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资事件小结：民间资本要向官府学习
吴季
诗歌、语言和政治
“莫谈国事”是一种明确的政治律令，可以由蒋光头颁部出来贴在电线杆上，也可以由“纯诗人”——无疑是“知识份子诗人”，或诗中所称的“语言环保团体”——来宣告。但这不是说语言之中不能杂有政治、影射政治、充斥政治（或“道德”、“现实”，等等），因为“时代进步了”，律令在放宽（江资所醉心的“女性主义”便是一种政治）。过去是说：“政治会玷污语言（或诗歌）”。现在冬去春来，知识份子有钱了，或被有钱人看上了——更重要的是社会矛盾加深了——这座森严的、简直像极权社会似的语言宫殿终于“改革开放”。如果说现实中的改革开放是抱着社会主义半遮面，弹着资本主义进行曲，那么诗歌的“改革开放”则抱着语言半遮面，弹奏的仍然是旋律含糊的老调。从这一点来说：官僚比民间资本家清醒得多，务实和老练得多，也更少矜持。知识份子从八十年代开始谈语言，在九十年代全面“世俗化”并继续谈语言，今天则把语言象牙塔或“语言的宫殿”改建扩建，至少慷慨地拿出一层来收留“政治”，条件是——先焚香三炷，在“语言”的牌位前鞠三个躬。
当然，这里说的主要是民间自由派知识份子——即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及其小资跟班。
小琼和打工诗歌——抓错的靶子
打工诗人几乎都避谈政治，或者说，还很少把自己的利益、前途跟“政治”联系起来。小琼算是特例。但她诗里的政治观纯粹是自由派的，优点是：激烈地反对城乡分割和暂住证制度；反对官僚专制政治；追求个性，也许还追求“民主”；等等。问题是小琼有过一段最底层的打工生活，所以免不了要写写打工者，写写剥削压迫，比如在那组写得很美甚至很宁静的《黄麻岭》中，也有“制衣厂一天十二小时的劳动／每月25日那几张薄薄的钞票”这样的句子。在题为《南方没有暧昧》的访谈中，小琼甚至正面使用了她自己也许很反感的“阶级”这个词，只是加上引号。但她诗里常见的“绝望”越到后来越不像打工妹的绝望，而更像自由派诗人中常见的那种“绝望”（比如现在论坛上“草根土地花”的那首《直说》），并且表现得特别狂热。但这些就很令江资反感了。江资敏锐的阶级本能同时使她变得盲目，于是误把小琼当靶子，一串串语言哗啦啦扫射过去。
小琼的诗跟其他打工诗人不同之处，部份在于她的天份很高，并很快踏进了知识份子诗歌圈里。因此，她的诗歌语言按知识份子标准，即使不是无可指摘，也是去之未远。她的好诗在语言及意象运用方面，远超过诗坛上大多数半死不活的语言拜物教徒。到她越写越单调的时候，恰恰是她深陷个人主义迷津之后。她很善于吸纳思想，可惜官方自由派也好，“激进”自由派也好，大多谈不上有什么思想。结果小琼只得到一些八股的逻辑，几个空洞的概念，只好靠意象、现实的碎片和“绝望”撑着。总之，江资拿小琼开刀，实在是找错对象了。
“民间诗人”的自大和贫乏
黄麻岭是“劳动密集型工业小镇”的象征，它由“郑小琼作品集中体现”，那么，江资的《黄麻岭》可说是向“以小琼为代表”的打工诗歌刮起的飓风——“充满蛮力的‘圣帕’”。这蛮力由小资女性主义的偏执、艺术个人主义的自我膨胀、资本家对于打工者和“过时的社会主义”的傲慢、“纯诗歌”对于“现实”和“道德”的优越感……组成，狠狠扫荡了粗鄙的打工诗歌。这也不算什么，仅仅是“语言环保团体”的一次例行严打而已。
当代知识份子又猥琐又自大。猥琐，因为基本上依附于权力或资本；自大，因为占据着“精神”领域。不管是否“关注底层”，也不管自己的文字、思想有多滥，他们总是理所当然地想为“打工诗人”补“文化”、“技巧”、“语言”之不足。江资只不过表现得太过骄纵罢了。和“打工诗人”们相比，江资无疑大有文化。她在深圳诗会上谈论的诗路历程，表明她自认为思想独特，深具个性。2001年的金华诗会使她看清了“名诗人”们“皇帝的新装”下名利之徒的龌龃相。江资得到的感悟是必须“心灵、行动与语言（诗歌表达）一致”。她做到了——江资不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她兼任知识份子和资本家，因此比一般知识分子“决断”和“傲慢”得多。
中国现代诗情形如何？据江资多年的研究：“中国新诗虽九十年了，可她的心灵根基却仍如此脆弱，甚至是式微”……江资开的药方又是啥：心灵，（“自有其生命”的）语言，形式（甚至“形式就是内容”），艺术不是道德判断……很有文化及个性的江资居然完全不了解，诸如此类的药方，十几二十年来早被诗人文人们开烂了。中国现代诗却依旧面色蜡黄，形同僵尸。但这毫不妨碍自大的纯诗人或江湖郎中们——江资不是第一个——拿着同一张字迹潦草、神秘兮兮的药方向打工诗人兜售。
稍有“独创性”的，是她的小资女性主义诗歌“新路”。所谓“稍有”，就是说独创性小得可怜。江资为自己理出这样一条线索：舒婷《致橡树》对男性的仰视，翟永明对“女性身份的突显”和“隐晦的性书写”，伊蕾“你不来跟我同居”的“直抒”，尹丽川之打开“身体的大门”即性器官……接力棒传到江资手上了，那就是——“打开心灵的大门”。她从女性主义借来的“创新”之处在于：避免“落入男性观看的圈套”，而要“找到自己的声音”。此外，据称她的《木棉集》需要先了解（70年代即已落伍的）结构主义和（在这个式微年代炒得红火的）后现代叙事的写作风格才能读懂。
实在是很厌烦地把江资女士的讲话整理了一番。如果不是因为跟“打工诗歌”的关系，而只是偶然读到，我会把它当作装神弄鬼的文人梦呓一笑置之——就连“创新”也是程式化、千篇一律的。中国诗歌合该钻进棺材里去。
民间资本、官府和打工诗人的三角恩怨
很多打工诗人也在鹦鹉学舌，包括动辄吹着“写作是个人化的事”之类的调调，令人作呕。当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正是统治阶级的意识。”文坛上亦如是。而在这方面，“民间”文人的滥调比起官僚文牍之腐臭，还是有明显优势的。我想，如果江资女士的“主人道德”感没有那么强，如果她和颜悦色地教诲并鼓励在座的打工诗人，就没法像现在这样上演一场好戏，多多少少提高了个别打工诗人的觉悟。“招安”虽然令《水浒》的观众们义愤不已，但在现实中，的确比“平叛”有效得多。
一场口水战之后，江资不无得意地写道：
飓风过后，……
简陋的茅寮，显得有些萧条
守门人忙于拆东墙补西墙
嘴里嘀咕地诅咒着这充满蛮力的“圣帕”
却不愿反省自己作物的简陋、行为的不雅观
和不加掩饰的污水横渠的地面泛滥
很明白：打工诗人自己作物（即作品）简陋，行为不雅，任污水横渠……这可怪不得“圣帕”：“你们自己要反省！”而江资的教诲不仅如“圣帕”，而且像洪水：
洪水的强力会带来灾难，但同时
更会带来新生的建设——让语言大地
更卫生洁净，让幸存的纯洁更纯洁
她不会坐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成果
发布会上作为主讲嘉宾，更不屑
享用拟“苦恨”和“热泪”换取品尝
村长热情奉上的“黄金芒果”
……
江资之所以横扫打工诗人及打工诗歌，是为了“让语言大地／卫生洁净”。我们已经领教了她对打工诗歌的厌恶，这厌恶又因打工诗歌得到政府扶持而加剧了。她的出发点是中国当代诗人的命根子：语言。她质疑——事实上很鄙视——“政府有关部门将用一百多万元出的打工诗集，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果呈现”。
这个没得辩护——明摆着就是招安。以现有打工诗人之头面人物们的阶级觉悟，估计挡不住这类攻势。虽然他们可能以“为打工者（或打工诗人）做点事”当借口，或认真地相信自己心里仍记着底层打工者。但这只是临别挥泪，就算藕断丝连，终归还是要嫁进衙门的。对（底层）打工者的关注，已经明显让位给对“打工诗人”的关注——这是锐气消泯、小圈子本位利益形成的无误标志。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大批的劳资调和派、官资调和派，未来的新型黄色工会或许也需要补充大批来自底层的新血。紧锣密鼓声中，帷幕刚刚揭开而已。
比起打工诗人来，江资则像一切“激进自由派”那样，显得很有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对政府的不信任”，未必都是敌对，但至少要扮演反对派角色。诗歌方面，对“语言”的坚持本来就是七、八十年代至今“民间诗人”对政府保持“独立性”的传统根据地，也是他们攒下的本钱。知识份子以此傲视（官僚）政治，也傲视打工诗歌。打工诗歌对江资来说，既未归顺“语言”，仍在“诗言志”，那就等于还停留在可鄙的“政治”那里：
这儿的居民，似乎更关心政治
不事、不屑语言的劳作和耕耘
……
这儿的“缪斯”是一个被掳掠的女人
任何人都可肆意同居——
江资的傲慢和偏见减损了她的敏锐。其实很多打工诗人都向“诗歌”、“语言”的牌位表过态、烧过香、鞠过躬了。结局是两个：一、彻底知识份子化，并疏离底层体验，其中较诚实和有自信的已经脱去打工诗人的外衣，在记者、编辑的职位上重新确认了自己的“知识份子”或“诗人”身份；二、仍在底层，却感染着知识份子病毒，结果诗歌语言、技巧、内容、意识和精神面貌可悲地停留在生涩、造作和不上不下的状态里。
小结：民间资本要向官府学习
江资跟其它“民间知识份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一般知识份子有意含糊地使用“民间”一词，江资则赤裸裸地代表“民间资本”。由于在日常生活中，老板与打工者处于事实上的紧张对抗状态，“民间资本”（江资）虽然试图把打工者从“邪恶的”政府那儿拉开，但对于调和同打工者的矛盾也并不抱什么希望。相反，它相信自己的力量，“独立性”，对打工诗歌、打工诗人——包括打工者——习惯性地敬以“主人的道德”。
总之，江资的深圳诗会发言、《黄麻岭》组诗及其激发的口水战，核心在于政府／“民间”资本／打工诗人／打工者之间的关系。江资毫不掩饰的强人姿态，多少激发了打工诗人往（几乎缺席的）打工者那儿靠了靠。每一次“打工诗歌”招牌被傲慢的小资们吐上一口浓痰时，打工诗人们才会搬出“打工”的资本来（哎，受到官方或资方压力时，工会官僚也不免需要来自工人的支持）。前景还难说，毕竟一长串打工诗人还是等着招安的——打工诗人论坛上一直以来就充斥着关于打工诗人而不是打工者的消息，就连“山西黑砖窑”这种权力和资本联手凌虐农民工的令人发指的事件，多数打工诗人竟然都对此噤声！
官僚深谋远虑的收编和江资的傲慢自恋相比，再次说明：官僚在长远利益方面远比民间知识份子来得清醒。毕竟前者有着长久的统治经验，后者只有进步的幻象和空洞的“原则”。这次论战以及这几首诗向我揭示的，就是这些。
附：《伤城，或我的祖国》之黄麻岭系列
：江涛
黄麻岭三（广东，东莞，东坑）
飓风过后，一种不同寻常的安静
像秋风后的落叶，在粗糙的地面上
或像王小波在他的小说中对树叶
的诗意描述：一种为黑暗挺着的欲望
简陋的茅寮，显得有些萧条
守门人忙于拆东墙补西墙
嘴里嘀咕地诅咒着这充满蛮力的“圣帕”
却不愿反省自己作物的简陋、行为的不雅观
和不加掩饰的污水横渠的地面泛滥
导致语言环保团体的非议
有一点他是不明白的——
“圣帕“之所以身藏圣谕，是因为
她从来不想占地为王，也不愿袖手旁观
洪水的强力会带来灾难，但同时
更会带来新生的建设——让语言大地
更卫生洁净，让幸存的纯洁更纯洁
她不会坐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成果
发布会上作为主讲嘉宾，更不屑
享用拟“苦恨”和“热泪”换取品尝
村长热情奉上的“黄金芒果”
日子如常，这儿也会如常热闹起来
串门的串门，打牌的打牌
大鬼小鬼仍旧会争个不亦乐乎——
这儿的居民，似乎更关心政治
不事、不屑语言的劳作和耕耘
像一头只懂吃“草”却大嚷
自己出产的是“奶”的被阉割的公牛
这儿的“缪斯”是一个被掳掠的女人
任何人都可肆意同居——
有种的，又何须生产在语言的宫殿？
可以预见，如果相关情况和环境得不到改善
黄麻岭不过就是黄麻岭——
另一场“圣帕”的清算风暴还会指日再来
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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