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生命与语言相遇
——郑小琼诗歌札记
张清华
这明显是一个言不及义的题目，我还可以写成“当生命与存在相遇”、“当语言与命运相遇”、“当一个诗人与一个时代相遇”，等等。因为一个好的诗人带给我们的总是很多，他（她）会昭示着一种喷薄而出的诞生感，让你期待太久，又出其不意。他（她）和时代之间会构成强烈的互证关系，书写和确认那些重要然而又从未有过传神表现的公共经验，他（她）的语言方式会充满陌生而又熟悉的尖锐性与震撼感，具有直抵人心和存在黑暗的力量，他（她）会有鲜明的原生而且陌生、精确而又暧昧不明的特性，还会有不可抵挡的整合性与吞噬力……我读郑小琼的诗，有类似的强烈的感觉。
这使我决定谈一谈她的诗，这种谈论可能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这时代浑浊的语境，使我深恐那些酸涩或粗鄙的标签会再度落下来，将她简单地盖棺论定为一个“符号化的诗人”，一个不期印证了某个特殊的意识形态怪胎的写。但是，我又不能生生将她从这生存的现场扯开，将她关禁在词语的囚室中来奢谈她的纯粹性，并假装“纯诗”、“专业”和“技艺”的代言人与捍卫者。因为她是属于这时代的现场、属于这生存黑暗、这时代创痛的诗人。想想看，我们最近听到的声音是多么浑浊不堪：把“打工诗歌”挂在嘴上的人们，可能正在用粗鄙的符号和赤裸裸的市场动机，葬送着这本来的悲凉而淳朴的慷慨清音；那些轻薄而又假作高雅的谈论者，也正在用他们恶意而又酸溜溜的聒噪，来贬低这些来自命运和痛感的的书写，轻薄那些血淋淋的声音。我不知道我该怎样选择我说话的方式和“立场”，来谈论郑小琼这样的诗人。但我坚信，她是可以最终使这一切聒噪和喧嚣闭嘴的一位诗人，因为她具有这样的力量——具有将现实提升为生存、将生存还原为存在的力量。这是一种证明，因为在一个真正的好的诗人那里，才华和现实感从来都不是单独出现的。当这样的诗人浮出水面，一切表层问题的谈论都会失去意义，一切喧闹都将止于安歇，烟尘消散，尘埃落定。
“将现实和生存还原为存在”——我现在要谈谈这个问题。我原来曾经试图将郑小琼的诗歌概括为一种“工业时代的乐府”，但后来我发现这远不是最重要的。郑小琼和一般的“打工诗歌”的悲悯主题、道义书写不一样的地方也在这里，首先，她置身其间就是一个确证，她不是一个站在高处的隔岸观火者，不是悲天悯人的局外人，她那些带着痛感的书写，是来自她自己身心的践行和生命的参与。这本身就是含量，诗歌与生命实践必须相印证的法则，决定了她作品的含量，也决定了其感人的质地。她的诗贴近而真实地给我们展现了其人生的一个侧面，身在其间的劳动者的真实处境。这也许才是真正的“身体写作”，真正的身体写作不是亵渎感官，不是脱衣舞和裸奔，而是春蚕吐丝、蜡炬成灰，将生命乃至命运“嵌入”作品中的质感。在郑小琼的诗中，我看见了这来自生命和身体的介入，以及它所带来的令人感动的力量。像这首《落日》中所写的：“小小的落日，也有铁片样的疼痛/它卷起暮色，卷曲起荔枝林里的微风/它蓝色的火焰在炉火中烧着/在轰鸣的机台上缓慢的移动/它笨拙地穿过我油腻的手指/在金黄色的牙针里投下准星”——
它的背后，站着多少杂乱飞舞的灰尘
犹如这铁制品的背后，站着
多少人：郑小琼，李燕，刘水平……
然后她们像一些灰尘一样在背后跳动
“像灰尘一样在背后跳动”，我感到了这样的诗句所揭示的活生生的命运的现场感和尖锐性，它不是来自观念、甚至也不是来自体验，而是来自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们的纤弱的劳作着的身体，来自那切身的“在场”的见证和经验。
很显然，郑小琼的诗歌已经跨越了“现实”甚至“生存”这类易于派生歧义的意义层面。因为人们通常是在现实的“道义”层面上谈论“底层写作”的价值和局限的，你写得再好，也架不住他说你篡居了“道德优势”。但这样的谈论对于她来说却是无效的，因为她几乎从不在所谓道义的层面上书写人的境遇。毫无疑问，现实是不公的，生存是艰辛和残酷的，但写出了这些，赢得了关注和同情，就能改变生存的残酷法则吗？依然不能拯救“沉默的大多数人”的命运。所以，同情就变成了廉价的作秀，眼泪则被讽为伪善的装饰，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可当年海德格尔是如何谈论艺术中的存在之思的？他从凡高的《农民鞋》中，看出了一个生命、一个曾经的和正存在的生命，他的见证性和意义。一双破旧不堪的鞋子，随便地摆放在地上，它的主人不知所踪。但正是它们，一双农民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的鞋子，很自然地在一个行走的血肉生命同大地之间，建立起了奇妙的联系，见证了令人惊心动魄的“存在”之义。于是他说，“作品使大地成为大地”。郑小琼的诗使我产生了类似的感受，因为她所关注的不是“道德意义”上的生命和劳动，而是“存在意义”上的生命和劳动——
一小朵蓝开在天空，倾向于平静
一小朵蓝抵达炉火，询问着内心
更深的蓝在铁片，图纸，沾满油腻
机器上轰鸣着的蓝，滑落出一截
小小的春天，一个人的爱情……
这是她的一首《蓝》中的句子。这个蓝是天空的虚无的蓝，是火焰燃烧至极限的纯青之蓝，是这劳深陷困乏的幻觉的蓝，但更是这有思想的生命内心中“更深的蓝”。透过它，我们会看见这生命与存在的黑暗之间的一缕细弱的光，一缕恍惚而又尖锐的、迷幻而又洞彻的、让人颤栗而又平静、激奋而又绝望的光。它闪耀着，沉默而宁静，炽烈而不可躲避。谁也不要指望用所谓的“专业性”和“特殊技艺”来拒绝这光芒——“无力抵达的地方太多了”，多年前一位诗人在她的诗中这样说。谁可以接近，什么地方通向着存在？那便是生命需要敞开而且能够敞开的地方，劳动，除非是体现着生命创造和尊严的劳动。谁真切地感知到这劳动的生命，谁就在瞬间接近了对它的认识，而那劳动者本身则无疑是通向着它。凡高深谙这道理，郑小琼也明白，她的诗在很多时候都具有使生命、存在和语言同时敞开并且相遇的能力。这是使她迅速地穿越甚至忽略道义、意识形态、甚至是生存苦难这样的层面的原因。在更多的诗人那里，通常观念与语言相遇，当然只会触及表层的问题，然而当那色彩和语言投向了不朽的通过劳动而敞开了的生命之时，存在的真理自会豁然而敞亮。让我们读一读她的《四月》，这些句子也许很容易使人想起艾略特的荒原中的“四月”，那是“残忍的、哺育着丁香”的四月，也是相当抽象和观念化的四月。可在郑小琼这里，它则充满了个体的经验与此在的直感：“黎明揉进了一滴铁锈的泪水中/她低头听见了恍惚的声响……”
四月在窗外行走，荔枝林开花
紫丁香低于爱情，铁的背阴处
生锈的月亮，一个相信爱的人
举起持久而隐忍的悲伤
“持久而隐忍的悲伤”！呵，这悲伤中的生命赋予了语言以灵魂，以活的意义。记得我一两年前在谈论“70后”诗人中的优秀者的特点时曾说过，他们具有可以“通过细节直接通向存在”的能力，而在前代的诗人那里，必须通过整体和观念化的建立，来搭建其通向存在之梯。在郑小琼这里，我的这个说法可以再次得到印证，她的充满暗示性和弥漫性的语言，他对富有原始根性的词语的得心应手的运用，使她的作品具有了强烈的整合力和弥漫性。
说到原始根性的词语，我还想谈一谈她的诗句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词、一个意象——铁。“铁”的频繁出现在郑小琼这里不是偶然，铁的冷硬、铁的板滞、铁作为工业化生存的象征，作为流水线一般的生产程序的隐喻，作为与细弱的人性与肉体相对照的异化力量的化身……在表现“工业时代的美学”方面，它可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铁是黑暗和秩序，也是心灵和命运。它统治着这这世界，这些血肉之躯的生命，让他们更显卑微、无力抗拒。某种程度上，如果说郑小琼的诗歌是有着不寻常的美学意义的话，那么她为这时代提供的最具有隐喻的扩张意义的，就是这以“铁”为关键词和标志的冷硬的工业时代的新美学。
除了语言的原生性和表现力之外，能够确证她的诗歌能力的，还要推她迄今已数量惊人的长诗。就我的视野而言，她的长诗写作不但有对其现实处境的深入而整体性的书写，而且具有十分明显的形而上学能力，不是量的简单累积，而是源于其强大的建构能力。像《完整的黑暗》、《进化论》、《幻觉者的面具》等都属于后者，限于篇幅，这里不准备展开谈她的这些作品，但我必须说，这些作品将奠定郑小琼作为一名很重要的诗人的地位，它们表明，其的“身份”绝不是一个“打工者”的名词就可以涵纳的，这是一位有着坚实的文化支持力量的诗人，她的思考包含了现实、历史、哲学和文化的广大领域。请读一读她的众多长诗中的一首《魏国》中开头的句子：
巨大的悲剧在旷野上弯曲，沿着秋天的头颅
它们返回一株植物的肩膀
庄子，一只蝴蝶，飞过魏国
混沌和辽阔的语境，构成了她超越力量的诞生背景和源泉，与此前第三代以及其他优秀诗人的长诗写作一样，郑小琼具有“开辟空间”的能力，长诗的规模和容量需要这种空间的开辟，需要放置巨大思想与结构的场域，她的诗在这方面表现出了无可置疑的才华.
郑小琼的长诗中还有许多与现实生存状况十分切近的篇章，《辱》、《在五金厂》、《挣扎》、《活着的记忆》、《幸存者如是说》、《兽，兽》、《黄斛村纪实》等都可以看出她对当代生活的悲剧性思考与处理，同样不可忽视。
无论从哪方面看，郑小琼都可以称得上是一颗真正的“新星”，尽管她的作品在局部也许还有粗糙和芜杂之处，有着稚嫩的痕迹，但毫无疑问她已经具备了成为一个好的诗人、重要的诗人的条件和质地。这非常令人振奋，我原来一直主观地认为，随着市场化社会和它的价值观的弥漫，随着娱乐文化对新一代人群的精神世界的“淘空”式占领，不会再有具备文化担负能力与责任感的一代了，然而郑小琼的诗歌教育了我，让我真切地感到思想之血的在生命中壮观的传承和流动。让我知道沉舟侧畔，病树前头，精神的道路永远不会停滞，火光在前。
2007年6月3日急就于北京清河居
(刊载于2007年<诗刊>"每月诗星"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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