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索尔仁尼琴研究
按：本文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陈建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十五规划项目优秀成果《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的一小部分，稍加删减后载于陈建华主编：《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第三卷，第382-400页，重庆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此文的撰写得到陈教授的支持与帮助，特此致谢。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1918年12月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出生前6个月其父因在狩猎中受伤而去世。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物理数学系，并通过函授就读于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学习文学。数学使他在劳改营和解除流放后得以安身立命，文学则一次次把他颠簸于死亡的深渊和荣誉的巅峰。1941年10月应征入伍，1945年2月以大尉军衔被捕，因在通信中对斯大林不敬并发泄"政治上的愤怒"，被判8年徒刑，刑满又处3年流放；流放不久罹患癌症，又奇迹般地治愈。如果不是拘禁，索氏自言不会成为作家，或者只能"成为吹吹捧捧的拙劣作家，革命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讴歌者"；而身患绝症又死里逃生使索氏认为上帝归还给他的生命已不完全是他个人的生命，他要为1917年后受难的俄国人民和所有已死的人申诉："他们没有能写下来、说出来、嘶哑地喊出来自己的狱中苦难和劳改营的发现"1 。
在俄苏文学史上，索尔仁尼琴也许是最受争议的作家。褒之者赞其为"伟大的挑战者"、"圣徒式的一生"；贬之者斥其为"文学界的弗拉索夫分子"、"劳改营的狼"；中性的定其为"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则自称为一头不断顶橡树的"牛犊"，"只要还活着，或者直到牛犊顶到橡树上折断了脖颈时为止，或者是橡树被顶得吱吱响，倒在了地上为止"2。同样，在俄苏文学史上，索尔仁尼琴也许是影响最广（且不说是影响最深）的作家。自从1962年《新世界》杂志第11期刊载《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起，索尔仁尼琴就不断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当年12月受到赫鲁晓夫的接见，一时声名显赫；1967年5月致信苏联作家第四次代表大会，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中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制度"，"保障作协会员免受诬蔑和非法迫害"，此信一出，国内外反映强烈；1968年底，在国内受阻的《癌症楼》、《第一圈》于西方出版，反响巨大，畅销不衰，美国和法国的名誉接踵而至；1969年11月被梁赞作协开除，再次向作协致公开信，引起国内外巨大轰动，罗素、萨特、伯尔等世界名流强烈抗议把索尔仁尼琴从作协中开除出去；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迫于顾虑未去领奖；1973年12月28日《古拉格群岛》在巴黎出版俄文本第一卷，举世震惊，直接导致1974年2月12日被捕，次日被逐出境；1978年的哈佛演讲批评西方招致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围攻；1990年作品"回归"，是为"索尔仁尼琴年"；1994年"活着回到祖国"，莫斯科万人空巷冒雨欢迎"英雄"和"受难者"；回国后无情揭露俄罗斯社会现实并猛烈抨击当权者，1998年拒领叶利钦总统颁发的圣安德列勋章......
中国的索尔仁尼琴研究起步较晚，由于索氏大部分作品的反苏反共立场，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中国的索尔仁尼琴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早在1963年中国已知索尔仁尼琴其人，但直到1980年代以来，索氏作品才逐渐被译介过来，而且一开始索氏作品是作为参考资料仅限于内部发行的，如《给苏联领袖们的一封信》（寒嶶译，外文出版局1980年版）、《古拉格群岛》（田大畏等译，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等即是如此，荣如德译《癌病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另有斯人译本）是最早公开发行的索氏著作。1988年，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林佛园翻译的《悲怆的灵魂》（即《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系从英译本转译）。此后，索氏的一些著名作品都有了相应的中译本，漓江出版社还出版了《癌病房》的新译本《癌症楼》（姜明河译，1991年版），译林出版社出版了索氏中短篇小说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99年），群众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了删去带有否定意义的"译者的话"的《古拉格群岛》，还于2000年出版了一套五卷本、包括《牛犊顶橡树》、《第一圈》等在内的《索尔仁尼琴文集》。有意思的是，中国台湾也出版了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而且，在台湾出版的苏联作家当中，以翻译"索忍尼辛"（台湾的译名）的著作最多。从《古拉格群岛》、《致俄共领袖书》、《1914年8月》、《索忍尼辛短篇小说和散文诗集》、《马特略娜之家》、《克齐托卡车站》、《癌症病房》、《地狱第一层》、《集中营里的一日》到《索忍尼辛回忆录》、《为人类而艺术》等都得到翻译。这些译作不少是索氏1982年访台前后出版的，且多从英文或日文转译，有些作品不止一种译本，而且也多次重版。专著有王兆徽介绍作家生平、经历的《索忍尼辛的声音回响》、《索忍尼辛及其访华始末》等书3。中国大陆的索尔仁尼琴研究始于1980年代中期，张晓强的《索尔仁尼琴--回归故里的流亡者》（长春出版社1996年版）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研究索氏的唯一专著。在一些中国学者有关俄罗斯文学的专著中，对索氏的生平和创作有不同程度的评介；专门的索尔仁尼琴研究论文不多，报刊上主要是报导和介绍索氏的社会活动和创作活动情况4。由于索氏作品大多卷帙浩繁，且多为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劳改营题材，使不少读者望而却步，这就造成了在中国谈论索氏作品的人不少、真正理解和研究索氏作品的人不多的尴尬局面。
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塔·曼德尔施塔姆说："在我们这个时代，虽然为数不少的苦难的人生道路，是按整齐划一、荒谬绝伦的模式剪裁出来的，但命运究竟不是一种神秘的外界力量，而是个人的内在因素和时代主潮所派生的导数。"5按照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的说法，亚·伊·索尔仁尼琴正是这样一个"个人的内在因素和时代主潮所派生的导数"。不能深刻理解这一点，就很难走进索尔仁尼琴的文学天地，更不可能实事求是地评价这位影响广泛、争议良多的复杂作家。索尔仁尼琴在中国的接受过程经历了完全否定、基本否定、基本肯定的逐步演变，本文拟从作品研究和作家研究两个方面对上述转变加以爬梳整理，试图勾勒中国的索尔仁尼琴研究的基本状况。
一、 作品研究
索尔仁尼琴的作品种类繁多，且一些重要作品都有了中译本。由于对它们的介绍和评价角度及侧重点不一，为了方便起见，这里按照题材把索氏作品分为两类，即劳改营文学和其他非劳改营文学。与之相对应，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对索氏作品的研究状况加以综述：（一）关于劳改营文学，（二）关于其他非劳改营文学，（三）关于索氏作品的传承和创新。
（一）关于劳改营文学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文学中出现了以小说为主的"劳改营文学"，一种以帕·菲·尼林为代表（其作品有中篇小说《试用期》和《残酷》等），认为"冤案是在正义的斗争中由少数人造成的偏差"，情有可原；一种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认为"冤案不是偏差，而是斯大林暴政的必然产物"，罪不可恕6。前一种倾向中有代表性的作品还有季亚科夫的《经历过的事》、舍列斯特的《科雷马札记》等，这些作品虽根据亲身经历写成，但立场与索氏不同，它们一般不笼统地把劳改犯都写成无辜的受害者，也不把劳改营的管理人员都写成丧失人性的凶神恶煞7。而索氏的劳改营文学，则由于其鲜明的政治性和强烈的暴露性，受到我国一些学者的指责。张捷引述库尼亚耶夫语，说索氏这类作品有明显的、表面的政治色彩，成为政治讽刺作品，因而创作题材狭窄，写法单一8。李发元说"这里无产阶级专政被写得阴森黑暗，犯人受尽种种非人的折磨"，"流露出对社会主义事业悲观绝望的情绪"9。徐家荣也说《古拉格群岛》"淋漓尽致地暴露了集中营的残酷和非人道"10。张冰说索氏作品"将整个社会与劳改营加以类比，谴责社会的无法制和对法制的践踏，其中极端之作显然是对社会制度的根本否定"11。另一些学者则给予不同程度的肯定，可参阅以下对具体作品的分析。
1、《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一篇文艺作品的发表，甚至需要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首肯，这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也是极不正常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以下简称《一天》）"有幸"享受到了这样的待遇：在赫鲁晓夫的直接干预下，《一天》迅速发表，而此前它在《新世界》编辑部里"坐守"将近一年。小说甫一问世，西蒙诺夫、巴克兰诺夫、《十月》前主编迪姆希茨、评论家克鲁什尼科夫、《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都给予好评；另一方面，谢尔戈万采夫、恰普恰霍夫等则给予严厉批评。毁誉分明，这几乎是索氏作品在本国的共同命运。
在中国，这篇作品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接受过程。1980年代研究苏联文学的学者在他们的文章中提到《一天》时一般只涉及它的思想倾向的反动性：孟庆枢《苏联当代文学述评》认为《一天》是"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作品"12；黎明《论"解冻文学"与"伤痕文学"的差异性》在比较《一天》和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白玉兰》时，指出前者"表现出对现实生活全面否定的情绪"，而后者没有前者"那种灰暗情绪与找不到出路的绝望"13；谭得伶《当代苏联文学概况》说《一天》是"以个人的不幸遭遇来控诉社会，攻击社会主义"14。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开始在一个更加理性的层面探讨《一天》的得失。吴泽霖的看法比较公允，也较有代表性，他认为，《一天》"还只是对苏联整个确实存在的庞大的集中营现象的揭露，并未表现出对苏联整个的社会制度的攻击和否定"15。关于小说的主题，有以下几种观点。许贤绪认为是"好人受难"16，无辜的政治犯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判刑。施秀娟在《融古典与现代于一炉--试析索尔仁尼琴创作中的继承与创新》中认为"对苏联肃反扩大化的作法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小说抨击了残酷的看守制度，鞭挞了凶狠的管理人员，对蒙冤的舒霍夫及其难友表示同情17。李辉凡、张捷认为是"反对个人崇拜"，"在苏联的社会制度下，人们的人身自由和生活权利毫无保障"18。其实，小说中曾直接提及反专制，一个代号为X－123的犯人说："尤其是那极为可憎的政治思想--为暴君的专制统治辩护"，而艺术家迎合暴君的口味则是"在按狗的旨意行事"19。董晓认为小说"表达了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的痛苦与黑暗的本质"，"体现了高度的人道主义思想"20，这种人道主义体现在揭示了劳改营里犯人的自由被剥夺、尊严遭践踏的严重程度以及对犯人的极不信任而造成的痛苦与不幸。瑞典皇家学院常务秘书卡·基耶罗在《授奖词》中认为《一天》是"对不可摧毁的'人的尊严'的肯定和对破坏这一尊严的一切企图的批判"21，这是一个颇有涵盖力的评语，它二者兼顾了小说体现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对专制统治的批判。
大多数论者都肯定《一天》高超的写作技巧。李辉凡、张捷说《一天》是索氏"少数几部比较有艺术性的作品之一"22，董晓说"这是一部内涵厚实的佳作，体现出对历史的坦诚的反思"23。张晓强注意到小说高度浓缩的艺术特点，时间压缩在一天之内，人物集中在舒霍夫身上，具有典型性；小说的象征意味也很明显，劳改营的"一天"，是十年牢狱生涯的一个缩影，是展现舒霍夫苦难一生的一个焦点，也是反映过去时代的一面明镜；小说叙述高度细节化，语言富有个性化；而且，小说节奏的舒缓自如恰与犯人的痛苦心态及劳改营的紧张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24。林建华认为《一天》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创作题材上起到打破禁区的作用；二是有许多创新之处：既写实又不同于一般的写实，寓意深刻，劳改营象征残酷的刑事制度，通过发出两种不同声音的叙述人展开故事情节。总之，它不是意识形态的武器，而是真正的艺术品25。施秀娟除了提到《一天》善于截取生活的横断面外，还认为《一天》在人物塑造上，既采用了真实性、典型化的现实主义手法，又借鉴了现代派"非英雄化"的处理方式26。单之旭认为小说的叙述角度令人称道，小说虽以第三人称写成，但却以舒霍夫作为视角人物来观察劳改营里的世界27。
比较起来，周文斑的《是政治状子还是呼唤人性的文本---兼论〈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对《一天》的解读颇有新意。他认为批评界往往将《一天》泛政治化，不管是反面定性还是正面褒扬，都没有超越政治的层面。其实，作品昭示的乃是超阶级平面的永恒主题：对道德、人性沉沦的拷问，呼唤至善人性的回归。这是因为：第一，《一天》关注的焦点是"人"，索氏并不刻意去展现政治黑幕材料，作品着重表现侵害人性的具象和深厚人性在普通人身上的张扬这两个极面；第二，索氏是凭良知而写作，追求的是真理与道义；第三，《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艺术成就是文学界所一致推崇的28。所以，解读《一天》还是应该超越政治的层面，回到文学的层面上来。
2、《第一圈》
意大利诗人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将地狱划分为九圈，处于最上层的第一圈收容的是死于耶稣基督诞生之前的异教徒的灵魂，这些灵魂不受地狱中种种酷刑的折磨，因此第一圈也是地狱中最没有恐怖、最令人羡慕的地方。与之相类似，索尔仁尼琴把苏联境内整个的劳改营和监狱系统直至整个苏联社会比作一座庞大的监狱，而把物质条件稍好、自由程度稍高的莫斯科附近的玛尔非诺特种监狱比作地狱的"第一圈"。这一关于《第一圈》题目的象征寓意的观点在中国学界已达成共识，这也是在小说结尾直接点明的。
李辉凡、张捷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中、吴泽霖在《解冻文学和回归文学》中都认为揭露极权主义苏联制度的残暴和对人才的摧残是《第一圈》描写的重点。作品刻画了年老昏聩、疑虑重重、刚愎自用的暴君--斯大林的形象，采用的方法是以五章的篇幅（第19～23章）直接让斯大林粉墨登场。对这些描写，中国学者基本持否定态度。李辉凡、张捷认为："在其中把攻击矛头直接指向苏联最高当局和斯大林本人。这些写斯大林的章节，用西蒙诺夫的话来说，是'带着盲目的愤恨'写成的，因此写得最差"29；黄伟认为，"《第一圈》描绘的苏联社会是一个颠倒了的世界，对监狱生活的暴露和对斯大林的讽刺已经走向极端......让后者直接作为作品人物登场，并将后者丑化"30；张晓强也认为斯大林"接见内务部长阿巴库莫夫一段，写得更为尖刻些"31。
对小说的写作技巧，一般论者提到两点：一是具有时空超浓缩性，这部中文版长达九百余页的庞大作品，其所述事件却集中发生在1949年底的四天时间里，用极短的时间展现出众多人物的命运，而且大部分场景发生在玛尔非诺特种监狱里，这似乎表明作家试图严格遵循古典作品的三一律；二是采用多声部的手法，小说的每一章都有自己的中心人物，但全书没有独一无二的主角，说他的作品"趋向比较复杂的结构，有众多的人物，但是其中并没有中心人物"，因为他想"突出历史动向或者社会生活的诸多阶段"32。
单之旭是李毓榛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第20章"索尔仁尼琴的创作"的撰写者，他对小说技巧作了进一步的探讨。首先，他认为小说中存在着两组人物形象系列，由50名看守监管的281名囚犯代表着监狱世界，上至斯大林下至囚犯家属的人物长廊则代表着大墙之外的世界，这两个本来相互隔绝的世界在小说一开始通过一件偶然事件连接起来：外交部二等秘书沃罗金警告一位著名医学教授不要与西方国家的同行分享自己研究成果的匿名电话被监听和录音，国家安全部责成玛尔非诺特种监狱的科学家研制一种语音识别系统以便从三名嫌疑人中找出真正的罪犯。单文分析了监狱世界内的数学家涅尔仁、语言学家鲁宾、工程师索洛格金、画家伊万诺夫等犯人形象，肯定了他们的高尚人格；又分析了铁丝网外的自由人如特种研究所所长、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及斯大林等，认为索氏"在斯大林的形象上颇费心机，竭尽全力将其刻画为步入暮年、来日无多的暴君形象"。 其次，单文指出小说使用了对比的手法展示了两个世界之间的天壤之别，这一点在两个聚会的描写上最为突出。在特种监狱里朋友们为涅尔仁庆贺生日的寒碜与检察长马卡雷金家为庆祝主人获得第二枚列宁勋章而举行的家宴的奢华形成鲜明的对照，而特种监狱里朋友们的真诚也恰与检察长家客人们的虚伪形成强烈的反衬。再次，单文认为索氏在某些片段中使用了卡夫卡式的荒诞手法来讽刺、抨击苏联社会现实。如犯人波塔波夫讲述的布蒂尔卡监狱为了蒙骗前来检查联合国救济物品使用情况的美国贵宾而制造的"佛笑"闹剧，以及囚犯们模仿苏联法庭的审判方法将俄国历史上曾当过战俘的伊戈尔大公宣判有罪的喜剧表演等33。
3、《古拉格群岛》
在索氏之前，有两部俄侨作家描写古拉格群岛的作品还是值得一提的。阿格诺索夫指出：谢尔盖·马克西莫夫的《丛林》成为后来苏联"集中营文学"的先驱，描述的是古拉格制度，是关于时代的种种恐怖，始终贯穿着一个鲜明的主题思想，即人对自由的追求和对恐惧心理的克服，其基本叙事情节取材于古拉格囚犯们的日常生活34。汪介之指出：鲍·希里亚耶夫的长篇小说《长明灯》中"交替出现索洛维茨囚徒的生动形象和神奇传说，表现了对于'精神长明灯'的永不熄灭的信念，成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一部较早的'集中营文学'作品"35。然而，《古拉格群岛》的问世，最终震惊了西方乃至全世界，被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沉重、最残忍的书"。
我国学者一般对《古拉格群岛》持不同程度的否定态度。田大畏、陈汉章等在主题思想上把它定性为"一部反苏反共的代表作"，"索尔仁尼琴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都是反动的，这充分表现在本书的大量议论中"；但对其写作手法作了客观的介绍：一是根据不同的描写对象采用不同的写法，有讲述个人经历的自传，也有描写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有历史事实的考证，也有法律条文的诠释，有个人的随想，也有见闻实录，作品体裁难以归类，故名之曰"文艺性调查"；二是通过"多声部"或"复调音乐"的手法，让许多声音同时围绕一个问题讲话，从而使被谈论的问题更加深化；三是运用生动的比喻、辛辣的讽刺、幽默的笔调、尖刻的对话或明显的反语来加强表达的效果；四是大量使用俗语、谚语、古旧俄语、宗教语言及劳改营语言、黑话、脏话等，语言上有独到之处；五是所反映的时空跨度大，有别于之前那些时空高度浓缩的作品，时间长达四十年，地点几乎遍布苏联全境，人物多达数百；六是有内容上的某些重复、结构上的比较松散以及文字上有时佶屈聱牙的缺点36。这些客观介绍在单之旭等人的论述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张捷在《苏联的"回归文学》中说这部别具一格的作品包含着丰富的实际材料，但其中所说的东西我们远不能表示同意37。在1994年的著作中，张捷进一步认为它"从头至尾贯穿着对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彻底否定"。张文指出索氏在书中任意歪曲和夸大事实，一是索氏夸大苏联对内镇压活动的规模，索氏说苏联从十月革命后到1959年一共死了6600万人，同一时间内在劳改营服刑的人数约为1200万人，但据公布的档案材料，肃反高潮时期的1937年和1938年，被关押的人数才分别为82万人和99万余人；二是索氏对劳改营中关押的形形色色的刑事犯罪分子、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表示深切同情，而对真正的受害者，对无辜被关押的老革命家、老党员和老干部充满幸灾乐祸的敌意。38在李辉凡、张捷合著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中再次援引权威资料指出索氏的夸大不实，但该书承认《古拉格群岛》"毕竟还是反映了苏联实行的惩罚制度和劳改营生活的部分真实，说明在不同时期法制曾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39。吴泽霖说这部书的矛头"直指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成为西方反苏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工具"，虽对斯大林极权主义下的社会现实不乏蓄意歪曲和言过其实之处，但又"不能不承认它毕竟揭发了斯大林制度下苏联社会中的严重存在的重大问题"40。这样看来，他们对《古拉格群岛》已作了有所保留的部分肯定。
许贤绪对《古拉格群岛》基本持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他认为"其中心思想还是冤狱，即无罪受罚和轻罪重罚......其实《古拉格群岛》不过是《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放大而已"41；而余杰、李文思、林建华和王丽欣等人则对《古拉格群岛》一书给予高度评价。
余杰在《你从古拉格归来--致索尔仁尼琴》和《人之子--再致索尔仁尼琴》中说《古拉格群岛》"是一部关于人类善与恶战斗的史诗"，"是20世纪最悲怆的史诗"，索氏从中体现出"作为斗士的勇敢和气魄"。余杰认为索氏在《古拉格群岛》中毫不留情地剖析了自己的灵魂，发现自己身上也有跟迫害自己的凶手们相通之处，害人者也是由被害者们共同造就的；索氏的另一天才发现是极权主义的工具和走狗所具备的起码条件乃是无知。余杰还指出《古拉格群岛》是"发射式的写法"42。李文思的《索尔仁尼琴及其创作》一文高度赞扬《古拉格群岛》是文学，更是历史，索氏借助此书真实再现了斯大林大清洗时期颠倒黑白、人伦丧失的状况，集中体现了索氏反强权、反暴力、追求真理的思想43。应该说，索氏再现的不仅仅是斯大林大清洗时期的状况，他反映的时间跨度长达四十年。林建华的《索尔仁尼琴：一个永远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对《古拉格群岛》推崇备至，认为它是索氏的扛鼎之作，是其文学的最高成就，即使索氏"有生之年不再创作其他作品，后人也会因这一部著作而永远纪念他"；林文认为"《古拉格群岛》是作家在历史考查方面的杰作"，"小说创作的目的就在于消除笼罩在自己国家头上不真实的神话和虚假印象"44。王丽欣的《索尔仁尼琴及其〈古拉格群岛〉的创作风格》提到作家的人性思想和宗教意识，并重点阐述了《古拉格群岛》的创作风格。一是具有一种索尔仁尼琴式的混合性体裁特征；二是俄罗斯式的嘲讽和幽默；三是作家所创造的一个新的俄罗斯小说体系--发散式的写作手法；四是让相同的人物重复出现，将一条明确的线索贯穿始终45。
（二）关于其他非劳改营文学
"其他非劳改营文学"并非一个准确的概念，这里仅为了行文的方便，用来指代索氏除上述三部劳改营题材之外的其他作品，而索氏在其中表达的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的批判和反思则是一以贯之的。
1、《癌症楼》
应该说，《癌症楼》是一部在中国受到广泛研究、并备受好评的索氏作品。如陈建华认为它是"艺术上又属上乘的特定时代的反思录"46；施秀娟认为《癌症楼》"审视现实，针砭时弊，解剖社会，反思历史"47 ；肖韦宏认为它是一部"呼唤人性、剖析社会'毒瘤'、反思时代和历史的作品"48；李辉凡、张捷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指出"这部表面上只写癌病房生活的小说充满着社会政治批判的激情"；黄伟谈到小说批判了"个人崇拜"造成的不可挽回的后果，但并未因之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且小说中的舒路宾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小说基调健康，其关于生活意义的探讨，可说是探讨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的尝试；小说艺术上有相当水平，结构严谨，语言流畅，表现出"多声部"的特点49。单之旭说它是一部"渗透着的痛苦思索与探索的作品"50。
陈建华先生是较早对《癌症楼》作出全面评价的学者，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癌症楼》的得失，认为它有理由在当代苏联文学中获得应有的地位。他指出《癌症楼》的反思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揭示了极左路线对人性的深度摧残，其恶果是人性的极大扭曲，如个人迷信和极左路线的受害者科斯托格洛托夫、推波助澜者卢萨科夫、盲从者瓦吉姆、虽清醒但却违心者舒路宾等人的心灵都是扭曲的；二是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的种种社会现象进行充满政治色彩的严峻审视，如肃反扩大化问现象，人治代替法治问题，信仰危机以及官僚主义问题等等，努力探究时代悲剧的成因。他也指出了小说的不足之处：在抨击个人迷信和极左路线时界线不清分寸失当；推崇错误的人生哲学，主张基督教徒般的道德境界；提出"道德社会主义"的济世良方。他认为《癌症楼》是一部结构严谨的社会心理小说，特别与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创作联系紧密，充分显示了索氏小说的艺术特色：时空高度浓缩且十分注意选择观察点；不注重叙事但着眼于人物心灵震颤的描摹；抒一己之情、辩兴亡之理，政论色彩鲜明；基本写实，间或插入虚幻情景的描写及象征、比喻、讽刺等多种艺术手法。51在后来出版的《当代苏俄文学史纲》中，陈先生进一步强调索氏在《癌症楼》中的反思不仅停留在历史悲剧本身，而且从历史悲剧深入到人物性格悲剧，进而推进到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盲从、偷安和媚俗的深层次悲剧中52。
肖韦宏、张晓强、单之旭等人都提及《癌症楼》的象征和隐喻艺术。肖韦宏认为梦境、幻觉以及本能的冲动等下意识活动在小说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加上采用了自由联想和内心独白等手法，使小说带有某种程度的"意识流"特色53。张晓强、单之旭都论及小说高超的浓缩时空的技巧以及政论性与抒情性相结合的特色。单之旭还认为小说视角多变具有"多声部"的特点，张晓强还把小说人物分为癌症病人和医护人员两个形象体系等。
刘亚丁对《癌症楼》艺术性的解读更加深入。首先，他指出索氏继承了俄国文学对人物进行道德评判的传统，索氏扮演了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相似的角色，即把人物推到精神崩溃的边缘加以拷问。其次，他认为索氏关于人物活法的价值取向在于把中心文学曾经弘扬的崇高的理想主义，降调为世俗的人生，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只是意识形态的神话，只有人的本能和良知才是真实的。再次，他通过对《癌症楼》和《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是：索氏戏拟了保尔·柯察金的崇高的价值观念，将保尔·柯察金的悲壮化为喜剧。最后，他称扬索氏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善于讲述多个人物的命运，叙述方式和叙述视角都较为自由，集中体现了小说叙事对生活细节的注重。54
2、《红轮》
鉴于《红轮》的卷帙浩繁及其中译本未全部面世，在我国，对于《红轮》的研究和评价仅局限在少数几位专家、学者之间。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严永兴研究员是我国大陆最早介绍《红轮》的学者，他把《红轮》译为《红色车轮》。在《"索尔仁尼琴热"·〈红色车轮〉及其他》一文中，他首先概述索氏创作《红色车轮》的总构想：是一套卷帙浩繁的历史巨著的总标题，索氏想把它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那样构成一个整体以重现"整个20世纪俄国和苏联的历史"；并根据索氏答法国《读书》杂志编辑问解释了取名《红色车轮》的含义：它象征着永不停息的旋转的历史车轮，象征俄国历史上唐·吉诃德式的人物与之搏斗的风车，象征列宁在瑞士流亡期间所憧憬的"革命的火车头"，也象征着命运之神的光环、先知以西结头上的光环和熊熊燃烧的烈火的光环。然后他分别介绍了《1914年8月》、《1916年10月》、《1917年3月》的主要内容、主题思想以及写作手法：《1914年8月》写斯托雷平的改革、失宠和遇刺，从而改变了俄国的历史进程，引发了十月革命，造成了一场疯狂的持久的破坏；《1916年10月》没有完整的人物形象，但加大了政论成分，重弹了索氏宗教拯救世界和回到宗法制俄国的老调；《1917年3月》以俄国二月革命的爆发、取胜为主线，集小说、日记、速写、学术论文、政论之大成，欢呼二月革命，否定十月革命55。
张捷介绍《红色车轮》在叙事结构方面自有特点，运用数学中画曲线的方法，从本世纪俄国历史中寻找"结点"，然后连成这一历史时期的曲线。索氏已完成的是两"幕"四"结"，第一"幕"《革命》包括三个"结" 《1914年8月》、《1916年10月》、《1917年3月》，第二"幕"《民权》只有一个"结"《1917年4月》56。随后，张捷又提到《红色车轮》内容庞杂，并引用侨民作家马克西莫夫的评语，断言《红色车轮》是"致命的失败"，充塞着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观的、甚至是随心所欲的解释和评价。张捷认为索氏在书中制造了一系列神话，包括斯托雷平是具有远见的改革家和俄罗斯的希望的神话以及1910～1913年俄国经济出现高涨的神话。他还指出索氏不仅否定十月革命，也否定二月革命57；吴泽霖也说索氏"否定二月革命、十月革命"58；刁绍华说《红轮》"通过对二月革命的否定而彻底否定了十月革命"59。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与严永兴、张晓强的说法明显相抵触，我们倾向于后一说法。张晓强在其关于索尔仁尼琴的专著中介绍《红轮》：全书共分5个"主情节"，每个"主情节"包括4个"板块"，每个板块都是对历史的浓缩，描述十余天到二十余天发生的事件。索氏已完成的第一个"主情节"题名为"革命"，包括《1914年8月》、《1916年10月》、《1917年3月》和《1917年4月》四个板块。张文还对前三个板块作了概略的介绍。张晓强也认为索氏在《红轮》中的基本观点是"二月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60。另外，孟冰纯也谈到《1914年8月》内容杂乱，结构松散，是对"多斯·帕索斯式现代主义技巧的拙劣套用"61。张捷说"革命"包括三"结"，何茂正也说是三"结"，张晓强说包括四"结"，何茂正参与翻译《红轮》，张、何之说应该符合事实。
何茂正是《红轮》第一、二、三集共八部书的九位中译者之一，他在《〈红轮〉及其索尔仁尼琴》中对《红轮》有较深入的介绍。从小说内容来说，《红轮》是索氏创作中最大的一部鸿篇巨制，也是到目前为止，世界文学中篇幅最宏大、卷帙最浩繁、所反映的历史事件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部小说。这三集八部书写的是第一个大事件：革命。第一集《1914年8月》写革命前俄国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第二集《1916年10月》写俄国革命气息越来越浓，革命的暴风雨越来越逼近，第三集《1917年3月》详细描写俄国二月资产阶级革命。从小说形式来说，《红轮》属于多元小说，或多声部小说，或多主角小说，或无主角小说，因为小说中只有众多的局部主角，而没有贯穿整部书的主角。从小说主题来说，《红轮》力求多方面、多层次、多方位地反映历史现实，构成一部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实质上表现的是一种极其简单的人文主义，其核心是人类的爱。何文总结道：有人认为《红轮》反映了历史真实，有人认为《红轮》歪曲了历史真实，但却众口一词承认《红轮》是一部奇书62。何文表面看似客观，实际上还是肯定了索尔仁尼琴的巨著。
（三）关于索氏作品的传承和创新
诺贝尔奖获奖评语称索氏获奖是"由于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中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点明了索氏与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渊源关系。我国学者关于索氏作品传承与创新的论述极少，大多数仅偶有涉及，较为全面论述的有施秀娟的《融古典与现代于一炉--试析索尔仁尼琴创作中的继承与创新》63和季明举的《索尔仁尼琴与俄罗斯文学传统》64。
施文指出，索氏摆脱了苏联文学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束缚，继承了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和人道主义思想。索氏的《一天》和《癌症楼》几乎具有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们所有的特点：他像果戈理，洞幽烛微，在平凡琐屑中揭示人生和社会的本质；又像托尔斯泰，让人物经历濒临死亡、肉体康复、人性复活的苦难历程；更与陀斯妥耶夫斯基接近，取材亦有惊人的相似。刘亚丁指出索氏在《癌症楼》中效法陀斯妥耶夫斯基拷打人物灵魂，上文已提到，兹不赘述。刘涛的《索尔仁尼琴90年代文学创作述评》论及索氏90年代创作的短篇小说像契诃夫一样保持冷静客观的叙述，行文不动声色，而人物形象自能激发读者强烈的爱憎65。施文还指出，索氏创作艺术上兼收并蓄，集古典传统与现代技巧于一身，塑造出熟悉而又陌生的人物形象。一是索氏所塑造的人物近似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小人物"；二是与现代派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有某种相似；三是索氏毕竟不自觉地接受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因此从本质上看，他塑造的还是苏维埃人的形象。总之，索氏继承了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也汲取了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精华，又融会了现代派文学技巧，形成了自己深沉、凝重、悲怆、冷峻的独特风格。
季文结合索氏的大部分文学作品和作家生平，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学背景下考查索氏与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渊源流变。索氏具有典型的俄罗斯传统文化个性：即具有叛逆激情的浪漫主义文化精神和弥赛亚救世主义的启蒙与使命意识。关于后一点，刘亚丁在谈到苏联文学的拯救功能时有所触及。他说索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文学观'美一定能拯救世界。'在索氏的独特语境里，文学是与宗教和真理相联系的。"66季文以小说《玛特辽娜的家》为例，强调索氏在小说结尾用"没有正直的人，就没有村庄"这一民谚来赞美玛特辽娜，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信守。无独有偶，刘涛和谢春艳均对索氏执着于宗教母题和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挖掘有所阐发。刘涛的《索尔仁尼琴90年代文学创作述评》提出贯穿索氏创作的两条主线，一是作品中蕴含的宗教思想和宗教母题，二是对俄罗斯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思索。而这两条主线也正是陀氏和托翁的创作要义。刘文还论及《玛特辽娜的家》为读者塑造了一个民间"圣徒"的高大形象；并认为宗教母题在索氏90年代的新作《娜斯坚卡》的第一部分表现得格外突出67。谢春艳的《俄罗斯民族精神复活的希望--评《玛特辽娜的家》和《最后的期限》中的女性形象》则通过对作品女主人公形象的分析，"寻找失落的根"，揭示出女主人公那种源于内心深处和良知的亘古不变的俄罗斯民族精神，预示着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中担负着拯救俄罗斯使命的女性形象的复归68。而更早些时候，何云波、张铁夫的《寻根，回到人本身》就已涉及索氏皈依他自己所认定的传统的问题："特别是像索尔仁尼琴的'回到俄罗斯的本源'的理想，他的农村浪漫主义，复活宗教、土地、祖国三位一体的神圣俄罗斯的迷梦已经更多的带有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69。
季文认为索氏小说创作基本采取俄国经典小说模式，继承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从精神品格上看，索氏作品具有19世纪俄国社会小说的强烈政论批判性、历史预言性、丰富的人民性和使命感，延承了"提问题"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态度，如《一天》、《第一圈》、《癌症楼》、《古拉格群岛》、《红轮》等披露苏联社会问题之多、涵盖范围之广、历史思考之深，都堪称一绝。其偏差是走向政论化、纪实化和概念化。从表现手法上看，索氏小说采取近似古典"三一律"的方法，在高度浓缩的时空里叙述人物的紧张生活，类似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拷打灵魂也深得陀氏"复调小说"之真传；《一天》中小处见大的细节描写也非常符合古典主义在场景刻画上的范式；《红轮》网络纷呈而又疏而不漏的驾驭能力可与《战争与和平》的比美。从艺术形式上看，索氏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论激情表达、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时空浓缩的方法和托尔斯泰从容不迫的叙述基调。季文也概括了索氏作品对传统的突破和创新的一面。《癌症楼》、《第一圈》等具有非凡独特的直觉和想象力，许多章节充满意识流展示，对某些人物的刻画具有当代小说的隐喻特征；大部头作品具有多层次的"复式"结构、性格命运的史诗性和人物形象的群体性特点；擅长将各种不同的文学体裁进行艺术剪贴，尝试构建一种各类文体杂交的小说新体裁。当然，这些方面肖韦宏、单之旭、何茂正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论述，上文亦有介绍，而索氏所谓的文体杂交也受到我国一些学者的诟病。
二、作家研究
索尔仁尼琴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作家，评论界对他褒贬不一，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国研究者们的观点和看法也迥然有别，任光宣的《索尔仁尼琴现象：综合的经验--记"A·索尔仁尼琴：艺术创作诸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此作了归纳：一种是基本否定索尔仁尼琴的个性及其创作，以李辉凡、张捷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和张捷的《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为代表；另一种是基本肯定索尔仁尼琴的个性及其创作，以刘亚丁、单之旭、张建华等人的论著为代表70。而造成这种相反评价的原因，就在于研究者们究竟是从政治层面还是从文学层面来审视与解读索尔仁尼琴及其创作的，争论的焦点在于：索尔仁尼琴的创作究竟是政治诉状、发泄私愤的偏激之词还是真正的艺术精品；索尔仁尼琴究竟是政治投机分子、还是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文学大家。
（一）、政治诉状与政治投机分子之说
我国关于俄苏文学的权威著作，有相当一部分要么避而不提索尔仁尼琴，要么给他贴上反共的标签。如李明滨等主编的《苏联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戴安康等主编的《当代外国文学概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曹靖华主编的《俄苏文学史》（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这些较有代表性的高校文科教材，都没有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位置。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索尔仁尼琴"的词条中对索氏有"他的基本立场是反共"的定性。许贤绪虽然也肯定了索氏作品如《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艺术魅力，但主要从政治取向作出审视。他说索氏写集中营题材小说是在两头讨好的形势下一举成名的，国内的当权派要利用他反对斯大林,而西方一眼就看出他反对的是苏维埃制度，苏联和西方同时为他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大声叫好,说明他的成名主要在于政治机遇71。何满子《索尔仁尼琴的跌落》说索氏是"美国荣誉公民的意识形态的武器"72。李辉凡、张捷指出，由于赫鲁晓夫再次掀起批判斯大林的浪潮，受到党内某些人的批评，故而需要文学的推波助澜，而《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很有用，这才促使索氏一夜成名，但索氏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反对苏维埃制度的立场没有改变。索氏的整个创作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早期作品有较强的艺术性，后来索氏愈来愈把文学作为从事政治斗争的工具，有些作品完全成为反共的宣传品73。黄伟虽肯定索氏创作曾经继承了19世纪社会政治小说的某些传统，第一次把鲜为人知的劳改营生活题材引进文学作品，拓宽了苏联文坛的视野，但索氏之所以著名，与其说是因为他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卓越成就，不如说是他的显著的政治倾向迎合了西方反社会主义阵营的目的74。孟冰纯的《索尔仁尼琴的寂寞》定索氏为一位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作家，嘲笑索氏不合时宜的立场，讽刺索氏蜕变为一头"政治恐龙"75。刁绍华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词典》"索尔仁尼琴"条对索氏作品的艺术手法较为欣赏，肯定其语言凝练含蓄，但仍不忘指出索氏对苏联的整个社会制度持激烈否定的态度。戴庆华的《索尔仁尼琴与赫鲁晓夫--读《索尔仁尼琴--回归故里的流亡者》则说《伊凡·杰里索维奇的一天》这本书由于其独特的内容，在最高领导人那里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和筹码76。这些评价都带有某种人为地割裂索氏作品政治立场和艺术成就的倾向。闻一的《谁放逐了索尔仁尼琴》在解密了索氏被逐的过程之后，得出了从历史角度来看，索氏不是属于文学而是属于历史的结论77。这实际上还是把索氏划归到政治而不是文学的势力范围中。
索尔仁尼琴在政治上并不具有先知般的独立性，而是具有某种依附性，这是闻一在《第一圈的思索》中得出的结论。在该文中，闻一认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们有自己的圈子，而索尔仁尼琴也有自己的圈子，这两个圈子永远不可能重叠，但他认为它们偶尔会相交。闻文指出，赫氏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利用索氏，索氏对此心知肚明。而索氏在赫氏当政时，十分期望得到赫氏最高的也是最后的庇护，索氏曾通过列别杰夫向赫氏效忠；但赫氏下台后，他又庆幸他不必再对赫氏和列别杰夫恭恭敬敬感恩戴德。这说明索氏为了某种利益曾对赫鲁晓夫等毕恭毕敬，即使这种恭敬是虚假的。闻文还通过解密档案指出索氏曾想和勃列日涅夫有某种好于赫鲁晓夫的关系，只是未能如愿而已78。
（二）、发泄私愤与人格有缺陷的人之说
发泄私愤说主要源于张捷《回国后的索尔仁尼琴》一文。张文指出索氏反共和仇视社会主义制度有其心理原因，八年的监狱和劳改营生活使他的思想和心理发生很大变化。索氏在监狱里形成一种为了求得生存和进行报复而不顾一切、蛮不讲理的心理，这种不惜牺牲一切的复仇心理使人失去理智，为了达到目的可能采取最极端的行动：无视明显事实、任意制造神话、借助外国势力等，或拿任何人垫背，破坏任何东西，直至搞垮自己的国家79。在《"六十年代人"拉克申的变化》一文中，张捷再次提及索氏的习惯是苦役犯、劳改犯的习惯，为了保全自己和达到目的，简直无所不用其极80。也就是说，索氏创作大多是为了发泄私愤。
关于人格缺陷，张捷、林建华、凌建侯均曾提及。张捷认为索氏忘恩负义、过河拆桥、言行不一、见风使舵。索氏指责恩人特瓦尔多夫斯基胆小怕事、酗酒成癖和高傲，批评《新世界》杂志不敌地下出版物，嘲笑它的编委被解除职务时不敢反抗，这使得《新世界》杂志前编委拉克申愤而著文反驳；索氏不但不感谢安德列耶夫的孙女奥莉加为出版他的书而奔走，反而说她自私和不热心，遂使后者状告索氏损害名誉；索氏责怪前妻列舍托夫斯卡娅伪造证据诬陷他，全然不顾前妻曾在他被关押期间接济他，之后又帮助他的恩情。张捷说索氏教导人们"不要靠谎言生活"，但他自己却在一生中制造了大量的谎言；索氏提倡"自我克制"，但他自己却毫无克制地进行反对共产主义的宣称和颠覆苏维埃制度的活动；索氏号召大家"悔过"，倒是他自己应该身体力行反思己过81。对于索氏拒领圣安德列勋章，张捷的《索尔仁尼琴八十岁前后》援引马克西莫夫"不仅善于根据时间和地点说相宜的话，而且也能及时地和适当地进行推托"的评论，认为索氏行事圆滑82。林建华的《索尔仁尼琴：一个永远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对索氏的个人道德修养提出三点缺陷：一是患有夸大狂，二是因报复而诽谤肖洛霍夫不是《静静的顿河》的，三是对中国极不友好83。凌建侯的《功勋与神话--"索尔仁尼琴创作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援引沙尔古诺夫和沙伊塔诺夫的观点，虽承认索氏在20世纪俄罗斯文化史上功勋卓著，但索氏的出现带有很浓的神话色彩，索氏似乎过于夸大自己的伟人和先知形象84。刘文飞的《老作家点评索尔仁尼琴》通过介绍俄国老作家沃伊诺维奇的《神话背景下的肖像》，也点明了索氏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有被逐渐神化的嫌疑，应否定这种新的偶像崇拜85。总之，索氏有自己的个性，但他却有人格缺陷。
（三）、艺术精品与文学大家及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之说
针对政治诉状和发泄私愤的说法，一些研究者表示反对，并认为这种解读是索氏的悲哀亦是文学的悲哀，施秀娟、周文斑对此感触尤深。施秀娟的《融古典与现代于一炉--试析索尔仁尼琴创作中的继承与创新》认为索氏是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家，但其本人屡被视为政治标识，其作品屡被视为政治工具，却罕见有人从文学角度加以研究，既是索氏的悲剧，亦是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史上一大失误86。周文斑的《是政治状子还是呼唤人性的文本---兼论〈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提倡对文学作品的观照应以文本的艺术具象为依据,应在文学艺术的框架下作出价值判断，而任何使文学无限上纲并人为地将其政治化的做法,只能给文学带来悲剧性的后果87。中国学界评价索氏有两个出发点，一从政治出发，一从艺术出发，这从下面关于评价索氏19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的两位学者文中可以窥斑知豹。张捷提及索氏1994年回国后陆续发表了十多篇短篇小说，只有《在转折处》引起批评界重视。张捷认为它从艺术角度来说并无独到之处，引人注意的是它通过一位红色厂长在苏维埃时代的经历和感受，肯定战后恢复国民经济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肯定斯大林对国家的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肯定共产党的作用，从而修正了索氏自己对苏维埃时代的看法88。张捷完全是从政治倾向的角度对《在转折处》给予分析，而刘涛则更多地从艺术处理的角度加以分析。刘涛的《索尔仁尼琴90年代文学创作述评》认为索氏回国后写出一系列形式新颖的"两部分小说"（包括《在转折处》等8篇），它由两部分组成，每部分都是一篇相对独立的短篇小说，合起来又构成一个小说统一体。它像中国的太极图，组成整篇小说的两个故事是太极图的阴鱼和阳鱼，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互化互根，相辅相成。刘文认为《在转折处》的两位主人公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历史性大转折的危急关头，发扬永不服输的精神，行动起来，自我拯救，最终达到复兴国家的目标89。可见既然两位学者各自的出发点不同，结论自然大有区别。
严永兴、宏亮、张建华、李文思、林建华等认为索氏创作属于文学精品，索氏是文学大家。严永兴认为我们也许不得不承认索氏是位大作家，"因为他是举世公认的世界级最高奖--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颁奖以来至1991年这91年间，世界上仅有的88位获奖者之王"，虽然授奖并非不带丝毫感情色彩或政治因素90。针对何满子说索氏是"美国荣誉公民的意识形态的武器"91的说法，宏亮撰文《也谈索尔仁尼琴》予以反驳。宏文说索氏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国作家，不是意识形态的工具。索氏对所描绘的现象，经常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进行剖析，更增加了作品耐人寻味的哲理性，他在突出人物、人物语言性格化等方面都有不少突破92。张建华认为索氏是一位命途多舛、独具一格的作家和思想家，在索氏的个性和创作中反映出20世纪俄罗斯历史上最具有悲剧性的篇章，说出和思索俄罗斯民族中最具悲剧性的和被禁的真实，成为索氏的全部生活和创作的目的和意义93。李文思的《索尔仁尼琴及其创作》高度评价索氏在一生的创作生涯中，始终以一个作家的良心来进行写作，从未放弃反抗暴力、追求真理的理想，选择的是说真话。他认为索氏深刻理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文学是生命、心灵之间的交流，不是政治家的工具，更不是低俗的生活消遣品，文学理应反映生活中真正的状态。他认为索氏是一名蜚声国际文坛的作家，以其作品中所具有的深刻思想内涵及人道主义情怀而受到读者尊敬，索氏的创作表达了俄罗斯人民对自由与真理的向往94。林建华认为《一天》不是意识形态的武器，而是真正的艺术品；《癌症楼》效法托尔斯泰对人物进行道德审判，继承和发扬了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传统；《古拉格群岛》是历史考查方面的杰作。如果按文学创作的质和量排队，俄国五个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中，索尔仁尼琴应排第二位，仅次于肖洛霍夫。但肖氏1965年获奖后几无新作，而索氏获奖后精品接踵而出。总之，大多数人会同意索氏确实是俄罗斯迄今在世的最伟大的作家95（《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01期）。
邓理明、刘文飞等赞美索氏作为"持不同政见者"的独立人格，余杰、王开岭等颂扬索氏的勇敢与献身精神。邓理明的《孤独的索尔仁尼琴》把索氏当成俄国争取民主、自由的代表，俄国民族精神的象征。邓文指出，索氏任何时候都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人生品格，从不寻求任何人的庇护或拥戴，也无意与某一党派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因而对任何社会来说，他都是异教徒；然而，自1960年代以来，他对俄国社会生活的影响恐无另一位俄国作家能与之匹敌，他不是伟大的政治家，但他的文学业绩、他探索人生的精神却将永远为后人所缅怀96。同样是对于索氏拒领圣安德列勋章，刘文飞的《索尔仁尼琴八十岁》的解读与上文介绍的张捷的解读迥乎不同。1998年，索氏拒领叶利钦总统授予的俄罗斯联邦最高国家奖--圣安德列勋章，刘文飞认为这是索氏"以这种打破沉默的方式来表达对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现实的不满"。通过历数索氏在前苏联受到的迫害，在美国批评其为"恶的帝国"而引起美国朝野的围攻以及回到俄罗斯以后又强烈批判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新当权派，刘文飞慨叹索氏真是一位"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并由此展开进一步的思索："也许，与权力保持对峙，至少是保持距离，才是真正的、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应该选取的最佳位置；也许，思想和文化只有与政治的冲突中才能体现其意义，丰富其内涵，并焕发出真理的光辉"。在该文结尾，刘文飞把索氏比为晚年的托尔斯泰，因为二人具有同样的对权力的激愤，对民众的温情，同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严肃的道德感97。余杰把索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牛犊精神，比之为填海的精卫、逐日的夸父、舞戚的刑天和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他进而分人类的写作为两种：一是天上的写作，一是地下的写作。天上的写作是被养起来的御用文人仰领袖之鼻息的写作，必然昙花一现自取其辱；地下的写作则是以索氏为代表的为真理和良知的写作，所以永垂不朽发人深思98。王开岭的 《"深水鱼"与"地下文学"--读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赞扬索氏的勇敢与献身精神，说他并不特别害怕对手和死亡，把他比作一位母亲，不害怕自己肉体的毁灭，却贪婪地热爱着腹中的胎儿--自己的作品，所以他捍卫自己的生命就是捍卫民族的记忆99。不足之处是余文和王文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缺少相应的理性思辨。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索尔仁尼琴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极不友好，李辉凡、张捷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索尔仁尼琴专节对此有所论述。索氏伤害中国的言论主要有以下几点：把社会主义中国与法西斯德国相提并论；责备苏联过去的领导人支持中国革命，责备斯大林培养毛泽东来代替爱好和平的蒋介石；诬蔑中国是军国主义，有扩张野心，妄图侵占整个西伯利亚，警告苏联领导人要预见到与中国进行的可怕的战争；1980年为台湾出版的《古拉格群岛》中文本所作的序言谩骂共产主义中国是可怕的不人道的国家，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与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在受害者人数和无限的残酷性方面展开竞赛，并在这两方面都超过了苏联；1982年访日时告诫日本人不要受到能与中国和苏联政府建立和睦关系的诱惑，访台时还劝说西方不要与中国做朋友，因为这是一种极不明智的自杀政策，不仅是对台湾的背叛，也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的背叛等100。李敖写于1982年11月11日索氏访台结束时的《索尔仁尼琴错在哪儿》一文，对索氏为台湾出版的《古拉格群岛》中文本所作的序言及访台时的荒谬言论作了有力的批判。李敖认为：索氏出于对苏共政权的憎恶，促使索氏误以为反共是可以不择手段、不讲原则的，而且误以为凡是反共的政权都是可取的政权，这是极幼稚的；索氏在台湾不去参观台湾的监狱，不对台湾的"古拉格群岛"的兄弟探望，却大骂中国大陆上有许多"古拉格群岛"的囚犯饱受苦难，这是极媚俗的。于是李敖将他与写《我控诉》的法国作家左拉和拒绝到任何有极权政权统治的地方去演奏的西班牙大提琴家卡沙斯相比，指出左拉、卡沙斯才是第一流的仁人志士，而索氏是使正义蒙羞、使真理破相的二流货101。李敖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入骨三分。
任光宣的《索尔仁尼琴现象：综合的经验--记"A·索尔仁尼琴：艺术创作诸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指出有两个索尔仁尼琴，一个是作为政治活动家的索尔仁尼琴，一个是作为作家的索尔仁尼琴。任文主张对政治活动家的索尔仁尼琴的所作所为要有所甄别，对其错误言行要深入批判；对作家索尔仁尼琴的文学创作要给予极大关注，并认真研读他的每部作品。基于这样的立场和态度，去研究索氏在其创作中反映出20世纪整个俄罗斯乃至世界的复杂性、悲剧性和矛盾性的异常鲜明的、复杂的充满矛盾的创作个性102。任光宣的总结，应该说是目前中国的索尔仁尼琴研究的一个共同的出发点。
总起来看，我国的索尔仁尼琴研究还不全面、不深入，还有不少亟待开拓的空间。索尔仁尼琴的最大著作《红轮》还未全部译成中文并出版。从目前为数极少的有关索尔仁尼琴研究的专门论文来看，仅仅集中于《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癌症楼》的研究；对《古拉格群岛》、《红轮》的研究还处在介绍阶段；对《第一圈》的研究还属空白。即使是对于《一天》和《癌症楼》，也大多局限于政治层面，而未深入艺术层面。索尔仁尼琴的某些作品与我国新时期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比较研究，亦无学者涉及。对国外的索尔仁尼琴研究，也很少予以引进译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20世纪下半叶文艺界最为复杂的索尔仁尼琴现象，是值得更加全面和深入地进行研究的。肯定也好，否定也罢，只要言之成理、言之有据，都是一种真正的研究；先入为主，然后为了观点而找论据，这才是最可怕的"研究"。
［相关研究成果要目］
张捷：《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张晓强：《索尔仁尼琴--回归故里的流亡者》，长春出版社1996年版。
李辉凡、张捷：《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青岛出版社1998年版。
李明滨主编：《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李毓榛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张捷：《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谭得伶、吴泽霖等：《解冻文学和回归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何云波、张铁夫：《寻根，回到人本身》，《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3期。
陈建华：《特定时代的反思录--评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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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光宣：《索尔仁尼琴现象：综合的经验--记"A·索尔仁尼琴：艺术创作诸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外文学》，2004年第2期。
注释：
1（俄）阿格诺索夫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第510页, 凌建侯等译， 白春仁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 (俄)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第228页, 陈淑贤、张大本、张晓强译，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3 参见张婉瑜：《俄国文学在台湾的翻译和研究情况》，《国外文学》2003年第1期。
4 参见任光宣：《索尔仁尼琴现象：综合的经验——记“A·索尔仁尼琴：艺术创作诸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外文学》2004年第2期。
5 王守仁编选：《复活的圣火——俄罗斯文学大师开禁文选》，“楼肇明序”第3页，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
6 许贤绪：《当代苏联小说史》第191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版。
7 李辉凡、张捷：《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第394页，青岛出版社1998年版。
8《苏联文学》1990年第1期。
9《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4期。
10《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1期。
11《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5期。
12《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4期。
13《荆州师专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1期。
14《赣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2期。
15 谭得伶、吴泽霖等：《解冻文学和回归文学》，第19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6 许贤绪：《当代苏联小说史》第201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版。
17《河池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18 李辉凡、张捷：《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第442页，青岛出版社1998年版。
19（俄）索尔仁尼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第65～66页， 姜明河等译，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20 谭得伶、吴泽霖等：《解冻文学和回归文学》，第11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1 俄）索尔仁尼琴：《癌症楼》，第754页，姜明河译，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
22 李辉凡、张捷：《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第442页，青岛出版社1998年版。
23 谭得伶、吴泽霖等：《解冻文学和回归文学》，第12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4 张晓强：《索尔仁尼琴——回归故里的流亡者》，第201页，长春出版社1996年版。
25《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1期。
26《河池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27 李毓榛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第391页，其中第20章“索尔仁尼琴的创作”由单之旭撰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8《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29 李辉凡、张捷：《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第445页，青岛出版社1998年版。
30 李明滨主编：《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第三卷第332～333页， 其中“索尔仁尼琴”部分由黄伟撰写，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1 张晓强：《索尔仁尼琴——回归故里的流亡者》，第218页，长春出版社1996年版。
32 李毓榛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第401页，其中第20章“索尔仁尼琴的创作”由单之旭撰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3 李毓榛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第398～401页，其中第20章“索尔仁尼琴的创作”由单之旭撰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4《俄语语言文学研究·文学卷》第二辑第12～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35 俄语语言文学研究·文学卷》第二辑第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版。
36 俄）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上册 “译者的话”第1～4页， 田大畏、陈汉章译，田大畏校，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
37 《苏联文学》1990年第1期。
38 张捷：《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第235～236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39 李辉凡、张捷：《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第447页，青岛出版社1998年版。
40 谭得伶、吴泽霖等：《解冻文学和回归文学》，第193～19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1 许贤绪：《当代苏联小说史》第203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版。
42《方法》1998年第10期，1998年第12期。
43《俄罗斯文艺》2003年第6期。
44《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1期。
45《北方论丛》2004年第2期。
46《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小说鉴赏大成》第665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47《河池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48《名作欣赏》1996年第5期。
49 李明滨主编：《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第三卷第331页， 其中“索尔仁尼琴”部分由黄伟撰写，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0 李毓榛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第395页，其中第20章“索尔仁尼琴的创作”由单之旭撰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1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小说鉴赏大成》第656～665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52 陈建华、倪蕊琴：《当代苏俄文学史纲》第291～295页，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53《名作欣赏》1996年第5期。
54 刘亚丁：《苏联文学沉思录》第141～156页， 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5《文艺报》1992年5月9日。
56 张捷：《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第236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57 李辉凡、张捷：《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第450～451页，青岛出版社1998年版。
58 谭得伶、吴泽霖等：《解冻文学和回归文学》，第19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9 刁绍华编：《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词典》第641页， 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60 张晓强：《索尔仁尼琴——回归故里的流亡者》，第232～238页，长春出版社1996年版。
61《文艺报》1999年7月1日。
62《俄罗斯文艺》2002年第3期。
63《河池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64《外国文学动态》2001年第3期。
65《外国文艺动态》2004年第2期。
66 刘亚丁：《苏联文学沉思录》第246页， 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7《外国文艺动态》2004年第2期。
68《俄语语言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
69《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3期。
70《国外文学》2004年第2期。
71 许贤绪：《当代苏联小说史》第199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版。
72 《南方周末》1993年9月17日
73 李辉凡、张捷：《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第442～443页，青岛出版社1998年版。
74 李明滨主编：《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第三卷第334页，第325页， 其中“索尔仁尼琴”部分由黄伟撰写，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5《文艺报》1999年7月1日。
76《书屋》2003年第6期。
77《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第10期。
78《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第8期。
79 张捷：《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第12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80 张捷：《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第87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81 李辉凡、张捷：《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第451～453页，青岛出版社1998年版。
82《外国文学动态》1999年第2期。
83《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1期。
84《外国文艺动态》2004年第2期。
85《环球时报》2002年8月29日。
86《河池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87《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88 张捷：《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第6～10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89《外国文艺动态》2004年第2期。
90《文艺报》1992年5月9日。
91《南方周末》1993年9月17日。
92《俄罗斯文艺》1994年第3期。
93 任光宣等：《俄罗斯文学史》第392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转摘自任光宣：《索尔仁尼琴现象：综合的经验——记“A·索尔仁尼琴：艺术创作诸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载《国外文学》2004年第2期。
94《俄罗斯文艺》2003年第6期。
95《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1期。
96《俄罗斯文艺》1997年第4期。
97《读书》1999年第4期。
98《方法》1998年第10期。
99《书屋》2000年第5期。
100 李辉凡、张捷：《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第448～449页， 青岛出版社1998年版。
101 李敖：《李敖诺贝尔奖提名文选》，第165－171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版。
102《国外文学》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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