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一段时间读了2012年的第5期的《天涯》杂志，其中有一篇学者萧武写的《从右到左》，在这篇文章里，萧武讲述他从一个右派变成一个左派的过程，看后我也是颇有感慨，我大致也经历了一个从右派转变的过程，和萧武不同的是，我大概还算不上一个左派，应该是从右派往左右的中间滑动。我对萧武他们对文革的重新审视有不同意见，我反对给文革翻案。但同时，我也厌恶右派妖魔化毛泽东，把复杂异常的文革简单化成一个独裁者打到异己的故事。
我和萧武都是70后，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我也混了个大学毕业，虽然是学理工科的，但也多少算有些文化。萧武在文章中说他成长中读了不少人文社科的书，比如黑格尔，哈贝马斯之类的。我和他不同，我至今基本没读过这类书，这也许是我们的区别之处，他成为一个学者，而我只是一个从事工业生产的普通人。但我“有些文化”主要是指我成长中虽然没读过多少人文社科类书，但是我喜欢读报，是读报纸长大的，这和我父亲有很大关系，他平时把他工作单位的报纸常拿回家给我看，我读着这些报纸长大，使我具有了“有些文化”的特征。这个“有些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我同时代的很多人成长为“有些文化”的人，思想上基本上就是一个自由派，因为我们所接触的“文化”，就是改革开放后被称之为“启蒙”的东西。
我至今记得我当年看的《文汇报》上的一篇文章，大致说的是晚清名臣胡林翼一次在长江上看到一艘西洋船开动马力，逆流而上，速度快的惊人，结果就吐血晕了过去，不久就去世了，该文分析原因是胡林翼很聪明，认为西方不是蛮夷了，不会像以前进入中原地区最后被汉族文化同化的那些游牧民族一样了，西方是一种比中华更为先进的文明，我们无法同化他们了，只会被先进文明所同化，认识到这一点胡林翼很痛苦，于是他去世了。就是诸如此类的文章伴随着我成长。
后来电视上演《河殇》，我看了两遍，说实话当时比较小，基本看不懂这片子在说什么，但就是觉得说得好。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中央领导把《河殇》做为礼物送给外国来访者，还看到一位海外著名华人(名字记不住了)说中国能拍出《河殇》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还是有希望的，等等。
在我上学时，有一次上数学课，课堂纪律不好，数学老师气急了，于是发飙，批评我们，在批评的过程中，她提到了“丑陋的中国人”，并且借题发挥，由批评我们发展到批判中国人，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柏杨，后来慢慢了解到我们原来是像蛆一样生活在酱缸里，我们生来就是有原罪的，这个原罪就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在我们知道自己原来是“丑陋的中国人”的同时，我们接触到有关西方的信息，则是西方世界好似一个天堂般的世界，西方人则是一副天使的样子。两相对比，丑陋的中国人对天使般的西方人，我自惭形秽。
在这样改革开放的环境成长起来的我们，尤其是我们还是“有些文化”的人，在当时要不是一个自由派才鬼了，我在大学毕业前，基本上是一个铁杆自由派，民主，自由，劣根性等等这些词几乎常挂在嘴边。今天自由派的很多说辞，当年都是我玩剩的，这么多年过去了，自由派们除了扣帽子骂娘的功夫有了长足的进步外，理论和说辞还在原地踏步，甚至不得不后退，比如原来论述的民主体制的社会完美无缺变成了今天把所有发现的问题都用“最不坏”这个“神”词来搪塞了。
走到了今天，我确实发生了转变，这跟我参加工作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我必须承认，和我同时代的很多人今天还是自由派，还是认为中国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没有民主自由造成的。也就是说，有些人变了，有些人没变。没变的人没啥可多说的，而我们这些变的人为什么会变呢?到底是什么促使我们转变了?我想我们之所以转变，在于我们身上有某种转变基因，是这些基因让我们不得不转变了。
我想我们转变的一个重要基因就是我们对“平等”观念格外的重视，这就会是我们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这种重视在今天被很多人批评谩骂，用个学术化的词叫民粹思想。我们就是不愿意看到一些人可以花天酒地，一些人却生活无着。我参加工作后，正好赶上国企改革的高潮时期，大面积的职工下岗回家，而在职工下岗的同时，一些原来的社会保障和公益却市场化了，比如看病，教育和住房。也就是说，职工广泛下岗的时期也就是后来被称为“新三座大山”建立的时期，两者同时进行，把很多人甚至逼入了无法生活下去的境地。我当时既见识了下岗职工的困难，也见识了新的暴富阶层的奢侈，两者的对比强烈的刺激了我，我也由原来对国企改革的支持者变成了怀疑者。而当时很多我报纸电视上了解的颇为敬重的经济学家的言论构成了对我的第二波刺激，他们对于广大工人的困顿生活居然无动于衷，甚至把工人打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言外之意是活该。我随着阅历的加深，思维水平的提高，很多经济学家的言论的逻辑上的问题被我看出来了，原来我上大当了。比如，经济学家说国企为什么搞不好，原因在于国企的管理者不是国企的拥有者，人性决定不是自己的东西不会尽心管理，可是一涉及西方企业，又鼓吹西方的职业经理人的模式，把西方企业拥有者放手让职业经理人管理的行为极力美化吹捧，可是全然不管这其中的逻辑谬误，因为西方职业经理人虽然收入不菲，但也不是企业的拥有者，却可以搞好企业，这不是自相矛盾?我很奇怪，这么简单的逻辑问题我当年居然没有发现，不仅我没有发现，好像很多人都没有发现。就是我们不善于思考，所以我们很容易被各种意识形态俘虏，我当年做自由派，还有今天的自由派们，多数也是这种情况。当然，后来我发现自由派言论自相矛盾的地方太多了，不胜枚举，那就随便再列举一个，一方面骂中国人道德低下，一方面辱骂要求讲道德的人。中国自由派在全世界自由派里也是奇葩。
当年的国企大跃进式的改革以及经济学家在其中的表现，使我开始疏离那些自由派了，要知道，当年那些经济学家可是自由派中很重要的部分。再后来，发现自由派诸多的打着为民众利益旗号的话语其实是为资本权贵利益服务的，而普通民众只是他们的利用工具而已。这样，很多发现这一点的身上“平等”基因颇多的自由派们，也就是我们，就很难再和自由派为伍了，于是转变就发生了。
发生转变还有一个基因是“家国情怀”，即使当年我是一个自由派的时候，我也敬佩岳飞，文天祥这些人，鄙视秦桧，李鸿章，汪精卫这样的人，而且我也不觉得当一个自由派和爱国有什么矛盾，它们之间是统一的，正是因为我爱国，我才希望中国和中国人好，正是因为我觉得民主体制对中国和中国人好，我才支持民主体制，我才因此是一个自由派，这个逻辑难道有什么问题吗?可是不知为什么，很多人铁嘴钢牙，一口咬定因为我爱国，所以我必定是支持独裁专制的，这是什么狗屁逻辑?这就是“我说啥就是啥”的专制思想，因为专制，他说的就是真理，就可以不讲逻辑，就是不能反对，而中国的很多所谓的自由派恰恰就是这种专制分子，而我，也应为不能苟同他们的很多言论和逻辑，于是就成了“五毛”了，因为我还是讲理的，一些自由派反驳我有了少许难道，于是我又成了“高级五毛”了。
因为自由派对爱国的种种诋毁，这曾经给我造成很多的困扰，因为我爱国，好像在自由派里就无法容身了。改革开放后自由派们逐渐掀起的各种翻案高潮，其中很重要的一种翻案就是给历代的汉奸翻案，翻案的内容很简单，那就是把汉奸等同于“理性”，自然爱国的就是非理性的，大家可以看看央视播放的有关晚清民国的纪录片，基本都是这个路数，真让人感慨，央视才是中国自由派的重镇啊，对于翻案越翻越离谱，我也慢慢无法容忍了。给汉奸翻案加上攻击爱国者(当下已经爱国成贼了，把爱国者打成“贼”，全世界也就中国独一家，中国政府和文人知识分子干的真漂亮)，这个自由派阵营，让我呆我也不呆了。我本人很重要的一个契机是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和从哪里看到的都记不清了，但是内容还记得，大概说南宋陆游晚年渴望收复失地的表现说明陆游是个精神病，偏执狂。那么，再见了，“理性”的自由派们。
我上面说的两点，只要有一点特征，基本上转变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如果两者都有，可能性就更大了。从萧武的《从右到左》一文看，他是两者都有的，我也是如此。
我可能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对自由派撒谎造谣的不满。比如在后来信息来源多元化后(主要是有了互联网)，自由派文人已无法完全掌控信息，你就会发现他们早前构建的西方天堂的论述，不过是个豆腐渣工程。还有中国人劣根性的论述，你会发现这不是中国人独有的，而是人类普遍存在的问题等等，自由派用各种谎言维护长期灌输给我们的中国与西方的鲜明的对比形象。今天的自由派变本加厉，处处造谣，甚至自由派纸媒公然为造谣叫好，就是这样一个从开始改革开放后就开始用谣言欺骗民众的派别，居然吹捧巴金为“讲真话”的楷模，好像他们是推崇“讲真话”的，真是脸皮厚的超乎想象。
今天的我，离中国自由派已经很远了，十万八千里吧。相比之下，我离自由主义要近得多。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我既不会对其顶礼膜拜，也不会认为其一无是处。我也总是提醒我自己，我之所以讨厌中国自由派，恰恰是因为他们的种种很不自由主义的表现，因此自由主义是无辜的，而这些嘴皮子上的追谁者都是假自由主义真专制。可是现在让我困惑的是，就像我不相信腐败分子能搞好反腐一样，那些嘴里都不支持自由主义的就不说了，而这些嘴皮子支持自由主义的专制分子能搞好民主社会吗?我的答案越来越趋向于否定。中国建立一套民主体制也许很容易，而要建立一个民主社会，就现在的情况(主要是左派和右派的情况)看没戏，最后可能就仅剩下一副体制的空架子。有民主体制的架子，而无民主社会，这样的所谓的民主国家现在世界上多了，中国搞民主体制，大概不过是多了一个此类国家而已。中国的未来之路在哪里，怎么走，我一个普通人真的不知道。不要说中国，就是整个人类社会，在社会主义瓦解之后，资本主义千疮百孔，未来的路不也是迷茫吗?批判资本主义的，没有替代办法;维护资本主义，也没有把法解决各种问题，也只能用“最不坏”来维护资本主义了，但漏洞依旧。最后一段写写就跑题了，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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