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1966年6月1日晚，中央电台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全国上下都沸腾起来了。在各个大学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连中学都闹起来了。每天中央文革小组电话不断，哪里出了什么事情，发生什么问题了，告急的电话接连地来。

【摘要】中央文革小组是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才正式开始工作的。我1966年5月初从上海回到北京，就已经在钓鱼台办公了，但此时钓鱼台还是归外交部礼宾司管理。因为那里原先是用来接待外宾的，所以里面的各种设施都是比较好的，餐厅的伙食也好，但价格要比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都贵。

【摘要】1966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写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 <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同日出版的《红旗》1966年第7期，发表了我写的《评〈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资产阶级立场》的文章。姚文元的文章是他在上海和江青、张春桥一起讨论过的，主席也知道。我的文章则是与在京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尹达、王力、关锋等人一起讨论的。因为是登在《红旗》杂志上的重要文章，所以大家讨论得非常认真。

【摘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专案组，审查“彭、罗、陆、杨”问题的同时，中央决定成立由安子文、王力和我三人组成的专门小组，负责审查田家英的问题。总理要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请他配合我们三人小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与谢富治打交道。我去了公安部与谢富治谈完工作后，他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吃午饭。

【摘要】1966年5月1日，我回到了北京。过了五一节，我就去中南海找汪东兴报到。汪东兴向我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由我接替田家英的工作，这个时候田家英的事情还没有公开。后来总理把我找去，他对我说，中央决定在中南海成立秘书局，让童小鹏和我负责领导秘书局的工作。童小鹏主管机要处，让我主管信访处。中央办公厅在原来刘少奇住过的甲字楼里，给我们安排了办公室。

【摘要】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他一向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他始终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去了国家政权和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尤其是在国际资本主义还处于十分强大的情况下，这样的斗争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

【摘要】毛主席说四清主要矛盾是群众和走资派的矛盾。这是对的。我们就是搞干部贪污、私分粮食、欺压群众这些事。邓力群大体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就是搞走资派干部，主要是搞共产党的干部，不是搞其他干部。原来王光美搞的那个“桃园经验”，搞的问题就多了，包括历史问题也搞。我们不搞历史问题，死了的那个老刘，也不是我想搞他历史问题。搞历史问题就大了，农村有很多人参加过什么伪团丁，那么多人怎么搞?

【摘要】1961 年底我受田家英之命创办了专供中央最高层领导阅读的《群众反映》简报。此后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办好这份简报，直到 1963 年中龚子荣找我谈话，说中央办公厅决定调我到后楼研究室去加强《情况反映》的力量。

　　放手让全国人民来“反思”文革，以纪念文革五十周年老王社长 　　“反思文革”“反思文革”.....几十年右派天天喊。最近，他们的同盟军马晓力们因一台《大海航行靠舵手》上书中共中央，要“严查”“追究”文革翻案，还问，“反思文革你准备好了吗?” 　　早准备好了!请中共中央放手让全国人民来“反思”文革，

　　【本文是2013年“统计与政治”讨论会上的发言，因篇幅较大，经过删节之后刊于2014年第2期《开放时代》】　　文革主要的政治现象是群众运动，而且各个地区各个单位都分成造反派和保守派两个相互对立的派别。我读过三个版本的主流文革史，严家其的、金春明的、王年一的，这三本书读完，你无论如何都无法分清到底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这三本书还特别突出文革中间的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