能简单地阐明按阶级划分的物质利益。只要“我们能”党植根于建立这种联盟的理念，它就仍然是一个不恰当的左翼政治形式。
无产阶级，而非“人民”
这让我想到了伟大的美国社会主义者哈尔·德雷珀提出的经典问题：“为什么是工人阶级？”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将工人阶级置于我们政治的中心，并不是因为我们相信工人是天生的具有优秀品德的人，也不是因为我们相信社会中一切形式的压迫都可以归结为阶级矛盾。
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生产阶级，工人阶级具有从内部挑战资本主义的独特地位。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财富生产直接源于从工人阶级的劳动中榨取剩余价值，这意味着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具有独特的经济影响力。
此外，由于工人阶级是一个世界性的阶级——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蔓延创造了遍及所有国家的雇佣劳动。因此，工人阶级具有独特的能力，能够在结束经济剥削这一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劳工运动及其有组织绝不仅仅是“人民”的众多组成要素之一，它们对左翼来说至关重要，这正是因为物质阶级利益为团结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部分被压迫者提供了客观基础，也为从内部战胜资本主义提供了手段。
无论人们对“人民”这一范畴做出多么宽泛的解释，它都无法像工人阶级那样为团结斗争提供真正的世界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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