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社会政策局限性反思
戴维 笪钰婕 译
老龄化人口一直是西方国家的沉重负担。70年前，《贝弗里奇报告》对英国的社会政策影响深远。时至今日，英国人的平均寿命已从65岁上升到80岁，然而退休年龄却一直是65岁没变，养老金则完全来源于后代劳动力人口。大部分西方国家没能对这种人口模式的转变作出相应调整，人口老龄化的负担与日俱增。同时，国家也没有足够有效的措施，为日益庞大的老龄人口提供长期而又昂贵的日常生活服务。身体状况良好、本是社会潜在动力的老龄人口，如今却沦为社会政策的负担。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实现机会平等是社会政策目标的重中之重。为使公民平等地接受教育、享受医疗服务并且有平等的就业机会，政府做了大量努力。政府工作不仅关注收入差异和各社会阶层的不平等状况，更涉及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内容。然而，更多机会的平等未必就能带来一个和谐的社会。事实上，特权阶级总是利用影响力和财富为其自身及后代谋福利，严峻的社会不平等状况势必会对机会平等造成不利影响。因此，脱离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现状谈机会平等的实现是没有意义的。
在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并使西方国家普遍陷入衰退之前，社会保护、教育和医疗支出所占的比重从未减少过。如今，随着资源越来越有限，人们愈加关注资源的承受能力及使用效率。因此，社会服务的融资、组织及私有化问题在多数西方国家引起热议。一部分人认为应借助当前实施紧缩政策的时机削减社会服务，而另一部分人则将社会服务视为构建团结、和谐社会的基础。
有关社会服务的决定向来带有政治性，并且这种政治化倾向正越来越明显。关于社会服务对于实现社会政策目标究竟起着何种有限的作用至今仍未有定论。教育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学校，也高度依赖父母的家庭培养;健康状况的好坏不仅要看医疗服务的提供，更取决于卫生条件、饮食习惯、烟酒摄入、身体锻炼等多种因素。如今，西方国家很多家庭有两个劳动力，却没有收入来源，只能依靠社会福利度日。对于这种经济上的多样性，社会政策向来难以应对。虽然社会救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期失业人口增加的压力，其问题根源却一直没能得到有效解决。此外，女性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对社会政策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在民族关系方面，人们愈加意识到了文化多样性，并且认可少数民族在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权利。然而，警察和少数民族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时时爆发的骚乱无不透露着西方国家中的不和谐因素。教育状况堪忧、失业率居高不下，部分少数民族群体黯淡的经济前景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构成很大威胁。
西方社会政策的局限性正逐步显现。首先，社会政策目标的实现不仅关系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关系到个人行为。国家行为与个人行为相辅相成，如此才能为实现机会平等提供保障。其次，西方国家的社会政策隐含着一个基本假定，即经济体实现充分就业且收入差异不大，如今看来这个假定不再成立。虽然社会政策曾试图不计代价地对失业者和低收入者进行补贴，然而资源的缺乏使其无力阻止贫困的蔓延，也未能修正就业不足和收入差异这一潜在问题。最后，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需要协调一致，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还没能做到这一点。经济政策依然极度无视分配效应，而社会政策在修正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不平等问题上却显得力不从心。社会政策并非无所不能，这是一个残酷而又时常被忽略的事实。
西方的社会政策实践可以提供如下启示：首先，明晰目标、确定重点，必须认识到社会政策未必能完美实现这些目标。其次，在充分就业、教育普及和医疗保障完善的前提下，《贝弗里奇报告》提供了成功的社会政策方案，并且得到了西方国家的广泛推崇。只是经济衰退和不平等程度的扩大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责任和共同价值的缺失也阻碍着社会政策的施行。再次，在动态社会中，社会政策必须对人口结构及其他社会条件的改变作出迅速调整。西方的社会政策正趋向于统一完善，但在应对多样性方面仍显不足。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各种问题接踵而至。相对于西方国家，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在多样性方面的挑战只会有增无减。最后，促进机会平等未必就能带来收入的公平分配，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使机会平等的实现步履维艰。任何人类社会都不可能实现绝对的平等，然而要想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将不平等程度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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