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历程中，片面或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忘记”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辩证唯物主义是基础，唯物史观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应用。因而“忘记”唯物辩证法“真理都是具体”的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历史条件和世界环境都发生深刻改变的情况下，仍然强调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不适宜搞社会主义，甚至把适当超出生产力水平的集体经济定性为“极左”；二是对唯物史观，“专家”们只讲适合自己道路主张的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水平，不讲不适合自己道路主张的生产关系也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与当代生产力发展产生严重冲突，连西方政要都要捧起《资本论》来寻求解决办法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私有经济仍然是“香饽饽”。出现这两大问题，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成功后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想不受到冲击甚至是改变很难，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也会受到困扰。
一、世界上没有抽象真理，离开唯物辩证法原理的审时度势机械强调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水平，是形而上学的僵化思维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其中，辩证唯物主义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唯物史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运用。在唯物辩证法面前，世界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又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世界上没有在任何时间、地点和条件下都适用的抽象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列宁全集》第12卷第273页）。比如，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180°这一真理的前提条件是平面。在曲面上还套用这一定律，就成了谬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早就深刻指出：“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二百一十六页）。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水平也一样，不是可以不顾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世界环境生搬硬套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总是要求不能把他们的学说当成教条只能作为行动指南的原因，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被称作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道理所在。中华传统文化称之为审时度势。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首先做出了表率。19世纪中叶，带有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农村公社在地球上已基本绝迹，但俄国农村公社却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保存下来。当俄国农村公社在新的历史环境下面临道路选择而在国内产生激烈争论求教于马克思后，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肯定俄国农村公社完全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前途，但却对有学者不分析历史环境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只能根据唯物史观原理先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行了直接否定：“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41至342页）。虽然马克思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回这封信的时候，还没有面临如今落后国家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的情况，更不可能看到今天的俄罗斯搭上资本主义末班车后，各方面都一落千丈的问题，但马克思根据俄国“特有的历史条件”深刻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引者注），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同上，340页）
“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的措词有多么严厉！表明马克思对这种片面对待自己思想形成的“马克思理由”有多么愤怒。难怪马克思面对类似的“马克思理由”，都要声明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很熟悉，但对唯物辩证法原理掌握还不够，有时也对这样的“马克思理由”很欣赏。
为了阐明唯物史观不是抽象真理，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回信中，还根据古罗马的历史进程指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同“大地产的形成”与“大货币资本的形成”“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制的”（同上，342页）。其实，就俄国在19世纪中叶还保留着原始的农村公社就足以证明，尽管人类社会确实存在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基本规律，但人类社会从来就没有千篇一律。西方封建社会的历史都不长，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却长达两千多年。正如列宁在《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中阐明的那样：“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那么，近代以来落后国家所面临的世界环境和历史条件，出现了哪些让我们不能拘泥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水平的深刻变化呢？
首先，历史发展到了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家阶级为了自身利益与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继续维持自身统治，已经开始对落后国家疯狂侵略掠夺的帝国主义阶段。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当无力解决类似“英国百万工人大罢工”、“占领华尔街”、“法国黄背心运动”这类国内冲突后，资本家统治阶级面临两种选择：一是随着各种矛盾加剧被无产阶级推翻；二是通过先进的军事、科技和经济等手段，侵略掠夺后发展中国家，从由此而来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以提高工资福利待遇等方式来缓解国内矛盾。资本家统治阶级当然会本能地选择后者。奥巴马就很直接：10多亿中国人不能都过上美国和澳大利亚人那样的生活。特别是1949年“北约”成立形成帝国主义联盟后，落后国家的发展处境更加困难，无论是朝鲜战争还是对利比亚和叙利亚等的入侵，都能看到帝国主义联盟对落后国家合围打压的身影。这是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最深刻的世界环境变化。晚清以来的中国之所以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社会形态，就并非单纯是唯物史观描述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而是加上帝国主义这样的社会存在共同决定的。这表明，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唯物史观原理和帝国主义这个社会存在共同发生作用的特殊历史阶段。落后国家在选择社会发展道路时，怎能只强调书本里描述的社会存在，忘记帝国主义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现实存在。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凡是融入资本主义体系又不想当附庸的，有谁顶住过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先生老是欺负学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
其次，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后，世界上很快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成功后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原苏联以及东欧帮助援建我们的156个大型项目，就极大地加快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较快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美国对外侵略扩张仅有的失败，恰恰就是在选择了社会主义并得到了社会主义阵营援助的朝鲜和越南。民主革命成功后的道路选择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第三，阶级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马列毛主义已经产生并为广大群众接受和理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政党经受了正反两个方面的锻炼，并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在尊重并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完全排除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马克思主义。“两个绝不会”是人类还没有充分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被动接受社会发展规律支配的结果。在充分认识并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是可以改变历史进程的。我国成功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充分认识并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情况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一方面尊重唯物史观反映的社会发展基本规律，不照搬苏俄道路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面按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法原理，不拘泥于孙中山先生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民族资产阶级仅仅是团结争取的对象。这按照民主革命的性质显然不合规。然而，合规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了，不合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却胜利了，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像西藏这些更落后的地方，甚至堪称跨越千年。
第四，工农大众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不断提高，正在不断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形成了建立一定的、适当超出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的群众基础。在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次探索过程中产生的大寨、大庆，以及后来那些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在分田单干后仍然坚持农村集体经济、早就实现共同富裕的地方，就是这些“自为阶级”的先进代表。南街村与小岗村在不同道路下形成的巨大贫富差距，不在于生产力水平不同，而在于领导班子和群众基础不同。
第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越来越与当代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产生尖锐冲突，不但经济危机爆发频繁，而且危机后的复苏更加艰难，时间更长，连西方政要都要捧起《资本论》来寻求解决办法。西方世界的有识之士甚至在08年危机后召开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了资本主义到底还适不适合人类生存这样的质疑。
近代以来落后国家面临的这些历史条件和世界环境，与西欧资本主义产生时相比，明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时不存在来自外部势力的强力侵扰。这是他们得以自由充分发展的前提条件。虽然这些变化并未改变唯物史观描述的基本规律，在大政方针中还必须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更不能认为社会主义不需要物质条件的支撑，不重视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只能适当超出生产力水平。毛主席在“三大改造”完成后多次纠“左”。就是基于唯物史观逻辑。
但是，当帝国主义为了自身利益开始疯狂侵略掠夺落后国家，落后国家充分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已不像西欧资本主义产生时那样存在，搞资本主义很容易重蹈《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覆辙以后，在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和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有劳动人民正在逐渐变为“自为阶级”的群众基础，搞社会主义可以得到阵营援助反而更有利于发展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问题上，还认为不能越雷池半步，只有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真搞社会主义。从而整个“公有制的经营性资产占社会经营性总资产的比例，…降到30%以下，公有制经济的就业人口在经济领域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则不到20%。”（周新城《关于公有制主体问题的思考》2017年7月31日《》网）。甚至三级所有生产小队为基础这种低水平的集体经济都定性为“极左”。这不是不懂得审时度势的僵化思维是什么？这不是不讲唯物辩证法所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又是什么？中华传统文化管这叫“一根筋”。在这种一根筋下，新民主主义革命都不应该，应该在“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半殖民地条件下，当它上百年的孙子，待“蒸汽磨”大量发展起来后，再搞新民主主义革命。
究竟是强调历史（而不是共产党人的信仰追求）已经不容许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历史阶段，“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毛主席犯了“左”的错误，还是斥责毛主席犯了“左”的错误的那些“专家”们，片面对待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忘记”了唯物辩证法所要求的审时度势，形成了形而上学的僵化思维，已无须赘言。
生产力水平低和物质条件差的“国情”，曾一度是喜欢资本主义的“专家”们鼓吹大力削减公有经济大力发展私有经济的底气。然而，什么样的国情可以离开世界大环境？曾经牛皮哄哄的大清天朝，不也在近代以来的世界环境中变成了半殖民地吗？只讲国情，不讲国情与世界环境和历史条件的联系，不叫实事求是，而叫片面看问题。正如列宁在《统计学和社会学》中所说：“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
所谓的与时俱进，也根本不是去研究近代以来的历史条件与世界环境，与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时出现了那些重大变化，而是“专家”们按照只有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真搞社会主义这类道路主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取舍。
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成功后，审时度势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想不受到冲击甚至改变都难。
一段时间来，一些人被以发展生活资料为主的经济高增长冲昏了头脑，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变了，世界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代，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产生了动摇。他们忽略了两个重要事实：一是如果没有毛主席坚持社会主义才那么快形成重工业基础特别是“两弹一星”的国防实力，加上抗美援朝一战立威，使不可一世的美帝“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你以为能有这么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去放手发展生活资料的生产，形成经济高增长吗？类似“银河号”和大使馆被炸的事件，恐怕会很多，重蹈鸦片战争的覆辙都不是没有可能。二是在一架波音飞机就可以换几亿件衬衫的时代。帝国主义凭借科技优势不费一兵一卒就能掠夺我们，才对这样的发展睁只眼闭只眼。而一旦步入“5G”这样的新质生产力时代和他们抢“饭碗”，那就必遭打压。孟晚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中兴”、“华为”等被疯狂围剿，贸易战、金融战不断来袭，由美国牵头的新“庚子赔款”一度酝酿，武力威胁也正在上演，都是最好的证明。
二、抹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谎言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严重弊端
在私有经济迅猛扩张的过程中，有一个因此而受益的既得利益阶层。这个社会阶层特别是为他们代言而获得大量好处的“专家”们，为了自身特殊利益，总是在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上，编造谎言抹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掩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严重弊端，再加上在非国计民生领域通过“改制”大量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社会经济曾一度有过两位数的高增长，这就使得人们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误解，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盲从。如果不戳穿那些以假乱真的谎言，让人们看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实存在严重弊端，看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与当代生产力发展产生了尖锐冲突，使得社会经济发展总是周期性地陷入泥潭，只有依靠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克服这些严重弊端，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开辟广阔前景。那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改革开放以来首次提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就无法从文件里走到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中。
（一）“公有制没有效率共同贫穷、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抹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而抹黑毛泽东时代的所谓“贫穷”和“短缺”，都是指生活资料相对而言的不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列举了大量翔实数据，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党的十八大报告，也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时代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奠定了“宝贵”的“物质基础”。仅仅生活资料相对不足，代不代表“贫穷”这里不论，“天地之间有杆秤”。这里需要戳穿的谎言是，仅仅生活资料相对而言的不足，也根本就不是“公有制没有效率”，而是基于以下原因：
一是由于旧中国属于近百年来积贫积弱的农业大国，新中国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追赶世界潮流，也为了尽快提升国防实力，不得不实行以农副产品为主的“低消费高积累”，不得不偏重重工业的投资，所谓“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搞原子弹”，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这是落后国家追赶世界潮流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我们列举一个简单案例，就能让大家对“低消费高积累”窥一斑而知全豹。笔者老家所在地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种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有点名气的水果，但这种水果收获以后基本上都不在国内市场流通，生产队采摘下来后直接运送到火车站，出口换汇。
特别是随着工业化进程和人口自然增长的加快，既要满足工业用粮和城镇人口用粮的大幅增加，还要用有限的粮食出口换汇，必然加剧粮食供应的紧张情况，国家不得不对粮食采取“统购统销”政策。连提出这个方案并被中央采纳的陈云，都感觉自己挑着一担火药（详见《陈云文选》第2卷第208页）。一方面，不满足城镇人口和工业用粮的大幅增长，由中央集体讨论决定的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就会受阻；一方面，农民除了要交售公粮（旧时俗称皇粮）外，还要交售大大超出公粮数量的征购粮，很可能会引起农民的严重不满。
试想，如果不优先重工业投资，把这些钱都用来发展主要为人们生活服务的轻工业，如果不实行以农副产品为主的“低消费高积累”，你觉得还会出现生活资料相对而言的不足吗？况且，尽管为追赶世界潮流提升国防实力而优先考虑了重工业，实行了以农副产品为主的“低消费高积累”，但党和国家从来没有忽视民生。毛主席的《论是大关系》，在讲到“重工业是重点，要优先发展”的同时，就强调要“适当地调整一下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列，要在工农业总投资中适当地增加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重”。因此，尽管新中国一穷二白，还要优先考虑重工业和提升国防实力，但仅仅发展了20多年，人民群众的生活就得到了很大改善。50年代我们只有5亿多人口，到70年代后期就有9亿多人口，20年间增长了4亿多，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所谓的“人口红利”，与现在的人口出生率出现负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不是公有制本身带来的问题，在初步实现工业化并提升了国防实力，具有相应的国际地位后，国家就会反过来予以解决。70年代初实施的“四三方案”，就重在改善民生。70年代中后期逐步取消以农副产品为主的“低消费高积累”。79年开始陆续提高粮食、油料和棉花等18种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80年代大量重军工企业又开始转型生产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摩托和小轿车等等，都是开始重点反哺民生的接续。只不过，一些人把本该继续保持的重军工项目也下马了。直到被“海湾战争”惊出一身冷汗，才知道我们的国防实力又落后别人太多了。
把我国在农业大国的基础上，有了重工业这样的物质基础，有了“两弹一星”这样的国防实力和重要国际地位后，可以大力发展为人们生活服务的轻工业，可以取消以农副产品为主的“低消费高积累”，并又发展了几十年后还仅仅是市场上流通的并非是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资料的相对丰富，说成是私有制比公有制有效率，这难道不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吗？大力反哺民生从而改善了人们生活的“改革”，在存在帝国主义的条件下，难道可以建立在没有重工业和国防实力的基础之上？
二是毛泽东时代的农副产品都是坚持自然生长的有利于人们健康的绿色食品，生长周期都很长，总供给数量自然赶不上“高科技狠活”下形成的非绿色甚至有害健康的食品供给数量。比如一头喂粮食和青菜的猪自然生长至少要一年才能出栏，而“高科技狠活”下三个月就可出栏。如果为了保证人们的健康，现在的生猪也自然生长而不允许搞“高科技狠活”，在总供应量减少四分之三的情况下，面对10多亿人口，恐怕还得凭票供应甚至还赶不上毛泽东时代。自然生长下有利于人们健康的绿色农副产品的总供应量赶不上“高科技狠活”下不利于人们健康的非绿色农副产品的总供应量，是公有制没有效率吗？
更有甚者，一些人把在日趋白热化的争夺党内接班人的较量中，为彰显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政绩以巩固接班人地位而搞“高估产、高征购”（详见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某重要成员在检讨中自承犯过“高估产、高征购”错误），从而导致种粮的农民自身的粮食都不够吃，甚至在灾荒年代青黄不接时发生不测的问题，都归罪于毛主席，足见以《炎黄春秋》为代表的反动派们颠倒黑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严重弊端
面对年均两位数的高增长，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说这是遇到了“战略机遇期”。但为既得利益阶层代言自身也有巨大好处的“专家”们，却借此机会，开始打造资本发展经济的“神话”。他们先是鼓捣出只有大量包容资本主义甚至反客为主的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紧跟着开始散布“公有制没有效率共同贫穷”。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严重弊端，由这种严重弊端导致的2008年后经济增长开始连续10多年下滑，却被他们完全掩盖起来了。于是，社会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一些盲从。
我们承认，在只要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被到处使用这样的动力下，会一时一地的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时间，车子房子多了，商场里的商品可谓琳琅满目。我国以发展生活资料为主的社会经济曾经的两位数高增长，是与这样的资本动力分不开的。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曾经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一开始就孕育着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孕育着私人积累与社会经济横纵向发展的冲突，孕育着社会生产的异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特别是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这些矛盾或冲突必将更加尖锐从而不断困扰社会经济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大弊端：生产与消费的矛盾。
获取利润实现资本增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整个社会生产的决定性动机和主要目的，具有两大特征：一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成本，相对提高利润，资本家们必然尽其可能压低工人的工资。由此形成的有效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必然导致生产与消费严重失衡。我国近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在大城市还不够一个月的房租，拿什么来进行其它方面的消费？二是为了更多获取利润，资本家们总会不顾社会的实际消费需求开足马力生产，马克思针对这种情况点评说：“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这种为追求更多利润的盲目生产，不但会与有效消费需求严重不足产生矛盾，而且还会与人们在一定时期内的需要总是有限发生冲突。即使不差钱，一般家庭也只需要一套住房，谁也不会今年买了汽车和彩电，明年又接着再买，没有谁有钱了就会把一日三餐改为一天五顿，不惜撑死也要促进消费。
一旦消费速度落后于生产速度的矛盾积累和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影响甚至破坏社会经济发展。20世纪3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大危机，就使整个社会经济倒退回20世纪初甚至是19世纪末的水平。我国自从除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外，其余大量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来，尽管坚持了在生产资料占有上没有自身特殊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情况要好一些，但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消费速度远远落后于生产速度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2008年后被高调吹捧的经济增长连续10多年下滑，还不得不通过浪费有限资源和生产力的方式去产能以释放空间，就是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具体表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程度，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是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比例。当社会总供给远远小于社会总需求时，消费速度落后于生产速度的矛盾一时不会凸显。一旦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达到相对平衡，消费速度落后于生产速度的矛盾凸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会失灵。
二是生产力水平。生产力水平越高从而生产效率也会越高。当生产一部手机从原来的10多分钟发展到20多秒后，消费速度远远落后于生产速度的矛盾必然更加尖锐，资本发展经济的神话必然破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于16世纪后期，在19世纪初期前社会经济一直快速发展没有经济危机的原因，一是在落后的封建生产方式下，社会总供给远远小于社会总需求，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一时间不会凸显；二是19世纪前的生产力水平从而生产效率，还不足以拉开消费速度与生产速度的惊人距离。
同样，我国在2008年前以发展生活资料为主的社会经济能够高增长，一是建国后由于优先考虑发展重工业和增强国防实力，实行“低消费高积累”，生活资料的总供给大大小于总需求，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一时没有凸显。二是10多分钟才生产一部手机的效率，同样不足以拉开消费速度与生产速度的惊人距离。
胡锦涛总书记的“战略机遇期”有没有其它深意我们不去揣测，但生活资料的总供给大大小于总需求和生产效率还不足以拉开消费速度与生产速度惊人距离的时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能推动经济高增长的“机遇期”和前提条件，一个不会一直存在的“机遇期”和前提条件。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一旦这两方面的情况明显地改变，生产与消费的冲突就会尖锐起来。2009年发展改革委、工业信息化部和监察委等十部委就提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这时候的中国经济，连续10多年增长下滑已成必然趋势。美国的次贷危机和我国2023年房地产暴雷，不过是加剧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使国内经济发展深陷泥潭的导火索，本质上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也是那些专家学者要拼命掩盖的问题。
与此相反，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包括生产者自身在内的人们的生活与社会发展需要，不可能为了相对提高利润效益刻意压低工资，造成有效消费严重不足。以满足人们生活与社会发展需要为主要目的的生产，又总是有计划按比例进行，不可能盲目扩大产能。因此，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永远不可能出现所谓生产相对过剩问题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而且，在有计划按比例下，总是多多益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优越性，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使社会经济总能保持快速、持续、健康发展。比如，同样处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中的原苏联，不但经济仍在高速发展，而且还借此机会，大量获得了西方国家的企业当时急于用来换取“流动性”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很快，原苏联就从一个“手扶木犁”的大国，发展成为世界上的第二个超级大国。我国从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算起，也只用了20来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资本主义在周期性泥潭中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才能走完的发展历程，很快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第六工业大国。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生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所导致的社会经济发展周期性地陷入泥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框架内无法解决。加强共产党领导，采取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甚至具体到大规模的以旧换新，放弃“房住不炒”的定位，都治标不治本，只能起到一时缓解生产与消费的冲突，暂时恢复经济发展的作用。
出身于资本家家庭的恩格斯，早就阐述过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顽疾：“整个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多少尚未开化的附属地中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关门。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了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去，生产相交换的运动逐渐恢复起来。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拚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大弊端：私人积累与社会经济横纵向发展的冲突。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通过税收和工资大体满足国家开支和人们生活需要后形成的社会劳动剩余，只能形成私人积累。由这些私人积累堆积成的资本的本性，是为了获利实现增值，必然与社会经济的横纵向发展产生以下冲突。
在横向发展上，有利可图的行业和地区会投资旺盛甚至“经济过热”，无利可图的行业和地区冷冷清清，行业和地区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一方面存在有些行业的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却存在大量国计民生短板；一方面是东南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却是西部地区的发展严重滞后。
“西部大开发”是江总书记那时就提出来的，中间又经过胡总书记提出的包括平衡发展的科学发展观，18大报告还专门指出了我国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然时至今日，西部地区除中央硬性要求的“援建”外，有私人资本去投资开发吗？西南某地出于自身发展需要，拟修建一条地方铁路。但在实施混合所有制后一年多的融资时间里，基本没有私人资本投资，原因就在于民营企业家们看不到投资这条地方铁路短期内的利润预期。你发不发展与我何干，我只管眼下能不能赚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实现了现代化，恐怕也是所谓粤港澳大湾区、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一二线大城市的现代化，西部相当多的农村地区能继续保持脱贫就不错了。
在纵向发展上，只要短期内看不到预期收益，这些私人积累都会对新的经济循环毫无兴趣，从而使社会经济质的不断提升和量的不断增长乏力甚至出现经济衰退。
一是在有利可图就把“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作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这种狂热与无利可图就消极冷淡并存的情况下，一旦感到“社会经济不景气”，这些分散但总量庞大的私人积累，或者叫闲置的资本存量，不再参与新的经济循环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向纵深发展。香港某大亨利用我国改革开放的机会在内地赚得盆满钵满，一旦投资利润率下降并预感到一些情况后，资金就开始全面逃离。遵循的是同一个道理，国家有没有新的经济循环，经济能不能向纵深发展不是我的事，我只管能不能赚钱。
当闲置的资本存量不参与新的经济循环后，社会经济的纵深发展，还往往需要国家和各地政府不断“借鸡生蛋”甚至举债。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资金相对不足。大量引进外资不失为一种选择。那时候，很多开发区的招商引资宣传栏上，都有这样醒目的六个大字：“你发财，我发展”。可以说，引进外资对推动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确实起了不小作用。但弊端也很明显，我们确实发展了，但社会劳动剩余都归了别人，导致我国经济的后续纵深发展，缺乏足够的公共积累支撑。只能不断“借鸡生蛋”或举债，甚至不得不通过超发货币从而收割劳动人民本就不多的财富来维持经济发展。在现代化是动态标准的情况下，国家发展长期靠“借鸡生蛋”或举债，恐怕不是办法。并且，生产力越发展，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越尖锐，市场越容易饱和，还有没有以盈利为目的国外资本来投资，恐怕要打个问号。如果既无公共积累，又无法“借鸡生蛋”，到时候会很尴尬。
二是社会经济纵深发展需要科技支撑。但急功近利的资本，不会把心思花在“投资大、难度高、周期长、见效慢”的科技发展上。我国之所以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物质基础和科技水平上，又发展了近半个世纪，却始终缺乏科技含量高的新质生产力，就在于在急功近利的资本眼里，“搞导弹不如卖鸡蛋”。至于像“华为”和“威海光威”这类不怕“投资大、难度高、周期长、见效慢”，几十年坚持发展科技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不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代表性。比如美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佼佼者，但在航天技术上却一度落后于只有几十年历史的原苏联，直到原苏联50年代率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60年代又第一次实现了探测器登陆月球后，才迫于巨大的压力，由国家立项投资，在航天技术上后来居上。这不是美国资本家没有这样的研发能力，而是他们不屑于航天技术这类“投资大、难度高、周期长、见效慢”的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只有形成大量所谓“过剩资本”，且本行业市场饱和很难盈利之下，才会迫于压力去开发新技术。当今美国大量新技术的涌现，就与这种情况有关。在有钱赚的情况下，不但不会去开发新技术，甚至还会打压封锁影响赚钱的新科技。
在私有经济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民营经济的“五六七八九”，其它的都可信，唯独“贡献了70%的技术创新成果”，是值得分析讨论的：（1）在市场经济的所有权和经营收益权分离下，国有企业凭借资源优势就可获得优厚利润。这个70%，是国有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科技创新的动力和压力，整个社会的科技创新都日渐式微的情况下，一个相比较而言的数字，说明不了问题；（2）民营企业在没有资源优势的情况下，通过“投资小、难度低、周期短、见效快”开发的APP这类软件成果数量庞大。尽管也属技术成果，但数量再多也形不成华为“5G”那样的新质生产力。而且这里面还有不少游戏软件甚至是色情软件。公布这项数据的权威部门，如果不说明这些情况，是会误导社会甚至是决策的。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满足国家开支和人们生存发展需要后的社会劳动剩余，必然形成公共积累。这些公共积累的第一任务是满足人们生活与社会发展需要，第二任务才是利润效益。因此，即使短期内效益低甚至亏本，也不会面对社会经济的横纵向发展需要“按兵不动”。比如，重在改变生产力布局的“大三线建设”，为了“西部大开发”修建青藏铁路，为了实现现代化从而更好满足人们的出行需求兴建“八纵八横”的高铁等等。又如，即使十多年没收益只烧钱，也要坚持让人们能吃饱饭的杂交水稻培育，坚持治病救人的青蒿素研究，坚持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昆虫机器人”的研发等等。这些从人民生活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不怕烧钱去坚持的科技发展，在急功近利的资本面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已经存在和发展了几百年，西方世界那些当今的所谓先进技术，恐怕已经是落伍的渣渣了。
至于只有形成公共积累，才能像经济并不发达的朝鲜和古巴那样，实行免费医疗、上学和住房，这里就不赘述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三大弊端，整个社会生产日益异化。
地球上自从有人类以来，社会生产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剥削制度下，尽管处于少数的剥削阶级生活奢侈，处于大多数的被剥削阶级仅仅能够维持生存，但社会生产目的还没发生明显改变，劳动者生产的产品不构成反过来支配自己的异己力量。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目的发生了明显改变，不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存与发展需要，而主要是为了获取利润实现资本增值。人们生存发展需求的满足，反过来必须以获取利润实现资本增值为前提，否则就没有经济的发展。
这种社会生产的异化，是由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决定的。无论是自由竞争，还是垄断竞争，资本家们只有不断获取利润实现资本增值，才能生存下去，破产了谁也不会怜悯你。这就迫使资本家们把获取利润实现资本增值放在首位，而人们的生存发展需求，仅仅是获取利润实现资本增值的凭台或手段。生产相对过剩的时期牛奶宁愿倒掉，建好的楼盘宁愿炸掉，生产力和有限资源宁愿浪费掉（所谓去产能）以减少供给恢复价格，“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都是人们的生存发展，需要服从资本获利实现增值的典型。到了帝国主义阶段，社会生产的异化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像南京大屠杀那样由争夺海外商品直至资本输出市场而发动的一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人间惨剧，是这种登峰造极的杰作。在这里，连人的生命都需要服从获取利润实现资本增值的需要。列宁客观指出：“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他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单行本第65页）
由没有自身特殊利益的共产党领导，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发展经济，尽管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从而使社会生产异化在各种强制性要求和政策范围内得到一定遏制，但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支配下，人们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服从资本获取利润实现增值的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比如，高房价是社会中间阶层以下的群体无法承受的生活之重，很多人会因此而成为一辈子的“房奴”。人们生产的商品房成了奴役人的工具。但由于只有获取超额利润实现资本大幅增值才能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因此“房住不炒”的定位不但贯彻不下去，一旦暴雷导致经济疲软后还需要采取大量政策来维持房地产高位运行。“土地财政”会进一步推高房价加剧人们的生存压力，但在没有公共积累的情况下，不搞“土地财政”地方经济又无法发展。至于利用房地产来“割韭菜”的金融工具更是五花八门。住房压力成了人们生活的“三座大山”中最沉重的一座大山。GDP上去了，人口出生率却下来了，甚至，还有悲剧发生。又如，连资本主义经济学家都知道，超出社会商品价值总量发行货币，会在无形中收割劳动群体本就不多的财富，加重人们的生活生存负担。但在投资利润率严重下降私人积累“按兵不动”的情况下，不以此降低打工群体的实际工资收入，相对提高民营企业的利润，刺激投资欲望，经济发展又会出问题。连还有点实事求是精神的专家学者都说：“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都有超发货币的功劳。
我们不准备列举更多案例，仅这些，就足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主观愿望，在社会生产的异化这一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面前有多么苍白无力。而且，恐怕生产力越发展自动化程度越高，失业从而生计严重困难的群众将会越多。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积累起来的成果，反而让人们面临吃不上饭的危险。在生产资料属于大家共同拥有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如果自然力基本取代了人力，则可以采取轮岗的方式，一年内用较少的时间工作，大部分时间休闲旅游，让人们的幸福感满满。
三、被“专家”们刻意回避了的唯物史观原理，生产关系也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生产关系也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原理。如果说，封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表现为，束缚了能增加更多社会产品，以满足人们生存发展需要的“蒸汽磨”这类当时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应当代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却表现为，生产力越发展，生产效率越高，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越尖锐，周期性经济危机越频繁，复苏越困难。2008年发生的本质上还是由生产与消费矛盾导致的经济大衰退，就比1929－1933的经济大危机的复苏还要困难。根据央视报道，日本2024年一季度的经济还是负增长。资本家们采取具有计划因素的订单生产，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透支消费，又透支出了由次级房贷引爆的世界金融危机。当代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连西方世界的有识之士，都开始质疑资本主义现在还适不适合人类的生存发展。我国自2008年后，经济增长连续10多年下滑，同样属于私有经济在经营性资产和大众就业上占据大半壁河山这样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当代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结果。
然而，在“专家”们只强调适合自己道路主张的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水平，不强调不适合自己道路主张的生产关系也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种实用主义取向操纵下，我国2008年后经济增长连续10多年下滑，是私有经济在经营性资产和大众就业上占据大半壁河山这样的生产关系不适应当代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被遮掩起来了。
先是“忘记”唯物辩证法原理要求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当今的世界环境和历史条件，已经大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时的情况下，生搬硬套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水平，认为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不适宜搞社会主义，现又刻意遮掩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已经与当代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尖锐冲突，生怕人们要求逐步回归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表明，所谓“片面或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醉态”，其“醉翁之意”，在于反对社会主义，巩固甚至扩大他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不到的特殊利益。
“专家”们的一贯做派，更能说明这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的生产力水平确实比较低，这是事实。但你在“实事求是”时，也不能夸大落后，刻意撇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生产力水平有了哪些重大发展。比如，伴随新中国成长的农村人都知道，小时候农村使用的都是手推磨。一家人吃顿豆花，用石磨磨豆子就要折腾半天。但到70年代基本实现工业化后，就跨越到了电动磨时代。磨吃一顿豆花需要的豆子，只需几分钟。70年代的农业，打稻谷都实现了半机械化，即装在打斗里的脱谷机械，还只能像缝纫机那样脚踏转动。尽管这些发展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但不能在87年的时候，还在刻意宣称，8亿农民仍然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这种刻意夸大落后的醉翁之意，恐怕不言自明。至于在又发展了几十年之后，农业基本实现机械化后与分田单干的冲突，当然就更看不到“专家”们的只言片语了。
当年江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对其中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人们有不同解读，甚至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毋容置疑。那就是按照唯物史观原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包含着对生产关系的要求。如果当代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那么，生产力本身是要求对现存的生产关系进行变革的。然而，为了防止这样的解读会引起人们对生产关系也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关注，这些专门进行资本主义舆论导向的“专家”们，清一色的解读都是，要解放思想，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都可以采用。资本有发展生产力的“魔力”，所以要大力利用资本来发展生产力。当时的江总书记是站在什么角度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们同样不去揣测。但“专家”们这种解读，妥妥地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变成了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这一不易引起人们注意的微妙差别，足以改变问题的性质，产生不同的方向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有一个包含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观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对于这类讲话精神，专门进行资本主义舆论导向的“专家”们，往往会选择性失明，集体性失声，更无研究的兴趣。
综上所述我们建议，党和国家在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上。多听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意见。召开经济形势的座谈分析这类调研会，不妨邀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参加。兼听易明，偏听易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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