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的中篇小说《启蒙》(《天下》2012年第3期，《小说选刊》2012年第10期)，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不同的“右派”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与现实的另一面。1980年代以来，一些曾经被划为“右派”的作家集体归来，为我们讲述了“受难”的故事。在这样的叙述模式中，“右派”知识分子历尽苦难痴心不改，一心为党、为国、为民，他们崇高的理想与悲惨的境遇构成了强烈的戏剧性冲突，冲击着1980年代中国人的心灵，在文学界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一时间“右派”成了受难知识分子的一种光环，象征着在苦难中坚守、为人民而受难等丰富的含义。这一叙述模式流传甚广，不仅在1980年代家喻户晓，而且影响至今，“右派”几乎成为了一种光荣称号。但是，“右派”真的像他们所描述的那么高尚吗?在1980年代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后，他们又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当他们的境遇不再悲惨而是众星捧月时，他们是否仍在坚持当初的“理想”?《启蒙》所回答的正是这些问题，在这一右派叙述模式停止的地方，《启蒙》开始了它的讲述，并向我们揭示出上述右派叙述模式的裂隙，以及历史与现实的另一种“真相”。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讲述，“我”是1980年代的文学青年，也是蕖伯安的崇拜者，一直在关注蕖伯安，对安然也不无好感。正是在诉讼案期间，“我”通过与安然、蕖小椿的交谈，拼贴起了对蕖伯安的整体认识，这是一个发现的过程，也是一个失望的过程。“我”发现，蕖伯安并不像他小说中所表现或者像他宣称的那样，是一个为人民受难的人，事实上，他不仅站在民众的对立面，而且在私人生活中，他也是自私自利甚至不负责任的。“我”是一个曾经的崇拜者，又是一个与各方无直接利益关系的“旁观者”，这一视角既可以让故事以更客观的方式呈现出来，也使呈现的方式更加曲折，而这则构成了小说独特的探寻式结构。在小说中，蕖伯安首先是作为一出诉讼案的主角出场的，由此引发了我的回忆与“探寻”，小说在当下与30年前两个不同的时空建立起了连接，向我们展示了蕖伯安的不同形象及其变化。
最初出场的蕖伯安是一个文化偶像，小说通过魏东、安然和“我”对雷平的崇拜，以及雷平对蕖伯安的崇拜这样一种曲折的关系，显示了蕖伯安在文坛的重要性及其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安然抛弃魏东与蕖伯安相爱，也显示了蕖伯安的吸引力，来自于文学与“受难”的魅力甚至转化为了对女性的吸引力。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在这一吸引力下面，隐藏着蕖伯安扭曲的人格和难言的隐秘，“可就在这时，我发现了蕖伯安的一个秘密。有一次，我在书房里找一本书，翻出一沓厚厚的信件。我好奇地打开一封，通篇都是些让人脸红的情话，接连几封，不，所有信的内容都是如此。有的句子十分露骨，不厌其烦地描写男女之欢，比小说还要细腻。从笔迹和署名看，写信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女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更不敢相信，一个男人同时和几个女人保持着性关系;可就是这个被我当做偶像的男人，曾信誓旦旦地宣称他爱我!”安然的这一发现，让我们看到了蕖伯安的另一面，也打破了他自我塑造的完美形象。不仅如此，蕖伯安并非后来才是这样的，在椿树岛劳动改造时就已经如此了，如同他的儿子所谈到的，“我们岛上有不少人看过那部小说，但他们告诉我，除了那场婚礼，小说中的许多情节都是‘瞎编’的。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容不得我不信。按照他们的说法，我父亲平反回城后立马和我母亲‘打脱离’(即离婚)，早就在他们的意料之中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两个蕖伯安，一个是带着受难光环的文化偶像，另一个则是“勾引姑娘的高手”，而在新时期以后，前者不过是后者的“面具”，相反相成地构成了蕖伯安的不同侧面，显示了这一“文化偶像”内在的黑暗与混乱。
不仅在私人情感领域，在更为广泛的公共领域，我们也可以看到，蕖伯安的“光环”在逐渐褪去，他并非像他宣称的那样“为人民受难”，恰恰相反，在真实的问题面前，他不禁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而且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与影响力，在竭力压制民众的声音。他为了追逐经济利益，开发“大好河山影视城”，不惜在椿树岛上砍伐所有的椿树，不惜让阻碍他的上访者丁子槐“消失”，也不惜得罪他的前妻与儿子。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另一个蕖伯安的形象，这是一个赤裸裸的资本家形象，在金钱利益的驱动下，他压制民众，破坏环境，对自己的亲人也毫不留情，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不仅走到了民众的对立面，也走到了大自然的对立面，走到了自己亲人的对立面。这样一个人，与他在小说中自我描述的那个“受难者”简直有着云泥之别。而他在小说中所贬低的“劳动妇女”，以他的前妻为原型的“莲子”，在现实中却与他有着巨大的差别。在与蕖伯安离婚后，江中莲独自将儿子抚养大，并尽自己的可能给蕖伯安以关怀，在椿树岛平静地生活着。只是在蕖伯安要砍伐所有的椿树时，她才与他决裂，并坚定地站在了丁子槐一边，站在了民众一边。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江中莲，并非蕖伯安在《椿树泪》中所塑造的形象——那个愚昧的，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相反，在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千百年来优秀文化的积淀，这是一个深明大义、怜弱惜贫的女子，也是一个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女子。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样一个女子，在蕖伯安“受难”时给他以安慰与拯救，而当他平步青云时，不仅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她，而且在他的书中对她加以贬低与丑化。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蕖伯安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蕖伯安处于个人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从未真正理解底层民众的情感与内心世界，他以知识分子的“傲慢与偏见”俯视大众，自以为高人一等。当一个时代强调劳动者的价值观时，他们将自己打扮成“为人民受难”的人，而当一个时代推崇“成功者”时，他们为了个人意义上的成功，便走到了民众的对立面。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蕖伯安不仅破坏椿树岛的生态环境，压制反对他滥伐树木的民众，而当诉讼案发生时，他更是动用个人的资源与影响将之消弭于无形，在这里，他不仅仅是违背民众的意愿，而且是以非正当手段达到的，这个昔日头顶光环的“文化偶像”，已经堕落到与黑社会分子无异了。
在文学史的脉络中，1980年代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为我们塑造了“为人民而受难”的右派知识分子形象，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叙述模式;1990年代，王安忆在《叔叔的故事》中表达了对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失望，但也只是在情绪与情感上感到他们不可信任;而进入新世纪后，刘继明的《启蒙》则让我们看到，这一代知识分子如何褪去了光环，走向了民众与人性的反面。思想的穿透力让这部小说饱满扎实，它不仅向我们揭示了历史与现实的“真相”，让我们反思精英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更让我们在历史的断裂处重新思考“启蒙的辩证法”，重新选择未来的道路，“在此刻，我环顾着W大校园里满目的青翠和远处高楼玻璃幕墙被阳光反射的耀眼光辉，心绪一片苍茫。脑子里不知怎么闪现出我曾经去过一次的椿树岛，还有那些消失的椿树，耳边仿佛响起了一阵喑哑的喊叫……”——这是新一代知识分子在偶像倒塌后的犹豫与彷徨，更是在精神的废墟中别寻新路的先声。
(《文学报》2012年10月11日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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