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文艺理论与批评》二十年感言
□李正忠
（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5期，此为未删节版）
1986年春节刚过，我参加了一个由陈涌、梅林同志主持的小会。会上主要研究创办一本文艺理论与批评方面的刊物问题。从那时起，我就被借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参加刊物创办工作。当年9月1日，刊物正式出版，最后定名为《文艺理论与批评》。
《文艺理论与批评》一面世，就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各路人等，众说纷纭；有热烈支持，也有坚决反对，还有等着看笑话的。20年来，换了几任主编，第二任主编程代熙同志是任上去世的，至今已有七年多了；编辑部组成人员也是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刊物的初衷没有变，刊物所处的比较困难的局面，也没有变。对于我这个在刊物工作了近20年的人来说，回想以往的办刊岁月，心情肯定不会很轻松的。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我国思想界、文艺理论界，活跃异常，歧义丛生，常常是风起云涌，浪高潮急。
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临近结束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重申：“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三中全会以来》上，第83—84页，人民出版社）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受到党内外绝大多数人的拥护。但也毋庸讳言，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领导层，对这个讲话的反应并不一样，持反对态度的也不止一两人。我国的思想文化界、文艺理论界，正是带着这样的状况跨入80年代的。
在《文艺理论与批评》创办前，先是邓小平同志1983年10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严肃指出：“理论界文艺界还有不少的问题，还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前年党中央召开了思想战线问题的座谈会，批评了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现象，那个会议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领导上软弱涣散状况仍然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没有克服，有的发展得更严重了”；“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小平同志在讲话中特别讲道：“解决思想战线混乱问题的主要方法，仍然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在的情况是“一则批评本身的质量和分量不够，二则抵抗批评的气势很盛。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小平同志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9—46页）亲历过那一段时期的人都清楚，小平同志的讲话是有根有据的；对当时那种“混乱”状况的估计，也是准确的。但清除精神污染的工作，实际上没进行多久就被“叫停”了。这使某些人欣喜若狂，原本“混乱”的状况更加几分。
接着，在1985年1月召开的全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前后，传出了关于召开作协四大的“中央指示精神”——“两个不提”（即“不再提清除精神污染”，“不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两个不提”，影响既广泛且又很不好，正如1987年一份中央文件所指出的：“助长了文化界搞自由化的人的气焰。”但当时一些人可不这么认为。他们欢呼雀跃，说作协四大是“中国革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来临了。会后，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等人，到处进行煽动性的宣传演说，说我们民族的文化是“封建主义的大酱缸”；说我们的社会是“封建的社会”，是“涂上了社会主义油彩的封建主义社会”，是条绝路。其所指已不是什么学术问题、文艺问题，而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了。从这里也可看出作协四大的恶劣影响。面对这一严重状况，当时的中宣部负责人却抛出了“三宽”（即“宽厚、宽容和宽松”）口号，其立场和原则的错误，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提起1985年，自然不能不提“85新潮”。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大潮的兴起，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想蜂拥进入中国，对我国新时期的文艺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有时甚至是“轰动效应”。对这股文艺新潮，程代熙同志将它的内涵概括为四个“反”字，即“反传统”、“反主流”、“反现存秩序”、“反一切行之有效的规范。”他认为，这是70年代末我国社会上开始滋生并迅速蔓延的“三信危机”（即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危机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危机）所直接引发的。（参见《新时期文艺新潮评析》第6页，河南大学出版社）到了1985年，正是本文前面提到的或未提到的种种因素交相作用，这股文艺新潮呈现出一种大爆发的态势，其代表性论点有“体系性移入”、“文学的主体性”等，其矛头旨在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消解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这也是不言自明的。当时的状况是：每天都有“新”的理论介绍，不几天就有一套“新”的体系移入；前面刚刚唱罢，后面旋即登场，都在言说着自己对于未来的永久性意义；瞬间词语大爆，形成一个语言的牢笼，包围着、催动着、进逼着每个人。就在这风云变幻莫测的时候，陈涌领着我们一班人踏上了《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办刊之路。今天想来，历史注定了那肯定是一条崎岖不平的路。
关于如何办好刊物的问题，陈涌同志突出强调的一点就是要“开展革命的科学的文艺批评”；“我们要旗帜鲜明，要有明确的是非，要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我们决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文艺理论与批评》1986年第2期第15—16页）在刊物的名称上，他坚持必须包括“批评”一词。为此，我们想了好多个刊名；刊物正式登记后因为原先的刊名不满意又去有关部门更改刊名；直到创刊号稿件基本都准备齐全后才正式确定下如今这七字长名；刊物封面设计因为这七字长名一度搞得手忙脚乱。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许多令人可乐的事。如今回想起来，那可是一串“幸福的笑话”。当年参与创刊的同志，如今一见面，一提起创刊的往事，都会想起这些“笑话”，照旧是乐不可支。
敢于批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与反批评，是我们这本刊物的一大特色。创刊号上，既发表了批评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文章，同时又发了一篇与我们主编的一篇批评文学主体性文章进行商榷的文章。我们这样做，是真诚的，不是摆样子。这一作法我们始终坚持，一直没有变。《文艺理论与批评》这种开展批评与反批评的严肃认真的态度，赢得了许多同志的支持，包括一些不大同意本刊办刊宗旨的学者的尊重。但这在当时，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之风狂吹，吹得思想文化界众多人心迷乱的时候，《文艺理论与批评》这样做毕竟不大合时宜，因而招致不少人的反对。尽管我们一直努力“用思想要求和艺术要求相统一的标准来观察、衡量、评价文艺创作，既不同于教条主义的、机械的、公式化的批评，也不同于那种放弃思想要求和艺术要求的单纯的形式批评。”（同上）当年9月9日，在创刊汇报会上，余秋里、邓力群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吕骥等老革命文艺家到会支持，给予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就听到传言——“让他们自生自灭吧”！说这话的是当时文艺界的一位很是著名人物。兴许他们经过清除精神污染和作协的四大等，已经猜想出了些什么。虽然直到今天，《文艺理论与批评》还未走到他们所谓的“自灭”的境地，但这些年来，批评难，马克思主义批评更难，我们体会得太深了！不能开展正常的批评、争论，它所带来的恶果，如今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我们要创办一本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刊物。“办这个刊物的目的只有一个，我们希望能对文艺理论方面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伟大而艰巨的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文艺理论与批评》1986年第2期第11页）这是一开始就明确了的。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在文艺上的指导地位，也和它在中国的整个政治生活、思想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一样，是早就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写进《宪法》的。所以，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对于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历来十分明确：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二、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分析新情况，研究和解决新问题，力求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当作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套用到生动活泼、不断更新的现实上。在这方面，我们既注意总结曾经发生过的右的方面的经验，又注意汲取以往“左”的方面、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我们既反对“过时论”，又反对将科学当成迷信。同时，我们在创刊时就十分注意：“是否在思想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文艺观，和是否在政治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并不是同一性质的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1986年第1期第5页）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批评，但决不强加于人。总之，在这些重要问题上，我们一直力求比较宏观、辩证和全面，力戒片面性。但即使这样，自从刊物面世后，就一直受到这样或那样的非难。开始我们还不甚明白，直到后来才悟出其中的一些原因。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思想文化界弥漫着一种“激进主义”思潮，认为“五四”新文化活动反对封建传统很不彻底，后来又被救亡运动所代替，造成“救亡压倒启蒙”，所以中国迫切需要进行一场“新启蒙”。在这股思潮的盅惑下，“全盘西化”论，要以“蓝色（海洋）文明”取代“黄色文明”论，资本主义“补课”论，以及为胡适翻案，为汉奸翻案，为殖民地翻案等奇谈怪论，纷纷出笼。电视片《河殇》正是在这时出现的。在片中，龙文化，黄河，黄土地，长城，甚至是黄皮肤，凡一切带有中华民族象征的东西，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嘲弄。与此同时，某些作家对我国革命文学的英雄主义和追求崇高的美学传统，也大加贬斥，公开主张“躲避崇高”；那个被称为“当代语感最好的”“痞气”十足的作家，更是连篇累牍地在其作品中，以推倒一切的架势戏弄美好的事物，以消解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集体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
但是，到90年代，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由于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的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走入低谷，一股反思和批判“激进主义”的新保守主义开始出现并显示出很是强劲的势头。当然，反思和批判“激进主义”，早在80年代末的海外已经出现。1988年9月，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一次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的讲演，认为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一个思想不断激进化的过程，“基本上中国近百年来是以‘变’、变革、变动、革命作为基本价值的”，过分微弱的保守力量几乎没有起到制衡的作用，中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革”就是这种思想不断激进化的最高峰。（《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第1期第130页）宣扬这股新保守主义思潮的文章在国内报刊上频繁出现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1994年第5、6期《东方》杂志，发表了李泽厚与王德胜的《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在对话中，李泽厚说：“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这个形式存在仍然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就是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这里的批判激进主义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反省，而成了一种政治声讨，其改写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意图已十分明显。其后，李泽厚、刘再复合著的《告别革命》一书在海外出版并迅速在国内流传。一股“告别革命”的声浪从此形成。在此影响下，“二十世纪的一大遗产正是理想主义碰壁”；拒斥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认为只能是“多元中的一元”，甚至其中一元的地位也不给；反对社会主义文学的提法，认为社会主义与文学不搭界等等谬谈竞相提出。长篇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在这方面是很有代表性的。在此片中，革命，革命领袖孙中山，被嘲笑、矮化；李鸿章，慈禧等，被拔高，给予同情，起码罩上人性的光环；历史被颠倒、涂抹得不成样子。这股声浪影响所及，使我们的文艺失去了远大理想的烛照，造成许多真诚的作家、艺术家感到困惑甚至彷徨；少数投机分子纷纷反水，还美其名曰“转型”；平庸地满足于描写身边的琐事，表现矮小的“自我”；受诱惑、被煽起欲望之火的追风者，则不惜“写”自己的“身体”，以求得“利益最大化”。
“激进主义”思潮与新保守主义思潮，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作法上，是有分歧的。前者认为它不够激进、彻底，后者则相反。但只要稍加分析又不难看出，在对待“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从此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积极而又重大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诞生，并从此领导中国的革命事业，虽历经曲折，但最终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1949年革命的伟大胜利，掀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接着又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等等重大问题上，“激进主义”与新保守主义都持否定、贬斥的态度。“激进主义”对传统的激烈批判，旨在“全盘西化”；新保守主义对激进、革命的批判，最终目的也是如此。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人民革命上，它们的立场是相同的，是一脉相承的。正因为如此，在对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的态度上，也是相同的。从提出“重写文学史”，到“《讲话》后现象”说；从贬低赵树理、丁玲，到把鲁迅当成一块“老石头”，妄图一脚踢开；一直到要把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彻底埋葬，并公开发表了悼词，表现出它们一以贯之的态度和作法，且在舆论上他们又经常占据上风。而《文艺理论与批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主张继承和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革命文艺运动的宝贵传统，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这在持“激进主义”观点或是持新保守主义观点的人看来，都是一个障碍。我们的这本刊物受到种种非议，处境比较艰难，恐怕是必然的了。
当然，也不能把我们这本刊物的地位估计得过高。《文艺理论与批评》对于“激进主义”、新保守主义来说，确实构成了一个障碍，但却不是主要的障碍。
20多年的事实，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80年代兴起的“激进主义”，90年代取而代之、今天依旧势头很盛的新保守主义，他们旨在通过大造舆论，宣扬歪理邪说，以论证资本主义的所谓永久生命力，先搅乱人心；进而企图通过施加各种影响，使改革开放迷失方向，踏上私有化和依附帝国主义大国的道路，将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抹去“社会主义”的前提。其用心极其险恶。邓小平同志早就明确指出：“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0页）这个问题，小平同志后来又多次反复强调。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十分重要。一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二是我们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二者是互相联系的，缺一不可。而这正是历史赋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并且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完成这一光荣的使命。新保守主义者妄图将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前提抹去，那么，共产主义的目标也就谈不上了，这等于让我们党放弃理想、信念，放弃革命的实践和革命话语权。进而他们就可以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因为“搞别的现代化”，资产阶级政党也可胜任，并不是共产党的“专利”，凭什么由你执政，由你领导？最近在互联网上受到许多同志批判的所谓“新西山会议派”，就是自以为他们已经看准了时机，舆论的、实际的等各方面准备已经很充分了，于是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发起了挑战。他们的这一举动，可以说，是新保守主义的原形毕露。至此，那些还抱有不切实际想法的同志，是应该惊醒了！
新保守主义早就抛出了所谓的“共产主义终结”论。但历史决不会按照他们设定的路线图运行。
终结的，肯定是新保守主义。
但，新保守主义何时终结？眼下谁也无法预言。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办刊宗旨不动摇的《文艺理论与批评》，肯定还将面临许多新的风雨和考验。放眼未来，依旧——
路漫漫……
（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原所长、《文艺理论与批评》原主编）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