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界》2007年第十期
李少君与其“草根性”诗学
刘复生
李少君是中国近年来最为活跃的诗歌批评家之一。尽管他在更广泛的文学领域，甚至思想文化领域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实，李少君并非近年来才转入诗歌批判，早在1980年代在武汉大学读大学期间，他就是当时比较活跃的武大文学社团的诗歌理论家，并更多地以批评家的身份参与、见证了风起云涌的第三代诗歌运动。1990年代中期以后，基于对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的广泛阅读、观察和分析，他对中国当代新诗的现状与未来走向做出了独到的判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也激起了热烈的讨论和争鸣。因为他的理论贡献与影响，曾获得“明天诗歌双年奖评论奖”，还被民间的撒娇诗院授予“诗坛金哨奖”。
李少君有着独特的诗歌价值论，这一点通过他重提诗教传统得到集中体现。“诗歌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无论新诗还是古诗。在中国古代，诗歌确实是中国人的宗教。孔夫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见中国历史上人的成长与教育与诗歌的关系之密切。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诗歌除了对于个人而言传递微妙感受、抒发性灵之外，还在规范伦理、教化人心、慰籍人心方面，起到与西方宗教类似的作用。……诗教导了中国人一种人生观，如何看待宇宙、世界、自然、生活与同类的价值观念，以及由此而生出的一种仁爱、悲悯情怀。所以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诗的位置是无法彻底根除的，最多是有时候隐藏一些，有时候张扬一些。……而在这些诗歌中，其实就内在地规定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与情感方式，一种伤感于时光飞逝的无可奈何的虚无感，但又自我安慰心存乐观，这些都是深入中国人的骨子里的，内心深处的，无法摆脱的。所以我曾感慨：西方有《圣经》，中国有《诗经》。在古代，中国人失意时、悲观绝望时，诗歌都能给他们心灵的安慰，因为诗歌里有一种永恒的超越性的力量。”[1]
李少君在一系列文章中重提诗教传统，在当前的中国文化语境中，显然具有特殊的用意和指向。它不单是试图以诗歌的力量重建市场时代既经沦落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般意义上重提诗歌灵魂拯救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诗歌还是在所谓全球化时代进行中国文艺复兴的前提、手段，也是它的最重要的内在组成部分。所谓“借诗还魂”，最重要的文化及历史意义在这里。所以，他才提出“文艺复兴先复兴诗歌”，这是基于他对中国当代思想状况和全球化问题的思考。如果我们结合他的另外的文章所显现的思想背景，则不难发现他对诗歌复兴的期待与对中国当下文化追求大方向的思考有内在关联，文艺复兴或许才是重心所在，这一对诗歌命运的反思的背后却是更为宏大的历史判断野。这是其他的诗歌理论家所不能有的视野。
在一个“富起来”或“正在崛起”的时代（尽管有代价）该如何做一个中国人？这是李少君重提“诗教”的问题意识。如果在追求和积累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丧失了民族的文化抱负，丧失了自己文化的普遍性，这个民族最终只能“两手空空走向黑暗”（韦伯语）。在美国化的全球化的历史处境中，在文化麦当劳化的历史时刻，在普遍同质化的全球化时代，重建中国人的文学世界或文学中的生活世界，才是中国诗歌的最高远追求。只有以这种文化抱负，才能创造出真正的、和这个大国身份相衬的文学和诗歌，不止一处，李少君表达了对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心仪，原因盖在于此——显然，在历史上，只有唐代诗歌才真正实现了这种文化抱负，从而也才达到了艺术的巅峰。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认识既是对中国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时代命运的把握，也是对自己参与的1980年代的思想资源的自我清理。所以，他才一再地表达类似的意思：“我承认西方文学、诗歌给我们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也对此非常敬重，但恰如我近年来在一些大学演讲时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在年轻的时候，刚踏入社会的时候，我确实感受到过卡夫卡所描述的那种现代性处境的荒谬感，但随着对世事与社会的深入，《红楼梦》更得我心，《红楼梦》的那种深层的中国化的审美魅力，更让我沉醉。比起卡夫卡，《红楼梦》也更能深入中国人的心灵。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自然认为《红楼梦》是更伟大的文学，是卡夫卡无法比拟的。”[2]
这构成了李少君对新诗发展史进行反思和价值判断的背景，他在多篇论文中表达过类似的见解，中国诗歌在“五四”前后出现了一个“断裂”，如果单从形式上看，这种批判并不新鲜，“五四”时期学衡派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胡先骕、李思纯、吴宓等人即批判白话诗从根本上抛弃了古典诗歌的传统，1990年代郑敏也表达过类似见解，近年来青年学者邓程在《论新诗的出路》一书中亦全面表达了对新诗发展道路割裂传统的不满。但各种对新诗病症的认识和诊断其实是不同的，背后的问题意识也是不同的，于是，所试图提供的解决方案也自然是不同的。李少君对新诗西方文学资源的批判，不再是处于1980年代式的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思维框架之内做出价值判断。同样，李少君也并不是要在美学理想上复古，正如历史上一再表明的，形式上的复古背后往往有深远的历史抱负和文化诉求。
李少君认为新诗“先天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初始的功利性目标和写作的观念性特征，这导致了新诗写作漫长的混乱时期：“新诗自诞生起，就担负起民族救亡与思想启蒙的重任，是一种知识分子用以唤醒民众、灌输现代意识情感的工具，因此也就具有强烈的功利性。这样的新诗显然就是一个早产儿，先天营养不良。从艺术的角度来看，由于与中国古典的诗歌传统发生了过于巨大彻底的断裂，新诗在形式上一开始也不自然，只是模仿来自西方的翻译诗歌，而在翻译过程中，又遗失了西方诗歌在自身语境中的那种自然的优美、韵律与节奏感。因此，新诗一诞生就显得僵硬、机械，缺乏艺术本身具有的自然的自由的美感，更缺少活泼生动的本民族气息。即使是穆旦这样具备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写起新诗来仍不自然，无法施展，或者干脆借助翻译的便利优势直接从欧美诗歌中照搬拿来。而当代汉语诗歌更是成长不易，在本来就很单薄的传统中断二三十年之后，朦胧诗居然能横空出世，已是奇迹。但考察其来源，灰皮书之类功不可没，毕竟不是从自己土壤里自然长出的东西，所以硬伤早已暗伏，因此直到晚近，还有人指责朦胧诗领袖北岛的诗歌缺乏‘中国性’，其诗作完全可以看作一个英国诗人或加拿大诗人所写。至于对新诗缺乏原创性与雷同性的指责，人们早已耳熟能详。”[3]
正是这样一种思想逻辑，他才对谬种流传，遗祸深远的周伦佑式“非非主义”和以韩东为代表的“他们”深恶痛绝（显然，不成熟的诗歌批评界成了“非非”等的帮凶，其实诗歌批评界也一直是非非式的，理念先行，或干脆只有理论而没有诗歌实践，学哲学出身的韩东也只是玩了一把理论的空手道而已）。[4]应该说，这不单是历史的批判，更是现实的批判。其中包含着他对当下占据表面的主流地位的新诗创作状况的深深不满，或者说，对这种诗歌创作窃取诗界主流地位这一现实的不满。或许，有人会从李少君对西方诗歌资源的态度上看到他与所谓民间派理论主张的某种相似，其实，在李少君看来，所谓的民间派，在总体上（除了于坚）与它所极力反对的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并无不实质性的不同，也是以不同的形式落入了这样的陷阱，甚至恰恰是代表了最恶劣的观念性写作的方向，这种虚假的民间派只能进一步地增加新诗的混乱，并遮蔽真正的民间精神。
不难看出，他之所以提出“草根性”写作的主张，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要针对新诗写作这种漫长的混乱制定一个策略性的应对方案，同时，草根性写作，在他看来，也是当下正在生长的对抗新诗错误方向的革命性力量。它也代表了真正的民间精神。另外，草根写作也为找回诗与生命的真实联系，找回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精魂提供了可能（这也正是李少君在多处提到诗歌的“中国性”的真实意指）。所以，“草根性”可视为李少君诗学主张的一个核心词。围绕着这个关键词展开的相关论述也是李少君在诗歌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所谓‘草根性’就是，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二，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三、针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四、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其实，一言以蔽之，它强调‘根’，强调来自‘灵魂’的原始的活生生的切身感受、感觉。说到底，人们东游西荡，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根’，那是灵魂与家园之所在。”[5]李少君使用草根这个概念，即有意规避了歧意丛生的民间这一术语，也为了更富深意的理论表达。
草根，译自英文grass- roots，现在已是社会学等学科及大众文化领域的一个常见词，主要含义有群众的，基层的，平民的，大众的等等，有时又带有无权的，底层的，弱势的等意思，同时，由于草根的语言形象，它还隐喻了某种来自底层的顽强性格和旺盛的原始生命力，以及与此有关的遍布广大社会文化空间的广泛性。如果用草根来描述一种文化创作，则它明显地带有非主流、非正统的反精英气质和自发性、非功利的“爱美”（Amateur）性格，一种压抑不住的原创性。我发现，李少君之所以使用这个词，显然是看中了上述复杂而丰富的含义，而不是由于这个词在社会学领域的时髦。这些意义的层面正是他要传达的意思。这些词义项共同塑造了李少君心目中的一种理想的，同时也是正在出现的现实的写作形态，同时，它也是使新诗真正本土化的出路。
“所以，寻找当代汉语诗歌的原创性或者说新的生长点的关键在于提倡一种诗歌的‘草根性’，简单一点说，就是指从自己的土地上、土壤里自然地生长出来，具有鲜活的一种生命力的诗歌。……需要澄清的是，‘草根性’并不是乡土性，乡土显然已经不足以描述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如今城乡正在一体化，越来越相似。我们说的‘草根’也常指都市的社区、街道、底层，比如草根民主。同样，‘草根’也不是指民间性，所谓民间是鱼龙混杂、良莠不一的，民间也有罪恶、黑社会，而‘草根’则是一种良性的向上的力量。而所谓学院、朝廷，更必须倾听草根的声音，向草根学习、汲取，才能获得一点生命力。草根可能有一点本土化的意思，但它不是指僵化的死的传统，而是指一种活的生长着的力量。本土和传统在这里都是还需要转化的潜能，并不是伸手取来就行，而需要重新审视、重新发现、重新认识，并进行转化，转化得好了，成为了融入当下活生生的语境的要素，才能使‘草根性’成为真正有活力的源泉。／如果再概括一下：一首诗或一个诗人是否具有草根性，就是指你能否从里面读出其背景、生存环境、个人独特的感受与体验甚至诗人自身的学养、脾性。草根性同时还是很个人化的东西，个性气质一样的东西。是一种原创性的东西。”[6]
草根所指称的诗歌写作，是当前正在出现的一种革命性的潜在写作趋势，李少君以他的理论敏锐率先发现了这个潜在、隐形的诗歌世界，并最早对它做出了命名，做出了阐释，而且尽力扶持它的健康生长——这或许也正是李少君所认为的理论家的真正使命与责任。所以，草根理论和此前种种观念性写作的宣言式理论有着质的区别，我们回想一下诸侯纷起的第三代诗歌运动那些理论大于创作，甚至完全越过诗歌实践、无中生有的理论观念吧。
草根理论是基于李少君对既经变化的当代诗歌创作格局的总体判断和前瞻性观察。他对当下诗歌创作状态的描述显然不同于主流诗界的看法（它往往带有过多的诗歌政治意味），也不同于一般读者通常的理解（悲观主义的），“……产生了一大批我称之为具有“草根性”的诗人和诗作，代表性的人物有雷平阳、杨键、桑克、黄灿然、古马、陈先发、潘维、沈浩波、张执浩、江非、辰水、叶丽隽、蓝蓝、胡续冬等，仅在广东，就有大量优秀诗人如姚风、卢卫平、郑小琼、凌越、宋晓贤、谢湘南、黄礼孩、杨克、老刀、世宾、唐不遇、浪子等等，他们的创作，共同形成了一个新的诗歌高潮。”[7]在他看来，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歌真正进入了一个民间时代，当前的诗歌创作的总体状况，包括地缘格局，资源分布，传播机制，评价体系，诗歌教育，接受方式等等，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场诗歌革命正在发生，并且已经发生了，一种健康而富于生机的叛乱正在代替僵死且有秩序的混乱。这种变化之所以发生，既有诗歌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因素。内部的原因在于，由于当代主流诗界神话与信誉的破产，诗歌创作原创性力量对学院派的知识与技巧炫耀和口语派的“口水化”的自然反叛。外部的因素在于，新的时代的技术手段为平均化的诗歌教育与新的传播、发表、评价体系提供了可能，这正是李少君近年来特别关注网络文化的原因。在他看来，以网络为代表的新时代，使垄断某种西方资源作为写作灵感的时代一去不返（比如朦胧诗人靠某种特殊的便利条件接触到“灰皮书”或受过大学教育的当时的精英分子学习某一外国经典诗人），更重要的，网络打破了主流（不是官方的主流）诗界在发表、传播上的垄断，[8]为优秀的草根创作的流传以及大规模的淘汰、去芜存精准备了条件。
在当代诗歌理论家中，李少君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勾画了这种令人震奋的诗坛格局，他的看法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呼应，在他的带动下，许多优秀的诗人，诗作开始进入阅读的视野，极大地动摇了以当代诗歌主流自居的压抑力量。草根理论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对新时代健康的正在成长中的诗歌力量的看护与扶持，以期尽快终结中国当代诗歌的混乱，重建良好的诗歌秩序，在这个转型的历史时刻，需要目光敏锐的助产士式理论家，李少君无疑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目前来看，也是最重要的人物。所以，我一直认为，草根理论的现实意义要远大于其理论意义，这是一种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实践性的理论，是一种注定要影响当代诗歌走向的理论。它也许无意于追求自身作为理论的完美与自足性。李少君是一位具有强烈实践性的理论家和批评家，针对他围绕草根而进行的一些具体表述多做纠缠没有多大意义。李少君只是为了指出一种事实，指出一种趋向，并对历史大势进行描述和判断，以期实现或引领历史的可能性，使之真正、充分地成为现实。当然，这其中也带有他个人的价值判断。或许，历史会证明，李少君起到的是当初朦胧诗初起时谢冕式的作用。
在李少君的心目中，草根性不仅指称一种写作趋向，同时还是裁量诗歌的一种尺度与标准，指一种和切身的经验息息相关的原创性的诗歌品质。这一点使他区别于种种仅仅从伦理的意义上关注底层诗歌经验的批评。这是至关重要的。“我喜欢明晰、简洁但有独创品质的诗歌。所谓诗歌‘伟大的标准’，我认为肯定不能仅仅是对诸如麦子之类的空洞的东西的疯狂的热爱，而应当是有温度，有感情，哪怕是对人与人类的细小关怀和微不足道的关注，只有这种悲天悯人方可能称为真正的伟大。”[9]显然，他认为，对于当下诗歌创作来说，怎么写远不如写什么更重要，他坚持了一种古典的诗歌的正义原则。“在我看来，真正的大诗人、大作家，必定是充满良知、正义、勇气、同情心、怜悯心与深厚、素朴的感情的，在他们那儿，关心什么不关心什么，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永远是第一位的。他们关注人间疾苦、人世患难、生命、爱情与友谊，他们追求公正、自由、平等、博爱，他们维护人权，反抗暴政专制，他们呼吁世界和平、鼓吹人类友爱。”[10]当然，在理论上讲，能否把二者区分开还是个问题，但这种策略性的表述所针对的当代诗歌的某种病症谁不清楚呢？近年来他针对具体诗歌创作现象与诗人而进行的批评实践正是以此为内在尺度。
李少君的诗歌批评对新生力量起到了极大的扶植作用，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典型的比如他对雷平阳、杨键等诗人的阐释与批评。另外，依托他主编的影响深远的《天涯》“诗歌专辑”（这个栏目具有深远影响，也印证了草根诗歌的号召力），推出了大量寂寞的优秀诗人和新诗人，很多人是第一次正式发表诗作。这是李少君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以自己的手，使一个充满活力的诗歌江湖显形，使一些优秀的诗人获得或重新获得关注，甚至使一些新人实现了自己都不清楚的潜在的可能性。李少君选诗和评诗的一个特征是以诗为中心而不以诗人为中心，对那些名气大而诗差的人从来不屑一顾，他的现有的诗评表明他从不锦上添花，但对于有才华的新人，他却从来不吝于自己的赞美与喜爱。我把它视为当代批评（不只是诗歌）最可贵也是最缺乏的批评品格。
李少君的批评，最可贵之处在于独立性，不跟风，不纠缠于华丽的伪问题，不参与虚假的歌唱以换取诗坛的象征性利益，尽管他并非无此能力。现在的批评界关心的大多是伪问题，这其实是新诗及批评在1990年代以后招致大众遗弃的最深刻的内在原因。我相信，在李少君看来，不是什么商品社会（虽然它也是一个因素，或许还是重要的因素，但决非最重要的因素）使诗歌陷入了困境，对诗的需要是任何时代最内在的心灵需要，商业时代或许会排斥其他的文体，如长篇小说，却绝不会真正的排斥诗，相反，商业时代会产生内向的挤压，更加催生对诗的内在需求。人们离弃诗歌的最主要原因，只能是当代诗歌未能提供令他们满意的东西，任何故作高深的，自命清高的精英主义辩解和自我解嘲都是可笑的，当一再有人辱骂当代读者（几乎包括了所有的中国人）“弱智”时，真正需要惭愧和感到无耻的，决不是当代读者。如果说，在大约1990年中期以前，真正的民间力量仍习惯于在当代主流诗坛的阴影与压力下，在被迫接受与拒绝之间进行选择，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以后，真正的“民间”（不是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某些人指的民间）走向了自己的创造，一种被压抑、甚至被羞辱的巨大的原创力量正在被释放出来。一个新的诗歌时代正在到来，它注定将瓦解当代的诗歌僵尸——它们早就名存实亡，抵挡不住任何一点清新之风的吹拂。这就是诗歌的草根时代。这次革命的历史意义，或许可与朦胧诗的崛起相提并论，如果说朦胧诗以新鲜的想象方式挑战了僵硬的官方写作，那么草根写作则以源于生命的强大冲动（而且由于日益普及的诗歌教育，草根写作并不缺乏技巧）正在冲决诗坛新的专治与垄断势力的压制。但对于这种揭竿而起的现实，批评界、批评家们不知是由于自身利益，还是由于洞察力不足，普遍地保持了沉默。李少君是率先站出来为这个新时代发言的人，我想，这不单是一种理论的先觉，还是一种道义的表现。或许，未来的历史将证明和进一步突显李少君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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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诗歌乃个人日常宗教——答《晶报》刘敬文问》，《晶报》2007年3月10日。另外多篇论文也有类似的表达。
[2] 《新诗需要树立新标准》，《九十年代以后》，曹成杰，李少君主编，南方出版社2006年7月。
[3] 《草根性与新诗的转型》，《南方文坛》2005年3期。
[4] 《从莽汉到撒娇》，《读书》2005年6期，或《莽汉·撒娇 李亚伟·默默诗选》，时代文艺出版，2005年1月。
[5] 《诗歌与诗人的归来》，《新京报》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６日。
[6] 《寻找当代汉语诗歌新的生长点》，引自百灵社区网。
[7] 《诗歌乃个人日常宗教——答《晶报》刘敬文问》，《晶报》2007年3月10日。
[8] 《网络给诗歌复兴带来新契机》，《新京报》2007年2月16日。
[9] 《诗观》，椰林湾，诗歌专号。第9页。《诗歌之标准》中也有类似的话，见《那些消失了的人》，南方出版社2004年5月。
[10] 《草根诗人杨键》，《中华读书报》2004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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