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受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了近二十天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整理出一份“座谈会纪要”。其中写道：“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毛泽东3月在审阅时做了修改，加了一段话：“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了。”(毛泽东年谱，5卷，563页)
这个纪要，与“二月提纲”，是明显对立的两个文件。彭真主持搞的“二月提纲”，已经把自己推到了不利的位置，不可挽回地成为文革第一个被打倒的人，也就是第一个被打倒的“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
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这是改变苏区政策。这种区别是很灵的，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各个方面，请各大区注意一下，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各方面都要管。”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下放劳动、半工半读、搞四清。再一个，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年轻人，让他们冒出来。”“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强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决的。”(毛泽东年谱，5卷，568页。)
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让局势进一步发展的事。3月11日，根据彭真的意见，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责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真是打瞌睡有人递枕头，毛泽东知道后，3月30日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时生气地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尖锐的提出：“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并且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年谱，5卷，573页。)
现在不明白彭真为什么这样做，围绕评《海瑞罢官》的风波，毛泽东的立场已经很明确，却还要去指责上海方面。其实，按照组织原则和工作程序，发表这样重要的文章，是应该向中宣部打招呼的。而如果中宣部认为吴晗的文章没有错误，则是不需要向中央汇报的，他有这样的权利。
但毛泽东搞文革，采取的是非常方法、非常手段，所以再用原来的工作方法就不行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如何区分对与错，怎样作出合理的逻辑解释，取决于对文革的认定。如果认为文革是错的，那逻辑解释只能是毛泽东糊涂了，以整人为乐。如果有相反的认识，则整个文革中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就非常容易地得到答案了。
毛泽东的谈话，首先明确了彭真必须被打倒，其次是他这段时间来一直考虑的如何防止修正主义思潮的问题，也明确提出了办法，就是必须由下及上，让地方造反。在他看来，中央高层防止修正主义很难，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让人民学会造反。只有人民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有了敢于反抗的勇气，才能够做到不会“人亡政息”。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书记处会议上对彭真进行了批评，1966年4月12日，书记处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
4月22日，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朝里有人。”“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二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各地方党委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他严厉地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他在继续加码，烘托氛围。提出各省市都批评一二个有代表性的，说明打倒彭真，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在会议结束后的28、29日，毛泽东继续严厉批评彭真和北京市委，说彭真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要求对彭真的错误“彻底攻”。(毛泽东年谱，5卷，580、581页。)
5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领导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就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看得出来，他很焦虑，有一种迫切的心情。
5月7日，毛泽东阅读了林彪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致信林彪：“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毛泽东这封信，通称“五七指示”。(毛泽东年谱，5卷，585页。)后来干部下放劳动的地方，就称为“五七干校”。
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写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5月1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同日《红旗》杂志发表了戚本禹写的《评<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资产阶级立场》。《燕山夜话》是邓拓以马南邨为笔名，自1961年起，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发表的杂文，后结集出版。《三家村札记》是1961年9月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开辟的一个栏目，邀请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以“吴南星”的笔名写作杂文。作为杂文，自然是以针砭时弊为主，语言肯定辛辣讽刺，这本身倒没什么。不过毛泽东发动文革，首先的目标就是文化方面，在《评“海瑞罢官”》后，北京市自动站出来充当靶子，为了更“有理有据”，自然会找寻更多的证据，而从杂文里找最容易了。
对邓拓、廖沫沙、吴晗指名道姓的批判，在那个政治挂帅、搞阶级斗争的年代，差不多就意味着悲剧的发生。5月18日，邓拓自杀身亡，成为文革最早的罹难者。戚本禹在回忆录里对此说的很详细，他认为邓拓的死是与他的文章有关的，因为文章里提到了邓拓曾经叛变过。作为登在《红旗》杂志的重要文章，内容是中央文革小组集体讨论的。为了彻底批判邓拓，康生提出要联系他的历史来批，说邓拓历史上有变节行为。其实这件事情戚本禹也知道，他听彭真说过。本来八大要选邓拓为中央委员的，邓拓给中央写信，说他在历史上有问题，不能当中央委员。
依照组织程序，戚本禹先与组织部长安子文核对。安子文让人告诉他，根据档案资料，邓拓在敌人那里招供了，可以说是叛徒。文章写好后，报请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得到批准后才发表的。戚本禹这样写，多少是为自己开脱，在那个时候，谁敢维护一个真正的叛徒?他在文章里提及邓拓个人历史问题，开了一个极坏的例子。后来学生起来造反的时候，一些学校的领导，顺势把学校里一些老师历史上有问题的材料抛出来。于是，学生便贴老师的大字报，效仿着抓“三家村”，把有问题的老师当“黑帮”人物，来进行批判、武斗，甚至游街示众，实行体罚。
邓拓历史上有问题，是清楚的，已经做了结论，对他的处理也应该做过了。在中国优良传统文化里，忠诚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自古以来颂扬的英雄志士，都是对国家民族忠诚的。甚至在文革最癫狂的时候，人们要跳“忠”字舞，来表达对毛泽东的忠诚。因此人们对不忠诚的人，是极为痛恨的，特别是叛徒，是永世不得翻身的。说出邓拓历史上招供的问题，的确可以达到一招致敌的效果，把他批倒批臭。但邓拓的历史问题是过去式了，现在是北京市委书记，是党的高级干部，再这样就不对了，甚至是残忍的。
大凡一个人被诬陷，说他身上有一个疤，他可以反驳说没有，甚至可以脱衣证实。就是不让他证实，他的内心也是坦然的，因为他身上就没有疤。可如果真的有疤，情况就不同了，倘若是致命的疤，则更严重了，当事人会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个疤，不让人触碰的。叛变问题就是一个人致命的疤，因为这是不可平反的，是终身的耻辱。比如邓拓，把他历史上向敌人招供的事情揭出来，公之于众，还让他怎么活?他是大的领导，大的学者，是有“羽毛”的人，以后就是平反恢复名誉了，还怎么与人见面?怎么与亲属子女见面?所以，把历史清楚的叛变问题翻出来，就是揭人致命的疤，是把人往死里逼。
不知道文革大量自杀的人中，有多少是被揭了致命的疮疤，而无颜活下去的。从戚本禹说的一些学校领导把秘密材料抛出来的情况看，想来比例是不低的，数量应该很多。毕竟在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中，不可能每个人都会成为钢铁战士的。搞文革，毛泽东的设想是，“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下乡劳动、半工半读、搞四清。”可实际上一开始便出现了偏差，向着揭老底、挖叛徒的方向去了，从而造成了巨大的不应有的灾难。但历史没有如果，毛泽东说的，只是理论上的，具体怎么做，谁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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